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Noam Chomsky：语言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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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理论语言学五道口站》（2022年第28期，总第231期）“人物专栏”与大家分享一篇Noam Chomsky教授的访谈——《访谈Noam Chomsky：语言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此次访谈为张伟文（MIT博士后研究员）所做。Noam Chomsky教授，是享誉世界的语言学家、认知科学家、政治批评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本期访谈中，Noam Chomsky教授首先讨论了转换生成语法的历史背景及核心要义，然后阐述了理论与语言学习的关系，最后对语言学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此次访谈已于2019年发表在期刊《自然辩证法通讯》（第41卷第1期，总245期），此次转载已获作者授权。
访谈内容
语言研究的回顾
01.
张伟文博士：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语言学理论之一，请您谈谈转换生成语法产生的背景？
Noam Chomsky教授：好的。我简要地介绍下这一理论的历史背景。大约半个世纪以来，语言研究发生了一场全新的转变，这一转变刷新了一些长期以来被我们忽视的传统问题。这一转变的核心是从行为及其产物（文本，语料库等）转向注重行为内部机制的研究。这是心理学视角下的一场转变，它构成我们所熟知的“认知科学”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对这一转变起着关键作用的因素。
随着这种背离主流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转变，探究的对象演变为对个体行为的研究——这是一个明显同时也非常重要的事实的基础。在这个“充满噪音及迷惑的世界中”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经典言论，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地、复杂地识别着语言系统或其子系统，并且这种识别是无意的，也无需任何指导，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定的语言系统的知识，比如说非正式“英语”的多样化、“西班牙语”的多样化、中国语言的多样化，以及澳大利亚的土著语言或其他人类语言。在相同的环境下，我们对这些语言的认知就如同我们难以识别蜜蜂的语言，或我们的宠物（比如猫或黑猩猩等）的语言一样。
所有生物体都有其特殊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可以使他们以特定的方式与他们所处的环境相适应。其中一些子系统被称为“精神”或“认知”——这些并不需要精确地定义，正如没有必要准确地知道化学的终点及生物学的起点一样。人类认知系统的发展也和其他学科一样，直接受到环境的影响，但整个过程基本上是由基因决定的。例如，营养变化可能对发育产生巨大影响，但它不会将人类胚胎改变为蜜蜂或老鼠，认知发展也是如此。有证据表明，在人类认知系统中有一个“语言系统”（FL）——它是大脑的一个子系统。当然，这要排除严重的病理学例子。对人类而言，语言系统是如此高度的整合：它是一个天才物种的产物。人类语言系统的“初始状态”由普通的人类基因禀赋决定。伴随着日益丰富的经历，人类语言系统经过一系列的演变，通常在青春期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之后的变化主要是边缘性的：基本是词汇量的增长。
据我们所知，人类语言的每个方面——声音、结构、词汇的手段和更复杂的表达——都受到语言初始状态属性的制约。这些相同的制约强调并揭示了人类语言系统的非凡丰富性和灵活性。一个显而易见的原理是：生物禀赋使胚胎变为老鼠，并且只需最微不足道的环境“信息”，就能防止它变成苍蝇或猴子。人类精神世界的演变也遵循这一原理——假设人类是生物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天使。
我们可以将包括稳定状态在内的人类语言系统视为一种“语言”：在更多的技术术语中，我们可以称它们为“内化语言”（I语言）。拥有“内化语言”（I语言），一个人就有能力进行“语言的创造性使用”——传统上这被认为是一个人“有思想”的重要标志：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笛卡尔及其追随者。一个人可以在无限宽广的范围内产生新的表达（思想），并且这些表达（思想）与其所处的环境及形势相适应，但并不是由这些因素所引发或决定，并且这些表达（思想）可以激发别人用类似方式表达的欲望。与笛卡尔一样，我们对人类这些能力的本质的认识一直模糊不清，但随着对“内在主义语言学”的研究转向，对人类这些卓越能力的认知结构及其运作机制的认知有了很大的进步。
