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洪亮 鲍玉波 ‖ 李安宅青年观的形成及其演进

SUMMER 2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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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洪亮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鲍玉波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生,四川师范大学李安宅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李安宅全集》整理、编纂与研究”(SC22A011)。

摘要

李安宅的青春写满了“奋斗”二字,故对“青年”这个话题有着持续而敏锐的观察。李安宅对青年问题的系列论述,已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链条。梳理其人生经历及青年观念,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1934年前,着力论述冲破家族礼教束缚以调适人与社会关系;二是在美留学时期,通过域外的比较观察,提出中国青年的社会性改造命题;三是1936年后,在社会性改造这个命题框架下,立足本土社会建设需要,提出要培育正确的成功观,加强心理建设。秉持知人论世立场,可以发现李安宅的青年观投射了其奋斗的青春,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契合了国家建设之需要。

关键词

李安宅 青年观 青年问题 家国情怀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中国农历庚子年,一个关系清廷国运的特殊年头。一个男婴降生在河北迁安县洒河桥镇白塔寨村,这是一个离北京、天津这些大城市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在当时交通及信息条件下又恍若世外的小山村。在少年时代,他经历了清廷覆灭、民国肇建等重大变动,而其自身境遇也令人嗟叹,家道中落、过继大伯、包办婚姻,几欲求学而不得。在他笔下,少年时代充满了惆怅和迷惘。他虽然在学习上没能抢占先机,但在有机会走出山村后,凭借努力与聪慧,总算一路奋斗,改变了人生轨迹。⁽¹⁾此后李安宅这个名字就逐步在学术界传播开来。在民国时期民族学界与边疆学界,李安宅是个特立独行的存在。其人生与学术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尚未得到学界充分认识。⁽²⁾或因李安宅学术经历曲折,青春写满了“奋斗”二字,故对青年这个话题有着持续而敏锐的观察。他在人到中年之时,仍表示:“作者虽已壮年,仍努力为青年”⁽³⁾;在另一篇文章里又写道:“我自居为青年,特别重视青年”。⁽⁴⁾的确是这样,李安宅在1938年出版的《社会学论集》里大量篇幅讲述“随时在青年思想中遇到的问题”⁽⁵⁾。他在该书《自序》讲道:“整个社会系统既那样动荡着,活在系统以内的个人也更脉搏紧张地充满了这个节奏”,痛感自己“不是从事文艺的人,不能写出惊心动魄或如泣如诉的文艺来。更可惜不是从事武备的人,没有在行动上打出一条血路”⁽⁶⁾。这种血气方刚的喜欢能够“直接行动”的相当“青年”的表述,表达了那时不少知识分子急于改变现状但又无能为力的复杂心态。一个人的思想往往既投射时代的影响,也投射个人的成长,恰如张东荪为该书作序时所言:“李先生把他这些文字集合起来,不仅是保留他个人一点痕迹,而且是给读者以一个时代的映相”,同时强调“书内所提的几个问题亦都是我们今天当前的问题。恐怕今天以后还要遇着这样的问题。不止此,在这样的新旧文化冲突一天未终止以前,我们必都有对于这些问题的烦恼。”⁽⁷⁾李安宅的这些文字具有“个人痕迹”和时代共性,所表达的问题具有存在的长期性,于今看来,张东荪相当具有远见。由此,李安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自青及壮对青年问题的持续论述,已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链条。笔者不揣浅陋,拟分为三个阶段对此问题略做讨论。

