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义强 王连鑫 ‖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分野 ——基于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的分析

SUMMER 2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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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义强 云南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王连鑫 云南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类学云南研究的历史脉络与学术范式研究”(18BMZ036)。

摘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类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人类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尚未达成真正一致的理解。在中国人类学史上,1928年史禄国主持的云南调查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学术活动和历史事件。当下之学界对史禄国的认识尚模糊,对其“云南调查事件”的判断亦属苛刻有余、难称公允,且没有根据史禄国本人研究脉络和当时国内对于人类学学科的认识来加以“理解式的同情”。其背后反映了学人之间学术纷争以及学科理解上的分野,由此也可一探当时人类学范式的多重叠加。对于史禄国在滇之成绩的不同评价,体现了傅斯年与顾颉刚和其他学人对于人类学的不同理解:傅斯年重在人类学,而顾颉刚偏重民俗学;在评价标准上,傅斯年是明白体质测量的意义的,而顾颉刚等依然坚持文字式的研究报告。史禄国、杨成志的云南调查已成为中国人类学百余年历程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范例,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极佳窗口。

关键词

人类学史  史禄国  杨成志  顾颉刚  云南调查

    在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史上,1928年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ff,1887—1939)主持的云南调查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学术活动和历史事件,因其起步不凡、影响深远而被认为是“中国民族学田野工作的开端”⁽¹⁾,又因中途变更、横生波折而被学者称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²⁾。1928年4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聘史禄国为人类学教授,其主要职责是:“工作须以中国南方人种研究为主,在学期内未外出调查时须在大学讲授人类学、人种学及实习等题目,负责训练研究助理和学生,以养成学生正确的科学知识、方法及实验操作的能力。”⁽³⁾据《中央日报》1928年7月20日以“广东中大派员赴滇调查——派教授史禄国等调查罗罗生活”为题的报道:“对于研究中国西南之山居民族(苗瑶国罗罗等),认为近日切实工作之一,现正筹备大规模之实地调查。本暑假期决先派该校人类学教授史禄国及其夫人与杨成志、容肇祖两君出发赴云,从事罗罗之各种调查。兹史君等已于日前出发,先至香港转轮至安南海防,再搭火车至云南昆明,然后向罗罗山实地考察。拟在云南驻足三个月,俟下学期开学后再回本校云。”⁽⁴⁾从这份官方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出本次调查的几个方面:首先,考虑到《中央日报》在当时的份量,本次调查显然已引起社会层面较大的关注,而不仅仅是学术圈内的调查研究,当然也可看出中大校方为此事而做的主动宣传;其次,内中所说“从事罗罗之各种调查”,其研究内容虽含糊,但已经表明调查的广度将涉及人种、语言、文化等多方面;最后,在时间上也表明其计划是3个月左右,地点是彝族山区。

    而事实上,史禄国的调查从一开始就出现不小的波折,原本准备的田野调查地点为广西大瑶山的瑶族村寨,随即在接洽不妥后重新考虑为云南凉山彝族地区。史禄国及其夫人担任调查的主力⁽⁵⁾,成员则为中山大学青年学者杨成志及容肇祖。其中,杨成志主要担任调查的助手、翻译,容肇祖主要负责收集地方文献资料,并且容肇祖在1928年9月须在中山大学开课,有较为明确的调查日期之限制。

    调查团于7月12日出发,经香港、越南一路辗转到昆明,方得知凉山地区土匪横行,时有发生掠夺汉人当作“娃子”(奴隶)之事,法国传教士及人类学者也有因偷闯进去而被当地人杀害。外界对此地也素来缺乏了解,因此,国际学界称之为“独立罗罗”(Independent LoLo)。史禄国夫妇对此种情形颇为担忧,除土匪未靖之外,他们“又没有得到当地政府允许东行”⁽⁶⁾,遂不愿意深入凉山而打算就在昆明及其周边进行调查,尤其是做人种学测量。史禄国曾这样解释:“我最近(1928年)去云南调查的目的之一,是调查居住在该省东南部的罗罗。由于当地形势临时变化,使我的工作不能按预期进行,我只能把它限制在可以做的范围之内。”⁽⁷⁾平心而论,人类学田野调查本来就充满诸多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史禄国作为一位有着丰富调查经历的学者,对此有着较为明确的判断,考虑到当时西南边疆地区对于外国人的种种排斥,史禄国这样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何况如前所述,此次调查一开始选择的地方即并非云南而是广西。

    此外,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从史禄国1928年4月份到任中山大学,7月份即出发调查,这个临时调查团多少有点仓促上阵而“拼凑”的意味。⁽⁸⁾我们还不得不阐明一个事实:杨成志、容肇祖与史禄国之间并无师生之谊,之前双方也无学术上的交往基础,再加上语言隔阂、处事方式的迥异,史禄国本人又较为内向、不善于交流,其性情据费孝通回忆说“因为这位教授据说生性怪僻,不易同人接近”“他有个不很和人接近的名声”“他这种遗世独立的生活,养成了他那种孤僻的性格,使人觉得他是个很难接近和相处的怪人”⁽⁹⁾。因此,这个调查团远赴陌生的西南边陲之地,基础比较薄弱,一旦遇上田野调查中的某些变故,其困难程度不可小觑。

