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源水: 背诵《毛选》的记忆

为写一个与同学关系的文稿，使我想起了1966年在校读书时，背诵课文和《毛泽东选集》的事儿。

当我刚刚升入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当时小学虽然还没有纳入“运动”的范畴，才到任的公社教育总校长杜德恩，是个思想活跃的激进型人物。他独出心裁地从我们同年级的两个班，分别抽调了两名语文成绩较好的学生背诵《毛泽东选集》，并由他具体布置检查。他规定被抽调的学生除了数学课、写作文之外，其它的政治学习之类的课都不用上了。

我借到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老版本竖排还有繁体字的。该卷的第一篇文章《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就有好几十页的篇幅，背这么长的文章，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好在总校长先是要求我们分篇段背，等他检查通过后再背下一个篇段。而每进行下一个篇段时，还要将原来已经背了的先背一遍，这样了就越背越难了。

其实，背诵短点的文章本来是我的长项。因为，在本村念书时，只有一位名叫于荣杰的老师，一至四年级都是复式班，每天早晨是雷打不动的诵读课。在我们架起屋来的诵读中，老师边批改作业边做早饭。检查背诵也算是当经八本的功课，谁背不过就得罚站以致挨打。既便是没有体罚，我也得认真对待。因为，于老师与我担任村支书的父亲接触较多，反映我在校学习情况也就成了捎带着的事情。

当时，我对背书与其说是爱好，倒不如说是一种无奈。反正咋着也是一天一天的念书，干脆就为了到家不挨训斥好好念吧。正因为如此，我每天早晨一到学校就口不离书，读了背，背了读。全背过了之后，再练习着快速的背和用表情背，老师每次检查我都能顺利过关，却很少听到他的表扬和肯定。记得当时的一年级的语文课本，共有32篇短课文，我背诵最快时能用七八口气全背下来。像三四年级的课文《北京的秋天》、《再见了亲人》、《我们公社的大地上》、《树老根多 人老话多》等，到现在还有很深的印象。

曾记得读二年级时，因为“越级”偷听三年级《小铁锤》课文中的“解词”——无可奈何，在老师提问我的三年级好友“卡壳”时，我就以“一点也没有办法”的小声提示给他“打电话”。于老师听到后来到我的身旁，将才熄火的烟斗触到我的脖子上，烫得我大叫一声还要我立正认错。接着，他走上讲台又让我回答：“刚才你挨烫，用个么词可以表示出来合适呀？”我回答：“是‘无可奈何’”。整个教室哄堂大笑起来。

话说背诵《毛选》开始后，我们四个人中六二班是我和张永海；六一班只记得一个叫苏世荣。每天各自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像和尚念经一样的先照本阅读不知多少遍之后，再试着背诵或两个人合作相互检查。时间一长，我自己也摸索出了一些提高背诵长文章的办法。一个是先用简体字将原著上的繁体字改写出来，再拿着轻便的手抄稿读背。一个是找不到安静地方时，就一遍一遍的默写，写了再与原稿对照。

而我个人在四个人中争强好胜的“暗器”，则是利用晚上在家里“偷偷”用功。双脚跪在土墙窗户台的煤油灯旁，在给母亲留出摇纺车纺线“灯影”的前提下，背呀、写呀，就如同着了“魔”一样。很快，我便以提前完成背诵任务，得到了总校长的赞赏。后来，总校长先是被原工作单位揪回去挨批判，接着他又“反戈一击”。成了我们公社左右整个文革局势的风云人物。再后来批判造反派时，很有名的“三杜一王”就包括我们的总校长。

说真的，当年背诵《毛选》四卷，纯粹是为了完成校长交待的任务，对文章中那些名词警句、哲理和内涵，根本就没有读懂和理解，更不用说活学活用促进个人思想觉悟的提高了。不过，通过那个时段的背诵，确实提高了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停背《毛选》后，我先后将《毛主席语录》的200多条、“老三篇”、九大《党章》等文章，都是从头到尾背诵的滚瓜烂熟。初、高中学习期间，凡要求背诵的毛主席诗词、名篇、名言、格言，都成了“小菜一碟”。就连对数学、物理、化学的定理、定义的记忆，也都沾了不少善长背诵的光。

现在，每逢因丢三忘四延误正事的时候，自责之余又常想起当年参与背诵宝书出风头的事情。曾经以勤奋换来的荣耀，只能是一桩桩美好的记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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