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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年轻的殉道者

1970年的3月5日是遇罗克遇难的日子。


遇罗克,1942年出生,北京人,父亲是水利工程师。1957年父母均被打成“右派”,因此他高中毕业后不被准许进入大学。1966年7月写作《出身论》,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发表于《中学文革报》。1967年4月17日,当时的中央文革表了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1968年1月1日,遇罗克因言获罪,遭到逮捕。

1970年的3月5日,来自西伯里亚的寒流正在中华大地上肆虐,漫天风沙蒙住了人们的双眼。这一天,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公判大会上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时年27岁。





噩耗传来,北岛悲愤交加——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人的基本权利已遭到了空前残暴的践踏,而相同的厄运随时都会降临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像“做一个人”这样最基本的要求,都已构成了对政府的叛逆。于是,他写下了著名的短诗《宣告》: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从星星的弹孔里/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作家张郎郎1968年因组织地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成了遇罗克的狱友,对遇罗克有了深入的接触和了解。1970年遇罗克被执行枪决后,为纪念遇罗克,张郎郎撰文让我们认识一个真实的遇罗克。

    
01
1970年2月9日,我和其他几十人被戴上手铐脚镣——那是专门用在死刑犯身上的刑具。这手铐、铁镣,与一般的不一样,又黑又重。如果不用手提着脚镣就难以迈步行走。我们这些死刑犯背着自己的行李,一个接着一个,走向死牢。

那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我们跌跌撞撞地分别走进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第23筒、24筒的各个单间里。所谓“筒”,就是北京公安局看守所编号的不同走廊。

犯人们把23、24这两个筒叫作“枪号”,政府把这里叫作“死刑号”。每个死刑犯都被关进木头盒子般的单人牢房里。

当这批犯人各就各位之后,管理员开始逐个打开门,一一核对犯人的姓名和所在的房号。刚刚问完我,关上了房门,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犯人喊报告。管理员快步走过去打开房门,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交待,才把我留了下来。可是至今还没有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

话音未落,门“嘭”的一声被队长关上了。

我听清楚了,那是遇罗克的声音!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冷而辛辣,柔里带刚的口吻。

1970年3月5日,他和许多人一起被一一点名后拉走了。他们走了以后,走廊里死一样地寂静。我知道这又是一场宣判大会。我预感到遇罗克再也不会回来了。

果然,遇罗克和我们那批许多人,都在那天被执行了。


02
我第一次见到遇罗克,是在1968年11月,狱方调号正好把我调到了他所在的牢房。那是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桥院里著名的那座K字楼,7筒1号。

K字楼每个房间大概是不到20平方米,关了20个犯人,当时疑犯太多了,牢房里最多住22个人。如果每个人都躺平了的话,就躺不下。睡觉时只能侧着身子,如果谁想翻身,就得全体一起翻身。晚上起来解手,再回去就要把两边的人拼命地推开,才能勉强挤进去。

当时北京公安局看守所的大院儿里,有三个建筑。一个是三层建筑的K字楼,据说从天空中看下来是个字母K。犯人们传说,在战争中看到K字或十字的建筑,就不予轰炸。因为犯人和病人都无法逃生。

我进到这间牢房没两天,就有犯人向我介绍遇罗克也在这。

我知道他是谁,在监狱外面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也读过他的文章。遇罗克一开始并不知道我是谁,表现得很主动。我就是一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大学生,那年才24周岁,自己认为很成熟,实际上很幼稚。我是因为讲了些江青的段子,又因为学西方艺术史专业想去法国留学,被公安定罪“恶毒攻击领导人”、“叛国投敌”判处死刑的。牢房里多数人是愁眉苦脸,而遇罗克却是笑眯眯的。他略带嘲弄的笑容,自我介绍:“我叫遇罗克。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下面的心字,加个走之。罗霄山脉的罗,克服困难的克字。”说完又微微一笑。他给了我一个很特别的第一印象。我佩服在这地方还会微笑、还有幽默感的人。虽然他微驼着背,戴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发有些过早秃顶,但总的印象还是个书生模样。