一、史禄国的体质人类学调查

    作为一次田野调查,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¹⁰⁾有两个较大的分歧,一是地点上,在昆明及附近还是去偏僻的凉山彝族山区;二是内容上,是人体测量还是社会文化综合调查。从最终结果来看,史禄国在云南完成了体质人类学的测量和数据获取,杨成志完成了凉山彝族的社会文化调查。

    这里面涉及的重要问题就是,在西方广义的人类学中,体质人类学和人种学是极为重要的两个分支,尤其是早期的人类学,二者紧密相关。早在1914年,地质学家丁文江在西南地区进行矿产调查时,也顺便对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了人种学意义的测量,开启了在中国从事人种学研究的先河。史禄国之专长也恰恰在这个领域,而对于社会文化的调查并不是其最擅长的或曰并不是他最感兴趣的议题。他早年流亡在远东大学就是担任“人种志”的教授,后来在上海及江南等地也是以进行人体测量为主,在福建也进行过《福建人种考》《福建孩童成长测验》等研究,人种学一直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对于不同人群体质的探讨兴趣即在此。费孝通曾认为史氏“从不同体质类型在地域上分布,结合他在人类学其他方面的知识,对东亚民族在历史上的变动过程做出了宏观的设想,为我们当前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¹¹⁾。这极精准地概括了史禄国的学术贡献,也可借此一窥他的学术目标及学术特点。对于史禄国而言,选择来中山大学以及到云南进行人种学测量,正是他对自己之前工作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补充与延续。有学者指出“自史氏来到上海后,便有意扩大其研究范围,拟将先前重点关注的区域从华北一隅扩展至中国全境,实现全面考察中国人种构成的目标”⁽¹²⁾。尤其是考虑到史氏之前集中于华北的体质研究,而现在到达南方,也即“综合比较南北人种调查的数据,对中国人种的构成、移民等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¹³⁾。史氏自己很想通过对整个中国境内不同区域进行人种学的类型比较,最终描绘出中国人的体质特征。在研究对象上尽可能选择更为广阔而多样的地域,地处西南的昆明刚好也具有类型学上的意义,这可能正是史禄国选择云南并坚持留在昆明附近进行研究的重要原因。因此,在这样大区域的类型学比较视野之下,史禄国眼里的凉山与昆明之间的区域差别反而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甚至还可以从另外一个事实来阐述史禄国对于人类学的理解——费孝通认为史禄国希望融合生物现象与社会文化现象而“建立一门名符其实的人类学”⁽¹⁴⁾。1933年夏,费孝通拜史禄国为师,成为清华大学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史禄国为费孝通制定了详细的学业计划,据费回忆,具体如下:“他给我规定了三个学习阶段,每个阶段用两个学年。第一阶段学体质人类学,第二阶段学语言学,第三阶段才学文化人类学。其间还要自学一段考古学。这个规划看来是重复他自己的经验。体质、语言、社会及文化和考古是他自己的学术基础程序。”⁽¹⁵⁾由这份学业培养计划可以发现史禄国对人类学的分支有自己的独特判断,毫无疑问,这是一份考虑细密且具有很高要求的研习计划。遗憾的是,费孝通193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因“清华大学研究生培养政策有变化,费孝通提前获得庚子赔款资助的出国留学资格”⁽¹⁶⁾,不久即赴英伦从马林诺夫斯基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史禄国也到欧洲学术休假,培养计划随之中止。费孝通晚年这样形容这段清华大学两年的学习:“史老师所教给我的体质人类学是我的学术基础,受用了一生。”⁽¹⁷⁾费孝通亦坦言自己并没有按照史禄国的预期计划而开展,但是这两年的体质人类学学习对费孝通一生都有极大的学术影响。

    总之,我们可以说,史禄国的研究是一份关于中国人最初也最重要的一次种族与体质调查。更为重要的是,在学术思维上,这样科学的研究方式走出了我们对中国人形成及来源上的种种臆想,将揭示中国人体质的真正面貌。

二、“云南调查事件”中的人事纷争

    此事件反映了学人之间的人事纷争,对本次“云南调查事件”的分析,本文将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顾颉刚的民俗学与史禄国的人类学,傅斯年对史禄国的“庇护”,杨成志对史禄国的矛盾态度。进而,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同学科学人在人事上的纠葛,史禄国的背后也是多重因素的交织与多种力量的缠绕。