尽管观察并不直接影响人类语言的研究，但是严格地说，人类语言系统在生物学上是孤立的，因此，这种物种属性的意义不仅仅是人类普遍拥有。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内化语言”（I语言）是一个离散无穷系统，它是一个可以在无限宽广的范围内产生表达（思想）的生成过程，每个表达（思想）都有其确定的声音和意义。离散无穷系统不但在非人类通信系统中是未知的，并且在生物世界中也是罕见的。当我们超越人类语言最基本的属性时，其独特性变得更为明显。从基本意义上说，人类语言不属于动物通信系统的标准类型，而且至今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或推测人类语言是从动物演变而来的，包括它所具有的通信的“主要功能”。语言无疑可以用于沟通，人们当然可以这样做。传统观点认为人类语言的功能主要是表达思想，是对他人或对自己表达思想的工具，这并非不合理。但从统计学上讲，人类语言的使用绝大多数是在（大脑）内部进行的，因为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反思来确定及验证。
从内在主义的角度来看，语言研究是生物学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说，对蜜蜂的“舞蹈系统”及导航能力、循环系统和消化系统以及生物体的其他性质的研究一起取代了之前的对其视觉系统的研究。对这些系统的研究可以在各个层面展开。在认知系统的范畴，这些研究有时被称为“心理”和“生理”水平——当然，这只是便于表达。用传统术语来说，昆虫学家可能试图确定和描述蜜蜂的神经系统在传输或接收关于远处花朵的信息，或者确定当蜜蜂找到回到巢穴的方式时所进行的计算——这是“心理”分析的水平。或者我们可以尝试找到这些计算能力的神经基础——这是“生理学”分析的水平。这些都是相互支持的领域：在“心理层面”学到的知识通常为神经机制的研究提供指导，并且相互作用；对神经机制的深入研究可以极大地启发寻求以不同术语揭示生物体特性的心理学研究。
同样地，对化学反应及其性质的研究，以及对其结构化实体的研究，为基础物理学提供了指导方针，并为最终的跨学科研究做好了准备。85年前，熟谙科学原理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说，“化学法目前不能简化为物理法则”。但事实证明，这是误导性的：原则上它们不能简化为物理规律，因为物理学已被人类所理解及诠释了。跨学科研究确实是在几年之后才出现的，但它是在量子理论革命出现之后。量子理论提供了一个剧变的物理学与实际上并未改变的化学研究的结合。这在科学史上绝对是一个不寻常的事件。我们试图将对包括人类语言在内的、对生物体的心理及生理层次的研究转化或融合为对其认知系统的研究，尽管我们并不清楚其结果可能是什么。
对最近发生的化学与物理学的融合过程中的教训进行反思是有益的，我们需要认识到这是核心的硬科学，是处理世界上最简单和最基本的结构，而不是处理及理解外部世界（地球之外）异常复杂的实体。跨学科研究之前，领先的科学家通常仅将化学原理及假定的实体视为计算设备——这对预测可能出现的现象是有益的，但难以预测有着神秘色彩的所谓“物理现实”。
一个世纪以前，杰出的科学家对原子和分子的看法是一致的。庞加莱（Jules Henri Poincaré）嘲笑地观察到：人们相信有关气体的分子理论仅仅只是因为他们熟悉台球游戏。我们现在认识到：所有这些都是严重的错误。玻尔兹曼的原子论、凯库勒的结构化有机分子理论以及其他假设的实体，对人类而言是真实的：他们找到了最佳解释方式——因为这是人类大脑可以想象及构造的。
诸如此类的经验教训可以应用到对认知体系及其结构的研究中：昆虫导航理论，或运动中刚性物体的感知，或内化语言（I语言）等领域。人们试图寻求最佳解释，并期待用不同术语对跨学科领域进行阐释或公式化。尽管缺乏必要的知识，但人们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已经展开——毕竟这是人类智慧可以实现的目标。这是一个特定的生物系统，而不是一个人们习以为常的通用工具。
在“生物语言学”的视野中，核心问题是对特定内化语言（I语言）的研究，包括它们从中得出的初始状态。一个可能会受到欢迎的论点是：这种探究是有特权的。包括对社会语言学、比较学、文学等学科的研究。我认为：实际研究将显示：对语言能力的研究应该找到一个基本的定位，包括任何严肃的对语言及其应用及功能的调查与研究。正如人类生物学已成为人类学、历史学以及艺术等学科的核心要素，事实上也成为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核心要素一样，生物语言学研究方法属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犹如人类生物学一样。这就是我提出“转换生成语法”的历史背景及基本考量。
02.
