特别策划 ┃ 远道
远道
Endless Is The Road Ahead，
We Shall Pursue The Truth By All Means
文：安来顺
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
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为博物馆事业创造了近20年持续快速增长的环境，而且仍在继续这一增速。
与任何事物一样，快速增长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困扰和问题，应该也是可以想见的。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博物馆的发展绝不仅仅是数量上的扩张，还包括博物馆对自身业务规律的不断调试。所以，遭遇“成长的烦恼”也是不断成熟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吧！只有不断积累，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着眼于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尽快摆脱烦恼，迎接期待中的未来。
从这个角度看，确实有几个问题值得展开客观和理性的思考。
首先要弄明白的是，中国博物馆近20年的增长速度背后，驱动力究竟是什么？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它与我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结合在一起。毫无疑问，这是最重要的驱动力。欧美发达国家的博物馆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可以说是具有共性的。
但在中国的语境下，确实有一些“中国特色”的因素在强力助推着博物馆的快速增长。其中两个方面非常突出：一是中国博物馆长期的历史欠账。1978年中国决定迈出改革开放步伐的时候，9.63亿人口只拥有区区349座博物馆，这是认识我国博物馆数量出现爆炸式增长不能不谈的背景；二是各地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管理者们政绩观出现微妙变化。
尽管这两个方面并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全部，但的确反映出正面应力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已经开始得到释放，管理者们终于看到了与GDP增长同样重要的地方文化软实力的价值。
然而，狂飙突进的过程中，超级规模和高能耗的博物馆不断出现，必然会使新生的问题接踵而至，这是值得警惕、深思并积极寻求良策的。我们必须自问：目前各方面的可利用资源条件是不是足以保障这样的发展速度呢？
所谓可利用资源，至少涉及三个方面：首先是人力资源。我们是否储备了或者培养了足够的、符合博物馆专业化、现代化要求的专门人才？现有的体制、机制是否有利于优秀博物馆专业技术人员源源不断地产生？
第二是藏品资源。几乎博物馆的所有活动最终都无法离开收藏，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收藏——实物收藏也好，非物质收藏也罢，哪怕是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收藏。这应该是博物馆有别于其他机构的根本属性。我们是不是真的面临藏品来源的匮乏，或者只是一种“疑似”的匮乏？
第三是物质（尤指财政上）的资源。任何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投向必然会根据不同的经济运行状况而有所优先考量或取舍。特定阶段内，通过政府集中、大量的财政投入维系公共博物馆的高速发展和运作，这是可能的，博物馆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或长或短地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事实往往是，几乎没有任何政府对博物馆的经费支撑始终是保持一个力度、一个节奏，恒久不变的。对此我们是否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而且未雨绸缪呢？
提出这些问题的初衷绝非抹杀我们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是希望所有的博物馆政策制定者、运行管理者、博物馆研究者乃至所有关心关注博物馆的社会人士，换一个角度来观察我们博物馆正在、或在将来可能面临的行业状况，做出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判断，并找到相应的对策。
为适应中国博物馆数量快速增长的形势，人才队伍建设是重中之重，而且是一项系统工程。
在国家层面上要完善顶层设计，建立和健全博物馆整体的人才培训体制和机制。这可能需要一个不太短的过程，且必须要迈出坚实的一步。在这个过程中，博物馆不能被动等待，而是应该启动多渠道、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培养计划，结合本博物馆自身的发展定位，找出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培养急需人才。
最直接向博物馆输送人才的是相关高等院校。然而，目前我国高校文博专业与博物馆人才需求之间的脱节情况还是相当明显的。设置文博相关专业课程的高校，其绝对数量并不小，可以授予文博专门学位的就有约五十座，与国际上一些博物馆发达国家相比，绝不逊色，甚至超过他们。