(一)顾颉刚的民俗学与史禄国的人类学

    对史禄国云南之行的前前后后,我们从顾颉刚这里可以一览大概,顾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再因顾颉刚于每日之事必详细记录。对于史禄国,顾颉刚曾在日记中各处加以记载。遍检日记,笔者梳理关于此事的有多处。

    1928年4月5日,“孟真偕史禄国来,留饭。史禄国先生于昨日偕夫人到粤,今日见访。惜予未能英语,无由达其款曲也”⁽¹⁸⁾。

    1928年4月7日,“到孟真处,待思敬、史禄国来,同到百子路访瑶民及化瑶局长莫辉荣君。问俗问字”⁽¹⁹⁾。

    1928年4月10日,“宴史禄国于大新公司,请金甫、孟真作陪”⁽²⁰⁾。

    1928年6月9日,“史禄国设宴于南园”⁽²¹⁾。

    1928年7月10日,“到南园,为饯别赴滇调查诸君也”⁽²²⁾。

    1928年9月6日,“到元胎处,谈滇游经历……元胎游越南云南两月,于前日归。言史禄国为人不可靠,人之难信如此”⁽²³⁾。

    1928年9月17日,“缉斋来,谓史禄国在云南,不调查而打扑克。此二事皆羞人”⁽²⁴⁾。

    1928年10月29日,“为质问史禄国事,在校开会,缉斋态度太激烈,必去之”⁽²⁵⁾。

    1928年10月30日,“孟真极袒史禄国,此感情用事也,缉斋必欲去之,亦成见。予极畏事,而今乃不得不为调人”⁽²⁶⁾。

    1928年10月31日,“到校,与树帜同到骝先先生处商史禄国事……开会质问史禄国,由关恩助翻译”⁽²⁷⁾。

    1973年7月,顾颉刚在1928年7月10日日记后补记:“此为我主持中大研究所时,作到组织一团体以考查彝族生活的唯一事件,结果史禄国又出了岔,惟容肇祖、杨成志写出一册报告耳。”⁽²⁸⁾

从顾颉刚日记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史禄国在态度上的前后矛盾性。

    其一,顾颉刚与史禄国在厦门大学时曾是同事关系,随着1927年2月厦门大学国学院的停办,二人先后来到中山大学,在广州可谓是旧相识。因此,1928年4月5日,傅斯年带史禄国来见顾颉刚便属理所当然,一直到7月10日,顾颉刚代表学校举宴为史禄国饯行。这一阶段,顾颉刚对史禄国是没有什么芥蒂的。

    其二,从9月6号开始,顾从容肇祖那里得知关于史禄国云南调查的报告,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由怀疑到失望、愤怒再到不得已调解。

    其三,我们可以看出,顾颉刚对于史禄国的体质人类学并不熟悉,因而对于他的成绩视而不见或评价难称公允。一直到上述1973年顾颉刚的日记补记中,他对此事的定性依然是“出了岔”,认为史禄国没有能够写出报告。这显然是顾颉刚以自己所熟悉的民俗学、历史学的学科标准来衡量史禄国的;反过来,若以史禄国的标准来看,也许所获之成绩恰恰是2000余例测量样本而不仅仅是报告。而再看顾颉刚给时任校长戴季陶的信:“患该员仍在滇垣测量学生,致遭该省人士拒绝,皆背本校遣派宗旨,复与学校名誉攸关,似应勒令回粤,以重公帑,而保校誉。”⁽²⁹⁾可以发现,顾颉刚一方面承认史禄国在云南的测量工作,一方面又指责史禄国违背中大的遣派宗旨,明显可以看出顾颉刚对于史禄国工作性质的不理解。对于体质人类学的认识与评价同时也体现在此后中山大学校方及同仁对史禄国的评价上。

    其四,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兴办民俗学、人类学、西南民族研究等学科时,已经遭到其他学科的误解、嫉妒与排斥。有学者既已发现:“从汪敬熙方面来说,或认为史禄国拿钱不干事,理应解聘。除了此层原因外,或暗含针对顾颉刚之意。顾颉刚甚得朱家骅重用,使中大民俗学颇有声势,因此甚遭人忌恨,汪氏即为顾在中大时的反对者之一。”⁽³⁰⁾再例如,顾颉刚在日记中的1928年5月22日、23日、31日,均提到《民俗丛书》遭学校阻止出版,已经显示中山大学同仁对顾颉刚的不满。7月4日日记中,钟敬文因编《吴歌乙集》一书于1928年7月被学校辞退,皆因校长戴季陶对其不满之故。顾颉刚为此事在日记中写道:“然此等事由我主持,何不辞我耶?”并在该日记之下于1973年补记表示:“此是戴季陶对我直接开炮的第一声。在他做校长时,我尚能做教授否?”⁽³¹⁾可见,顾颉刚对中大各方的反应已有敏锐察觉。同年12月16日,生物学教授辛树帜与学校发生争执,顾颉刚为之辩解。在中山大学其他学科学人看来,史禄国毕竟属于顾颉刚与傅斯年招来之人,属于同一阵营。对于史禄国态度最激烈的当属日记中所记的“缉斋态度太激烈,必去之”。缉斋即是生理心理学家汪敬熙,此外,发起攻击的还有法学家何思敬等。