一、走向社会:冲出牢笼的人我调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都有自己的童年。无论苦乐哀荣,童年都是人生旅途中难以抹去的印迹,家乡始终是无法抹去的存在。“父母在,不远游”,在李安宅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李安宅在其自传中陈述了“封建传统”对其自由的捆绑,具体言之包含自小就过继给大伯,因祖母专制而学业受阻,婚姻无法自主等几个层面。⁽⁸⁾这些经历极大影响到李安宅的早期成长,幸好1921年在三叔庇护下得以离开家乡,视野得以拓展。两年后经美籍传教士侯感恩(R.M.Hogan)推荐,考入齐鲁大学,从此基本实现了“工读自给”“摆脱了老家的束缚和经济供给”⁽⁹⁾。经济独立对李安宅来说意义重大。他说:“我觉得经济不独立是我不自由的最大原因,虽有善意的三叔也无济于事。”⁽¹⁰⁾李安宅在齐鲁大学读书一年后,“由齐大保荐,便到燕京,而且得助学金”⁽¹¹⁾。在另一则材料中,李安宅又说:“得奖学金,一半时间读书,一半时间社会服务(1924─1926)。”⁽¹²⁾他在北京站稳脚跟后,“家乡”也如影随形,总有家乡人寄居于此,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李安宅的家庭生活和学术生活。对李安宅而言,离开家乡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旅程。他离开家乡后,足迹遍及域中,远至欧美,惟与家乡渐行渐远。李安宅的童年,充满了青春的隐痛;他的家乡,也就承载了难以背负之沉重。所以在其工作后的一段时间内,李安宅对青年话题的关注,便尤其集中在反思和批判封建余毒,另一个话题则是面对当时较为困难的国内情势之青年何为的问题。

    作为从传统大家族走出来而且体验极坏的青年,李安宅对家族内部群体相处模式存在的问题有深切痛彻的体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旧的礼教专喜欢使人向环境投降,埋头去过一亩三分地的生活,在此之上建立起来的家族主义,构成一个崇尚权威,“以家族为本位,以割据为局面,以修古为天职,以门阀为荣耀”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血缘结成宗亲,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与天下;因为一个“孝”字的约束,官员可以三年停止公务,官场因为宗族关系相互攀附,这是古代社会遗留下的一大问题。李安宅注意到,个人来自家庭,家庭无法摆脱宗族的影响,中国社会种种场合透露着宗族的影子,比如很多青年名义上抵触包办婚姻,认识到家族主义的不自由,但是一旦远离乡土,却热衷组织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如此一来,“理论上当要遵循公民原则了,谁知家族主义又将它吞没了,使它成为宗亲原则的变相”,公务一旦牵扯到宗亲关系,就有了私联的空间,同乡会不只是维系感情的组织,成了资源交换、相互利用的平台,由此即使民初提倡家庭革命,如不警惕宗族主义的残余,仍旧无法摆脱其影响。李安宅认为中国的变化要分城市和乡村两种眼光去观察,城市的喧嚣、变革、更新之频繁,与乡村社会“只有两个等级,不是统治者,就是被统治者”⁽¹³⁾的情况格格不入,无法同步。

    李安宅发现,在强大的旧礼教势力影响下,个体在很多时候无能为力,即使有强烈的平等信念和习惯,一旦多次在平等问题上吃亏,最后也努力向统治者靠拢。时代虽有变化,但一些旧思想却不能及时剔除,在新事物新思想冲击下,人难免产生探索外界的欲望,旧礼教却依旧责备人不能安分守己,叫人不知未来出路何在。⁽¹⁴⁾在李安宅看来,大家庭追求和谐之道,诸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等理想,虽然对于社会发展确有安定之效,但整体来看却是应该批判的:“父慈的常使子女永无出头之日,子孝的常使己身顾不到社会建设,睦邻的常给人养成依赖的习惯!究竟这是能够竟有在廿世纪的东西吗?”⁽¹⁵⁾李安宅久困于大家庭的权威和倾轧,不得自由舒展其个性和求知欲⁽¹⁶⁾,主张大家族应该分解为小家庭,其理由是“中国人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团体”,只有分家,化整为零,才能给每一种亲属关系留有空余,“试问因兄弟分居而使父母颐养天年好呢?还是彼此勃豁使父母无宁日好呢?父母留产以自给,使子女无依赖心,而随时孝养他们好呢?还是父母靠子媳的眉眼高低,已既无告,子女又有所恃而不务正业好呢?”⁽¹⁷⁾李安宅清醒地知道,这些问题虽不是每个家族都会出现,但在中国社会确属司空见惯。这番言论是他结合自己摆脱大家族的经历,加上对中国社会变革的长期观察研究才得出的,否则断不会对传统家庭有如此犀利的判断。

