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百岁老人，依然想做人杰
南渡：求学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拉开了日军大规模向华北地区扩张的序幕。7月29日至30日，北平、天津先后陷落，位于天津和北平的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三校学生，突然失去他们作为学生的去处。
那一年，18岁的杨苡刚从天津中西女校毕业保送至南开大学中文系，拍完毕业照的第二天，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天津陷落以后，南开大学整个炸毁，校舍不复存在。
家住富阳新登镇的清华大学机械系大一学生吴大昌，7月份学校放了暑假就回了新登的老家，从当地的《东南日报》上看到七七事变的消息，当时他还盼望这件事情和平解决，“这样子的话，我们暑假以后回去还能上课。”
同样是那一年，家住扬州市彩衣街老宅的巫宁坤如常去度过五年半时间的扬州中学上课，却听闻校长宣布学校解散。占领上海后，日军沿着长江进犯中国腹地，或许很快就要兵临扬州城下，学校里有个唱女高音的女同学跑上台去，唱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至“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全体师生泣不成声。
巫宁坤（1920-2019），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1939至1941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师从吴宓、沈从文、卞之琳等人。曾任国际关系学院英文系教授。
局势早就不太稳定，于是早在1934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就与学校教授商议，在长沙筹办了无线电等特种研究所来应对时局的危机，并将部分贵重仪器、书刊、档案逐渐向长沙转移。1937年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后，当时的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37年9月10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成立。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旧址
学校勉强复课，但战争年代、国破家亡之际，是否还要继续读书，或者如何巨大的灾厄前抉择自己的命运，早在平津陷落之际，这样重大的命题已经横亘在青年学子眼前。
通过大学教育获得职业技能与经济上的更高回报，并不构成在此时此地坚持读书的全部或者重要理由——自然是有对知识的纯粹信仰，甚至是对大学生身份的单纯梦想与艳羡。家住山东偏僻农村的刘吉兆就是一例。他曾靠父亲一战期间当华工领到的工资和补贴，一路读到初中，然后去了免收学费的山东第一师范读书；毕业后，他在济南一所小学里教书，但心里一直存着个大学梦；工作几年有了些积蓄，他最终考入了南开大学。还没读两年书，抗战就爆发了，刘吉兆为此十分丧气，因此当收到老师黄钰生的复课信后，他自然开心。
而当时的另一种普遍情况是，任何看起来可以归为个体的选择，都难以撇清时代的底色，读书和报国是关联起来的。如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以前，还在读高中的吴大昌，他一度格外关注离家不远、正在修建的钱塘江大桥。这是中国历史上国人自行设计和建构的第一座钢铁大桥，吴大昌见其修建，深受振奋，觉得苦难深重的国家需要这样的工程、需要现代化，因此报考了机械系。又如与吴大昌同在浙江的学生费自圻，他把求学路当作试炼——“不能吃苦和自立，何言读书报国”。
正式开课是在10月25日。从报纸上得知了开学的消息，吴大昌和几个浙江老乡通信，相约在杭州碰头，一起前往长沙。费自圻是沿着沪杭线先到的杭州，准备经浙赣线转南昌赴长沙，结果列车经过嘉兴遭遇了空袭警报，众人尖叫着下车向四野逃跑，在10月江南稻谷收割完的空荡荡的平原上成了飞机轰炸和扫射的目标……等费自圻从轰炸和扫射掀起的迷蒙尘土里回过神来，周围已经满是弹痕累累的尸体。虽然抵达了长沙，但就在身边的轰炸和同胞的死难，成了费自圻永远忘不了的梦魇。
到达长沙后，临大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三校学生一律编组成队，要求全体住校，每天升旗、降旗，甚至每天睡觉的位置，都要按队伍编制的秩序来。“乱世读书”几乎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近乎本能的世界观，也是他们应对内心危机的一种朴实的方法论。
临大学子们在岳麓山下几近拼命地读书，日军却并未给他们“埋头闭户”的机会。战火在长三角延绕，作为华北“后方”的汉口、长沙，最终也成了处于后方的前方。1938年2月，这所在长沙临时成立的三校联合大学，被迫再往西南进发。
决定南渡，并不单纯是逃难，也有文人的风骨在。日军进驻北平城后，时任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刚为拒绝日本人招致做官的邀请，绝食明志以至身亡。彼时，陈寅恪家中长辈兄弟皆在南方，唯有一人担当起治丧事宜，面对亲友吊唁，一一叩首、鞠躬还礼。国事家事的遽变和为丧事奔走的操劳，使本就有高度近视的陈寅恪右眼视网膜剥离，需要立即进行手术，但手术恢复需要时日，而留在北平，就免不了日本人的拉拢和胁迫。陈寅恪绝不能接受为日本人工作或者沦陷区继续教书，毅然决定放弃治疗眼疾，前往清华大学内迁的校址。
我们无法得知，陈寅恪放弃治疗眼疾以致右眼失明的事，是否在学生间流传，但有一种记述是，失明以前，陈寅恪讲课很有特点，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眼，而失明之后，再也没有人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了，而永远是睁大着眼睛，永远是目光如炬。那如炬的目光对学生们来说是一种提示，也是一种鼓舞。昔日或许只在诗文中感受和书写家国情怀的读书人，必须身体力行地担起道义，也因此拥有了古代一般读书人不曾拥有过的能量。
