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康隆 邓澧雨 ‖ 桑植白族的传统宅形与文化自信研究

SUMMER 2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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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康隆 吉首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图)

邓澧雨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武陵山区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和谐推进研究”(18A279)。

摘要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民族文化中部分独到的文化品格逐渐在将现代化趋同于西方化的思潮中被压缩了存续空间。在桑植白族地区,虽然现代新式建筑不断涌现,但当地人依旧青睐符合当地生态文化的居屋建筑,其所蕴含的生境适应、生计交往与生命延续的文化价值,在“现代化”潮流中为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自我认同与文化自信持续提供动力。桑植白族的居屋建筑不仅体现了其文化基因的赓续方式,也表达了中国式现代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具体要求,为当前中国乡村振兴中应该构建怎样的“宜居乡村”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

关键词

生境 建筑文化 桑植白族 文化自信

    乡村社会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发源与发展的重要场域,其进步动力与活力的缺失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有研究认为,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农村人口外流引起的村落间亲缘关系“过疏化”⁽¹⁾,但其深层原因应在于,不“规模”也不“效率”的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受到现代化进程中价值理性的质疑,乡村传统文化的续存和发展空间进一步遭到挤压,人们逐渐丢失对自身文化保持认同的价值基础。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提到,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的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²⁾,而文化认同的第一层面则是各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同。⁽³⁾由此可见,重新整理与发掘乡村文化价值内涵,明晰西式现代化带来的自我认识偏差,是乡村文化主体逐步由自我认同上升为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而根据民族生境与民族文化的建构逻辑⁽⁴⁾,在充分认识不同地区的自然生境与社会生境的基础上,识别差异并找到维系和发展其现有文化建构中有价值的部分,使得文化这一信息系统能够在偏离和回归所处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过程中不断获得完善与丰富,以此唤起乡村社会主体的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是为增强文化自信、振兴乡村文化的原生动力所在。

    桑植县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是中国境内第二大白族聚居区。在费孝通先生开始关注“武陵通道”这条由云贵高原向江汉平原开放通道的基础上⁽⁵⁾,黄柏权又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视野提出了“武陵走廊”的概念⁽⁶⁾。而桑植县正位于这条民族走廊的东北端,它不仅是一条连接云贵高原与江汉平原的通道,也是一处由土家族、白族、苗族、回族、蒙古族等28个民族组成的文化交融区。桑植白族作为700多年前迁徙至该区域的少数民族,在当地各民族的交往发展中,逐渐展示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表征,与大理白族看似一脉相承却不尽相同,其包含当地自然与社会生境内涵的宅形文化则直观地说明了这一点。

    本文的研究与分析表明:传统居屋建筑不仅包含白族在迁徙定居桑植后的700多年中对自然生境的适应,同时也体现了白族族源文化产生的社会生境影响,二者共同建构了具有桑植白族特色的宅形文化。居屋建筑作为物质性存在的重要意义从生境、生计、生命三个维度被表达。虽然在现代建造技术与物质材料提升的基础上,桑植白族宅形特征发生了新的改变,但仍然可以看到桑植白族依托于传统宅形而表现的深层文化基因,并在维系白族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方面依旧发挥着作用,为多维度探究乡村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认同、进而提升文化自信展示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一、族源记忆与民族生境适应

    桑植白族在由滇入湘的“迁徙定居”生活中,不得不面对与大理白族特征已相去甚远的民族文化特征。但双凫一雁之情难去,桑植白族的建筑形态兼具大理白族宅形特征的文化要素与桑植当地生境特征的建筑风格。但随着新的建造技术的应用,宅形的发展不再完全受制于地势与气候条件,反而让新式建筑逐渐失去与自然生境融合发展的空间,也让当地人对大量闲置的新式建筑产生了不适感。

