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纪念作家苇岸先生
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
——纪念作家苇岸先生
程远/文（来源：天涯社区/江淳编辑）
在我借住的郊区的一间平房里，墙上挂着两幅肖像，一是张承志，一是苇岸，这是我最喜爱的两位中国作家。是他们的著作，让我看到了文学的辉煌。
然而苇岸先生已经去世。他走的太早了，年仅39岁。
认识苇岸，是在1998年冬天，那时，我离开故乡，漂泊沈阳。我的朋友陈焱向我推荐一部题为《大地上的事情》的散文集，作者苇岸。他说，你一定要看苇岸。于是，在那个寒冷的夜晚，我拥衾独坐窗前，轻轻的打开这本书。
这是我读到的最好的散文——
北方辽阔的土地，河流奔涌，麦浪滚动，白桦树淳朴正直，纷纷落叶如一只只飞翔的鸟。高远的天空和洁白的云朵，仿佛一个尚未开启的世界，纯粹、明澈、悠远，一切以初始的原色朗朗呈现。蚂蚁营巢有三种方式，太阳的路线也是弯曲的。
······
《大地上的事情》苇岸 著
从此，它成为我的枕边书。
然而，2000年5月，陈焱从深圳打来电话，告诉我说，苇岸先生已经辞世，具体原因及时间不详。他是在《书屋》杂志上林贤治撰写的关于散文的一篇论述中得到这一消息的。苇岸是一个沉静的作家，一如他的作品平和、简约、不事张扬，不象有些作家自我聒噪。所以，他的去世，媒体没有关注，但是，我们分明沉痛的感到了一种丧失：中国失去了一位懂得劳动和爱情的善良的公民，中国散文界失去了一位富于独创性的有为的作家。
不久，又收到陈焱寄赠的苇岸的另一本书《太阳升起以后》，从书中始知苇岸是1999年5月19日去世的，患的是肝癌。此书是他病逝前亲自整理、修订的全部作品，但也只有17万字。苇岸曾说：在写作上我没有太大的奢求，一生能够留下二十万字的自己满意的文字就感到非常欣慰了。但我尚未度过半生，许多想写的作品都未能如愿。本来我将四十岁作为一个新的开端，四十岁确是人生价值、写作观念、写作方法成熟的一个转折。然而，壮志未酬。书中收录了他悉心准备了一年的《一九九八 廿四节气》一文的前六则，这是他的一篇力作，尽管没有全部完成。
去年秋天，在沈阳东宇书店，我蓦然发现苇岸的另一本书《上帝之子》，这是由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的“弄墨丛书”之一，该书不仅图文并茂，更有海内外众多朋友纪念他的回忆文章及评论文字。当时书店只有五套，我毫不犹豫的将苇岸一辑全部买下，以至那位漂亮的营业员小姐有些诧异。
从书店返回宿舍的公共汽车上，我的眼睛模糊了，我终于了解到苇岸在最后的日子里是如何度过的：他没有孩子。与妻子离异。将所有藏书捐赠给曾培育他的乡村小学。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患病期间，在医生和亲友的劝说下，终于没有坚持到底，为此，他觉得这是个人在信念上的一种堕落。在临终前，他请求说：将他的骨灰撒在他经常观察的北京昌平县北小营村的那片田野上，让友人为他朗诵他所心爱的法国诗人雅姆的诗，诗的题目是《为他人的幸福而祈祷》。
这就是苇岸，在最后的瞬刻迎接死亡的仪式。
五册《上帝之子》，四册分送给我的编辑朋友，并在书页上写到：
苇岸，一棵生长在大地上的充实的种子，一个在大地上只过一生的诚实的观察者，一位有真正的人文情怀和艺术宗教感的作家，在他以观察为基础、以智识为背景、以凝练为文字、以远虑为内蕴的作品中，表示对生命的呵护，对道德的诉求，对大地的守望。
苇岸之于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他不朽的作品，更是他的思想、信仰与追求，他的一颗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
苇岸将与大地同在。
异数之美：苇岸与《大地上的事情》
来源：中国作家网 | 作者：刘烨园