    传统礼教对人之束缚如此周密而经常,一心追求绝对自由的青年人何以自处和他处?选择远离家族的青年,实际上也难以脱离社会的约束。而且李安宅也不认同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他认为,人不管活在哪个年龄段,都必须接受社会制度的约束,即使是自然社会,也有一套自然规律调节万物的生息,何况是人类社会?这也是出于人类整体的发展必须考虑的。青年确有一部分是努力睁眼看世界了,敢于实践奋斗了,仍有一部分深陷八股残余的泥潭,安于书斋,不肯体会瞬息万变的世界。李安宅认为,时代虽变,但是一些旧的思想却无法及时剔除,在新事物、新思想冲击下,很多人追求趋新求变,探索外界。如何做到个人与社会的调和,最要者在于精神塑造,特别是要注重磨炼,即所谓“试探越多,道力越坚”,只有多实践多积累经验,趁着年轻多尝试各种事情,方可求得内心的安稳,耕耘内心的自留地,收获“内部的和谐”,再看看外界需要自己怎样作为,最后即使没有成功,也算是找到了自己能力的边界在何处,如此自然“不任天,不居功”,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¹⁸⁾他发现,青年是容易急躁的,容易愤懑的,正所谓“青年被原恕了一切,但丝毫没有原恕了自己”,只有建立起安稳的内心,才有动力去寻找自己的出路。⁽¹⁹⁾

     李安宅脱离家族的束缚较晚,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形成后来居上的追赶意识,在英语学习方面用力尤多,出国前已有一部译著、八篇译文问世。⁽²⁰⁾这时他对西方的了解多建立在间接经验上,对西方青年的精气神赞誉有加,认为西方青年具有“天不怕,地不怕,成群结队”的探索实践精神和追求“积极平衡”“以充实伟大为美”的特质,相比之下,中国青年则更多表现出“消极的平衡”,惯于“顺应天命”,喜欢以“弱不胜衣”为美,以“少年老成”为行事准则。他认为青年应该是积极外向的,应该锻炼出魁梧结实的体魄,做事“担得起冷,受得起热”,在集体中“既能领导,也能服从”,在学习中“融会贯通,以求一是”,待人“同舟共济,坦白地贡献个人私见,忠实地遵守共同意志;不怨天,不尤人,不计功;爽迈直前,与同志相得益彰”。⁽²¹⁾

    1931—1934年是李安宅在学术生涯中渐入佳境的时期。他对外面的世界和未来的可能充满期待,自然对青年的境遇和状态非常关心。此时段李安宅已经有著译多种,对英美文化自然熟稔,加以在英籍学者吕嘉慈(I.A.Richards)和美籍传教士侯感恩支持下正准备出国深造,中西文化比较亦成为他关心的话题。李安宅的中西对比并非捧一踩一,而是有一说一,较为辩证。他对中国青年积极有为的期许,实际上是在谋划国家的未来。国家之发展前景,端赖青年之发展。李安宅深受传统家庭奉行的孝道、三纲五常之困扰,在中西文化之阅读与体验中发现了有别于中国青年形象的“他者”,存有一种急迫的、力图改变的心态,实在情理之中。这个阶段李安宅关于青年的讨论基本上停留在目标和要求阶段,多讨论以后中国青年应该呈现怎样的面貌,说清了为什么做,但到底该怎么做并没具体阐述,这或许证明此时的他也正在努力探索,希望为青年也是为他自己找到一些直接有效的途径。