在路上的社会实践课
临时大学的学生们是分三路赶赴昆明的。
一路坐汽车，从南边绕路，取道广西，经友谊关进入越南，再走滇越铁路。
一路走水路，由天津先到上海，再到广州途径香港到海防，最后一程是从越南海防坐火车，绕一个大圈到达云南，杨苡和同学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明明是在自己的国家，要达到另一个地方却不得不借取他国的道路。到达中国边境的时候，杨苡和同学们一起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唱《松花江上》，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首一首地唱。
第三条道路是从长沙徒步去昆明。284名学生通过了体检，由11名老师带队，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计划经由京滇公路向西南进发。“穿越内陆的想法吸引了渴望深入群众的民粹主义者，也吸引了准备以抗日的名义发动穷乡僻壤群众的积极分子，还吸引了充满好奇心或热衷冒险和体能挑战的人”，对于学生们来说，早在抗战爆发之时，他们就面临过一次去长沙读书还是救国的艰难选择，到了这一节点，选择去昆明还是延安也是一个难解之题。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近300名学生是经过了两次回答后筛选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救国的道路。
正如陈寅恪坚决不能接受在沦陷区教书，放弃治疗眼疾有示威明志的味道在里头，湘黔滇旅行团的存在也是为了证明国人绝不会轻易被侵略者击倒的决心。闻一多在湘黔滇旅行团带队老师的行列里，他言及自己在15岁以前都受着古老家族的束缚，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再到归国在各个大学教书，都是在城市里“过着假洋鬼子的生活”。
谢绝了友人留他在家乡武汉到教育部任职的邀请，闻一多把湘黔滇之行当作是国难当头可以重新认识祖国的机会；对于学生们也是一样，“他们会不断遇到在平津书斋里一辈子也不会遇到的人，会看到红军长征留下的印迹，会与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部队和车队相向而行”，为争取跟随步行团的机会而非乘坐汽车前往昆明，一些学生在体检的时候偷偷在身上加重以达标准。
从学校教育层面，湘黔滇的步行计划还有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多重的意思。3500里的路程，刚开始走不了几里学生们就感到腿脚酸疼，脚板磨起了一个个水泡，但到了第十天，哪怕是最差劲的人，也能丝毫不费力地走四五十里。
机械系的吴大昌及同学对水车感兴趣，就去研究大轮子的水车怎么运作灌溉，想着日后要给贫困山区添置水力发电设备；李锷鼎在途中第一次看到中国内地老百姓为了照明，只能点煤油灯，受其感染去学了水利发电技术专业；外语系的查良铮很重视学英文，并且以念字典出名，他一路走一路念英文，念完一页字典就撕掉一页……途经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有些人收民歌，有些人调查风俗，还有人照相。
历经68天，湘黔滇步行团于1938年4月28日到达昆明。先期到达昆明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对大学生们训话：“你们所走的程途，全都是中国的大好山河，所遇的人们，全都是我们的同胞。所谓‘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这对你们将来的责任和事业，将有莫大的帮助。”
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翻阅西南联大学子层出的回忆录，我们会发现，在那样一个政局动荡、外族入侵、战火频仍的时代，困在西南山坳里的学子们虽在恐慌、忧虑、不安之中，但咂摸出更多的味道是幸福。
环境其实是艰苦的，除了图书资料室是用砖瓦盖的房子，教室一律用铁皮做顶，木格的窗户上没有玻璃糊上去的是竹纸。学生们的宿舍是茅草房盖就的，40个人一间屋子，靠墙各立着十张双层木床，关系好的才把三张床拼成一个U字，外面挂上旧床单或钉上纸板，就成了一个独立天地、屋中之屋。屋子里到处都是臭虫，咬得学生们睡不着觉，浑身都痒，可是慢慢的，学生和臭虫们变成了“你咬你的，我睡我的”的“和平共处”状态。
最擅长苦中作乐的是汪曾祺，他已把苦日子过出了十分的兴味来。汪曾祺上课比较自由随心，喜欢的课就听听看，不喜欢的课则是能逃则逃，不是去中文系图书馆看书，就是去昆明大街上随处可见的茶馆里泡着——他在这里写完了自己最初的几篇小说，有一年《哲学概论》的期终考试，汪曾祺甚至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答好了再交上去的。
汪曾祺的才华常常体现在他比喻与用词的精妙，同学胡邦定回忆他曾经替同学代写了一篇读书笔记，评鉴“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郁”，作业交上去后，老师闻一多甚为认可，称赞“这比汪曾祺写得好”，心知实情的同学们哄堂大笑。
汪曾祺回忆联大生活的文章里，最著名的还要属《跑警报》。1938年至1941年间，日军时常驾驶战机侵扰昆明，预告空袭通常有三种警报，预行警报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起飞，空袭警报表示日军飞机已进入云南省境内。而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肯定飞机是朝昆明来，昆明城内的居民听着警察声躲避空袭，本来是“躲”，但联大师生都把躲避警报称为“跑警报”。汪曾祺这样形容：“ ‘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联大的师资力量堪称豪华，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陈寅恪、钱穆、钱锺书、金岳霖、冯友兰、华罗庚、费孝通……读之全部是振聋发聩的名字。