(一)地势与居屋选址

    据当地人回忆,桑植白族的选址依据是老人们流传下来的。因为云南白族祖先选“屋场”的习惯必须要背靠苍山、面朝洱海,所以他们也多按“背山面水”的习惯选择宅基地。实际上,聚居在大理的白族,由于受到滇西北横断山脉的走向影响,故房屋朝向不拘于南北,多呈东西朝向。⁽⁷⁾而聚居在湖南桑植的白族,所面对的是多山地的自然环境,为了利用有限的地形条件,也无法按坐南朝北的标准去选址修建。同时,桑植白族在建房时还有两条不成文的规矩:第一,正南北向是宫廷建筑管用的方位朝向,故一般居屋建筑会刻意避免;第二,由于桑植流传着“冷水洗背,越洗越穷”的民间说法,故建筑也不会选择背靠水流,或水流附近比较低洼的地方,那样不仅会影响地基的牢固,而且环境潮湿不利于生活。

    可以看出,桑植白族在居屋建筑的选址方面未必延续了大理白族的习俗,但是相近的选址思想更倾向于一种心理认同的标志,将空间与时间上双重分隔的桑植白族与大理白族又联系在一起。这种基于某种特征的族源认同需求,并非只体现在选址方面。在廖坪的谷家祠堂前,老村长热心地介绍道:“这一面墙,是我们谷家祠堂唯一保留下来的真正的古物,上面的花鸟鱼虫花纹,和大理那边是一模一样的。”⁽⁸⁾他细说着这面墙的留存十分不易,原因就是墙沿上那一条象征着白族崇敬自然、已经褪去了原有色彩的手绘花纹带。所以完全可以不用刻意区分到底桑植白族民居建筑更接近当地其他民族建筑,还是与大理白族的关系更为紧密,人们对它的信任是源于桑植白族族源的确定,是带有情感回复的认识。在这样的基础上,桑植原来的“民家人”找到了自己的祖籍,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也坚定了自我文化认同。

    因此,即使桑植白族与大理白族的宅形特征存在诸多不同,又或者能够直观得出的结果依旧是桑植白族的宅形特征更接近当地其他民族,但桑植白族依旧重视宅形中那些与大理白族的相同之处,体现了桑植白族社会维系族源关系、确立自我认同的需要。正如顾颉刚所说,“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我们更就这件故事的意义回看过去,又可以明了它的各种背景和替它立出主张的各种社会的需要”⁽⁹⁾。即使是枝末细节的文化元素,都是他们对自身祖源文化的肯定,也逐渐成为当地宅形文化的一种现时建构。

(二)气候与居屋形制

    桑植县属中亚热带山地季风湿润气候,光照条件差,春夏多暴雨,年雨日在100～140天,是湖南省的暴雨中心之一。⁽¹⁰⁾“2020年七八月份,就下了47天的雨,而且一直没断过。”⁽¹¹⁾因此,桑植白族一方面需要适应当地多雨、潮湿的气候环境,在居屋建造时为了避免房屋霉潮以及更好地通风,他们没有使用大理白族那种可以阻隔光照的“照壁”,居屋的形制也大多是“一正两横式”,两头的横屋大多因地势原因而建成转角吊脚楼。另一方面,无论是无厦式还是有厦式,所体现的都是大理白族在经历不同历史时期时,不同的主流文化对其民居建筑中“门楼”形式产生影响的反映。⁽¹²⁾而有厦式的出现,较前者更为晚近,与广东台州侨乡的“骑楼”类似,体现了中式建筑与西式建筑结合。但在桑植白族的建筑形制中并未出现“门楼”,反而借鉴了更符合当地环境的建筑方式。虽然吊脚楼一直被视作当地土家文化中的特色建筑⁽¹³⁾,实际当地白族在修建房屋时,经常也会留出吊脚,一来可以应对崎岖的山地环境,二来也可以更好地防潮以及防蛇虫鼠蚁。

    在实际的对比中,桑植白族民居的特色体现了与大理白族非常多的相异之处。不过当地人仍然认为,他们现有的白族建筑保留了大理白族的民居特色,不仅在结构上有所传承,其建筑形态也尽显大理民居中“三坊”的基本特征。假设一定要认为桑植民居宅形是大理白族文化的“传承”,不如理解为“适应性”改变更为恰当。如果按照人类在建筑过程中改造自然的方式来看,那么桑植白族的传统建筑方式既没有屈从于自然,也不会试图征服自然,而是不断地去利用与适应,即在有限的技术条件下,借助自然生境中的可取之材去应对来自地理环境带来的居住挑战。