二、反求诸己:来自域外的比较观察

    1934年暑假,经吕嘉慈鼓励和侯感恩推荐,得到燕京大学“保举”,李安宅获得罗氏基金(即洛克菲勒基金)资助,拟赴美国留学。他与夫人于式玉从上海出发,在日本做短暂的中转停留后,独自前往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攻读人类学,结识了美国人类学家瑞顿(Paul Radin)、赛皮尔(Edward Sapir),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人类学专业素养,并对新墨西哥州的祖尼印第安人母系社会做了实地调查,1936年暑期后回国,继续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²²⁾这段时间李安宅并没有发表直接讨论青年问题的文章,但我们可以从他发表在《留美学生月刊》上的《从太平洋岸到太西洋岸》一文看到他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对中国青年问题的敏锐观察。

    这次李安宅观察的主要群体仍是中国青年,不过观察的场所不是国内,而是在域外的耶鲁大学。据他观察,在美中国留学生可以分为从中国出去的和生于美国的,前者常以“祖国的代表”自居,却自卑于英语和跳舞不如后者;后者常以祖国为耻,认为前者迂腐怯懦,不识大体,彼此的成见在中国留学生群体中造成了些许微妙的气氛。李安宅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学生会,其旨趣在于团结众人,求同存异,“趁着这个机会练习一点公民原则之下团体生活的本领,取消一点为帮为伙宗法原则之下的积习”⁽²³⁾。这番表述再次表达了他对中国宗法文化的厌倦和排斥。不过他并不乐观,没有希冀彻底的扭转,而是倾向于渐进的改良。“一点”这个相对谨慎的表达,无疑渗透了改革旧弊之艰难。早在出国前,李安宅就多次在文中表达着对“国家”“社会”等集体的向往,他从人类学的角度指出,个人生在社会,长在社会,是社会的最小细胞,无法仅仅以个体为单位活着,群居才是生存的基础。⁽²⁴⁾李安宅早年就表达了社会先于个人的思想,不过主要是站在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以社会整体性立场,表达其青年社会性改造的主张。相对来说,那时主要还是坐而论道,而出国后的这篇文章,则是详细阐述了他成立中国留学生会的具体意见,可以说是一次见于行事的积极尝试。

    在李安宅看来,在美中国留学生和日本留学生同为亚洲学生,受尊重程度却截然不同,是因为中国学生“惯于无条件地让步”,不似日本学生善于交涉争取。李安宅认为留学生代表着国家形象,中国的一部分正向舆论也应该由留学生担负起来,然弱国无外交,中国政府和领馆都不能为留学生提供有力的支援,那么中国留学生就更应该团结起来,增进交流,培养感情。他呼吁留学生记住,“不是‘为’谁作事,而是‘同’谁作事。能打消几分‘我’的成见与野心,便会养成许多‘我们’的和衷共力的习惯”。李安宅指出,中国的留学生会建立后,新人可以在共同的组织中接续前辈的事业,选择自己的专业方向,一来已经有前人的铺垫,后来者继续耕耘更易出成果,将成果和经验带回国发挥效用;二来中国留学生群体中多有政界人士,留学期间培养团体精神,有助于回国后推动事业。⁽²⁵⁾

    很显然,与靠宗族关系维系的同乡会不同,学生会是一个靠新型社交关系维持的团体,这个团体成员,可能来自不同的专业,但其共同点是祖上同属一个国家,享受同样的教学环境,由于志同道合,和而不同,从而使多元化和整体性相得益彰,有助于开阔眼界,提高综合素质。在那个中国国势衰微的年代,李安宅即注意到弥合中国籍和美籍华裔留学生差异,消除成见,求同存异,增强凝聚力,其更深层思虑是通过构建小集体以推动大集体乃至国家的发展。1935年,李安宅写有一篇《校友近况代述》,从“生活近况”“趣闻”“荣誉”等三个方面介绍燕大留美学生谢文通,以赞赏的笔调介绍其英语好,幽默大方,善于社交,“每逢团体活动,常被推为设计领袖……即在任何活动当中,也都是趣味横生”⁽²⁶⁾。1936年,燕大校友郑兆璜在耶鲁大学的中国学生会中被推举为秘书,李安宅评价其为学努力和社交丰富,是留学生中少见的人才。⁽²⁷⁾从现有资料看,不清楚李安宅在这个学生会相关活动情况,但可以感受到李安宅对留学生组织的肯定。谢文通、郑兆璜的积极入世和好学多识显然符合李安宅理想中的中国青年形象,符合他对中国青年提出的基本行为准则。

