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人的崩溃从父母生病开始
故事从一个电话开始，就是那种我们都害怕的、亲人生病的那种电话——
87岁的父亲因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医院，留下89岁的母亲独自在家，收到消息那一刻，作者写道“胃部痉挛，不想回去”，然而却依旧决定回家，“总好过袖手旁观”。
“成年人的崩溃从父母生病开始”，他会在深夜发现父亲因痛苦而哭泣，要给父亲的脓疮挤脓水、换敷料，陪步履蹒跚的母亲谨慎地运动，“只要家里一安静下来，就会条件反射般从睡梦中惊醒，翻身下床冲去查看父母是否还活着”……在这样日复一日地照护中，他的生活就像父母的健康一样迅速崩溃了——“一个你爱的人，或者应该爱的人，他的倒下就会把你绑架到另一重现实里。”
然而作者依旧在如此疲惫的日常中发现生命本身的力量、寻找身边英雄主义的细节——“在给爸妈养老这件事上，没有英雄，有的只是不那么坏的反派……母亲蹒跚的步子、父亲艰难的喘息声，还有撞在起居室窗户玻璃上、努力飞出去的又一只苍蝇，与玻璃窗上自己的倒影较劲、拼命要飞进来的鸟儿……无论如何，这就是生命。”
本文摘选自春潮Nov+新书《不情愿的照护》，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忘记是谁打来的电话了，但我记得那通电话的内容。
到底是父亲身上的哪一种病突然发作，让人无法忽视，是心脏、肾，还是被低焦油层层包裹的肺？谁都说不准。其实，明智的选择是先解决他呼吸系统的问题，可我们已经在别的方向上耗费了太多时间，就算现在明智起来也为时已晚。
这类电话迟早会来，才不会管你的“旅途”（这是他们的说法）正行至何处。一个你爱的人，或者应该爱的人，他的倒下就会把你绑架到另一重现实里。
问题在于，你有多心甘情愿接受这件事。
每次母亲、姐姐或哥哥向我详细讲述父亲最近的住院情况时，我都会在我家楼上踱步。我们总是在楼上接重要的电话，因为那里信号好。
“我来想想该怎么办。”说完我挂了电话。
胃部的痉挛其实已经充分说明了我的真实想法——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到父母生活的地方，我度过大部分童年时光的地方，和我目前的住所相隔七十英里的地方。
我昨天刚刚从那儿回来。爸爸八十六岁了，妈妈八十八岁，比父亲身体康健些，但也同样虚弱。他们那里总有活儿需要人帮忙，所以就算只是陪在他们身边也是好的。其实我一次次去看他们，不过是为了再次离开时心里好受些，这样做总好过袖手旁观。
说来说去，我还是喜欢那里的。在某种程度上，那里的生活像是童年再现，除了演员的年纪都大了不少，本质上戏码还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这种参与程度可以让我进退自如。
父母过了四十岁才生下我，姐姐比我大十二岁，哥哥比我大九岁。节假日时，别的孩子偶尔会误以为他们是我的祖父母，这一点曾让我颇为烦恼。不过，我还有别的烦心事。
自从我意识到活着的代价是死亡后，我就在为他们的死亡和一切死亡做心理准备。
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时，我七岁。当时，我就在我现在写这本日记的房间里，看一本关于鸟的故事书。书中有只鸟死了，其他的鸟无法将它复活，也无法接受它的亡故。我慌慌张张地跑下楼，问母亲我们是不是都会死。
“是的，”她告诉我，“但我们还会活很久。”
这两点都让她说中了。
愿望如石沉大海并不算什么，若祈祷真的灵验，你才该小心。而我祈祷的是，愿他们长命百岁。
爸爸随着商船船队在海上漂了四十载，近些年，我眼看着他的健康跟他们的一艘船一样，缓慢且无可挽回地走着下坡路。他的工作性质，意味着我在成长阶段不怎么能见到他。等到他退休时，我已经离开了家。
如今，他频繁陷入危急状态，每每发生状况我便回家探望，与早年的情形构成一种古怪的对称。这就像我们一直都在朝着对方的方向返航。更确切地说，是他埋伏在水下某处，浮浮沉沉……像一颗水雷。