    可以想见,顾颉刚作为一个刚刚从厦门来到广州的“外来者”,初来乍到就把民俗学开展得得轰轰烈烈,又是创立民俗学会,又是出版书籍,又是成立机构,又是策划调查,必然引起校内某些人非议。其实,这不过是顾颉刚做事的一贯风格。王晴佳曾研究顾颉刚的性格和心理,将其归纳为三大特点:“(1)他有比较突出的二重人格,不但表现局外冷内热,而且还有外柔内刚,桀骜不驯、倔强叛逆的一面;(2)如他自己所言,他‘好大喜功’,对自己有很高甚至太高的期望,从而对自己的成就永不满足,并为此目的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3)他特别争强好胜,由此而对他人特别是同辈的成功人士,多有猜忌和怀疑,常常无法处理好关系,造成友情破裂等。”⁽³²⁾顾颉刚在日记中也多次明言自己“争强好胜”“事业欲极强”“学术野心极大”,又做事极认真而常常遭人嫉妒。

    由此观之,汪敬熙之所以排斥史禄国,背后针对的其实是顾颉刚和傅斯年等民俗学者、历史学者、人类学者。因此,顾颉刚对于史禄国事件的处理颇为矛盾,一方面表示失望,另一方面又想保护、调解。在史禄国事件背后也可以看出不同学科之间人事上的纠葛、校方的误解以及校内不同的反应⁽³³⁾,这也可以从顾颉刚于1929年2月毅然离开中山大学之事中略见一斑。随着傅斯年、顾颉刚、钟敬文、容肇祖的相继离开,中山大学的民俗学研究也就逐渐式微,走向沉闷。

(二)傅斯年对史禄国的“庇护”

    与顾氏的两相难不同,时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语言历史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可谓史禄国为数不多的坚定的庇护人,傅斯年“实属当时众多学者中颇能理解、体谅史禄国的人,或许是之一,也可能是唯一”⁽³⁴⁾,也就是上述顾颉刚日记中的“孟真极袒史禄国”。

    其一,傅氏对史氏素来爱护有加且认同其研究方法。在中山大学校方质问史禄国并决定不再续聘的时候,傅斯年以中研院史语所的名义聘任史禄国为研究员,他在1928年12月1日给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之信中便有如下推荐语:“史君不习汉语,又缘非解知学者出身,故其工作容不免受此种限制。然实地工作有廿年之经验,有通古斯系语人类学计量数十种之刊布,且工作异常努力,当胜任也。”⁽³⁵⁾这其中既有体谅史氏之难处也有对其成绩及治学态度的认可。此外,傅氏对史禄国身体力行地亲身实地研究的方法颇为赞赏,与其本人建立史语所时大力提倡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³⁶⁾式的实证主义脾胃相投。最关键的是此一时傅斯年特别看重对天文、生物、地理等自然科学的利用,在《史语所工作之旨趣》中申言道:“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³⁷⁾这直接影响了他对史禄国的态度。

    其二,傅斯年对于史禄国所做出的体质人类学成绩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傅斯年曾在欧洲游学,有着开阔的海外学术视野。甚至,傅斯年还曾经在柏林大学修习过人类学课程,因此,相比顾颉刚,傅斯年对人类学的认识是更加充分的,也因此,在顾颉刚还在为史禄国没有写出报告而失望之时,傅斯年却对史禄国的体质测量成果表示欣赏,此即反映出傅斯年与顾颉刚二人不同的学术判断力。同样,对于“云南调查事件”的不同反应,也正好是国内学者对于体质人类学理解不足的结果。正如史禄国的弟子费孝通所言:“史氏他在中国虽然也取得了大学里的职位,但他所讲的那一套理论,在中国不可能为同辈学者所理解……史氏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学者,知道的人更少。他不但在清华里不知名,甚至全国全世界在当时知道他而能理解他的人也是很少的。”⁽³⁸⁾

    其三,傅斯年对于史禄国的理解与顾颉刚不同还在于语言沟通上的差异。顾颉刚在日记中所说“惜予未能英语,无由达其款曲也”正代表他无法直接与史禄国探讨学术,沟通上的不顺畅也是导致双方误解的重要因素。顾颉刚在此事件上主要是听取容肇祖、杨成志及汪敬熙等人的意见与报告。但傅斯年却不同,从目前所见到的多封傅斯年致史禄国的英文信、电报以及史禄国给傅斯年的书信(S.M.Shirokogroff to Fussenien,史语所档案)来看,傅斯年与史禄国之间有着自如的直接通信和较为充分的协商。由此也可得知,史禄国在云南遭遇不顺利之时不可能不与作为负责人的傅斯年协商,重新调整研究计划,也就是改为研究体质为主。这当然也是傅斯年一直顶住各方压力而为史禄国提供庇护的原因。

