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孔乙己的痛，一线中产们不懂
（图/《下一个素熙》）
“从一个连电影院都没有的小县城，考到了全河北最好的高中，六年之后要来到国际大都市上海了，要来到倾尽我家所有小积蓄，才能勉强付个首付的上海了。我这才发现，光考了好大学也是没有用的。”
这样的思维和认知，在后续走向工作岗位后也一直被延续，也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全世界的工人阶级。
美国社会学家米歇尔·拉蒙特在《工作者的尊严》一书中说：
工人阶级相信，他们的道德价值是中产阶级和高阶层的人所没有的，他们特别勤恳，赚自己的劳动所得，很正直，这些是他们认为自己价值的很重要的来源。
有学者把这归结为是一种弱者的抵抗，通过在道德上树立优势，来对抗自己地位上的弱势，从而弥补自尊。
我肯定无意让大家投机取巧、破坏规则，而是希望我们能够摒弃这种习惯性的弱者心态，转去选择强者思维，重新找回读书时代的那种目标感，不要把自己当做是制度下的受害者。
正是因为现实的世界并不完美，人们才对美好的生活始终心怀想象，每个人也都是在用自己方式为想要的世界投票。
但不必非要去追求一种特立独行的存在，如果单纯为了追求跟别人不一样而不一样，其实这只是在用一种反叛的方式来迎合这个世界，用一种超脱的姿态沉入到更深的现实中去了。
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很多时候在抱怨社会不公的时候，其实内心也暗藏着社会层面以外的不如意。
或许是人际关系上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家庭带来的压力等等，又或许是我们对自己的一种失望与无奈，只不过是在某一个节点发生的某一件事，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坦白来说，这届小镇做题家当下所面对的困境，的确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但人生不过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顺其自然地往前走就好了。
但人在不顺遂的时候，也难免会想要从过往中去寻找问题发生的蛛丝马迹，比如后悔过去的某项选择，也许是选错了专业，也许是放弃了一次绝佳的工作机会等等。
但哲学教授塞蒂亚在《重来也不会好过现在》这本书里是这样说的：
“你可能会被引诱着与过去的时光做个清算或最后角力，这样做没有错。但是不要错上加错：不要退回原地、抽离生活的细节去问你应该选择哪个。在抽离细节的时候，你抛弃了可以合理地肯定现有生活的资源：不只是活动、物品和亲密关系的存在，还有它们郁郁葱葱的内容。
不要在理论上去权衡各种选择，而要进入其中：让现有生活的殊异性抵消你对未曾经历过的生活的异想天开。这样一来，你也许将发现自己不会再为曾经应该抗拒的东西而悔恨。”
在后视镜里是看不清未来的路的，一个人若是想要给自己带来焦虑，那到处都是可以焦虑的点位。
今天大家挤破头地想要进到体制内，说不定十年后又会一窝蜂地想要跳出来。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比如在90年代初涌现的那批公职人员下海潮。
在我看来，越是内卷的时代，越适合普通人去寻找自己内心真正所热爱。
因为每一条路都赚不到钱，那不妨就唯心主义一点，让自己快活一些。
既然都要“996”，都要认怂低头，如果做的是一份自己很热爱的工作的话，那势必也能抵消掉一多半的痛苦。
而在那些难以逾越的鸿沟面前，也不必多思多虑，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小镇做题家。
安德鲁·所罗门在《正午之魔》中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一场酒会上，所罗门遇到了一个老熟人，朋友问她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所罗门答还是抑郁，但不吃药，我有别的办法：
任何东西只要给我带来压力，我就会抛弃掉。比如我觉得婚姻生活、亲密关系有压力，就分居、离婚；觉得合租不爽，我就独居，房租太贵的话，我就住到城市边缘去；觉得工作不爽，直接不干了，领失业救助金……然后，我整个人就好起来了。
其他人听到他们的对话都觉得所罗门很疯，居然什么都能放弃。但所罗门说，这就是个人选择，因为这样能达到内心的平衡，所以就是好的。
但所罗门后来也在书里坦承，其实压根儿做不到，因为自己是一个爱人类社会爱不够的人，就喜欢享受聚光灯的感觉，就想过那种名利双收的生活。
跳伞、出名、巡回演讲，我为了这些需要承受很多的痛苦，吃药、做手术，以维持自己生活的平衡，但甘之若饴。
由此看来，无论是选择调低预期自我和解，还是选择一往无前自我激励，其根源上都是为了达成自我内心的一种平衡，适合自己就好。
毕竟不是每一个小镇做题家在见过了北上广深午夜的灯火通明，都能够坦然地回到那个没有星巴克的小镇。
而我们或许也并不知道，那个看起来自我和解了的小镇做题家，曾经历过怎样的挣扎，以及世界观的坍塌与重建。
当一线城市中产遇到不顺，为自己那并不一定就会全部失去的时代红利而伤感时，这届县城孔乙己从未触及过红利的那种痛，他们或许不一定能懂。
但面对这一切时，即便是那个在任何时代都略显叛逆和逸出的陈丹青，也无能为力：
·END·“你撞上了哪个时代，跑不了，就得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