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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 当代中国博物馆
当代中国博物馆（节选）
Museums In Contemporary China
文：段勇
上海大学副校长
曾任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司长
（段落标题为编者加）
多元性，是博物馆的基本特性；多元文化，是博物馆存在的起点与归属。
博物馆的多元化还体现在，世界上至今对博物馆没有一个公认完美的分类方法。目前的大多仍以藏品类型作为分类的主要标准，例如：日本博物馆协会将博物馆划分为综合、乡土、美术、历史、自然史、理工、动物园、水族馆、植物园和动·水·植10类。
美国博物馆协会主张把博物馆分为综合、科学、艺术、历史、体育、学校、公司、展览区等13大类72小类，除了“物”的标准外，引入了博物馆的实体特点，却略嫌杂乱。
还有国外博物馆学家认为，世界上现有的博物馆可具体划分为301种类型，其中混合使用了多种分类标准（如藏品、行业、学科、国别等），即便如此仍不尽如人意。
国际博物馆协会则历时半个多世纪、几经修订形成了现行的内涵包容、外延宽泛的定义：“博物馆是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对公众开放的、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它为教育、研习和欣赏的目的而收集、保存、研究、传播和展示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
世界上现有的约200个国家或地区，无论历史长短、经济贫富、人口多寡、民族构成、宗教信仰，几乎都拥有博物馆类型的机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博物馆是一种能够适应多元化形态、具备普世价值的理念与实践。
博物馆无所不在。而全球博物馆的根本宗旨和共同使命，就是保护和传承人类的多元文化及多彩环境。
对中国而言，当代不仅成为我国历史上博物馆事业发展最快的时期，而且我国也是当代世界上博物馆事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仅次于美国）。
我国博物馆体系从类型上看已基本完备，既有综合类、历史类、艺术类、故居旧址类、考古遗址类，也有民族民俗（含宗教） 类、自然科学类、工业遗产类，以及各种专题博物馆，还出现了生态 （社区）、数字等新形态博物馆，广泛分布于各地区、各行业。
在当代中国，博物馆已经成为城市新区建设或文化政绩展示的“四菜一汤”标配之一：博物馆、图书馆、大剧院、规划馆、广场喷水池。这在客观上对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除了展示政绩，博物馆也给所在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文化遗产蓝皮书》（2012年）显示：占GDP仅0.018%的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财政拨款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却达到了GDP的0.143%，即国家对于文物博物馆系统每投入１元，直接和间接产出是7.9元。
虽然这个绩效数字随着免费开放规模的扩大可能有所下降，但无论如何，作为非营利机构的博物馆，在当代中国发挥的直接社会效益是十分巨大的，带来的间接经济效益也是相当可观的。
博物馆的新建或改扩建，既能够成为博物馆跨越式发展的契机（如上海博物馆在1990年代中期完成新馆建设，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最好的博物馆），也可能成为打断发展进程、错失发展时机的转折点。因此，如今重要博物馆面临改扩建时，一般都会通过借地展陈或巡回办展等方式保证业务不断、人心不散。
与内容主题各具个性相比，博物馆在功能上有很强的共性。比如常规博物馆都具有藏品收藏和保护、陈列展览、公共教育与社会服务、学术研究、行政管理与后勤保障这五大领域的职能，博物馆的空间也应该满足实现这些职能的需求。不宜因建筑形式而造成太大的空间浪费，更不能因建筑形式而牺牲必要的功能需求。
在部分出于政绩驱动的博物馆建设热潮中及地方政府“不差钱”的背景下，当代博物馆建设的一个显著趋势是场馆规模越来越大，超过10万平米的省级馆、超过5万平米的地市级馆已不罕见，远远超出《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和《博物馆建设标准》中的指标：小型馆（相当县级馆）4000平米以下、中型馆（相当地市级馆）4000至10000平米、大型馆（相当于省级馆）10000至20000平米、特大型馆（国家级馆）20000平米以上。
建设规模适度超前无疑是合理的，对于藏品丰富的馆更是必要的，但过于脱离实际就可能造成运营维护上的不必要负担，再加上空间难以充分、合理利用而造成巨大浪费。
当然，现行设计规范和建设标准受制于政府财政支出意愿和能力而明显滞后于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实际与趋势，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博物馆的主题和内容方面，不少地方也不顾藏品基础和地域特色，刻意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导致百馆一面、缺少特点。我们当然需要一些省级、国家级甚至世界级的“巨无霸”博物馆，来全面、集中反映一个地区、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历史与文化，帮助我们认识所处的世界，但是我们也需要更多与我们个人、家庭、社区有密切关系的小博物馆，因地制宜，各具特色，关照个体，亲切便利。这里的大小不仅指博物馆的规模，更包括博物馆的主题。
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中国博物馆的持续高速发展，已然成为当代国际博物馆界的一大亮点。2010年11月，国际博物馆协会第22届大会在上海召开，12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462名代表参加，其中国外代表占了一半，这是国际博协迄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会议之一，也是我国文化遗产和博物馆领域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盛会，标志着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机构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堪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公共文化领域最大的一项惠民政策。这一政策不仅对满足广大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其基本文化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对推动当代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全面发展起到了显著作用。