    其四,傅斯年对史禄国的支持也是维护自身声誉与威信的必要。史禄国从厦门加入中山大学及史语所都离不开傅斯年,对于史禄国而言,傅斯年就像是识得千里马之伯乐。任何对史禄国的非议最终都会影响傅斯年在学界识人、用人、为人的声誉及威望。在云南调查事件之后,傅氏在1929年中研院史语所迁移到北京时,仍然让史禄国在广州负责人类学部分的工作,直至之后推荐史氏至清华,继续帮助史氏出版著作,都可见傅氏对史氏的关照。史氏也正是“因为有傅斯年相助,在西南调查后学界风评不利的逆境中转危为安,得以继续在中国学界立足、发展”⁽³⁹⁾。也正因为此,傅斯年在此后获知史禄国在清华工作顺利时表现出了极大的高兴与欣慰之情。⁽⁴⁰⁾

    最后,傅斯年对史禄国的重视还与其本人的学术雄心有关系。如学者所言:“顾颉刚、容肇祖对‘体质、语言和历史相结合’的方法论和世界性学术视野,理解深度和重视程度远不及傅斯年。”⁽⁴¹⁾傅斯年希望团结一切力量,尤其是吸收最新的学术思潮,与国外学者的合作,最终达到《史语所工作之旨趣》末尾所呼吁的“建立东方学之正统”之目标。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此时在华的史禄国正好符合傅斯年所设定的目标人物,这样的立场与站位也就注定了傅斯年对史禄国的整体态度。

(三)杨成志对史禄国的矛盾态度

    杨成志执意要到凉山调查,除了对于人类学的不同认知以外,今天看来其实更有斗气地与洋人一争高低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关,这从他的书信以及感受就可看出:“在学术上不长进的中国,得着外国人的教授来帮忙,这本是应该的;但是要利用他来做调查国内各民族的生活状况,希望他能够尽力致意为中国开新学术的曙光,就我个人这一次的经验,我现在有几点疑问藏在心里头——外国人对于中国风土人情的观察,未必较中国人自己认得透辟,外国人的居处,未必能适合入乡随俗的行动,外国人的忍劳耐苦,未必能较中国人为高明。”⁽⁴²⁾此中流露出的这股抵制西潮的民族主义与五四运动之后一部分学人对西方列强的强烈不满有着很大关系。

    此外,有学者研究发现杨成志这种敢于冒险的精神及“与洋人较高低的动机”也与他自己的早年经历和地域文化性格有关联,“杨成志出生于渔民家庭,从小耳闻父辈与风浪搏斗的故事……杨成志是福佬人。福佬民系具有成就动机高,创业意识强,敢于冒险,精明能干,适应力强的集体心理”⁽⁴³⁾。这无疑对于我们理解年轻气盛的杨成志之个人性格提供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视角。

    杨成志对史氏的态度颇为曲折。一方面,他最早提出质疑:“我们在昆明住了将近一个月,容肇祖先生购买了些云南丛书先告回粤,我和史教授夫妇所从事的工作,便是测量学生、士兵和犯人的体格。然而,我们赴滇的目的,不是专来购书和测量体格,却是要跑到高山穷谷调查罗罗族去。”⁽⁴⁴⁾他认为此番云南之行更重要的是彝族社会调查而不是仅仅来昆明测量。另外一方面,从凉山调查回来,杨才发现自己对于材料无法进行有效整理分析而认识到体质人类学的重要性。⁽⁴⁵⁾还有,杨成志对于外国人的态度也是不断变化的,他早先提出质疑外国人能否担任中国调查的主力,从凉山调查回来之后又充分肯定西人的研究素养并觉得自己要想突破必须有出国进修的大必要。如此种种,均反映了杨成志的矛盾心态,或者说对于田野调查与学术认识的不断更新。