然而，就我国高校的博物馆学科建设和具体课程设置而言，却普遍偏重于内容学科，像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内容学科占绝对优势。这些内容学科当然重要，因为不存在没有学科内容的博物馆。
但这里所说的问题是，与博物馆核心业务相关的学科，如藏品的收藏、登记、著录、保护、修复，陈列展览的策划、开发、诠释，认知与传播理念、途径、方法，公众服务和社区参与，乃至博物馆机构和博物馆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和伦理等直接关乎博物馆作为一个开放的公共文化机构的内容则有所欠缺，或者是支离破碎的。
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
可以说，目前这些博物馆方向的学科在高等教育中的定位和地位，和我们对高速发展的博物馆和高素养的专业人才的厚望，距离不小。这无疑与我国大学教育中，学科认定和评价体系等体制性问题有关。
但在很难实现重大突破的框架内，相关高校仍可以另辟蹊径，例如研究借鉴其他国家普遍推行的双学位制、校馆合作办学、开设远程兼修课程等，并且对具体课程定位做相应的调整。
与此同时，也希望高校决策者能站在内涵式发展的战略高度，承担其学科建设的重任，构建相对完整的、系统的博物馆学科体系，推动中国博物馆从理论到实践迈向一个新的高度。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对于博物馆而言，除了引进大学输送的新生力量外，也需要紧密结合自身的定位和目标，在实践工作中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素养和娴熟技术的专门人才，努力破除因循传统而无法突破的门槛和障碍，重视、加强、优化机体内部的协同合作，尤其是加强研究部门和面向公众的诸部门之间的密切协作。此外，博物馆之间的互派互访，短期交流任职等，都不失为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积极尝试。
此外，当今博物馆的对外合作领域、合作方式早已不同于往昔。在实践中，立足本馆，与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开展多元合作，这方面已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显现出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博物馆成为对外合作的平台，但这似乎还不够，应该让博物馆变成强大的人才磁场。
一座真正意义的现代博物馆，肯定有自己基本的收藏政策，该政策决定了收藏范围、收藏标准、优先收藏领域等等。同时，在结合这个基本政策制定具体收藏工作计划时，往往需要结合某一时期变化了的形势，对某些领域给予优先的关照和强化，例如强化多长时间、强化哪些品类，对这些物品作何种研究判断……都是博物馆需要根据自身特性放眼未来的重要决策。
博物馆应当注意到的一种新的趋势，即今天的博物馆需要关注距离我们尚不太远的过去，甚至关注当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了今天而收藏过去，为了未来而收藏今天。两三年前国家文物局启动的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项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趋势，而国际博物馆协会在1996年便把“为了明天而收藏今天（Collecting Today for Tomorrow）”作为当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
如果上述尝试会涉及一些博物馆收藏政策的调整，而一时难以实现的话，那么以一种新的藏品认知角度深度挖掘藏品资源的巨大潜力，则是绝大多数博物馆可以做到的。
2014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海报
“Museum Collections Make Connections”
我国多数博物馆是按照不同文物类型，用单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加以管理的。现在看来，超越这种传统的做法可能成为一种必然。在不少博物馆面临藏品来源短缺，或者说“疑似”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多学科的介入、合作，深度挖掘现有藏品资源的信息和意义，是必然的选择。
唯有如此，在传统的、单一学科思维方式下沉睡的藏品资源才会有更多的机会活起来，进入博物馆的展厅，进入博物馆的文化活动项目，才更加容易与当代社会的关切实现对接，让博物馆收藏的历史遗产在当下发挥更大的作用。公众面前的博物馆收藏，就会呈现出更多元、更丰富、更立体的面貌。
总的来说，丰富博物馆藏品资源的策略，至少有两条途径可供选择：其一，在深刻理解博物馆所承担的社会角色的基础上，通过对收藏政策的微调，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不远的过去和当下，进而拓宽自己的收藏范围；其二，通过加强多学科的合作，深入挖掘已有的藏品资源，在没有入藏增量的情况下，提高藏品的利用率，挖掘更多的信息和意义，并对此加以更广泛的应用。在具体实践中还会有其他的可能途径，前提是思维方式要有变化。