《大地上的事情》在当代是一个质的“异数”而不是量的“少数”。“异”就是独自。独自是永远的，这是质唯一的内涵，也是许多年以后才能被人逐渐理解的原因（一百多年来，人类“发现”了梭罗，但又有几人能真正理解梭罗对人类的根本意义）。“异”不会“轰动爆炸”，但将如核电站一样，在时空中一点一点昭示其光。
而且，如果她本身足够丰富、深邃的话，时空还将为她增加后人更多角多元地阐释其质的认知能源。她因此而永不熄灭。除非宇宙不再有大地，人类不再有自然。
《大地上的事情》似乎不可能产生于这个时代，然而她却诞生了——这就是“异”。这个留不下什么的时代没有她的功利同道、文化谱系。她翻越无数杂乱文字的崇山峻岭，孤身求索，在意义的源头凝神谛听。多么遥远的那儿，已经被我们忘却很久了。是什么重重遮蔽了我们？鲜有世人能够完成这样的灵魂穿越——她因此成了“异”。因为不可替代，因为其“增值”是那么自然而然。
其实，她本在最纯粹最朴素的童心里。然而，成年后，如果还饱满着赤子的纯粹与朴素的话，是只有忘我而艰难的心灵还原才能抵达，才能名副其实的——在兑水的书写泛滥至灭顶之灾的沉沦时刻，这样的考验重于乞力马扎罗山脉！因此，在人生苦途的意义里，真正的纯粹与朴素，并不能虚妄地与生俱来。她得寻找，她得跋涉，她得情愿像杳无人迹的涧流藓丛中，那朵蔚蓝色的“天堂花”一样，冷清却真正自由地盛开，并由衷地欣慰与坦然。
于是这时，“异”同时也就呈现出了语言的分野，以从里到外的个性，无意中为人们提供了辨识真伪“乡土文学”的界标：君不见，如今多少所谓风景、农事的文字，其文风心态，千人一面，不都竟然是拙劣的仿作，是浅薄的词藻漂浮吗？看似热爱自然却仿佛在故意污辱自然，书写本身就有违于自然的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真是何苦来着？心不到位，“气”不溯源，实不如不写。
而生存于田园、泥土、动物、植物、季节、蓝天与青山的苇岸，却既逆于陶渊明的夸张比兴，于托物行吟中暗塞计较功名的传统私货；又有别于梭罗的事无巨细，铺陈、繁琐，即使是同样天生的忧患，也因国情、性格的不同而泾渭迥异了——梭罗将其中的一脉，向着社会的黑暗不屈抗争，“不服从”的人格立志，言之简单、当然，行之则决绝、彻底；苇岸却蹙眉忍咽，宁肯将它们全部转向为人类性灵大地的沦丧而痛心——这样的关怀也许更终极更深重也更漫长。然而，那亦是我们的大地，当代的自然，人类与民族之一分子的我们亦有责任，但我们却残忍地将一切践踏了，在自欺欺人的破坏里不觉昏晓，让一个羸弱的生命独自颤栗、独自承受、独自轻抚千疮百孔的万物——也许并非别的什么，而正是我们的疯狂、自妄、愚蠢、平庸以及不择手段的掠取，使苇岸和《大地上的事情》痛苦地成为了“异数”，一个悲剧的、遗世的“异数”。
我们是有疚的。
我们应该有自赎的警醒——为着“异数”先于、别于我们的心力献祭，为着悲剧与虚无的极美所在，为着慷慨的大地即使对罪人，也无时不在默默滋奉着息息相关的一切，活着的人，应该也只能将人类的悖误递减至最低，更低……因为我们和大地都确实没有多少任意延宕的时间了。
江淳按：苇岸，原名马建国，1960年1月生于北京市昌平县北小营村，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82年在《丑小鸭》发表第一首诗歌《秋分》，1988年开始写作开放性系列散文作品《大地上的事情》，成为新生代散文的代表性作品。1998年，为写《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苇岸在家附近选择了一块农地，在每一节气的同一时间、地点，观察、拍照、记录，最后形成一段笔记。1999年在病中写出最后一则《二十四节气：谷雨》，5 月19日因肝癌医治无效谢世，享年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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