他和其他犯人不同,有时候,他还摇头晃脑地吟诵诗文。他最爱念邓拓的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03

遇罗克在和人们单独聊天的时候,却很少笑。他把别人用来打发时间的聊天,当成一种学习、求知的手段。他常说:每个人对某一种事物肯定“门儿清”。

他只关心自己在谈话中可以学到什么、积累些什么,只想找一切机会积累知识。

好在我也并不在乎别人重视不重视我,我也渴望得到交流。于是,我和他定了合同:每次休息时间,每人选择一个自己最熟悉的题目,轮流讲给对方听。

我第一次给他讲的是“西洋近现代美术简史”,他给我讲的是“世界电影现状”。他讲得那么内行,术语和统计数字运用自如,我真以为他曾是一个电影资料工作者。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在另一间牢房刚刚从别人那儿趸过来的。他通过给我讲解来复习这部分知识。我的天,他真的会利用别人的时间。好在我也不吃亏,从他那儿又学了复习功课一招。

他看到这种情况,就有些不高兴,直接了当地说:“不行,你差远了。你得下点功夫好好学。学哲学可以深化你的思想,使你思考问题更加科学化、条理化。形式逻辑尤其重要!”我说:“我不是个纯理性的人,而且我嫌古典哲学太晦涩、太复杂,我宁愿看那些当代哲学。清晰明了。萨特和黑格尔完全是两回事儿。”

他听了以后真生气了,说:“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神圣的、无与伦比的。萨特之类根本算不上什么哲学家。全是无病呻吟。而你居然会喜欢萨特,真是吃饱了撑的……”他还说了许多类似的批评。我一点儿也没生气。

他至少有一个理想的投射点,他对自己的信仰十分认真。我还挺佩服和羡慕他这样的人。有理想精神的人,才能彻悟,向着自己的目标毅然前行。


04
那些天,遇罗克一直希望能从同屋的石厚刚先生手里借来延安版的毛选。

石厚刚先生是当年陕北的老红军,1955年的少将,后来转业到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当副院长。因为他去延安学习过,所以才有这部《毛选》。石厚刚却不肯把这部书借给遇罗克。原因是他认为遇罗克“思想反动”。于是,遇罗克只得托我想办法。

石厚刚知道我是生在延安的,属于“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所以,在我软磨硬泡下同意把这部宝书借给我看看。

那天,石厚刚被提讯走了。

遇罗克趁这个空当,赶紧让我借给他看这部秘籍。我悄悄递给他,让他千万别明目张胆。他歪坐在角落里仔细研究,拿这部书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的版本对照着看。读得很认真,一字一句像校对似的看。时而若有所得地点点头,时而又掩卷而笑。

石厚刚回来之前,遇罗克赶紧把书还给我。后来,不知是被石厚刚发现了,还是别人警告了他。总之石厚刚先生的书从此就不再外借了。

遇罗克若有所失,常常叹息。他悄悄对我说:“出狱之后,我一定要找齐不同时期的各种版本,对照来看,那才真叫过瘾。”他说的时候,两眼放光。

后来他对我说:“他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在不同时段就得有新的更改,完全是实用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思想上的混乱。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说完还用力点两下头,嘴角露出满意的笑容。

    
05
有段时间,几乎每天吃完早饭,遇罗克都会打报告——这是犯人提出申请的唯一方式。他向管理员提出要纸和笔。在牢房里是不允许犯人留存纸笔的。

他说:“我要写思想汇报。”

因为他是重要的思想犯,所以看守都会答应他。他利用这个方便,一面写些应付预审员的材料,一面乘机写下自己认为有用的东西,写好以后裁成小豆腐块儿大小,以便保存。

我们俩利用这个机会,编写了一本《中国古典诗词集》。从屈原的《渔父》到谭嗣同的《绝命诗》,凡是能回忆得起来的诗词歌赋,都一一尽录其中。几个月下来,数数也有三四百首了。他比我记忆力好,多一半是他背出来的。