张伟文博士：多谢您的介绍！您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揭示了语言学研究的意义及本质。您的理论对当代语言教育、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乃至当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这对我们，尤其中国学者来说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在中国，我们往往将语言学研究视为社会科学的范畴。看来这需要发生一些转变。由于您的转换生成语法过于复杂，请您能否简要介绍其中的核心要义？
Noam Chomsky教授：当然可以。但可能会让你们感到乏味：我试图将传统术语应用于一个新的语境。内化语言（I语言）的理论有时被称为“语法”，而有关语言系统初始状态S-0的理论被称为“通用语法”（UG）。一般的研究通常被称为“生成语法”，因为语法与语言（L）能生成无限表达式的方式有关。与S-0到语言（L）转换相关的经验或数据被称为“主要语言数据”（PLD）。一般认为内化语言（I语言）的语法（G）满足“描述充分性”的条件，以至于可以认为它是正确的语言理论。同时也认为通用语法（UG）满足“解释恰当性”的条件，即它是一个真实的初始状态的理论。这个术语的选择是为了说明通用语法（UG）可以提供比一般语法（G）更为深刻的对语言现象的解释。一般语法（G）通过描述产生它们的生成过程来描述现象；而通用语法（UG）试图说明这种生成过程如何产生现象——它产生于“主要语言数据”（PLD）。我们可以把S-0想象成“主要语言数据”（PLD）到语言（L）的映射。通用语法（UG）被视为解释这一应用的理论。这种理想化的图景有时被认为是构成“语言习得的逻辑问题”。对语言使用的研究调查了内化语言（I语言）的资源如何被用来表达思想、谈论世界、传达信息以及建立社会关系等等。原则上，这项研究可能试图探索“语言使用的创造性”，但正如其他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个话题似乎笼罩在神秘面纱中，就像我们尚不完全清楚人类行动的本质一样。
20世纪50年代的生物语言学的研究转向复活了很多传统问题，但人们能够以新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借助于以前所没有的知识工具：特别是对递归过程的本质有了清晰的理解，生成过程可以用有限的手段（L的机制）表征物体的无穷大（可以用L的表达式进行表达）。只要认真进行了调查，就会发现传统的语法和词典无论多么丰富和详细，都没有解决有关语言表达的核心问题。他们基本上只是提供了一些“提示”——这对具有了语言系统及其部分功能的人来说是有用的，但是这些系统的本质未经验证。很快，人们发现了大量新现象以及新问题，有时也得到了部分答案。
人们很快就认识到在描述性和解释恰当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前者似乎导致非常复杂的规则体系，因为每种语言都是在“主要语言数据库”（PLD）的基础上通过一个普通的语言系统获得的，尽管这些语言系统提供了关于这些规则和结构的微不足道的信息。
相关研究发现了语言规则系统的一般特性。这些规则系统可以从特定的语法中提取并归因于通用语法（UG），从而在主要语言数据库（PLD）的基础上留下足够简单的数据。大约30年前，这些努力汇集在所谓的“原则和参数”（P＆P）方法中，这是对传统语言研究的一个突破。“原则和参数”（P＆P）方法无需构成传统语法框架的规则和构造，并且在早期的生成语法中已被接受。匈牙利语和日语的动词短语的相关表述支持了这一理论。构成它们的规则可以被分解为适用于构建各种传统语法的通用语法（UG）原则。人们可以通过固定S-0的有限数量的“参数”的值来确定特定的语言（L）。这一方法要求参数必须足够简单，以便根据受限制和容易获得的数据设置数值。从这一角度看，语言习得就是固定这些数值的过程。参数可以被认为是语言的“原子”——借用马克·贝克的比喻。每种人类语言都是这些“原子”的排列或组合，由指定的参数值决定。固定的原则可用于构建人类语言的表达式，但是“原子”是以特定的内化语言（I语言）排列的。那么语言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发现像元素“周期表”这样的东西。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可以想象的语言系统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被实例化，并且可以正常方式实现。
