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源水 | 父 爱 如 山
父 爱 如 山
文/杨源水
为父亲书写文稿，是在 2001 年的 7 月。当时，《乐陵市报》刚刚创刊，是副刊无稿的“燃眉之急”，促使我以《家有病父》为题，写下了一篇与《母恩如天》相并列的文稿。
我的父亲杨世同，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四十天运动”（土地改革）起，就担任村里的干部。他从村民兵基干队长，升任村高级社 社长、村党支部书书记。仅是在村中“一把手”的岗位上，就足足坚守了20 多年的时间。直到“文革”开始的前夕，才因病辞去村支 书的职务改任副职。
父亲自幼年丧父，从十四五岁起就随同他的叔叔，独自赶着一 辆“骡马挂子”大车，跑东广（河北省）、闯德州拉运货物。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之后，由于父亲在少年走南闯北的经历，使 他形成了遇事有主见、处事善变通、与村中同龄人有所不同的性格。当时的村领导张荣元非常赏识和器重他，提拔他当了村里的民兵基 干队队长。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父亲不惧怕日后有可能遭 到的打击报复，牵着地主恶霸游过街、带头没收地主老财的粮食、 细软，为本村的土改运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父亲在担任村主要领导期间，正赶上“大跃进”和“刮武风”。由于不愿意昧着良心虚报粮食产量，曾经被当时的乡级领导插过“白 旗”。并且被责令他和副职，站在“白旗”下面示众、举着“白旗” 游“大兵团”作战工地、并要撤职查办。一向耿直要强的父亲，当时就曾经萌生过轻生的念头。幸亏村中有位“天不怕、地不怕”的抗日大娘，是她不畏权势、据理力争，才使父亲保住了社长的职务。在长期担任村“一把手”的父亲，一向注意关爱弱势群体。闹 灾荒和生活困难时期，逢年过节的深夜，他都要带领村干部，设法进入到特困人家的院子里，对特困户进行实地察看。特别是在“年股子黑下”（除夕夜），他们或从门的缝隙、或用舌头舔开特困户的窗户纸，借助年夜必备的“长命灯”光亮，仔细观察屋内的情况。
当看到锅盖上有饺子、供桌上有供品后，他们才放心的走开。当年，在我们附近的村庄，因过不去年，曾发生过户主上吊的事情。为此，每逢年节，父亲都会关照分管大队仓库的干部，想法设法备下很少数量的面粉。实在解决不了时，父亲就以自已的家庭，做为“应急预案”的物资储备处所。特别嘱咐我的母亲，将面粉之类的东西，一定要节省出一些存着别动。在我们村“西北角”两个小队的社员中，因为自土地改革前，自己家祖辈传承的土地，就有着数量少、地质差的“老底”，多数人家的家底子，从“根上”就比较薄弱。接下来又在“穷拖穷”、在“亲结亲”的恶性循环中，好多成年人都是凑合着说上个媳妇，再迁就着过艰难的日子。因为好多家庭妇女大都不会纺线、织布，对于通过省吃俭用将日子尽量过好一点，也缺乏最起码的信心。家务料理和衣着打扮，也总是闹得一塌糊涂。男女老少依靠吃救济粮（款）、过“挨日子”的情形特别严重。“穷傻了”“饿呆了”的老俗话，在村“西北角”的不少家户和当家人中，体现的特别突出。大队干部们分工包驻小队时，父亲总是主动担当起那两个小队的任务。除了鼓励小队干部大胆负责组织农业生产，还要顶着另外几个小队社员的骂名，将统销粮、救济款最大限度的向那两个小队倾斜。直惹得包括我最亲近的几个叔叔伯伯，都没有好气的当面质问父亲：“你这官是咋当的？明知道那些人不过日子，你却偏着心眼向着他们。你，到底是支持勤苦的好人，还是纵容不好受累的懒汉？最起码，你也得主持公道，一碗水端平啊！”每每听到这样的指责，父亲总是惨淡地一笑。最多是再说上一句：“你们，真眼热他们所过的日子吗？”
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之后，父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培养“接班人”中下了很大的功夫。通过组织小青年参与护秋队、突击队等集体活动，实地观察和大胆起用了各具特色的人材。有的是看重了“大公无私”；有的是看重了有组织能力；有的是看重了沉重老练；有的是看重了老实忠厚；有的是看重了有一技之长等等。特别是将一位身世为本村外甥的青年人，提拔到团支书的岗位上之后， 遭到了包括部分班子成员在内好多较大的质疑。有人说父亲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拉巴一个“外来子”（外乡人）当大队干部，最后让人家“踢了腚瓜”（夺权）再后悔也就晚了。对此，父亲总是哈哈一笑，问急了才会应答一句：“大队上的这个官，我不能当一辈子。早晚也得让小青年们接班”。父亲的选择是对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培养过的一些小青年，明地里尽管当上了村里的“造反派”，暗地里却扮演着“保皇派”的角色，父亲挨“批斗”也仅仅是“成成样”而已。因为全村的男女老少，没有真正憎恨他的。在我步入成年之后，文革中具有双重身份的人们才告诉我：当年，父亲挨批斗是他自愿申请的。他理由是，自己在文革前才调为副职，大队上有错误的事情全是他当正职是出的。让才接手的正职承担，在常理上也讲不通。正因为这样，每逢批斗大会开始，主持大会的人一宣布：“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当权派站起来！”时，父亲就主动走上前台，培着当时的正职听候批判。也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文革”期间，父亲向村中的“革委会”，提出要以创办村苗圃（林场）“戴罪立功”的申请后，很顺利地得到了批准。父亲便带着铺盖卷儿，住进了村西边的瓜屋。他领着六七个老头，从收拾榆树上落下来的干“榆钱”白手起家，开始了在苗圃的“创业之旅”。进而以卓有成效的林场业绩，展现了一个“下台村官”，为全村民众办实事、做贡献的再度辉煌。
