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什么亡了？——读《万历十五年》有感（中）
（接昨日推送）
其二曰废相。自两宋已降，分相权为中书门下和参知政事，逾元至明，太祖皇帝独断乾纲，废黜宰相，并且严谕后世子孙不得复立宰相。一方面皇权高度集中，一方面也要求皇帝付出辛劳和勤奋的代价。太祖皇帝以黔首而居地位，鸿蒙初辟，当然具有无限的精力和激情。然而人与人毕竟不同，并不是每一个皇帝都像他那样英明神武，如天真爱玩的正德皇帝，只知道求仙问药的嘉靖皇帝，在位四十八年却有二十几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喜爱木匠活计的天启皇帝。废除宰相，实质上使官僚系统变的混乱不堪，同时也大大加重了皇帝本人的负担。如果承受不了这种负担，皇帝就只有选择放纵，以致朝政荒驰，政令不行。 另外，此举动摇了汉唐以来文人士大夫的官僚基础，使官僚系统变得紊乱。成祖期间内阁制度逐渐成熟，内阁以五品衔成为皇帝的私人秘书，然而直属于皇帝的六部尚书却是二品衔，内阁多以大学士充任。洪熙，宣德以后，内阁地位开始尊崇，权力日益增大。至嘉靖朝，夏言，严嵩之辈俨然以宰相自处，无宰相之名却却行宰相之实，如此必然导致内阁和六部之间的混乱，从而制约中央的决策极其执行力。况且，万历朝，皇帝尚年幼，内阁首辅具有票拟的权力，其实就是代行决策，但是又不得不和宦官合作，司礼监秉笔太监握有披红的权力。张居正和冯保就结成联盟，把持朝政，势必又造成朝臣与宦官之间的矛盾。日后，张居正想要改革推行一条鞭法，最终也是惨淡收场，不能不说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悲剧。若使张氏如前制为宰相，或许改革可行，乱局或许可以改观。废相之痛，俱在于此。 其三曰滥杀功臣，大兴牢狱，株连过甚，使人心惶惶，不得安生。欲以恐惧使民威服而未见民之服威，欲以杀戮绝贪官污吏而未见贪污绝迹，于民无恩，于国无益。
第二，亡于腐朽的文官制度。太祖皇帝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计了文官制度作为本朝的行政工具，渐渐往后，文官制度日益成熟日益固化，他们以年谊，乡谊的形式结成了一个个团体。中央皇帝一下设有六部，长官为尚书，二品大员，直接对皇帝负责。又设有都察院，长官为左右都御史，二品衔，掌监察，弹劾和建议。设有通政司，长官为通政使，三品衔，掌平反。设有大理寺，长官为大理寺卿，从三品，掌刑事诉讼。设有六科给事中，，七品，掌监察弹劾。监察制度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洪武朝设置锦衣卫，长官为指挥使，从三品，掌刑狱，巡察，缉捕。永乐时增设东厂，委派亲信太监提督东厂，直接对皇帝负责，开宦官干政之端。成化年间和正德年间，还曾设立西厂，培植鹰犬爪牙，祸乱朝纲。
初时，本朝以诗书作为立政的根本，所制定的制度也多是依据四书的教条。随着文官制度的僵化，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做出强制仲裁。政见不和，他们会以私生活的检点与否作为攻击对方的手段。皇帝不配合，他们照样可以照着古来诤臣的勋例，上本劝谏帝王，实则多有辛辣讽刺之语，拿一颗脑袋，换千古的芳名，又何尝不可。诤谏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营销手段，先揽声名，再图权力。然而在此过程中，皇帝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不处分咽不下这个气，一旦处分又落入了文官的圈套。颠仆日久，这套文官系统就变成了大臣和皇帝斗气，大臣和大臣斗气的载体。皇帝大多时候也渴望自由，并不想决定所有的政事，然而他想决定的家事又阻挠重重，几乎到了寸步难行的地步。比如万历想立郑贵妃的儿子常洵为太子，文官们坚持要尊祖制请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从此开始了请立与拖延的接力赛，在这种对立中，万历失去了信心和耐心，他厌倦了，所以选择消极怠工。当时正是多事之秋，皇帝幽闭深宫，如此国家岂可长治久安，不过是暴风雨前夜的宁静罢了。由此可见，文官们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强迫九五之尊的皇帝接受文官集团的意志，皇帝本人没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群臣的跪拜之中。这种制度根本就是一个圈套，打了死结，越想解脱就越受禁锢。文官集团以集团利益为趋使，祖制和民意常常成为他们有力的措辞，皇帝也不得不屈从于这种意志。
另外，文官之间的隔阂和对立也日益明显，党同伐异，斗争激烈。
这套文官制度背后还隐藏着重文轻武的特征，以文官统制武官，抑制武官的权力，贬低武官的地位。如此导致武备不振，指挥失灵，文物不协。
况且，就文官的选拔制度——科举制度而言，以八股取士过于僵化，不利于包揽人才。
古代殿试场景
第三，亡于失序的地方政治制度。明朝之地方政治制度大有暄宾夺主之嫌，于地方设置布政使司，总管行政，置提刑按察使，督管司法，置都指挥使，统领军事，三者合称三司，基本构成地方的行政系统。 布政使和按察使又向低一级的府州派出分司，分司之下是府州的长官，府州之下才是县。如此一来，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管人的官多，管事的官少。层层约束地方，使的地方毫无生机与活力。地方只是牢牢的掌握在更高一级的行政管理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在经营地方经济，旨在弹压生乱，官民之间的隔绝和对立也越来越大。只需要一个引子，暴乱和起义就会发生。有明一朝，从太祖皇帝开始，农民起义就屡屡发生，至明朝晚期，更是多如牛毛，无法弹压。如李自成起于陕西，张献忠据有四川。可见治平在教化人心，不在弹压人性。
第四，亡于混乱的财政赋税制度，本朝创制之初，太祖皇帝大规模的打击大地主和大家族，使整个帝国形成了一个以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组成的社会。国家的税率低，底层的自耕农却没有收益，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税收政策又死板缺乏弹性，没有形成有效统一的管理，实质上在收税的时候税收就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损耗。中国幅员辽阔，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不在于提倡先进的经济，以增加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使之平均，从而维持王朝的安全。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去发展商业和经融的做法，使国家财富日益萎缩。海禁政策的实施也是弊大于利，一定程度上阻挡了倭寇势力，可是也是去了发展沿海贸易的机会，无异于固步自封自断财路。中国拥有广阔的内陆腹地，也有漫长的海岸线，当时正是大航海时代，全球贸易开始兴盛。明朝的最高统治者们却无心拥抱海洋，只是作为一种手段来一只敌对势力，坐失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