    无论怎样,杨成志独赴凉山调查的确勇气非凡,他深入彝区,行程约400公里,过村寨200余,成果颇丰。如学者所言:“杨成志的云南调查收获了‘中国最早的民族学的田野考察’,中国人类学史上的‘成年礼仪’等厚誉。”⁽⁴⁶⁾当然,现在来看,他所受到的赞誉,甚至登上当时上海最有名的《良友》画报封面,还获得政界的极大重视。其实当时社会媒体对他的称赞更多的是对其单骑闯凉山之精神层面上的称颂。这就是傅斯年在给杨成志的信中出现“佩服你的服苦精神……继续你的冒险、吃苦、耐劳的精神……第一要义是免去宣传及Journalism之烂调……云南两年的事,只是这精神可佩,不能自谓是有结果,不能听人恭维的话”⁽⁴⁷⁾的告诫语句的原因,此信中傅斯年认定其云南调查工作的精神层面,充分肯定其精神可嘉但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足。此外,从学术的角度,史禄国当时并不太支持杨成志独自一人赴凉山调查,他认为调查者需要接受较好训练之后再有序开展,也即“更多的是取决于调查者个人的能力,民族志调查者首先要对其工作有充分的准备,更理想的状况是,其在从事田野调查之前能够得到有经验的民族志学者的培训”⁽⁴⁸⁾。史禄国的人类学模式是希望稳扎稳打且步步为营式的推进,并认为系统的人类学学习需要以体质人类学的训练作为前期基础。史禄国亦曾这样形容杨成志和容肇祖:“他们希望尽快开始,心里只有出发的劲头。他们一直住在这里,他们希望走得更远一点,成为一个‘旅行者’”⁽⁴⁹⁾。对于杨成志而言,昆明及周边与广州及内地城市同质性较大,昆明作为人类学调查研究的吸引力与冲击力没有凉山彝族来得直接,没有那种异文化的强烈震撼。而史禄国作为一个外国人,又极注重体质研究,史禄国对异文化之“异质”的理解与杨成志、容肇祖都有十分不一样的看法,这也反映了当时国人和西人对人类学差异性的认识。

三、理解式的同情:对于此次云南调查的综合判断

    对于此次云南调查的判断,国内学界不少人认为史禄国“临阵脱逃”,“玷污了史语所的声誉”⁽⁵⁰⁾,或者“因在云南调查中的‘叛逃’行为,致其在中国学界的负面形象似乎难以摆脱”⁽⁵¹⁾。事实上,准确来说,史禄国并没有叛逃,说“叛”,既无叛变什么党派政体,又无叛变学术。说“逃”,他也并没有逃到其他地方。因此,用“临阵脱逃”和“叛逃”等加诸史氏,显然是不合适的表述,但是,他的确是改变了原本制定的研究计划和研究内容。具体来说,他改变了去凉山的行程,也改变了社会文化的综合调查;他坚持了人种学的调查,也坚持了在云南昆明及周边进行相关调查。

    至于说有人怀疑史禄国的调查能力或调查素质,此处仅想说明的是,史禄国恰恰是国际上较早在中国境内从事实地研究的外国人之一。以调查经验而论,1912至1918年史禄国在西伯利亚考察时,当地的自然条件更为恶劣,调查的难度更大。事实上,史禄国对于这次云南调查十分重视,并携夫人同行。因他自己认为女性对于资料收集和建立人际关系有极大帮助,更容易取得当地人的信任,有利于对某些民族的生活进行深入调查。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史禄国更是在全世界人类学相关领域较早提倡实地研究的人类学者,如费孝通所介绍:“他扬弃了坐在书斋里用零星汇集的资料沿主观思路推论那种历史学派和传播学派老框框,采取了当时先进的亲身实地观察的实证主义的方法。”⁽⁵²⁾另外也有研究者发现:“史禄国是一个对学术研究非常严谨的人。他每次外出考察,都制定详细的规划,所获得的考察资料、考察地点也都需要个人亲自去考证、踏察。”⁽⁵³⁾并且,早期他为考察东北亚的萨满教而深入大兴安岭,这些都足以表明史禄国绝非畏难之人,亦非怯懦之辈。

    最为关键的一点,我们从史禄国1928年4月16日与中山大学签订的工作合同的主要任务与职责来看,“工作须以中国南方人种研究为主,在学期内未外出调查时须在大学讲授人类学、人种学及实习等题目,负责训练研究助理和学生,以养成学生正确的科学知识、方法及实验操作的能力”⁽⁵⁴⁾。首先,史禄国的工作之责明确写明“以中国南方人种研究为主”,若以此来看,史禄国选择在云南昆明周边做人种学体质测量是完全不违背这个工作制度规定的,甚至恰恰是合乎既有的总体工作目标的。笔者还看到另一个关于此次调查的原定计划:“调查彼处人类学工作大略情形,以便后来派训练成就之助员前往就地长期工作,并于就便中在省城做大量工作,兼至滇东之熟罗罗区域一行。”⁽⁵⁵⁾从中可见,史禄国此次调查不排除有探测实验之性质,也即为后来者做铺垫之意。其中还特别提到“在省城做大量工作”,此处省城即昆明。至于滇东之行,则为次要兼顾即可。

    其次,史禄国的工作要“负责训练研究助理和学生”,这一点他也做到了,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为了能让杨成志和容肇祖尽可能多掌握些调查方面的知识,从调查团到云南昆明的第一天开始,史氏就坚持让杨容二人跟随他学习语音学和民族志学的相关知识,遗憾的是杨容二人并未照做。”⁽⁵⁶⁾在此,史禄国作为一位老师,积极培训助手,也忠实地履行了原本制定的目标。