父亲在无职无权的情况下挑头创办村苗圃，唯一的方法就是以身作则和以情感人。每天早晨，别人还未到，他就先干上一阵子；每逢饭间散（收）工，别人都走了，他再加干上一会。浑身是病的父亲，先是拖着无法蹲下的双腿，在地里或者是长时间的锅（弯）腰，为繁育在圃的小树苗间苗；或者是双膝跪地， 在田间爬着为扦插发芽的“傻白杨”除草……
充满神奇意味的是，父亲一身这里疼、那里疼的老久病，却随 没早没晚的重复劳作，随着小树苗的长大，竟然渐渐好了起来。 当林场的树苗长大、在面积上也形成一定规模时，父亲通过各种关系，与旧县河（四女寺）的河务段、本县、庆云和阳信的公路局，梳通了销售树苗的渠道。村里利用卖树苗的钱，先后添置了拖拉机、办了电，还投大钱打了一眼，按设计可自喷出水来的百米深井、盖起了机磨房。
“整党建党”恢复党组织活动之后，父又根据老、中、青“三结合”的需要，被“结合”进了村支部。成了年龄最大的村党支部委员。党支部的多数成员，都是他在培养“接班人”期间，亲手拉巴起来的年轻人。父亲很注重把握职务转型的分寸，在村中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一向保持尊重、支持“下级变上级”的年轻干部。将能够帮助主要领导优化决策效果的建议，事先“策略性”向支部通气，以此来维护领导核心。父亲还以支部成员的身份，带领领临时抽调的社员，利用苗圃繁育的树苗，在全村所有的路边，栽植了上万“傻白杨（加拿大杨）”、嫁接过数百棵大青杨。并在村里的老“官道”、旧沟渠、村路边支部 和沟头壕崖，种植了大量的紫穗槐、绵柳条。从而为全村 7 个生产小队，或兴办编织业、或直接销售“条子”（编织原料），增加了比较可观的经济收入。
在村内“四旁”由大队统一划分“林地”、低价向社员提供树苗、成材后谁种谁有的“土政策”，就是父亲的积极建议下，大队党支部冒着“可能犯错误”的风险，在全村秘密推行的。一时间，我们村变成了一个“全民皆树”的绿色村庄。榆树、柳树、毛白杨、刺槐， 遍布了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角角落落。在范围、大数量栽植的各类木材树，在为本村大集体时创造大额经济收入的同时，还为生产责任制后，富裕了的村民翻盖新房，提供了充裕的檩梁木材。药材种植的成功中，凝聚了父亲好多的心血。什么黄芪、子苏、薏米、半夏、生地等等。不仅为村里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还作为发展多种经营的典型，多次吸引省、地、县级的相关领导前来参观指导。村里还作为“抓革命、促生产”和“发展多种经营”的典型，受到过德州地区和乐陵相关部门的表彰。
兴办果园，曾经是父亲的“得意之作”。苗圃效益呈现之后，大、小队的干部和广大社员，对发展林业生产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大队按照 7 个小队的人均耕地，在以异地片交换、大体“找平”的前提下，将村内临近原苗圃的几十亩地规划为果园。根据“桃三、杏四、梨五年”的果树生长规律，首先从生长周期短的桃树栽起，中间又间种了苹果和梨树。父亲了解村人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在选购桃树树苗时，请求供方林场提供的全是已经嫁接好的成品树种。并且，适当配搭了一部分已经结果的半成年树。因此，果园在兴建 之后的第二年，就呈现了鲜桃挂树的喜人景象。几年内，白桃树、蟠桃、青桃树相继结果；甜苹果、大鸭梨、蜜霸梨，也挂满了枝头。发展果园的好景不长。随着母亲的突然病故，林场的地片也作为责任田，也分到了各家各户。开始时，人们还指望保住果树增加收入。可是因为不懂管理，加之一星半点的果树，值不得拿出常功夫看管，整体效益远没有种植棉花快捷。于是，人们就偷偷地从上头砍树头、从下头断树根，没几年就全折腾光了。父亲看到自己亲手栽培的果树，就这么无声息的消失了，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要不是我和妻子张罗着为他找了老伴儿，加上有了孙子、孙女的嬉闹，父亲在精神的压抑才有所缓解。尽管如此，每逢看到他亲手创办的林场只留下几间旧屋时，他的心还是有种说不出的痛楚。
在我外出工作多年之后，每逢与本村的领导坐在一起说起父亲 ，他们总是语重心长说： “你父亲为咱们村的工作付出很多；在文革中创办的林场，对咱们村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他当年注重培养我们这一批青年干部，更是用心良苦啊。” 父亲对普通的农民后代，都寄托了如此浓厚的“政治”感情，而作为父亲的独生子，我对父爱的过分“政治”化，曾一度产生过不应有的质疑。随着年龄的增长、角色的转换，我对“父爱如山”，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