可这通电话不同寻常。我有预感，而且心下明白得很，因为我宁愿自己不明白。尽管我数十年来都在为此事盘算、发愁、反复劝慰自己，我仍然发现，就扛起这副担子而言，四十七岁的我并不比七岁的我更够格。
日子本身其实很短：黑暗来临，我便沉溺于不悦；阳光之下，我又变得满怀歉意。
在这种给我带来极大影响的暂时的情绪转换中，我感觉时间的流动似乎十分缓慢，缓慢到现实世界变成了科幻小说，我们变成了一艘孤身游弋在太空中的飞船上的船员。
我们好像处在假死的状态中，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所在的飞船则离太阳越来越远。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发生，可这段经历占据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朋友克里斯开车送我去了伦敦，我们没有互送圣诞卡片，而是做了我们这代人会做的其他事情。我们站在一个巨大的房间中，听一支乐队演绎震耳欲聋的音乐。
过去，我们还会伴着这种音乐喝酒、跳舞。这多少挽救了我的心情。知道自己还能把别人列入某些活动的邀请名单中，知道自己还有在伦敦安顿朋友的能耐，我很高兴。可是，返回途中，我坐在车里，车行驶在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上，我再次感觉自己像个孩子。
那是种令人十分不适的感觉。我失去了对命运之轮的掌控，而它掉转方向，向我碾压过来。
昨夜的狂欢留给我的只有耳鸣和一张后台通行证。带着这些馈赠，我剪下利多卡因贴片，贴在妈妈身上。每过一天，她能干的事就多一点。她在逐步收复失地的同时，也很担心这缓解疼痛的宝贝会用完。
“贴片还有多少？”她问。
“够你用的。”
“今天是周几？”
她问这个，是怕碰上药店和医院不开门的日子。
“不用操心这个。”我回答，因为我其实也过得稀里糊涂，已经不记日子了。
在我家，即使你没在找药，也会在各种地方发现药。有时候，我会带着几分好奇打开橱柜、抽屉或者信封，想知道自己离家几十年了，这些地方还装着什么。
结果绝大多数情况下答案都是：不管我的记忆如何，里面的那些东西都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药。
一个四十八岁的男人想知道他的沐浴玩具是否还在，结果打开抽屉一看，发现里面装满了过期的草本通便丸。你可能会想，这有什么关系呢？可它就是关系重大。
不知这些药花了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多少钱，这是个问题。我们家像受了诅咒一样，到处都是药，这本身就很让人困扰。而我又觉得这些药诱惑了我，总让我有为了寻开心吞下几粒试试的冲动。总之，这事儿搅乱了我的脑子。
我在噩梦中听到了恸哭声。哭声连绵不绝，将我吵醒了，我这才意识到这不是梦，是现实。那是爸爸的声音，从卫生间传出来的。他没有叫谁的名字，也不是在喊人帮忙，只是在单纯痛苦地哭泣。
我把卫生间的门推开一条小缝，刚好能看见门后是他的两条腿。他一定是摔倒了，现在正躺在地上，身体抵住了门。
我把门将将推开了几厘米，可他朝我的方向蠕动了几下，不仅没起什么效果，反倒很快把门给关上了。他说过，眼下这种情况便是他害怕的事情之一。
我之前想过把合页反过来装，好让门能朝外打开，可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后来就不了了之了。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的困境。
“你能挪动吗？”
他用询问的语气叫了我的名字。我再次推开门，差点就挤进去了，却又因为他的哭号退了回来。
我知道，这时候应该拨打急救电话。只要医护人员来了，我们就有机会把他送进医院，让他在那儿好好治病，我们也好休息一下，可是我没打这通电话，而是置大家的利益于不顾—— 尤其没有顾及我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不管他的低声抗议，通过门缝挤进了卫生间。
