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在理性与心灵交战的地方,要留给信仰
在很多现代人看来,宗教信仰非常“不符合科学”。但是,帕斯卡尔却在《思想录》中为信仰提供了辩护理由——因为人类“脆弱的理智和内心的力量”。(作者:徐贲/江淳编辑)
帕斯卡尔认为,理智是人的头脑,心灵是人的情感。理智和心灵发现的,是不同的真理。人的头脑与心之间会存在着矛盾,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对此有所体会,这是一种悲剧性的矛盾,经常难以化解。
帕斯卡尔提出来他的心灵逻辑,那就是,在认识上帝的过程中,逻辑推理是没有用处的。人需要的是一种感觉,用他的话来说,那是一种"极其细致又十分明晰的感觉,并且根据这种感受做出正确公允的判断来"。人在一瞬间中突然感悟到了"整个的事物",于是,心灵恍然大悟,茅塞顿开,于是,他对自己说,“我信了”。这种恍然大悟就是我在上一讲里谈到的顿悟。
对于一个非信仰者来说,这种恍然大悟会是一种相当陌生的感觉。我们平时所说的恍然大悟,经常说一种理性认知的“理解”或“被说服”,与信仰的“确认”是不同的。一个是头脑知道,另一个是心知道。只能用头脑知道,而不能用心知道的人其实是不完整的。
理性向左,心灵向右
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里,许多人用心知道的机能已经严重退化,自己并不知道这是一种心灵残缺,反而觉得自鸣得意,觉得自己头脑灵光,比别人聪明。
这样的人在与基督徒或其他信徒一起探索信仰时,经常会说,你说有上帝,你证明给我看看。而所谓的证明,就是依靠科学实验或逻辑推理的方法,以此去除怀疑和不信。
对这样的问题,基督徒只能如实地承认:我证明不了,如果我能证明上帝的存在,那么,你就不必信上帝了,信我就好了。人类之所以无法证明这个问题,是因为问题提错了。上帝不是人的逻辑推理的对象,也不是在显微镜、望远镜下能观察到的。人们可以证明2+2=4,但永远也证明不了几加几等于上帝;他们在显微镜下能看到发了霉的菌毛,但永远也看不到毒害自己心灵的那些霉菌的模样。
人们常常混淆科学与宗教的界限,以为事物只有通过科学的检验,才是可信的,真实的。殊不知这是两个领域的问题,不能彼此取代。
帕斯卡尔说,“我们认识真理,不仅仅是由于理智,而且还由于内心;正是由于这后一种方式我们才认识到最初原理,而在其中根本就没有地位的推理虽然也在努力奋斗,但仍是枉然。怀疑主义者却正是把这一点当作目标的,所以他们就徒劳无功了”。
这其中是不能用推理的,推理也是枉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教育里,老是有人把一些推理出来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强加给我们,就算我们辩驳不了这些推理,但我们的内心并不接受。这种内心的力量可以来自宗教信仰,但也可以来自普通人内心的良知或良心。
宗教的体验经常与美和善的体验有关,在人的艺术和文学经验中生动地体现出来。善和美也是需要用心去体会的。宗教情感与善和美“心心相印”,这是宗教情感经常借助艺术和文学来表达的一个重要原因。优秀的艺术和文学特别能让人体验到来自普通人内心的良知或良心,你被艺术或文学感动,总是先有了心的直觉感受,然后才诉诸语言解释或说明这个感受。经常是,你哽咽了,眼泪刷刷地流下来,嘴里却说不出连贯的话来。这时候,你的理智跟不上你的心。
《圣特蕾莎的狂喜》,图源:《神圣艺术》584页
人类历史上以宗教为题材的艺术和文学杰作真是太多了,数不胜数。许多伟大的文艺作品,即使不直接以宗教为题材的,也包含着丰富的宗教的情怀,古代现代都有。古代有但丁这样的代表,19世纪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美国作家麦尔维尔,都是人们熟悉的例子。
麦尔维尔有一部著名的中篇小说《水手比利·巴德》,就是关于头脑和心矛盾的经典作品。故事讲述的是青年水手比利·巴德的故事,他为人和善,年轻英俊,受到船员的爱戴,但是却受到军械师的嫉妒。比利被军军械师诬陷说是要谋反,他是个结巴,无法用言语辩解,一拳打死了军械师,船长按照军法判处比利绞刑。船长以严厉著称,但是远非残酷鲁莽,他喜欢阅读蒙田的著作,始终像慈父一样呵护比利。船长内心当然不相信军械师的诬陷,但是,根据战时法律,比利的行为是“以公然的反叛行为犯下杀人罪”。同时,“身为军人,是不容许有个人意志的”。比利被判死刑,临上绞刑架前,比利喊出的是“上帝保佑维尔船长”,表明他并不怨恨船长。在这个故事里,船长听从的是理智的决定,但一直到死,他内心都十分痛苦,临终时口里还呼唤着比利的名字。