联大的国文课是出了名的，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翻译家许渊冲称之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他的同学、物理学家杨振宁却说：“这个办法我想不是最好，因为有点乱。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个人教，因为太不系统化。”
“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面对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能发挥这种精神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一如汪曾祺曾把“跑警报”归纳为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联大学子的青春底色，正也彰显了这样的生命力。
北归：站在百年关头回望
汪曾祺在回忆联大生活的一个散文集子里写：“我们那时都是二十岁上下的人，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可说，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呢？我现在一句都记不得了！”他还提起昆明翠湖边轩馆里的一块匾，“也许里面是有一方题作什么轩的横匾的，但我不记得了。也许根本没有。”
“我不记得了”“也许根本没有”——其实说了什么话、翠湖旁边有没有那处横匾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联大学子的目光似乎时时向过去回望。
杨苡是先被南开大学录取再去的昆明，算作“复校生”，所以保留原校学籍与学号，只在原学号前冠以字母N（南开）；杨振宁、王希季、许渊冲是西南联大到昆明开班后的第一届学生，学号前面是L（联大）；马识途1941年化名马千禾考入西南联大，他的学号是L4710……这串看似无实际意义的编码，就这样刻进了众人的记忆里。
如今102岁的杨苡，居住在陶谷新村21号的一处小小庭院。这是50年代初还在南京大学当助教的丈夫赵瑞蕻幸运分得的一处房子。当时分得的房子是“丙种房”，已很破旧了，杨苡用稿费将房子重新装修，不同房间粉刷成不同的颜色，有粉色、白色、米黄色、淡蓝色。朝阳的客厅墙上，一面挂着齐白石的大白菜，一面挂着葛饰北斋的日本侍女画像。
1999年丈夫赵瑞蕻去世时，她80岁，直到如今，她已经在这套装修老旧的屋子里独自生活了二十多年。赵瑞蕻的一副漫画像摆放在书桌前，书面上随处可见各种玩偶。百岁的杨苡时常会重新摆放这些娃娃，和书房中挂着的自己17岁婴儿肥圆脸、刘海覆额的半身像一样，依旧葆有着一颗少女心。哥哥杨宪益和旧友巴金的照片摆在很显眼的位置，故交旧友常常入梦来。杨苡每天就在这个房间里看书写字，“Make the most of everyday（把每一天过到最好）”。
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的获得者许渊冲，以94岁高龄，一人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99岁那年，他投入了一整年时间，只为翻译亨利·詹姆斯的著作；
94岁的焊接工程专家潘际銮，他的研究成果为首条中国高铁的开通和国产航母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闲不下来，依旧活跃在办公室里，带领科研团队钻研还没有人能解决的“世界级难题”；
107岁的作家马识途，几十年来写下了700余万字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两次战胜了癌症，在医院完成的新书《夜谭十记》的续作《夜谭续记》去年刚刚出版，而如今依旧每日伏案写作，下一部小说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93岁的爆炸力学专家郑哲敏，每天会到岗半天，帮后辈解决技术理论问题；
西南联大校歌里有一句歌词，“中兴业，须人杰”，2017年，已经96年高龄的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仍然慷慨激昂地说：“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
如今，我们再去总结西南联大学子的精神，大抵可以概括为终其一生的勤奋、专注，开放包容的心态和顽强的生命力。
那些在特定年代体现出来的美好集体品格，并不仅仅因人的成就而闪耀，他们的经历也提示我们、向我们发问，我们会怎样度过我们的一生？怎样保持和追求自己人生的志趣？当我们步入耄耋之年，如何保持心中的光亮，又如何不为自己一生的选择感到遗憾？
在这种意义上，“西南联大何以能”的追问不仅关乎年轻人、关乎青年学子，还关乎每一个个体。联大人的故事，或许是我们人生中的最好一课。
参考文献：
纪录片《九零后》，导演徐蓓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杨潇，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汪曾祺，山东画报出版社
《永远的西南联大》，许渊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腥风千里扬州路》，巫宁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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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巩婧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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