请注意，“原则和参数”（P＆P）方法是一种设想，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理论。它是一个理论框架，人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对其加以发展。它已被证明为是一个具有较高产出率的设想，已引发了广义类型学范畴下语言研究的爆炸式发展，并且研究的深度是空前的。诸多未知的现象已经浮现，并引发了诸多新的见解以及具有挑战性的新问题。这一设想也引发了对语言习得及相关领域的全新而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的开展。毫无疑问，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人类对自身的语言了解得如此之多。当然，在相关领域已经展开的研究与之前所进行的研究迥然不同。
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至少在原则上，以及在某种程度的实践过程中，“原则和参数”（P＆P）方法提出了充满希望的解决途径——旨在解决语言描述性和解释恰当性之间的矛盾。这使我们有可能第一次真正看到一种真正的语言理论的框架或轮廓——它可以共同满足描述性和解释恰当性的条件。这使得我们可以认真考虑在生物语言学研究中出现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早在对生成语法的反思中就已经提出了，但被搁置了：这就是继续探讨语言解释恰当性的诸多问题。
人们早已熟知，自然选择是在自然规律所确立的可能性的“渠道”内进行的，并且如果不考虑自然界的规律如何决定自然界的结构、形式及性质，就不能真正理解生物体的本质属性。对这些问题的经典研究由汤普森（D'Arey Thompson）和特里（Alan Turing）进行。他们认为这些应该最终成为进化论和生物发育理论（形态发生学）的核心议题。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对人类认知系统的研究中，特别是对人类语言系统的研究。我们会继续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解答。
对这些话题的研究被称为“极简主义纲领”。通用语法（UG）的研究试图确定语言的属性是什么，包括其原则和参数。如果“原则和参数”（P＆P）方法是正确的，极简主义纲领就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语言的基本属性是这些内容，而不是其他内容。具体而言，我们可能试图确定语言的性质——这可以从复杂生物体的一般特性以及语言系统必须满足的可用条件中推导出来：语言系统的相互作用揭示了系统之间的“结合条件”。我们可以重构传统的语言研究——通常认为语言是一种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系统。我们观察到语言系统必须至少满足由传感动力系统（SM）与思想及行为系统所共同构成的“结合条件”。有时这也被称为“概念—意图”（CI）系统。我们可以首先将内化语言（I语言）认为是一种连接“传感动力系统”（SM）和“概念—意图”（CI）的系统——通过生成有意义的表达来实现——对这些系统来说它们是“清晰”的，并且这些系统独立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由于语言系统是一种特殊的计算系统，所以我们尤为关注的本质属性是其高效的计算能力。一个非常棒的极简主义观点认为，从自然的最佳计算意义看，语言系统是解决“传感动力系统”（SM）和“概念—意图”（CI）系统之间的相关问题的最佳方案。
语法研究与语言学习
03.
张伟文博士：多谢您的介绍。对我们来说，您的转换生成语法确实有点难以理解，不过我们知道您的理论对当代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乃至当下较为热门的人工智能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当代语言教育及语言研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这就是认知语言学。我们会认真咀嚼您所要表达的思想。对大多数中国学者及学子来说，他们都不太清楚您的理论与语言学习的关系。请您能否简要谈谈两者之间的关系？
Noam Chomsky教授：好的。首先我们需要对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的学习进行区分。某种程度上，儿童语言的习得就如同其自身成长一样，这一过程我们称之为“学习”。对儿童来说，其成长的环境同时也是其学习语言的环境。理论上我们试图发现语言系统的规则-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普遍语法”。“普遍语法”提供了一种框架，在这一框架中语言习得过程发生了——这更像基因禀赋普遍地为人类成长提供了框架一样（外部刺激也直接影响了人类的成长）。这是非常丰富和非常深刻的一个过程。查理斯·杨的《无穷的天赋》对此作了很好的介绍。
04.