类似的艰难抉择,不仅发生在中外历史的长河里,也发生在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当一个人面临理智或良知的艰难抉择时,其内心的价值观必然会产生激烈的冲突:理智要求你我做一个坚持原则的人,但情感却要求你我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像这样的事情,似乎在不断地证明帕斯卡尔对两种逻辑冲突的洞见。他认为,人有两种逻辑,一个是理性的逻辑,一个是心灵的逻辑。科学需要的是理性的逻辑,信仰需要的是心灵的逻辑,信仰的本质是精神的感悟。
人的高贵,就在于意识到自己的有限
信仰的感悟要靠每个人自己。帕斯卡尔说,心灵和精神的感悟“几乎是看不见的,我们毋宁是感到它们的而不是看到它们的;那些自己不曾亲身感到过它们的人,别人要想使它们感到,那就难之又难了"。
这种境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者“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意思是,想要把它说出来,却又觉得它无法也无须明白地说出来。让自己的心灵丰富和活跃起来,学会用心去体会,感知你内心的力量,而不是偏废于狭隘的理智,这也是人文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这部分的人文教育经常被称为“美育”。
感知人内心的力量,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类理智的局限和脆弱。帕斯卡尔说,“人心有其自身的理智(道理或者理性),那是理智所根本不认识的”。
休谟的悲观和谦卑:理性不过是激情的奴隶
他还说,“我们认识真理,不仅仅出于理智,而且是出于内心;而正是这后一种方式我们才认识到最初原理,而在其中根本就没有地位的推理虽然也在努力奋斗,但仍是枉然。怀疑主义者却正是把这一点当作目标的,所以他们就徒劳无功了。我们知道我们绝不是在做梦:无论我们要以理智来证明这一点是多么地无能为力,但这种无能为力所得的结论只不过是我们理智的脆弱性”。
许多人看不到自己的脆弱性,沉醉于强大和幸福的幻觉中。但帕斯卡尔提醒我们,那些觉得自己强大、聪明、美貌、幸福的人们沉迷于世间的欢乐中,忘却了考虑自身的得救。
帕斯卡尔要让他们认识人的本质,唤醒他们对人的境遇的不安,并向他们指出哲学和科学并不能平息这种不安。
他的《思想录》在宗教的说理中展示对人世的深刻思索——没有信仰的人是痛苦的。人想认识真理,却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人想找到自己的位置,却只得到矛盾的指示。这就是人类的境遇。
人看到无限大时,他是虚无;看到无限小时,他是巨人;他是一个中间物吗?他想观察自己,却会被骗人的观念所迷惑。人充满谬误和虚假的想象,把自己带到理性认识的限度之外。人的自尊心妨碍他如实地看清自己。人虽然渴望正义,却无法在人间建立合理的秩序。
帕斯卡尔说,国王用欺骗和愚弄人民的办法来统治人民,“国王的权力是以理智并以人民的愚蠢为基础的,而尤其是以人民的愚蠢为基础。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竟以脆弱为其基础的,而这一基础却又确凿得令人惊异;因为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比人民永远是脆弱的这一点更加〔确凿〕的了。以健全的理智为基础的东西,其基础却异常薄弱,例如对于智慧的尊崇”。
《李尔王》的叩问:君王的力量是来自理智的算计,还是人们的信仰?
哲学家提出了许多体系,都有自身的价值,但每一体系都不能充分满足我们。由于找不到救治良方,人唯一的希望和出路就是转向宗教。神恩得到了预言和显灵的证实。然而,天主是隐藏着的,许多人因为看不清,而仍然生活在虽生犹死的悲惨境遇中。
帕斯卡尔提出一个著名论点:“人只不过是思想的芦苇,自然界最衰弱的芦苇;但这是会思想的芦苇……当宇宙压垮他时,人仍然比杀死他的东西更高贵,因为他知道他要死了,宇宙对他有这种优越性,而宇宙对此一无所知”。他又说:“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会思想”。
他还描述道,比起宇宙的无限大,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比起原子的无限小来,人又是巨大的。一边是一切,一边是虚无,人处在当中。这一描述引起许多20世纪作家对“荒诞”意识的强烈共鸣。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称帕斯卡尔为“可怕的天才”,他带给世人的是关于人和人的荒诞的可怕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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