    如今桑植白族传统居屋建筑现已不太常见,即便家庙、祠堂一类的公共建筑,也因特殊事件而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随着现代技术传播,当地人可以不必再使用吊脚来应对山地的崎岖,也不用太担忧房屋由于靠近溪流而带来的潮湿。从选址上看,如今居屋已逐渐向集镇、主干道附近汇集,呈现一片或一排的集中楼房;在形制方面,人之于建造的想象力再也不必囿于取材和技术,即便是将二楼设计为敞景式的落地玻璃房,在乡村居屋建筑中也不再新奇。可以看到,桑植白族的现代居屋建筑有了更多应对气候挑战和改善居住环境的技术条件,在居屋形制方面也出现了更高规格的追求。“家家户户都是修的楼房,一层、二层、三层……但是你去楼上看看,都是空起的,每年也就过年的时候(主人家)打工回来了,才搞得到一次卫生,还是很浪费的。”⁽¹⁴⁾虽然新楼的建制更趋城市化风格,但也有人感慨它们的存在是一种浪费,类似的表达在当地人口中并不难听到。如果将这类“浪费”视作经典进化论所带来的负效应,那么如果能把握文化这一套信息系统的动态变化过程,便能避免传统与现代的绝对对立。例如在传统建筑中,由于桑植一年中日照短、降水多,所以桑植白族并没有在传统居屋设计中模仿大理祖先那般建造照壁来遮挡阳光,反而是在宅形文化中衍生了对屋顶设计时的“飞水”速度要求。哈定(T.Hardy)认为,一种文化种系发生演变的原物质来源于周围文化的特点、那些文化自身和那些在其超有机体环境中可资利用或借鉴的因素。⁽¹⁵⁾人们对新式居屋建筑的闲置产生感慨、对传统建筑依然保有不舍的情感,是因为在短时段内自然生境是相对稳定的,但来自其他群体的“影响域”会因为信息快速传播而愈发引致社会生境的变化,且其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无须通过预先加工就可以直接作用于民族文化⁽¹⁶⁾,故当地人的情感反应主要体现了外部社会生境对当地物质实体构成的影响,因其不符合哈定所认为的文化变迁条件而使人产生不适感。

    由此可见,桑植白族的居屋建筑在历经年湮世远的迁徙后,在适应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方面都做出了明显改变,被保留下来的族源建筑文化要素被人们视作记忆之源,体现了物质性与精神性的融合。但当人们在惋叹过于新巧的现代建筑可能形成一种浪费时,更深层的意涵在于那些空置的建筑与当地的社会生活之间相距甚远:一方面,这表明当地社会的物质生活有了质的飞跃,技术普及、交通通达、信息沟通这些因素使建筑行为有了更广泛更深的社会与时空联结;另一方面,当外部社会的资源利用方式通过文化的共有性特征影响当地文化建构时,也预示着自然生境对宅形的限制作用不断减弱。故而,新式建筑的出现扩展了生活中不同社会信奉的同时,却难以避免其脱离自然生境与社会生境的生产性误识。

二、建造方式与生计活动耦合

    桑植白族将修建新房看作是头等大事。正如拉普卜特(A.Rapoport)在总结人类宅形文化的历时形态时所描述的那样,“共生的,人与自然不相伯仲,并以神衹的名义经营自然”⁽¹⁷⁾,桑植白族在建造过程中互助协作、经营自然的文化传统通过生计活动与社会交往等方式实现,至今仍是当地人在回忆亲历实践过程时强化自我认同与文化认同的自信之源。

(一)建造技艺与生计活动

    从事民族考古研究的肯特(S.Kent)通过对摩尔根(L.H.Morgan)的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分布、排列、对比,论证了一个群体如何组织文化意味着他们如何组织空间和建筑环境。⁽¹⁸⁾虽然她有关于居屋建筑的研究沿袭了经典进化论观点,但并不影响其对后来者的启发。桑植白族的旧式房屋修建过程中,人力的大量投入必不可少,不仅是因为技术环境限制,也是文化群体的实践方式所决定的,互助建房就是其中的习俗之一。