    青年的感情问题也是李安宅较为关注的内容。他指出,恋爱是每个青年都向往又热衷讨论的话题,然“恋”非“爱”,旧式的教育压抑这份天性,而肤浅的解放者也对这个问题把握不透。实际上在“两性相恋”的时候,最容易“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时候需要清楚双方“人生底其他方面”,增进了解,尊重彼此,留有“权界”,这样才可以步入婚姻的殿堂,“在共同生活上创造真正的爱的起点”。李安宅以结婚为分界,将婚前为定义“恋”,婚后才为“爱”,不是所有相恋的情侣都能够走到相爱的一步,正因为很多青年都没有意识到两者的不同,没有在相恋的时候花功夫,所以即使市面上充斥着众多和爱情相关的书籍,现实中的情侣们也难逃“辗转影响,越来越支离”的命运。⁽²⁸⁾李安宅的恋爱观在他给卜里法特(Robest Briffeault)的著作《母亲》一书的书评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该书评站在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两性关系,用社会科学和普通观察相结合的方式,告诉青年们“恋”不易,“爱”更不易,男女双方对彼此的了解还可以从人的本能出发,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两性关系要经历由冲动走向理性、从想象走向现实的过程,其长久的基础是理解与责任。在李安宅出国前五年,前妻张瑞芝就因病去世,留下女儿培廉,李安宅无法独自抚养女儿,遂将女儿送给于道泉为义女,自己后经于道泉介绍认识了于式玉,二人组建新的家庭,又生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加上培廉,总共要养育四个孩子,加之大家庭中众多弟妹侄辈的投奔,其生活压力可想而知。⁽²⁹⁾以旁观者的角度理解之同情,李安宅非常繁重的养育义务和婚姻责任,多少暗含着他对“恋”和“爱”清醒的态度。

    李安宅的美国留学生涯,在专业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他对美国新墨西哥州印第安人的考察是近代国人最早的海外民族志,挑战了旧识,树立了典范,受到美国学界瞩目。⁽³⁰⁾所谓文化相对论,就是承认任何民族的文化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都有其特点和自身的价值,不同民族的文化一样重要。不同民族对同一文化现象的评价不同,所有文化的价值只具有相对意义,不具有绝对意义。⁽³¹⁾规避以自我为中心,尊重理解各民族文化,对于日后李安宅在边疆考察期间的所闻所想都有重要的奠定。虽然学业繁忙,李安宅对中国青年的期望也并没有停止,向着具体性、可行性的方向不断提出自己的建议,同时,关于集体、国家和社会,仍是此阶段延续下去的主题。

三、安心实践:立足本土的心理建设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国民政府内迁,大量国家机关、重要工厂和高校纷涌而至西部地区,极大改变了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和学术地图。原先远离边疆或并不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有了亲近边疆并研究边疆的机会,客观上推动了边疆研究的复兴,并且改变了边疆研究的格局。⁽³²⁾边疆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讨论,成为显学。李安宅1936年留学归来回到燕大从事教学研究工作,1938年李安宅夫妇离开北京,辗转前往兰州科学教育馆,后前往拉卜楞藏区做深入调研,对中国西部边疆研究甚多,三年后前往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担任教授兼主任,并筹建华西边疆研究所,与研究所同人一道开展边疆研究工作,曾赴西康藏区考察,并应社会部邀请,撰有《边疆社会工作》一书,集中阐释了其边疆实践及多年思考的边政主张。⁽³³⁾