星期天,我们利用法定缝补时间的机会——这时候才发给我们针线,于是就把这集子装订出来两本,我们一人存留了一本。

一些同号的犯人也偷偷借去传抄。休息的时候,我们默默地念着、背着,眯缝眼睛浮想联翩。仿佛牢房灰色的水泥墙上,隐隐浮现出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景色,那真是一种自我解脱的方式,在不自由状态下的小小精神奢侈。

我把自己那本塞到棉衣的棉花套里,企图带出监狱。可惜在例行搜检牢房时,竟然被搜走了。在牢房中没有长久的秘密,很难隐藏任何东西。

晚饭后,犯人们可以三三两两地散淡聊天。有一段时间遇罗克和我一起议论诗词创作。我对现代新诗比较感兴趣,他却鼓励我写旧体诗。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东西有许多特有的内涵,古朴的韵味。只有具备中国文化根底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体会到这些精髓,也只有以这种形式才能表达出中国人的感受和情操。

我不愿意和他下象棋,因为这儿比从前那个号管得严得多。我没敢做象棋、画棋盘。所以只能下盲棋。他仗着记性好,胡走一气,一会儿就把我绕晕了。

他似乎脑瓜里有个电脑储存系统,还装了一脑子棋谱。别说“橘中秘”“梅花谱”那些名谱,就连一些不大有人知道的书,他都能头头是道讲给你听。

有一次,我问他:你看过《当头炮进三卒对屏风马》这本书吗?这是我当年在先农坛体校向侯玉山、谢小然两位先生学下象棋的时候,自己买的一本书。

他一听,立刻说这是浙江著名棋手何顺安先生的著作,他如何在1956年在全国比赛中力擒黑龙江猛虎王嘉良,当时用的就是他最擅长的当头炮进三卒。一番话把我说得目瞪口呆,真不知他那脑袋是怎么长的!

    
06
由于遇罗克特别自信,所以他的招牌表情总是在嘴角挂着那么一丝玩世不恭似的微笑,似乎嘲讽着一切。

他很爱自己的弟弟、妹妹。提起遇罗文,他总说:“他比我脑子清楚,比我认真。”提起遇罗锦,总是说:“我们家那个小姑娘。”

有一回,遇罗克因为违反监规戴了好几天手铐。虽然不是自动扣紧的洋铐,只是两个铁环的那种土铐。可是血管一膨胀也很难受。这时候他想找些话题跟人聊聊,借以分散注意力。他找上了我一起靠在墙边聊,他突然问我:

 “你会唱列宁最喜欢的那支歌《光荣牺牲》吗?”

 “会。”

 “教我唱吧,我一直想学这支歌。”我俩在黄昏的暮色里,望着窗外远处朦胧的余辉。

 “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他唱得很认真,很动心,歌声那么沉重,牢房里十多个人都不作声了……

    
07
当时的牢房里有杀人犯、武斗打死人的人,也有过去的中统特务,也有革命老干部。遇罗克虽然不是大学生,但是他的学识比别人都高许多。

有一天,他跟我谈起电影,他问我,你看过《马门教授》那个电影吗?那是东德拍的电影,主题是反法西斯的。马门教授是一个犹太医生,当时犹太人在德国柏林受到迫害,学校里也发生了对犹太学生的孤立、围斗、驱赶。我说:“我看过这个电影,这些情况跟我国六六年夏天发生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

他说:“你会这么看?”

我说:“破四旧的时候,我就发现,出身不好的人的处境,跟德国犹太人的处境如出一辙。”

遇罗克又问:“那你看过《出身论》吗?”

我说:“《出身论》写得不错。但是,会让人们得出一个结论:出身越不好的人就越革命……”

他谈到《出身论》的出版在当时也是一种宣传,因为要宣传自己的观点。

我问:“你这样做会有秋后算账,你们值得吗?”