里面俨然一个犯罪现场。他躺在浅蓝色的瓷砖地上，围着马桶的底座像胎儿一样蜷着身子，双腿之间缠着导尿管和连接夜用引流袋的长软管，其中一条腿还在流血。那条软管应该就是导致他这次摔跤的元凶。
“我在哪儿？”他问。
我想把他抬起来，但没成功。
“你得跟我一起使劲才行。”我说，“用点力。”
他这才开始一点一点地撑起自己的身体。这点助力已经足够我将他搀起，安排他坐到马桶上了。
“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你是摔倒了。咱们要不要给医院打电话？”
“不。不要叫医生。”
我清洗了他腿上的伤口，帮他包扎了一下。他似乎一点也不疼，同时神志也不太清醒。过了几分钟，在我的帮助下，他回到了卧室。
整个上午，他都想不起发生了什么事。此外，他脚上的敷料还是固定不住，不断往下掉。尽管如此，他依然提出要喝杯茶。生活哪怕暴露出了最狼狈的模样，还是要继续。
不一会儿，我们又回到卫生间，开始挤脓疮。这回，我克服了恶心的感受，因为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提高敷料的牢固性上，每次剪绷带都加倍认真。
我告诉自己，撇开有伤尊严和种种不便不谈，我们过得并没有那么糟糕。
这是一个很好的三十分钟的仪式。在某一刻，他会为一切道歉。
“对不起。”他说。
“没关系。”我回答。我相信，这两句话都是发自真心的。
然而，我不小心把太多消毒剂洒在了他卧室的地毯上，把自己熏得泪水直流，那气味怎么都清理不掉。不知怎的，爸爸倒是对那气味免疫，我想打开窗户散散这消毒剂的蒸汽，被他阻止了。只好任那股恶臭在屋中飘荡。
比较而言，妈妈就容易照顾多了。尽管她和以前不能比，但至少她能自理，能行使她那脆弱的自主权。他们从来不说要去哪儿走走，提出这种建议的只有我。
下午过半，夕阳西沉，我出门散步。往回走的时候，我看到了焰火。我回想着自己参加过的所有新年派对，注视着那些注定与我无缘的派对烟花在空中绽放。
我得离开这儿。
我给克里斯去了个电话。他的伴侣是助产士，上夜班。等他家最小的孩子睡着，他就可以陪我了。我赶去他家，跟他喝了几杯。午夜时分，他在沙发上睡着了。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与家人的照片。
步行回家的路上，我告诉自己，生活就是我们在任何特定时刻做的事，而不是一些关键点的总和，不是你把它们总结成某种遥远的胜利或空洞的失败。好坏不论，生活就是生活。
早晨要做的事越来越烦琐。我现在有了一套固定的程序，先照料爸爸，给他的脓疮（现在它们长得比脚趾还大）挤脓水，换敷料，把他从卫生间搀回床上，然后做好早餐给他端去，顺便看看妈妈的情况如何。
等他们都吃过早餐，如果到中午都没发生什么状况，我会冲个澡，这样便是圆满的一天了。
日落之前，我会带妈妈在我们住的街区周围步履蹒跚地绕上一圈，虽然她走路的样子不太自然，但这点运动对她来说非常有必要。
门前道路的坡度和开裂路面上生长的大片苔藓让我们的散步活动危险重重，甚至对我来说都是安全隐患。
因为长期不出门，妈妈的脑子有点糊涂了，不过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这样说她，毕竟以他们的标准来看，我是个抑郁症患者。这项活动会花上不少时间。我要是抱着她走这段路兴许还能快些、容易些，可那就没意义了。
我们距离我家前门只有一百米，但我感觉自己是在带她四处参观游览。我喜欢这样。这才是老年人该有的样子——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任回忆在脑海中翻涌，与亲人相互依靠。这样的照顾我能给。
我们转过街角，回到门前那条路上。前方的家中亮着温馨的灯光，但我却有种不祥的预感。在那个家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而且确实有不好的事即将发生，我感觉得到。那里一定会有突发事件或者骤然的改变，不然就是我自身会出问题。