    李安宅长期处于教学和科研一线,与青年交往非常密切,1942年李安宅受邀到三青团在灌县(今四川都江堰市)举办的夏令营演讲,并加入了三青团,虽然此时李安宅已经步入中年,但对青年话题依然热情不减。⁽³⁴⁾对青年应该如何行事,李安宅从宗族关系、个性培养、集体意识、两性关系等方面做了论述,其本意并非每个青年都要成为精英,所提出的设想和建议大多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把普通的人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普通青年是做旧社会残余的传人,还是做“新时代所要求的青年”?何去何从,答案不言而喻。在李安宅看来,社会先于个人,意味着个人的选择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还要顾及时代的要求。李安宅强调,抗战、建国、救亡、图存,这是每个中国青年都无法回避的社会背景,此时应该认清形势,做一个踏实的青年,远胜过一个喜欢跑动换地方的人,“自己跑了,要留给谁去作呢?跑到理想的地方,那里既已理想了,还用你干什么呢?”⁽³⁵⁾如果都选择逃离而趋之若鹜“理想的地方”,青年参与社会建设的担当何在?李安宅如此反问,多少透露出些许无奈。在他看来,与其疲于奔命,不如脚踏实地,敢于担当,抓住机会,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到最好。他提出,“抗战建国”需要群体的力量,应该“算总账”,不可能由某个人完成。李安宅进一步解释“成功”的含义,认为狭义的成功是将事功办成,广义的成功则是“使事功不因我去而不成,我留而暂成”⁽³⁶⁾。也就是说,青年作为社会主力军,应尽早回归普通人的身份,将热情释放在国家需要的地方,而且着力建立机制,努力担当,为未来发展奠基,这种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理想的选择,是一种家国情怀的体现。1943年,《杂说》上刊登了李安宅的一篇译文,解读了二战期间一位英国航空员写给母亲的遗书,认为这个为国捐躯的英国青年的精神示范“对于我们抗战过程中的青年甚有好处”⁽³⁷⁾。

    李安宅十分注重中国青年的心理建设。早在1929年,他翻译的一则小诗里面就讲到“健康之身体乃是健康精神的产物”⁽³⁸⁾。1940年代,李安宅在一篇文章中讲到,许多曾经有为的青年人在碰壁后就产生消极避世甚至自杀的思想,这种常见而危险的自暴自弃的心理状态,是一种“自恕”且没有作为的表现。李安宅认为,青年人如果总是对自己太过宽恕,容易陷入消沉,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自省,多总结经验教训,持续努力,为下一次的奋斗做准备,要能“任劳任怨”,而非怨天尤人,勇于“打破环境”的钳制,才能实现国利民福的愿景。⁽³⁹⁾李安宅认为青年人格训练非常重要,提出研究人格需要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三方面综合考虑。他引用英国心理学会的《道德进步的心理方面》一文,列举了心理重建的八个趋势,并结合个人体会做了阐释:一是要脱离自我中心,走向社会化;二是要脱离不自觉的本能逼迫,走向自觉的考虑衡量;三是脱离空想,走入如实的思维;四是脱离侵害他人的思维,走向宽容;五是要脱离禁令与外力的机械,走向自动自主;六是要脱离无畏的忧惧,走向合理的志愿;七是要减少感情用事,多用客观理解;八是要减少不受约束的行为,多有自动约束的行为。⁽⁴⁰⁾这八项建议充分展示了李安宅对青年的各种期望,可作为青年“自修”的行为准则。

    李安宅本人也是青年人冲破环境限制、任劳任怨敢于担当的典范。其早期经历前文已有略述。李安宅留美归来后不数年,即因抗战形势而选择了游历西北,关注并研究中国边疆问题。他在《边疆社会工作》一书的自序中讲道:“初到边地,个人则热度达于极点,舆论则极不同情”,也就是说,个人热心之事,却未必能得到众人理解。李安宅克服人事关系中的千难万险,坚持多年奔走边地,扎实开展边疆研究与边疆社会工作,“实证了研究服务训练三者合一的理论”。⁽⁴¹⁾李安宅出版这本书时,已经是1944年,是为国民政府社会部约稿而作,此前他已经深度介入了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主体参与的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运动,为其“三合一”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实践基础。⁽⁴²⁾据不完全统计,李安宅回国后陆续出版了《社会学论集》《边疆社会工作》,翻译了《知识社会学》等著作,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论创化教育》《论边疆工作需要之条件》《国防与边疆工作》等60多篇文章,有利于内地增进对边疆地区的认识,也推动了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李安宅的学术努力及其服务边政的实践,生动阐释了他论述的青年为何和青年何为。而他所经历的各种挫折,也就成了他青年奋斗的历练,从而使其关于青年的论说,有了更为坚定的自觉和实践的特质。