张伟文博士：根据您的理论，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一个人要掌握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外语实际上并不困难？
Noam Chomsky教授：某种程度上，（对母语来说）二语习得是一个很不同的过程，至少在儿童期之后——在青春期前后人类习得语言的能力会发生重要的转变，尽管存在一些个体上的差异。当然，普遍语法的规则仍然在发挥作用，但主要问题是它如何精确地解释（每一个）现象。这方面你可以咨询我的同事苏珊·弗莱妮（Susan Flynn）她是这方面的领先专家。
弗莱妮教授：这方面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一个人可以在其一生中掌握两种语言——这没有任何问题。语言教师所要做的就是转变他们的教学态度：尽可能多地创造一个与第一语言（母语）一样的学习环境。他们可以尽量将学生置于这样的自然环境之中——尽可能多地与母语或接近于母语的教师接触。当然，一个人究竟能学习多少种语言这在数量上实际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大学教育与创新
05.
张伟文博士：作为享誉世界的杰出学者，您认为一个学者或研究人员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Noam Chomsky教授：诚实、勤奋、开阔的心胸、好奇心——这些最基本的品质。
06.
张伟文博士：您的理论对中国学者及学子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您怎么看待当前中国语言教育、历史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Noam Chomsky教授：我对这方面了解得不多。我想表达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伟大文明的国家，它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有很长的路要走。
张伟文博士：确实如此。中国的传统教育过于注重知识的灌输，不鼓励生成新的知识或进行创新性的研究。这方面我们需要向您们学习。现在很多中国大学都在计划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杰出学者，您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应具有哪些重要特征？能否提一些建议？
Noam Chomsky教授：（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培育和鼓励自由和开放的探究。
07.
张伟文博士：您认为人类可以征服自然乃至整个宇宙吗？
Noam Chomsky教授：人类现在的表现更像是在毁灭人类自身。对于自然及宇宙的认识，以人类现在的认知能力，甚至不允许我们能够提出正确的问题及找到正确的答案——如果我们承认是自然的有机物，而不是天使。
08.
张伟文博士：据说对人类来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大约70%的事物是未知的。这是否意味着需要在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领域进行一场革命？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Noam Chomsky教授：这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我在印度工作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们最近发现了以前不曾知道的100种语言。我们对这个世界，甚至对我们自己，都了解得很少。还有许多巨大的挑战性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结语
09.
张伟文博士：作为杰出的语言学家，请您谈谈未来语言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Noam Chomsky教授：好的，我就简单谈下这个问题。与提供其自然背景的“原则和参数”（P＆P）方法一样，极简主义方案也提出了需要寻求答案的问题——其中包括可能发现问题被错误地表述并且必须重新考虑的问题。这类似于早期寻找语言系统及其状态的最佳理论的努力，但是提出了不同顺序的问题——一个困难但非常有趣的问题：难道语言系统及其状态本身是最佳的——在一些有趣的意义上？如果属实的话，那将会是一个有趣且具有高度建设性的发现。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话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我认为这些研究取得了一些有希望的成果，尽管还有许多新问题和明显的矛盾。
在该计划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它将为开启现代科学的伽利略理论提供更进一步的有力证据：“自然是完美的”——科学家的任务是证明这一点，无论是研究运动定律，或者雪花的结构，或者鲜花的组成及其生长，或者我们所知道的最复杂的系统——人脑。
过去半个世纪的语言学研究是卓有成效而令人鼓舞的，前景令人兴奋，这不仅表现在狭隘的语言学领域，并且也表现在诸多新的领域，甚至包括长久以来我一直期望的语言学与脑科学的结合，一个诱人的前景，也许现在已经悄然来临。
采访人物简介
Noam Chomsky教授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教授全名Avram Noam Chomsky，是享誉世界的著名语言学家、认知科学家、政治批评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乔姆斯基1928年12月7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1945年，16岁的乔姆斯基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哲学、逻辑学与语言，后来在Harris的指导下学习研究生课程，并在Harris的推荐下，向Nelson Goodman和Nathan Salmon学习哲学，向Nathan Fine学习数学。1951年，他完成硕士论文《现代希伯来语语素音位学》，1951年至1955年，他在哈佛大学以学术协会会员的身份从事语言学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以《语言理论的逻辑结构》(LSLT)中的部分章节作为其博士论文，取得博士学位。乔姆斯基在该论文中采用了Harris的语言研究方法以及Nelson Goodman对形式系统和科学哲学的观点。但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局限性，转而探索新的方法，逐步建立起“转换生成语法”。1957年，他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做出了新的发展，完成了《句法结构》，成为“乔姆斯基革命”开始的标志。他的开创性著作包括《句法结构》、《语言与心智》、《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以及《最简方案》等。
乔姆斯基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其理论在美国被称为理论语言学领域主流的学问。他倡导生物语言学理论，认为人生来就有与普遍语法相关的语言官能，普遍语法由原则和参数组成。这一观点解释了为什么儿童可以很容易地习得母语。乔姆斯基针对行为主义的批判性研究开创了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认知革命”，他在很大程度上将语言学建立成一门正式的自然科学。他建立了数理科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乔姆斯基等级”，根据方法生成力的不同对形式语言进行了分类，这一理论目前仍是计算机科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1961年乔姆斯基获聘MIT语言学系教授，1976年被聘为MIT“校聘教授”，2002年作为“荣休教授”从MIT退休，但是他并没有因为退休而停止研究的脚步。2017年秋，他又加入亚利桑那大学，受聘为社会和行为科学学院语言学系“桂冠教授”。他曾获京都奖——“基础科学”类、亥姆霍兹奖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计算机与认知科学奖。McGilvray认为乔姆斯基开创了语言学的“认知革命”，他在很大程度上将语言学建立成一门正式的自然科学。Micheal Egnor认为乔姆斯基是过去半个世纪中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有人称乔姆斯基为“现代语言学之父”。语言学家John Lyons曾指出，在几十年的出版中，乔姆斯基语言学已经成为该领域“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学派。他出版有150多部专著，根据艺术和人文引文索引，在1980年到1992年，乔姆斯基是被文献引用数最多的健在学者，并是有史以来被引用数排名第八多的学者。