    虽然照旧俗建房已成过去,但是那些有此经历的白族人依旧会把它当作一种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以前我们修屋,都是要村里的人互相支援的。”⁽¹⁹⁾访谈对象一边指导笔者绘制一栋旧宅的侧视图,一边回忆这栋房子初建时的情景。从它残旧却完整的架构足以让人切实体会到在缺少现代技术支持的年代,建造房屋这样的大事十分需要人力来填充不足。例如,当地旧宅建造中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立排扇。这一道工序需要将所有的柱子、棋筒、枋木都提前准备好,它们的组合称作“排扇”,而组合它们的过程则为“立”。一栋房子往往需要好几面排扇,再将一面面排扇用斗枋、横梁、檩子连接起来,形成房屋整体的屋架,故“立排扇”也称“立屋”。仅这一道工序就需要众人参与才得以完成。不仅如此,其预制过程也需要大量的前期劳力与时间的投入,与之相应的还有一系列人力协调、餐食供应等工作。因此整个建造过程需要的劳力不止亲友,还有村落族人。对参与者来说,生计活动特征便在整套的建造流程中显示出来,并呈现一定的专业化分工特征,只是匠人们的“专业身份”多限于他们的交往圈,而通常身兼多职的他们还会在其他生计活动中与主人家发生关联,所以不似工业社会中绝对意义上的专业化分工。但也正因如此,生计活动依托着物质层面而带来的精神交流分布在整个建造环节中,为社会关系的交互生出了更繁复的意义。

    “当时修屋不容易。现在就简单了,外面有专门的施工队,平时有些修漏捡瓦、正屋的事,也可以(付费)请人来做。”⁽²⁰⁾从访谈对象的话中不难看出,旧式房屋其实还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经历一段时间之后总是无法避免类似于捡瓦的小修整,“那种老屋顶,大车子在外面过一路,瓦都要梭(滑)一下。所以基本三年一捡,勤快点的一年一捡,不然就要有漏隙。后来可以不用老瓦了,换成琉璃的,用螺丝固定起来,就不要年年捡瓦了”⁽²¹⁾。不仅如此,旧式木质建筑时间一长还可能出现主体倾斜等问题,所以在当地懂建造技艺中的白族工匠之中,除了普通的瓦匠,还有专门将出现歪斜的木房重新撬正的匠人。但无论是哪一种对房子进行修缮的方法,参与行动让人们的意识即便是在时间的流逝中仍然可以得到不断强化。这些内容本是交错而复杂的,不过随着现代技术进步与交易市场的扩大,其所带来的便捷性让建造过程变得更加“效率”的同时,也让人们与建筑之间的涉身性关系逐渐淡化。“我老屋的瓦基本是自己捡的,村里有人喊的话,也会给他们帮忙捡一下,捡完了一起吃餐饭。”⁽²²⁾传统居屋建筑的建造与养护方式,将居屋不仅与生境、也与因生计活动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可以看到,消费导向的社会更关注建筑本身的物质性,市场在配置与流动上赋予社会资源极大空间的同时,也将人与居屋建筑之间的离身性推向了更高的位置。但白族传统宅形文化中则将其边缘化,而更注重其涉身性特征。这些关联性通过彼此间的直接或交换劳动获得,因此每个环节都被烙上了劳动的印记,人们也在这一过程背后展开了更多的物质性实践,包括自然环境改造、亲友互助交往、社会关系构建等。

(二)建造流程与社会交往

    传统的桑植白族建造技艺中,修房子是具有一套规定流程的。所谓建筑秩序,就是将建筑各个元素联系起来的一种统一的概念⁽²³⁾,桑植白族的宅形文化中,也暗含了他们自己的社会秩序。在与当地木匠师傅交谈时,他们最多的用词就是“必须”。比如,“必须要提前用‘木匠字’把那些棋筒和梁标注好……必须要喊自己亲友中干得起功夫的人一起拉排扇……上梁之前必须要祭鲁班师傅”⁽²⁴⁾。从一项项“必须”的程序中,隐约可以感受到他们对秩序的偏好,或许是流程确立带给他们的安定感,又或许他们渴望确定如何调节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希望它是一种确定且稳定的存在。这些习俗中设计好的流程,使得建筑与人之间的实践关系很容易在具体的生活中被感知,所以那些建筑秩序一直被保留下来,也是对白族宅形文化中有关共同记忆部分的强化。