从2008年开始，除遗址类、古建类博物馆外，全国宣传、文化、文物部门主管的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面向社会免费开放。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博物馆免费开放行动。
实行免费开放政策后，在相对充裕的资金保障下，我国博物馆的业务数据和工作质量得到全面提升：全国博物馆一年举办的陈列展览现已达3万个，陈列艺术水平也比过去有大幅提升和改善，过去看展览主要是去看展品，现在美轮美奂的展览形式本身也成为吸引观众的艺术作品了，部分重要博物馆的展陈数量和质量已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全国博物馆一年观众人数在2016年达到9亿人次，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省级博物馆的年观众人数普遍突破百万大关，比免费开放前成倍增长甚至翻两番，每逢节假日或有重要展览时排队的观众已成为博物馆门前常见的一景。
全国博物馆一年举办各种社会教育和公共服务活动达20余万项，国家级和省级博物馆的社教服务数量和质量完全可以与欧美主要博物馆媲美，并且涌现出了一批具有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的品牌项目。
与过去相比，我国博物馆引进的外国文物展览数量更多、质量更高，国内同胞不用迈出国门即可欣赏到越来越多的高品质外国文物展览，而我国赴外展览的对象也由过去有借展意愿且能支付展费的美、日、西欧等发达国家地区扩展至当前我国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战略、自主自费推送展览的东欧、东南亚、南美等地区。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述数据很可能存在一定水分。不过，尽管有此类现象，免费开放以后全国博物馆的陈列展览数量、教育活动数量和观众人数大幅上升乃至翻番，确属不争的事实。
显然，我国普通民众、学生群体、低收入人群是免费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尤其是低收入人群，他们过去基本不进博物馆，即使再低的门票价格也会成为阻挡他们迈进博物馆的门槛。免费开放以后，弱势群体在博物馆观众中的比例明显上升，可见免费开放政策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一方面，过去我国尚有数百家基层博物馆受人员编制和地方财力限制，只能发挥文物保管作用，最多勉强有个基本陈列，观众门可罗雀，连基本运营经费都没有保障，更难以开展社会教育活动，被称为“挂牌馆”，免费开放政策实施后由于能获得相对固定的中央补助经费，基本能够开展正常的业务工作，焕发了活力，也属于免费开放政策的重要受益者。
在充分肯定免费开放政策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免费开放政策尚需进一步深化、完善。最主要的矛盾在于，中央财政的免费开放补助经费从2011年至今一直停留在30亿元规模，而全国免费开放博物馆数量已从当年的1804家增长至目前的4286家，但是其中迄今只有1822家享受中央财政的专项补助，大量博物馆在免费开放政策激励下纷纷兴建起来，建成开放后却又不能享受经费补助，处于进退两难境地。
其他问题还包括：观众人数的爆发性增长，既影响参观环境和效果，也给博物馆带来服务上、安全上的巨大压力，一些博物馆不得不实行提前预约或免费不免票的措施来限制观众人数，这给外地观众带来了不便。
“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导致免费开放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部文化口，政策也主要惠及宣传文化文物系统的博物馆，众多行业博物馆和少数比较规范的非国有博物馆都难以享受这一政策，当然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也有一些变通支持措施。
特别是免费开放政策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补助标准虽有一定依据但缺乏实事求是分类指导，在实践中存在不同类型博物馆的经费补助不平衡（纪念馆的免费开放经费普遍高于综合性博物馆）、不同地域实施不够平衡（东西部免费开放博物馆的数量和经费差异过大）、馆际补助经费核定不尽合理（有的省馆不到100万，有的市馆高达3000多万）、配套政策明显滞后（绩效考评办法迟迟未出台，经营收入政策不合理）等等，导致这个政策产生助弱却抑强的效果，遏制了一些有条件的博物馆的自我造血机能，有些博物馆甚至重现“吃大锅饭”现象。
当前，有必要从博物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认真研究深化、完善免费开放政策的思路。从文物主管部门角度看，最佳选择当然是希望打破“分灶吃饭”格局统筹经费渠道，增加免费开放经费总额，扩大免费开放经费支持范围，保持免费开放政策的可持续性。
但是，免费开放政策毕竟是在我国经济形势良好、财政收入充裕的背景下由时任高层主管领导强力主导推出的一项政策，并没有法律上的保障，而当前经济形势又导致财政紧缩，可以说主客观上均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从居安思危的角度，可以推动对政策略作调整，比如首先确保基层博物馆的免费开放待遇（它们缺少自我生存能力），省级以上博物馆和东部地区重要市级博物馆则核定现有补助经费基数甚至逐步适当减少补助，有条件的馆可恢复低价门票，特展门票则相对灵活定价，同时授予其开展经营服务活动及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自主权，并建立内部绩效激励机制。
行业博物馆可积极建立理事会、发展志愿者和博物馆之友来扩大社会公益属性，通过建立博物馆基金、完善开发文化创意产品的配套政策、推行绩效考评来增强博物馆的自我发展能力。