最后，不得不说，从博物馆的制度和伦理层面上观照，所有为保护自我利益而设置的障碍，都在逼迫本已有限的资源进入更为有限的死局，是必须解除的。合作的潜力、可能释放的能量远比想象的要大。很多博物馆已经积极尝试，这需要鼓励，应该增强。
过去，博物馆人往往耻于谈所谓的博物馆经济学，尽管遗产经济学已经存在了数十年。也许说博物馆经济学玄虚了一些，但它至少在两方面，对今天的博物馆有重要价值：一是如何让博物馆现有的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二是博物馆如何拓展新的资源（主要是财政资源）渠道。这里主要谈谈后者。
不可否认，现代博物馆越来越多地介入经济活动领域，比如文化遗产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增值公众服务等等。当博物馆这样一个公益机构进入一个自己相对比较陌生，至少不熟悉的经济领域时，还是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在博物馆的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s）转化为文化资产（cultural capital）的过程中，首先要明确自身的优势，就是“critical resources”，即最具核心竞争力的那一部分资源，以此为基础，博物馆能够建立自己的文化品牌，经过精心培育，使之茁壮成长，产生经济效益。这是博物馆最直接的、也是有形的资源或资产。
在这里我们同样强调的是，博物馆中另一种存在形态的资源，它往往是无形的，通常会被忽略。拓展这种资源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博物馆真正建设成当地民众的博物馆。其体现的方式是公众的关心、时间和支持等，这看似不能直接为博物馆带来经济效益，但它对博物馆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
当一个博物馆以当地民众的文化需求为导向，成为当地居民心中不可或缺的公共场所，成为“公众友好型”的博物馆，甚至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公众不仅仅会在道义上支持博物馆，在经济上也会有支持博物馆的行动——他们会正面影响政府对博物馆的支持力度。很难想象，一个政府在讨论预算分配的时候会不受到强烈的民意的影响。这一点对那些经费遇到困难但又广受当地民众喜爱的博物馆会很有启发。
所谓“亚太地区”，其实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统一的界定。这里我们使用的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提法。该地区各国家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政治差异很大，我们尝试着对这里的博物馆做些分析。
总的说来，美国博物馆自成体系（如果说美国也属于亚太地区的话），而澳大利亚则深受欧洲大陆的影响，更多带有西欧博物馆的传统色彩。欧洲和美国博物馆之间的不同之处还是非常明显的。其他还有不少亚太地区国家，他们的博物馆需要解决的，经常还是如何处理所谓“后殖民时代”的问题。
不少博物馆并没有完全从过去殖民者建立的博物馆体系中走出来，包括博物馆的理念，甚至对殖民文化的诠释。而中国博物馆能够给这些国家的最大影响，就是有利于他们走出殖民文化的阴影，让博物馆能够充分地体现其本民族的文化，促进民族间的和解，真正成为自己的博物馆。
虽然中国的博物馆并不完美，但中国博物馆在文化上具有别样的独立性，具有多民族的共融性。在历经苏联、欧洲、美国不同博物馆模式的深刻影响之后，中国的博物馆正在日益彰显自己的特色。我们的文化不仅仅摆放在博物馆的空间中，而且从诠释、展览到传播，构建了比较完整的体系。这无疑会给这些经历过殖民时代的、正在经历从殖民时代向本民族博物馆过渡的同行以启发和信心。
2013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
“Museum（Memory+Creativity）=Social Change”海报
历来只要是涉及文化多样性、文化民主问题的文件，国际博协都会积极参与。201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一个关于“博物馆保护皇家建筑”的文件，是关于保护文化多元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书。从标题到内容都贯彻着文化的民主，倡导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尊重，也涉及博物馆帮助人们找回文化认同的责任。
这个建议书其实是先进于已经使用了几十年的国际博协关于博物馆的这个定义的。原来国际博协关于博物馆的定义侧重于收藏、遗址、文化景观。但现在，人性、文化、民族、可持续的包容等等得到了重视。
也就是说，国际博协的重点工作战略规划，强调了帮助经历过殖民时代的民众寻找文化认同的重要性，鼓励文化交流、理解、互动。正是基于这一变革，经济上不占优势的一些阿拉伯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以及更多其他亚洲地区国家的博物馆，将担负起帮助当地人民在文化上建立自信的重任。
安来顺，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远道》收录于第一本《博物馆评论》，将于2018年2月出版，敬请关注。
统筹：吴在君 童亚琦 姜泽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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