    从居屋建筑规划、取材、组织建成,到保养修葺,再到日常的居家活动,每一件都有可能涉及资源分配、关系建构以及家庭、社会圈层地位的确立。由此而衍生出各类的生计活动,不仅与建筑本身,也与参与者之间产生了紧密交错的关系。不少研究都细致观察过各种建筑物的建造细节,包括那些别致的设计、特别的仪式,还有一些行为背后的意义,但是鲜少关注这种由共同努力而得以建成的建筑带给人们的真切感受。它实际上默默地加强着集体互助的意识作用,并且以建筑物的物质形态让它们继续留存,以便下一次重见时唤起共同意识。白族宅形文化中的建造旧俗看似为附近的亲戚、邻人带来了生计机会,但某种程度上其社会意义可能大于生计意义,当地人会因此而热情参与其中,并在这样的过程中,自然地将自己的情感深深融入建筑中,访谈对象在谈及互助建房时会用“好得跟自家人一样”来表达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是当建筑的物理性毁损使当地人产生一种不舍而难受的情感时,那些不在场的环境与关系,抑或是无法直观感知到的物理性内容,或许能揭示其背后独特的状况。故而,访谈对象会在因为有人居住而得以留存的谷氏宗祠旧址前,反复重述那些可以证明白族迁徙史的残垣壁画,并且在过去的多年中极力抢救和保护旧式建筑,甚至一块石板都不轻易错过,即使这样的举动并不具备多少物质价值。

    由此可见,白族宅形文化所建构的生命感与认同感往往标志着其与当地生境、社会关系之间复杂交错的联系。其价值在于,整个过程中人们不仅亲身参与,还可以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维系住这样的社会关系。那些在建造过程中获取的经验,让个人、家庭、群体、自然生境,被纳入整个建筑形制中,在思想与身体的互动作用之下不断增强彼此间的联系以及共同意识,成为个人、家庭、家族的庇护空间,也造就了当地传统宅形文化得以延续的生存空间。

三、建筑结构与居民生命延续

    桑植白族建筑旧俗中的“生活方式”与“宅形”之间的间距就像表象的要素可以直接获得表达那样,居屋所能提供给人们的踏实感,大多源于生活中的基本需求。例如,为了防止粮仓太远疏于照看而被老鼠偷食,人们就将储粮房建在堂屋之内,又或者为了方便打豆晒谷,院落前方留出一块宽敞“塔子”等。但还有一类表达“生命”与“宅形”间密切关联的意涵,也被包含在传统居屋建制之中,其主要体现在“棋筒”的设计与旧材的使用上。

(一)带“望”棋筒的设计

    除了追求自然而实在的功能以外,桑植白族在修建住宅时也有信仰上的隐含意义。吉莱斯皮(S.Gillespie)在研究玛雅人“巢屋”时,曾描述过一种呈现形式从具体化到借代化的一种转变,“就这方面而言,居屋看起来的确是引种最为典型的建筑模式,它是人们为生者和死者建造的共同的容器,而神龛作为一座微缩的房屋则是一个质点,它联系着生者和被尊崇的死者,以及精神世界中的神灵”⁽²⁵⁾,他所关注的重点是神灵如何被人们以特定的物质呈现方式“稳定”在房屋之中。那些依稀可辨年份的桑植白族木质居屋,与大多数当地其他民族的旧宅一样,还保留着堂屋中央 “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如果这是与玛雅人一样在建筑作为生者与死者的共同容器,那么桑植白族在修建房屋时还有一个不那么被关注的习俗——部分房屋会多出一根被称作“望”的棋筒。