在黄昏中，在光秃秃的树下，在我的想象力曾播下各种恐惧种子的地方，现在我感觉很安全。家门里的生活变得如此艰难，有时我宁愿待在家门外，做个局外人。
我们和片区护士约好了上门的时间，于是，我格外用心地保持着爸爸脚上敷料的整洁。
如果这就是我现在的工作，那么我想听到专业人士的夸奖，希望得到认可。如果这就是我的人生，那至少要让别人觉得我过得游刃有余，或者说不算太糟糕，再或者有其他正面的评价。
如果我游离于当下，就会发现那未知的未来、可悲的过去，都比现在发生的事情更糟糕。在这非我所愿的混乱中，我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有人需要我。
我就像在超级英雄大会上迟到的人，眼看着所有酷炫的服装都被别人挑走了，只好穿上自己平常不会主动选择的制服，因为它好歹也代表着一种身份。
我告诉自己“我很棒”，但其实我已经撑不下去，就要分崩离析了。在有些日子里，我得服药才能睡个好觉，喝酒才能保持清醒，而我住的地方恰好到处都是药和酒。
比起我内心的崩溃，还是父亲的各项身体机能持续衰退得更厉害。他的脚看上去像是被火烧过一样。红肿的部分逐渐盖过了他的脚踝，开始向他的腿蔓延。我们坐在他的床沿上，仔细查看伤情。他现在会愿意去医院吗？
“不去。”他没好气地拒绝了我的提议。
我下楼去给他做早餐，看到报纸和电视正在轮番报道每年冬季医院里的病床短缺危机。手术纷纷取消，患者只能在走廊里等待。这种情况似乎有日益严重的趋势。也许爸爸现在根本不符合入院的标准，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都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
他惊恐无措，妈妈苦不堪言，我怒火中烧。脓毒症撕咬的是脚趾，恐惧吞噬的则是灵魂。
今天早晨，我楼上楼下地跑了好多趟，感觉自己都要抓狂了。我和爸爸都爱看《铁窗喋血》。有分析称，这部电影是献给固执倔强、魅力十足且有自毁倾向的反叛者的一首赞美诗。
在影片中，残酷的狱警命令主人公卢克挖完坑再填、填完坑再挖，直到他体力不支，精神也接近崩溃。虽然，像反复挖填土坑一样再三表示拒绝、只为了逃避被他视为监狱的医院的是父亲，但在无休止的往返中快要崩溃的是我——他的贴身男仆。
我崩溃过，所以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我体内正警铃大作。
爸爸去医院要带的行李我们向来都是准备好的，里面有他的睡衣、现金、手机和充电器，还有书、牙刷、梳子和收音机。我把包取来。
因为还没从“缓刑”带来的震惊中回过神来，我感觉自己走路像梦游一样。我不会认为任何发生在我身上的好事都是理所应当的。他是要去做检查，而非住院治疗，所以我们可能连一晚上的休息都得不到。
“医院没有床位。”他念叨着从报纸上看到的话。
“这恰恰说明了你的病情有多严重、你有多重要。”我补充道，“没人做这事是为了好玩儿。”
把他送进医院需要经过相当多的步骤，看到护士娴熟地处理各项事宜，我对她的尊敬变成了全然的惊奇。她在同一时间与全科医师、医院的微生物科、救护车服务站和医院的入院处展开了多次沟通。
她在我家厨房的餐桌上建起了办公总部，又是填写纸质文件，又是通过我们的座机拨打电话；与此同时，她还要做到对自己的手机视而不见——只要她没在用那部手机拨打电话，它就会不断振铃。
她解释说，是上级在催促她去做下一项工作。她的举止始终平静而稳重。等这些事务告一段落，她隔着桌子看向我，问我过得怎么样。
一个简单的问题让我瞬间破防，我拼命忍着才没让泪水决堤。要不是我靠着厨房的台子，很可能就出溜到地上了。她点点头，就好像一眼看穿了我的内心，知道我为自己编织的谎言和父亲脚趾的恶臭一样，显而易见，却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我过得怎么样？这种问题已经有好久没人问过了，更不用说出自拯救我的恩人之口。她出其不意地来到我家，像圣徒一样为患者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也将这份福祉分给了我。