    再者,史禄国在云南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他绝非碌碌无为。史禄国对于昆明的士兵、监狱及学生进行了测量,据估计总计约两千余例⁽⁵⁷⁾,并且,史禄国“从人类学角度拍摄了150余幅照片,还住进彝民家中,记录彝语音标”⁽⁵⁸⁾。为了弥补无法到凉山的不足,史禄国尽可能寻找昆明周边的彝族同胞,既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也了解他们的社会文化面貌。史禄国的成果《中国南方人发育论》《中国南方人类学》等后来引起“欧美学界广泛且深入的讨论”⁽⁵⁹⁾,有学者指出这些成果有部分是以云南调查为基础的,“鉴于它们中相当一部分乃史禄国基于昆明收集的资料所作,其昆明之行被认作无所事事,着实偏颇”⁽⁶⁰⁾。最后,这些成果当然也获得傅斯年的肯定,如他在给黎光明信中表示:“云南之行,在省城者共费千余元,得到文书多种,测量五千余人;其往巧家境者,至今费不逾千,成绩极佳,得到好些实事。”⁽⁶¹⁾由此可知傅氏对云南调查的基本态度,这即是之后在中山大学校方质疑史禄国取消凉山之行时,傅斯年竭力为史禄国辩解的一个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学界对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的判断应属苛刻有余、难称公允,且没有根据史禄国本人的研究脉络和彼时国内对于人类学学科的认识来加以“了解之同情”(feeling into)⁽⁶²⁾。反倒是多年之后,有学者提出了对于史禄国田野调查评价的不同看法:“史氏的退却也可以理解。他是俄国人,在危险时刻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以中国为家的外国人’太多。再者,史氏是通古斯族和满族研究专家,在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方面颇有造诣,人到中年,功成名就,性情不免趋于平和,更何况家属在身边,需要关照,故不敢冒险。此乃人之本性,并非史氏之胆怯。相反,假如杨成志处在史禄国的地位,会有勇气独闯大小凉山吗?”⁽⁶³⁾避险趋安乃人之常情,诚哉斯言!

    对史氏的“了解之同情”或“同情式的理解”(empathic understanding)⁽⁶⁴⁾,我们还可结合其性格和处境来看。关于史禄国的谨慎与“怯懦”,我们从他的成长经历得知:“他成长于沙俄帝国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一名军医,性格比较刚烈,从小就对他严格管理,这让他青少年时期,生活得很压抑,性格也很懦弱,平时很害怕与人打交道。他虚弱的身体,只要寒冷的冬天一来临,就开始闹病。”⁽⁶⁵⁾由此可窥知史禄国性情中不为人知的一面。此外,我们还须要从史禄国之前的学术生活处境略加剖析。因为俄国国内的政治变局,史禄国1922年后被迫流亡异乡,处于有家不能回的境地。俄国保守主义者竭力阻止他到东北进行调查,书被禁止出版。在西伯利亚时,他的行李曾被偷,书籍和地图资料惨遭失窃,甚至有克格勃不怀好意地暗地跟踪。即使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此类麻烦亦时有发生,费孝通于此曾回忆:“只有一次我在他家坐谈,突然看见他神色异常,因为隔窗见到了几个外国人走向他家门。接着又见他夫人匆匆出门去把来人打发开了。他当时那种紧张的表情,留下我不易忘怀的印象。后来我有位朋友私下同我说,苏联的克格勃是无孔不入的。我当时也不大明白这句话的意义,但模糊地理解到我这位老师这时的表情是有点大祸临头的味儿。”⁽⁶⁶⁾从以上史禄国大祸临头时慌张的神情和早年的流放经历,可以看出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再加上之前田野中被偷被抢的经历造成的创伤阴影,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畏井绳”,我们便可以设身处地来理解为何当史禄国听说凉山地区治安混乱、外国人类学家被杀之时所表示出的犹豫、谨慎与“退缩”了。与早年在西伯利亚时的无惧无畏相比,只能说此时的史禄国更懂得保护自己,更成熟稳重,对田野更有洞察力、敏感力,更有处事经验,也更加谨慎了。所有这些,皆非彼时初出茅庐、气盛力壮的年轻学人所能想象并加以体谅的。

    换言之,对于一个历史人物行为与选择的综合性理解必须将其心理性格、个人经历等因素考虑在内,浸淫于历史细节处探究人性之幽微。还必须结合当时的时代氛围、社会背景的影响,呈现其于时代变动中的生命沉浮。更须重返历史现场,步入他者的思想、情感与生活世界,设身处地理解其微妙的境地。唯此立体式透视,方才获得较为公允判断之可能。