    “一般屋的棋、柱都对应的,比如‘五柱四’‘三柱四’,都是对应的。只有‘四柱五’不一样,它要多一个带‘望’的棋筒。”⁽²⁶⁾“筒”为音译,是当地民家腔的语言表达,可理解为“一截柱子”。访谈对象所说的“对应”则是表达棋、柱结构的“轴对称”关系。笔者在现场根据他的描述,绘制出了棋柱结构的侧视图,他所说的“五柱四”与“四柱三”都是以柱为主、有序排列棋筒,只有“四柱五”的结构中两根柱子间可能是两根棋筒,也可能是一根棋筒,因此侧视图是非对称的。

    在当地的木房建筑之中,柱、棋、梁构成了整个房屋的主体结构。其中柱与棋,决定了房顶的斜度,访谈对象所说的结构上十分对称的“五柱四棋”和“三柱四棋”,柱与棋之间是有序间隔;另一种相对特殊的“四柱五棋”结构,则是因为结构中多了一个带“望”的棋筒而有所不同。这根特殊的棋筒一般位于建筑侧视图的正面一侧,位于第一根“柱”的前方,但它与其他“棋筒”外观和功能都不相同,它没有被设计在主体结构内部,甚至横梁还必须延伸出一部分以托住这段“棋”。当地人解释道,“这个带‘望’的棋筒一般是在房子前面,如果在它后面多出来了一截腿腿儿,表示这家人在修屋的时候,三年(内)曾经老过人(有人去世),相当于披麻戴孝期间修的屋,所以要留一截棋筒出来”⁽²⁷⁾。这种拟人化的物质呈现方式,将先人或干脆说是谱系的延续性嵌入居屋建筑之中,使棋筒在往后的百十年间,一边充当着居屋的主体结构部分,一边承载着生者与逝者之间的亲缘延续。他们如此看重祖先,与白族素有的“游神”习惯相关,但是这个“神”并非“神灵”,而是“祖先”。棋筒的存在更像是一种关键性隐喻,表达家庭中在先人力量庇护下后人们生生不息的活力。同时,在桑植白族的旧宅中,棋筒本身是不具有指向性的,只是以抽象化的物质实体出现在建筑之中,这种大多数人所重视的非移动性特质,也体现了他们对于控制性、中心性以及稳定性的诉求。例如,与神龛相比,棋筒所代表的先人以房屋坚实的结构继续存在,虽然先人的生命已逝,却被归入更大的、有秩序的、与生活相关的实体中,并得以稳态延续。

    桑植白族对祖先的崇敬,在各类仪式中多有体现,但是以嵌入式存在于房屋建筑之中的方式并不多见。每种文化都有它自身亲切性的象征物,这些象征物得到了其他人民的广泛认同。⁽²⁸⁾他们说道:“这种搞法只有我们这里有,你看到这种带‘望’的棋筒,那基本都是白族的。”⁽²⁹⁾就像土家族人回望旧式吊脚土楼那样,不光只是感叹传统技艺的精巧和过往岁月的易逝,还包含对当地文化的血浓亲情。但它又不同于人们对某种具有高度同一感事物的反应,而是一种基于个体的理解不断扩大联结的地方文化,这种宅形文化得以建构的基础,正是当地白族将祖先崇拜转化为物质性实体纳入建筑中的认同感。

(二)被传续的建筑材料

    桑植白族那些大大小小、分布零散的旧宅,或空置或仍有人烟,具体的建筑形制显得古朴而自然。与桑植白族不同,大理白族民居的白墙青瓦,多用石块、木料和筒瓦建成……大理白族民间有谚语:“大理有三宝,石头砌墙墙不倒”,以当地盛产的大理石及其他天然石材为主材是白族民居的生态特性之一⁽³⁰⁾;而桑植白族由于地处山林资源区,旧宅建筑就地取材,多为木质的青瓦房。如果说从白族文化中要探寻他们崇敬自然之情也不为过,他们旧宅所使用的木材一般都不上漆,因为当地人说只要有烟熏,木房子就会保持得很好。甚至用不产于当地自然生境中的材料,都会让装饰显得过于生硬,仅利用现成可取的材料就可以尽可能地展示他们眼中的美,并融进房屋的建制当中。