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声音没有人能听得见,出身不好的人在这个时代都有先天性的软骨病,没办法。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机会,发出了最强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为此我很满足。就为这个,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经历确实很不一样,我是在当时的好学校一路直升上来的,他让我明白这个社会对人们是不公平的。

在和遇罗克交谈之前,我对这个社会了解并不多。而遇罗克比我清楚得多。他跟我讲,他在农场种过草莓,在街道上当过电话传呼员……他在社会上交往过各式各样的人,经验丰富。在交谈中,他使我了解了许多社会的不同层面。

这时候,我周围经常是有人打人,有人被打。有人被戴上手铐脚镣,有人被戴上防毒面具……天天见到的画面充斥着铁和血,我们还要视而不见。

当时几乎每个牢房里都有一两个被折磨成精神失常的人,他们是这里境遇最惨的人。有一个犯人据他自己说:他是“北航”的老师,教俄语的。我们叫他王老师,他当时差不多已经完全疯了,他的话难辨真假。谁都可以在他身上踢两脚、打几拳。另外一个是远郊区的农民,据说他是因为骂了毛主席而被关进来的,进来的时候,就戴着镣铐,人已经被多次毒打而变了形。

当时,我们就跟值日似的,轮流看管精神失常的人,因为他们自己连上厕所都不行,得有人拽着他们走。轮到那些小年轻管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要表现一下自己的心狠手辣——表现自己也是个狠角色。

当时遇罗克对那些被折磨成精神失常的犯人的态度很特别,既不打他们,也不对他们好,而是视而不见。当时,我很奇怪,问过他,我说,那个俄语老师毕竟是老师啊。遇罗克的回答是:他们已经精神失常了,你对他好与不好对他们都没有用。社会上值得同情的人太多了。

遇罗克和我的确不一样,他是一个斗士。生活一直把他放在逆流中,一直放在斗争的环境中。他必须成为战士。况且,他长期生活在底层,他也交了许多肝胆相照的朋友,友谊在当时的含意是:疾风劲草,两肋插刀。

 
08

遇罗克把审讯当作一种训练,一种游戏,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从容潇洒、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套忽而一惊一乍,忽而暖风细雨的把戏早就了如指掌。

据说预审员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干脆用公布证据的办法。遇罗克告诉我,当预审员向他展示出他自己亲笔写的文章摘要时,问他: “这是不是你写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话?”

他还是一声不吭,预审员追问: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

 “我不想回答。”

最后,主审说: “遇罗克,你的态度极端恶劣,今天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否则你就自取灭亡了。”

遇罗克说:“我不明白你们说什么呢?”

 “别废话!不和你耽误时间了。你想想吧,还有什么话想和你家里说,5分钟以后再告诉我们。”

说完,所有的预审员,全部退场。只留下法警和遇罗克。5分钟以后,预审员们又陆续回来了。

主审很慢地问: “遇罗克,最后还想给家里留什么话,说吧。”

遇罗克说:“我想要一支牙膏。”

遇罗克告诉我,主审气得一言不发,面色铁青。接着吼着说:“遇罗克,你行!回去吧,好好给我等着!”

    
09
我清楚地记得,遇罗克了解牢房中许多人的思想状况、家庭背景和心理状态。他知道哪些人是出卖灵魂的痞子瘪三,哪些人急于立功赎罪。

他并没有利用他在狱中的优势。他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欺负他人,他最多玩玩政治权术,治治那些“有病”的犯人。因此,预审员们自然对他恨之入骨。

对遇罗克现象的反思有两种极端,有些人想让人们彻底遗忘他。某种程度上,他们做到了,很多人确实把他遗忘了;有些人想把他神化,但是神化的过程是偶像化。而实际上也是让人们彻底忘却遇罗克的一种方式。因为神破灭以后被遗忘是最快的。

只有把遇罗克尽量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才能让人们记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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