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生如闪电耀亮死如彗星迅忽
高君宇烈士墓位于陶然亭公园湖心岛锦秋墩北麓。这里葱茏繁茂、苍翠幽郁，无论寒来暑往还是天晴月缺，这片松林都悠悠地透射出一分凝重、肃穆和静谧。1987年，高君宇烈士墓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为市级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2020年3月，北京市将高君宇烈士墓列为“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之一，进行保护修缮。作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会大众每年都会来此缅怀先烈。
高君宇是我党早期的革命家。在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里，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人们称赞他：“不仅是一个革命的实行家，也是一个革命的宣传家。”
高君宇
1916年，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在那里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教育。十月革命后，高君宇和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同学经常聚集在李大钊那里，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寻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和道路。
五四运动时，作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的高君宇，是这一反帝爱国运动中的主要骨干。5月4日那天，他同爱国学生冲入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赵家楼。当运动遭到反动军阀镇压时，他置生命危险于不顾，毅然担任了北京大学驻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领导爱国学生继续斗争。
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高君宇和邓中夏等北大19名学生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一年多以后，该会在北大成为公开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他还和其他会员一起自筹资金，筹办了一个附属该会的图书馆——“亢慕义斋”。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高君宇十分注意工人运动。他经常深入到工人中间进行调查、讲演，启发工人的觉悟。他和邓中夏以长辛店为据点开展活动，在京汉铁路沿线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和职工联合会组织，领导北方早期的工人运动。
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高君宇是这个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他受小组的委托加紧筹建青年团组织，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组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选为第一任书记。
在此期间，他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为了把这一宗旨模糊、组织涣散的团体改造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从事政治革命的群众团体，他和李大钊、邓中夏等团结一致，同学会内的国家主义者作了多次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2年1月，高君宇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他5月到广州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委员。7月他又出席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同年9月，根据党的西湖特别会议的决议，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正式出版，高君宇任该刊编辑兼记者，以后还担任了北方区党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的编辑。此外，他还编过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和《北京学会》周刊等刊物。高君宇在致力于编辑工作期间，自己也写了许多论文，分别发表在一些刊物上。
《向导》自创刊之日起，就受到反动军阀的百般阻挠和破坏。1922年10月，编辑部迁到北京后，更是充满危险和困难。但是蔡和森和高君宇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使《向导》的编辑、印刷和发行得以顺利进行。他们把印刷厂设在偏僻的小巷，以承揽市民印刷品为掩护。
1923年2月爆发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高君宇等受党的委派，领导长辛店工人同反动军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2月7日，直系军阀对工人进行了野蛮大屠杀，高君宇镇定机警毫不畏缩，仍然四处奔走处理惨案的善后工作。他怀着对军阀的无比愤慨，不仅撰写了抨击军阀统治的文章，而且和罗章龙编写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由他作了题为《工人需要一个政党》的后序，号召工人在党领导下继续同军阀进行斗争。