对部分法人治理结构成熟、日常管理规范、藏品法人财产权清晰的非国有博物馆，可在完善理事会（比如增加代表国有资产权益的理事）基础上一并纳入免费开放经费支持范围，以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总之，应充分发挥免费开放政策的积极作用，结合分级分类管理和动态调控措施来提升全国博物馆的整体质量和水平，推动我国博物馆走上一条适合博物馆事业自身规律及特点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博物馆免费开放后，我国博物馆在社会教育和公共服务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和显著进步，国家级和省级大馆社教活动数量与质量均已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博物馆社教模式也由过去单一的居高临下、简单粗暴的灌输式宣讲，发展为丰富多彩的平等对话、互动交流形式。社会教育专委会成为近年来中国博物馆协会下属最活跃的专委会之一。
免费开放新形势也给博物馆社会教育和公共服务带来了新的挑战：第一，博物馆观众人数呈现爆发性增长，总体而言，全国博物馆年接待观众人数比过去翻了近两番，由2007年的2.5亿人次到2015年的约9亿人次。第二，博物馆的观众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低收入群体、低教育群体、社会弱势群体的比例明显上升。第三，社会教育和公共服务的总体格局和科技手段快速发展、日新月异，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移动通信技术为基础的智慧博物馆呼之欲出。
在新形势下做好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一是要继续转变观念。我们的社教职能部门无论是叫“群工部”或是“宣教部”还是“社教部”，过去都多少带有一些居高临下、宣传灌输的特色。似有必要以更平等的视角来对待观众，从宣传、教育的角度转到学习、传播的角度。西方一些博物馆甚至把“教育部”改名为“学习部”，即主体由博物馆变成了观众。
二是改变“一刀切”和“一窝蜂”模式，更加细分教育和服务对象。比如，随着观众结构的多样化、复杂化，已不适合用同一套讲解词来对付所有观众了。应该通过持续的观众调查来了解观众需求、调整我们的服务。其中，观众投诉虽然比较尖锐但往往很有针对性，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是激发观众的积极性，通过科技手段和互动形式，调动观众更深更广的参与度。目前国内外博物馆的一个趋势，就是用于社会教育和公共服务的空间越来越大，从事社会教育和公共服务的人员（包括志愿者）越来越多，投入到社会教育和公共服务领域的经费越来越高。当前我国有些超大规模的新建博物馆正在为如何充分利用空间、充实陈列展览而发愁，不妨考虑将“多余”空间用于社会教育和公共服务。
在开展社会教育和公共服务方面，博物馆必须坚守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原则。不过，对于博物馆的社会教育项目是否应该收费，在业界存在不同观点。绝大多数博物馆坚持纯公益不收费立场，而一些博物馆的社教项目即使收费，也常常供不应求。笔者认为，只要不是以营利为目的，适当收取费用作为成本补偿，或作为限制人数的一种手段，也未尝不可，但同时也应开设不收费项目，并以此为基础。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应该允许并支持博物馆开展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以及提供面向观众的餐饮等经营服务项目，尤其是当前许多新建博物馆往往位于城市新区大广场，周边缺少配套服务设施，就更应考虑观众需求。这不仅是满足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的愿望和正当旅游消费需求，而且也有利于增强博物馆自我造血机制和生存能力。
但是，在近年来国家推行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绝大多数博物馆被定位为公益一类，而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 〔2011〕5号）及其配套文件规定，公益一类单位严格禁止开展任何经营活动，所有经费只能来自财政拨款，任何收入都必须上缴。
这样一来，严重制约了博物馆开展文创工作和经营服务的积极性，不仅弱化了博物馆的自我造血机能，产生扶弱但抑强的逆淘汰效应，而且也不能满足观众的正当愿望和必要需求。
国家有关部门的政策设计应当是出于善意，但这种“包养”政策导致全国博物馆重现“吃大锅饭”现象，负面效应已初步显现出来。原本已有一定基础的博物馆在“公益一类不许经营”的紧箍咒下，普遍心存观望甚至退却，进退两难之下有的甚至宁可把场地让外面公司免费使用以便为观众提供必要服务也不敢再收取费用，当然也为博物馆解决一点“灰色支出”，既属无奈又涉嫌利益输送。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国家文物局积极牵头起草并促成以国务院名义转发了《关于促进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工作的意见》，允许部分博物馆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突破现行政策，开展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经营试点。但若不能在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上真正达成共识，则恐难突破前述文件的“高压线”。
其实，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原则下，允许博物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开展具有博物馆特色的商业经营（无论是美国博物馆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模式，还是法国博物馆为了不违背“非营利”性质而由博物馆协会统一经营模式），所得收入补充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这是国际博物馆界的成功经验，也应该是中国博物馆未来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笔者坚信, 如果完全依赖政府财政“包养”而没有足够的自我“造血”机能，中国的博物馆将是缺乏可持续生存和发展能力的，中国也不可能最终实现从博物馆大国向博物馆强国的转变。
段勇，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科技司）司长并兼任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现任上海大学副校长。2017年9月，《当代中国博物馆》一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是作者对近十年中国博物馆发展的思考和总结，敬请关注。
统筹：吴在君 童亚琦 姜泽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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