“照顾好自己，”她说，“这么重的担子你不能一个人扛。找人来帮忙吧，不然光靠你是没法子的。”
我还是想跪倒在地，不过这次是想要表示感谢和哀求。
这次，我们没进ICU，也没进堪比 ICU“护城河”的乱糟糟的急诊部，我们没去见识那些地方的高科技奇观，而是从容地走进了一块新地盘—— 门诊部。这里有六张床位供等待评估或者接受各种临时处置措施的病人使用。
尽管各大报纸的新闻标题描绘的是另一番景象，我们来的这家医院还是一派风平浪静。医院用棉签擦拭了爸爸的伤口，还给他扎针抽血、拍X 光片。他的脚看起来糟透了。
我敢说，那些无意间瞧见他伤口的人都会先愣住，过一会儿才能做出反应。我再次为爸爸感到骄傲。人这种生物可真是了不起。两小时前，我还处在精神崩溃或神经错乱的边缘，现在我却考虑起该在生病的父亲身边卖票。
接下来就是等待检查结果了。即便结果迟迟未出，我也觉得心情平静。我告诉爸爸有事就给我打电话，我出去走走。然后，我开始像跟老朋友打招呼一样问候熟悉的走廊。早上好，急诊科。新年快乐，心内科。
在等待爸爸出院的这些天里，我渐渐清楚了一件事，尽管我想离开，但我已经在这件事上投入了太多，如今无法轻易放手了。我会在电子邮件中写下心目中照顾爸爸的最佳方案，感觉像是在写辞职信。
和那些失败的名人不同，我退居幕后是为了减少陪伴家人的时间。现在我认为自己才是家里“挑大梁”的人，我能感觉到自己很抗拒听哥哥姐姐说话，也不想把责任交给妈妈，让她独自操持家务。
这些心理其实是愚蠢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从实际出发，这些都是妄想。
这不是一场可以打赢的战争，也不是一个可以修好的物件，所以我充其量只能努力把握和尊重事态的发展。一段时间之后，我的行为开始像是在跟黄蜂讲道理，给液体编写规则。
不管你的初衷多么高尚，事情总有始料未及的一面。于是你那所谓的高尚情操就成了一件荒唐事，就像克努特大帝向大海下令（他这样做好歹还是为了证明他权力有限）一样。
你必须只付出点滴的心血，同时学会对很多事放手。无论是暴君专政与好意帮助，还是行动与表演，它们之间的界限都十分微妙。有时候，你以为的热情其实只是病态而已。
也许，就是因为我死死抓着这些不放，才无法坚定地迈向未来。
从我们意识到最亲近的人会死开始，就竭尽所能去面对他们的死亡。不管怎么样，我们终究会对此习惯。不过，说起对父母的关心，我们关心他们将如何死去多过于他们会死这件事本身（鉴于我们无法提前、清晰地感受到他们离世带来的痛苦）。
如果在他们走向死亡的过程中，我们陪在他们身边，那我们的生活就会被卷入这个旋涡之中。
回家照顾父母，同时认为家中曾经和现在的一切都得由自己来承担，这会让一个人的健康迅速垮掉。力所能及地帮家里减轻负担是好事，但前提必须是你舍得放手。所以，趁我还能放手，我必须抽身。
如果我要离开，那一定会彻彻底底地搬离，同时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针对爸爸足疾的治疗挺复杂的，为了让他们清楚该怎么做，采取一致措施，我买了一台打印机。我震惊地发现，一台打印机竟然花27 英镑就能买到。
我飞快地为爸妈打出几份资料，供他们学习血管方面的新知识，了解治疗中必须遵守的标准。我给护工留了一份，还通过电子邮件将它发给了正面对这个复杂局面的所有人。
哥哥偶有给大家带来便利的慷慨之举，这次，他给爸爸买了一把可以调节高度与靠背角度的扶手椅，上面有一些开关、传动装置和连接电源的插头。这把椅子能引导扶着助行架的爸爸坐下，还能辅助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扶住助行架。
最后制订好的计划是，每天早晨，护工会来忙活一个小时；在一天余下的时间里，还会有三次半小时的上门服务，护工将给爸爸喂饭、换药、搀扶他上厕所。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安排会让一切顺利。