6月，高君宇参加了党的三大。大会确定了关于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高君宇担任了党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从此，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上。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不久，高君宇受北京党组织的指派，到山西筹建党组织和筹划山西地区国共合作等事宜。
就在动身的前一天，高君宇等进行秘密工作的北京腊库胡同16号被大批军警包围。他镇静自若，装扮为厨师脱离虎口。到达太原后，他秘密住在省立第一中学的青年学会里，加紧进行建党活动，组建了山西党小组。这年秋天，又有一批团员转为党员，于是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太原支部。阎锡山很快发觉了高君宇在太原的活动，立即下令缉捕。他在铁路工人的掩护下，化装成火车司炉，离开了太原。高君宇到达广州后，又投入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沙面工人大罢工，迫使帝国主义取消了歧视中国人民的“新警律”，他还协助工人成立了工团军。
高君宇受党的委托，曾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冯玉祥在十月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高君宇随同孙中山抵京。高君宇本来就有肺病，经常咯血，在广州的紧张战斗生活，使他的身体更加孱弱。随孙中山北上，一路劳顿，病情愈加沉重。他在北京住院后，仍一心想着党的事业。病情稍有好转，他一再要求出院，出院后，便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1925年3月1日他突患急性阑尾炎，经抢救无效，于3月5日病逝。
石评梅，名汝璧，字评梅。著名女作家，其父石铭系清末举人，先后供职于山西大学和省立博物馆，对少年评梅影响颇大。石评梅先后入太原师范附小、太原女师读书。后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毕业后历任北师大附中、春明女校、女一中、若瑟女校、北师大等校教员或讲师。1928年9月30日因患脑炎病故于协和医院。
石评梅
石评梅是“五四”运动影响下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文学才女，在新文学的星空里，她的文学才华曾闪放过令人注目的光彩。1922年，她写了话剧剧本《这是谁之罪》，剧本以深沉的笔触，呼唤“五四”运动以后的青年，不要被旧的习俗势力软化而做封建礼教的牺牲品。1924年，她和陆晶清主编《妇女周刊》和《蔷薇周刊》，为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大声呐喊。友人刘和珍在“三一八”惨案中遇难后，她在《血尸》《深夜絮语》等文中深切悼念，并悲愤地表示：“愿将这残余的生命，追随你的英魂。”1927年，她在《无穷红艳烟尘里》一文中，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春天称为“阵阵的风沙里夹着的不是馨香，而是血腥”。李大钊英勇就义后，她在《断头台畔》中悲壮地指出，烈士的“鲜血已沐浴了千万人的灵魂”。
石评梅还大力提倡女子教育，一贯反对轻视女子的封建思想，深切关心妇女解放运动；她主张情育教育，以真正爱护的感情去打动和引导新一代；她还提倡教育应该是全人格的陶冶，认为一个教师若不以自己的人格与学生接触，就是一个失败的教师。因此她被学生誉为“母亲式的教员”“我们的星”。
石评梅不仅能严肃、深沉地对待爱情与生活道路，而且对爱情和生活道路作过深入的思索与熔铸。她在追求真理和光明的征途上，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结识了中共早期著名活动家高君宇，并在革命与进步的事业中相知相爱，忠贞不渝。1925年，高君宇英年早逝后，她悲痛欲绝，将自己的照片与恋人合葬，并亲手题写了碑铭。1928年，石评梅病故后，葬于陶然亭高君宇墓侧，实现了她“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遗愿。
石评梅为高君宇题写的碑铭
1920年，在一次山西会馆的同乡会上，一名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慷慨、激昂的讲演震惊四座，包括石评梅在内的许多学生，都被深深感染。而这名才华出众的青年学生，就是后来被石评梅深爱的高君宇。
山西会馆的偶遇，促成了高君宇与石评梅的相识。两人从此书信联系，逐渐建立了友谊。面对动荡的社会和不可预知的国家未来，他们在苦闷与彷徨之际相互安慰与勉励。
高君宇每次回信里的坚定文字，都令石评梅感到希望与力量，她不但视高君宇为知己，更将他当作自己精神上的师长。与此同时，高君宇也认定：石评梅是一个人品、才情都十分可取的女子，她就是自己爱情的归宿。
共同的理想与革命抱负，使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而陶然亭公园是他们相约散步最多的场所，幽静的陶然亭湖畔见证了他们的美好爱情。
高君宇致石评梅的信
后来，由于为革命工作操劳过度，高君宇不幸病倒。严重的病情夺去了他的生命。此后，陶然亭畔高君宇的墓前，人们经常会看见一位憔悴的女子前来祭扫。她在这里亲手种下了几株松柏，也留下了沾满泪水的诗笺：“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石评梅在高君宇墓前留影
3年后，石评梅病逝于北京。后人把石评梅埋葬在高君宇的墓旁。几十年来，“高石墓”可谓历经沧桑。周恩来与邓颖超多次到这里悼念过这对革命情侣。1956年，周总理在考察北京市规划图时曾指出：革命和爱情并不矛盾，留着它对年轻人也有教育，特别强调要保存好“高石之墓”。1986年，在“高石墓”原址修建了两人半身大型雕像。这对情侣既忠于爱情又忠于革命的动人事迹一直被后人所传诵。
高君宇与石评梅像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陶然亭公园、阳泉市政府网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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