四、中国人类学基本范式的学术分野及不同理解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已经洞察此次“云南调查事件”中的人事纷争,获得对于此事件的公允评价。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可借此一探彼时人类学范式上的多重叠加,透视20世纪20-30年代学人对于中国人类学基本范式的学术分野及不同理解。具体而言,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分野。此次云南调查,史禄国本人之专长、兴趣与工作重点皆在体质人类学。他的云南调查是承接之前研究工作的一种选择,云南是作为一个区域放置于整个中国境内而具有体质类型比较意义的,终极目标是绘制出一副中国人的体质特征之总貌。但中大校方及顾颉刚、杨成志、容肇祖等学人更熟悉和看重的却是文化人类学,这也是中国早期人类学对体质人类学认识还不充分的一个表现。此次事件之中,对于史禄国在滇之成绩的评价,也反映出傅斯年与顾颉刚和其他学人对于人类学的不同理解:傅斯年重在人类学而顾颉刚偏重民俗学。事实上,傅斯年与顾颉刚在学科背景和路径上一直多有差异。⁽⁶⁷⁾在评价标准上,傅斯年是明白体质测量的意义的,而顾颉刚等依然坚持文字式的研究报告。由此,可以看出此时学人对于人类学各个分支学科还未达成真正的一致理解。但更有意义的在于,此次云南调查,除了有文字资料,还有实物搜集、图片拍摄、语言记录及体质测量等资料。这让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调查从一开始就体现田野材料上的多元与丰富,为以后的田野调查研究树立了标杆。同时,如学者言,“在史氏带领下,史语所自1930年代便开始形成了一个‘专门的中国人种学学派’”⁽⁶⁸⁾。显然,史禄国的工作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体质人类学的传播与发展,有学者认为其成就“堪与考古学界的安特生比肩”⁽⁶⁹⁾。

    其次,“西学”与“中学”论争背景下中国人类学的分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类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中国人类学需要向国外学习最前沿的理论与方法,需要引进史禄国等一批有国际眼光的世界级学者。直如人类学者周大鸣所指出的:“一些在华的欧洲学者如高本汉、安特生、史禄国等,……促进了人类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也激发了一些民族意识较强的中国学者的自强精神,直接促进了中国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从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人类学发展看,欧洲人类学家对中国的研究,为中国的人类学者提供了典范。”⁽⁷⁰⁾显然,傅斯年以其广阔的学术视野和与西人一争高低的雄心认识到此时国外学者的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浪潮之下,学者的学术追求也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杨成志给中大信中所提到“学术上不长进的中国,得着外国人的教授来帮忙”“外国人未必较中国人自己认得透辟”“外国人的忍劳耐苦,未必能较中国人为高明”等语词即代表此时一部分学人对西方思潮的不满情绪。正如有学者所言:“几乎与人类学传至中国同时,国人心中的学术民族主义情绪也被唤醒,这种情绪蒙蔽了彼时绝大多数国人的国际学术视线。即使是受过一定人类学训练的杨成志也不能例外。”⁽⁷¹⁾又加上此时还正处在“西学”与“中学”论争的时代大背景之下,不同知识体系于世代交替之际,各种思潮处于碰撞与交融之中,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的出现之不可避免也就可想而知了。

    再次,从书斋走向田野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分野。此次调查,虽然一波三折,但毕竟开始了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来组织实地调查的人类学传统,是“学术史上由中国新型学术机构组织调查的重要尝试”⁽⁷²⁾。在此之前,有关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或是道听途说,或未能深入调查,或未受到专业化训练。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史上,1928年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和田野调查的开展被视为“在中国作为独立学科诞生的标志”⁽⁷³⁾。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也开启了人类学西南研究的先河。于史禄国而言,他投身人类学伊始就已经突破了古典进化论和传播论那种“摇椅上的人类学”的书斋传统,他一头扎进田野,“从当时欧洲学术最前沿起步”⁽⁷⁴⁾,已经领先于世界潮流,也有别于传统国学中的经史传统。例如,有学者指出:“史氏通过长达十余年的田野调查,获得了西方学界难以企及的一手文献,赢得学界一致赞赏。如毕安祺认为史氏对华北人类学的艰苦研究,使国际学界能得到体质测量的客观结果,改变了此前人们只能靠旅行家的主观印象来认识东亚民族的窠臼。”⁽⁷⁵⁾更有学者指出因为史禄国的原因,“人类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国际合作的优良学术传统”⁽⁷⁶⁾。显然,史禄国在史语所的工作,因为站在国际学术前沿而使该所的研究起点较高,这很早就为史语所及中国人类学形成国际视野与国际合作传统树立了一个标杆。更为重要的是,杨成志的凉山之行触动的是整个学界,不啻为一次田野研究的思想启蒙。更为南方的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乃至人类学“南派”带来一笔丰厚的学术遗产。由此,当我们探其渊薮,钩沉索隐这一段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的前因后果,其学术价值正在于它已成为中国人类学百余年历程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范例,更提供了一个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极佳窗口。

（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省略，需要请下载原文）

引用格式

徐义强,王连鑫.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分野——基于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的分析[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1(04):3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