最后，我又得到了两周的工作。大局已定，决定权不在我手上了。现在我不仅仅是想在他出院时逃离此地，而是必须得走了。如果这便是即将发生的事，那么，最后一幕剧的舞台已经搭好了。
在卡路里编织的帷幕落下之前，等待他的将是“钢铁宝座”与善意的援手。在狂吃饼干中告别人生。这也许是人值得拥有的最后权利—— 放弃生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死。
但话又说回来，就连这一点也要取决于它对周围人的影响。当一个人死亡的方式深深影响着另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多长时间才算长呢？
第二天早晨，约定好的时间过去了一个半小时，护工还不见人影，这种事在周日可不常见。妈妈把它怪在护工个人身上，我则将其归咎于整个系统。一切照旧。
只是我满脑子都还是昨天的插曲，憋屈得很，很想找人吵一架，发泄一下。最后护工来了，没给我跟他们公司吵架的机会。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这一天会怎样度过。”护工走后，妈妈欢快地说。
这时，我意识到，她身上依然有值得我学习的品质。说到胸怀宽广，她比我强多了。不念过往，不负当下，就是这样吧。我问爸爸今天感觉怎么样，他迟疑了一下，或许是有些难为情。最后他说，感觉没事了。于是，我和妈妈去了商店。
只有我还没调整好。我依然为昨天的事心神不宁。我给一个有过相同经历——父母自杀未遂的朋友打了电话。
我们聊到了“去技术化”，聊到老年人的世界是一个我们实在太陌生的地方，简直像另一个次元。你可以学会这里的语言，却无法一劳永逸地掌握它。每当你离开他们的世界，都会失去些什么。
而再次回来时，你会发现他们用的是和之前不一样的字母表，他们会有新的神话、祈祷书和法律制度。每次往返你都会觉得自己像是周游世界的格列佛，只不过你会在同一个国度里觉得自己既高大又矮小。我们常常依恋和探讨的过去也会淹没我们。
我告诉他，我把这些经历都写了下来。他问我结尾怎么写的。我想了一下才给出答案：
“没有结尾。”
这不是神话故事，而是来自前线的战报。只能说，我一开始对它的想法和它后来呈现出的效果完全不同。
这种无法把握的事情才是常态。我们却误以为这种不确定性是一场灾难，就像自己走到了人生尽头一样。
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别人给我的建议——人是不会变的，只会越活越像自己。就连这句话也可以有不同的阐释。我们到底是什么，比会做梦的血肉之躯更高级一点吗？大家会变成什么？干涸的尘埃，还是人间的神祇？还是说二者不分彼此、同时存在？
“这件事没有终点。”我的朋友反思道，“就算他们去世也不是终点。”
“他现在午餐只吃一根香蕉。”妈妈又说了一遍，就好像这是什么大新闻一样。
我看了眼日历。今天是爸爸第200 次吃这样的午餐，可以说是“香蕉午餐 200 天纪念日”。与此同时，爸爸正在看F1 大奖赛。电视开得很大声，让我感觉自己好像就在赛车现场。也许，屋里的噪声分贝比赛车现场都高。
不知怎的，妈妈竟然能安安静静地坐在这种环境中看报纸。我看着他们，心想，如果没有了他们，我该怎么办？我会是谁？
在给爸妈养老这件事上，没有英雄，有的只是不那么坏的反派。但我们身边处处是英雄主义的细节，比如母亲蹒跚的步子、父亲艰难的喘息声，还有撞在起居室窗户玻璃上、努力飞出去的又一只苍蝇，与玻璃窗上自己的倒影较劲、拼命要飞进来的鸟儿。
无论如何，这就是生命。这时传来片区护士的敲门声。
“肯定是助产士来了。”爸爸说，他对自己的错误毫无察觉。
护士乐呵呵地走进来，带着愉快的心情，演戏一样解开他脚上的绷带，说道——
“我们来看看你那可爱的伤口怎么样了。”
听到这句话，我在楼上敲下这行字，开始关照自己那可爱的伤口。
本文摘编自
出版年：2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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