Brief Introduction of Interviewee
Noam Chomsky, in full Avram Noam Chomsky, is a distinguished linguist, cognitive scientist, political dissident, philosopher and historian. He was born into a middle-class Jewish family, on December 7, 1928, in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S. In 1945, at the age of 16, Chomsky entered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o study philosophy, logic and language. He took graduate courses with Harris and, at Harris’s recommendation, studied philosophy with Nelson Goodman and Nathan Salmon and mathematics with Nathan Fine. In his 1951 master’s thesis, The Morphophonemics of Modern Hebrew. In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 (LSLT), written while he was a member of Academic Association at Harvard (1951–55), Chomsky adopted aspects of Harris’s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of Goodman’s views on formal systems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However, during the research, he found the limitations of structural linguistics. In this way, he explored something novel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 In 1957, he made a new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his doctoral thesis and completed Syntactic Structures, which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Chomskyan Revolution”. Among his groundbreaking books are Syntactic Structures, Language and Mind,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and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homsky introduced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 to the linguistics field, whose theory is considered as the mainstream knowledge in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the biolinguistic theory he advocated, children are born with language functions related to universal grammar, which consists of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and explains why children could acquire their native languages easily. Based on his critical analysis on Behaviorism, Chomsky inaugurated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in linguistics and psychology, and that he is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establishing the field as a formal, natural science. He established the “Chomsky hierarchy” in the fields of mathematical science and computer science, and classified formal languag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generative power of methods. This theory is still an integral part of computer science.
He was appointed full professor at MIT in 1961, Institute Professor in 1976 and retired as professor emeritus in 2002, but his researches are still continuing. He joined the UA faculty in fall 2017, is a laure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in the College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He has received the Kyoto Prize in Basic Sciences, the Helmholtz Medal and the Ben Franklin Medal in Computer and Cognitive Science. McGilvray observes that Chomsky inaugurated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in linguistics, and that he is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establishing the field as a formal, natural science. Micheal Egnor believes that Chomsky is the best scientist of the past half-century. As such, some have called Chomsky “the father of modern linguistics”. Linguist John Lyons further remarked that within a few decades of publication, Chomskyan linguistics had become “the most dynamic and influential” school of thought in the field.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150 monographs. According to the Art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from 1980 to 1992, Chomsky was the most cited living scholar in the literature and the eighth most cited scholar in history.
采访者简介
张伟文，云南大学史学博士、香港大学心理学博士，后在乔姆斯基教授的指导下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语言习得等相关领域。
Brief Introduction of Interviewer
Weiwen Zhang, obtained his Ph.D. in history at Yunnan University and Ph.D. in Psych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at MIT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essor Noam Chomsk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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