四、结语

    所谓“青年观”,学界其实并无明确清晰的界定,但大体而言,无非就是对青年的特点、价值、发展及其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等相关话题的看法。青年观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主观性。个人在特定时期的思想处于变化和形塑之中,不同时期对特定群体的观察也呈现多样的特点。相对来说,青年时期精力充沛,对外界更充满好奇心,那么青年群体存在的问题,无疑会形塑整个社会的未来走向。学界既有“青年观”的研究,主要包括特定时期或有关人物的青年思想,尤其集中在政治人物的青年论述上。翻检中国知网,即可知大体,兹不赘述。

    需要指出的是,李安宅所处的时代,恰是近代中国留学运动兴起、加速推动青年代群形成和崛起的时期。在各种舞台上,留学生群体都发挥了极大作用,他们或引领学术,或推动政治,共同促进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到近代的急剧转型。近代学校教育的普及和发展,知识和产业成为社会发展重要动力,新旧转型时期多元思想的并存共生,义理考据辞章不再是中国青年的首要学习范围,这些都推动中国青年不再如传统社会中受到家族老人压制或控制,而是更快脱颖而出甚至逐步成为革新力量。五四青年的反传统主义、与传统家庭观念的决裂、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执着追求,以及“新女性”的出现,皆为代际冲突的具体表征。⁽⁴³⁾有些留学生回国后对青年学生人生价值观、求学、就业等问题的阐述,为中国近代青年生涯规划奠定了思想基础。⁽⁴⁴⁾最为典型的自然是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他对青年话题有持续论述,产生了较大影响。⁽⁴⁵⁾

    李安宅在学界及青年间的影响自然不能与胡适相若,但他的青春与胡适一样同样写满了“奋斗”二字,同样具备学者的“人间情怀”,对青年这个话题同样有着持续而敏锐的观察。综合上述,我们不难看到,李安宅对青年问题的系列论述,已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链条。梳理其人生经历及青年观念,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1934年前,着力论述冲破家族礼教束缚以调适人与社会关系;二是在美留学时期,通过域外的比较观察,提出中国青年的社会性改造命题;三是1936年后,在社会性改造这个命题框架下,立足本土社会建设需要,提出要培育正确的成功观,加强心理建设。李安宅青年观的形成与演进,伴随着李安宅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轨迹和奋斗历程。他不仅是一个实践者,不断走出舒适区,冲击自己所能达致的胜境;同时他也是一个观察者,将其成长见闻汇集成数篇文章,总结中国青年的状态、引用国外青年的事迹、记录中国留学生的情况。可以说这是李安宅作为一名人类学家的敏感与自觉,也可以看作是时代造就了这样一名热心青年问题的学者。

    由此可见,解读李安宅的青年观,便不能不从“知人论世”着眼,其间既有“与时俱进”,也有“因地制宜”,但都贯穿了“以人为本”。研究学人与学术,显然要将其思想研究融入其具体的生活中。面对近代中国的艰难,有的人知难而退,也有人迎难而上。李安宅显然属于后者。在动荡的岁月里,青年的人格和行为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至为关键。李安宅念兹在兹,无非在此。秉持知人论世立场,可以发现李安宅的青年观投射了其奋斗的青春,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契合了国家建设之需要。重读李安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青年的若干论述,在当下仍具有借鉴意义。

(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省略,需要请下载原文)

引用格式

汪洪亮,鲍玉波.李安宅青年观的形成及其演进[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1(04):2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