    “我们过去修房子的材料主要还是用山上的树,因为(房子)是木头的,所以主要的装饰就是雕花,尤其是大户人家。不过现在也没了,我之前老屋堂屋的雕花门板都卖了,两百块(元)一块,现在也没什么用了。”⁽³¹⁾这些旧宅在毁损或被遗弃后,对其中一些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市场化处理已是十分常见的办法。而访谈对象之所以说“现在也没什么用了”,是因为如果在过去,这些东西大抵是会留给后代的。帕罗特(F.Parrot)曾以圣诞树的装饰物为例,讲述原始家庭的元素如何流向新的家庭,促成新家庭在节庆循环基础之上不断实现自我增殖⁽³²⁾,标志着家庭生命的一种延续。桑植白族的宅形文化中,也具备类似的特性。当地白族在拆建旧宅后,往往会将一些好的梁柱、橼木、窗雕、青瓦等物件保留下来,作为新宅修建的材料。虽然它们不似易于流动的装饰物一般明示人们与祖先的联系,但依旧会通过物质性的再生产,将新旧宅的原始材料无差别混揉,完成代际间的更迭。“旧宅拆毁、新宅再建”的过程不单是关于居屋建筑的物质性继承,也是对代际亲属关系更加深刻的描绘,因为人们将自身的生产性力量切实地转移到了具有家庭生命的居屋建筑之中,即使在多年以后也能够传递给他们的后代。家庭房屋的物理性延续与代际生命的精神性延续在新旧更迭的建筑里得以契合,所以在耶夫塔克(O.Yiftachel)的研究中,用不断重写的“羊皮纸”来形容新旧居屋建筑在历时性的建设中重复着的“解构—建构”过程⁽³³⁾,以此来维系与过去、祖先、家庭、集体的联系。

    新式建筑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材料上,都有了极大的突破,使个人意志在居屋建设中可以任意彰显。比如风格突出的欧式罗马柱、田园风的铁栅栏、私家塑胶球场等,外观可谓之华美。但走进它们便会发现,许多房屋的内部区域会因为缺少实际功用而放弃装饰。这种由整体到部分的差距感同样也出现在环境作为整体、房屋作为部分的对比之中。这种分离感,便是为什么现在人们再回看现代乡村的新式建筑时,会产生一种并不那么“协调”的感觉。拉普卜特(A.Rapoport)关于人类宅形文化历时形态研究所提出的第三阶段人景关系正是“人胜于天”的⁽³⁴⁾,所有环节不必过多纳入自然对人的限制,因此也更少体现出自然性。

    由此可见,随着新材料、技术、风格在新式建筑中的运用,居屋与当地自然生境、家庭延续之间的关联不断衰减,被凸显出的是更具集中性与便捷性的新中介中心。例如市场价值,或是某种新的评价标准,正如访谈对象在谈及旧宅门框的市场化处理一样,作为主体的居屋建筑也在一种新的价值性与象征性的矛盾关系中被重新表达。家屋作为一处由物质和非物质财富构成的产业,被列维-斯特劳斯视作“虚幻物化”⁽³⁵⁾,而桑植白族传统居屋建筑恰是这样一处由物质与非物质构成的蕴含生命延续意涵的居屋产业,其对祖先的崇敬通过建筑本身的物质性传递而得以实现。人与生命、自然生境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成为桑植白族宅形文化的重要组成,也是当地人对祖先、家庭及自我情感认同与延续的精神载体。

四、结语

    正如摩尔根(L.H.Morgan)在描述“理想之城”的观念时,借用了易洛魁人将他们居住的长屋作为一种象征并称自己为“长屋的民族”⁽³⁶⁾一样。每一种文化对于“理想之城”的设想不尽相同,房屋建筑所能表达的不仅是物质实体,还与当地人家庭、信仰、习俗、亲属等社会组织机制的作用相辅相成。桑植白族的传统宅形文化同样包含了以上特征。其一,桑植白族虽然选择了适应当地生境的建造方式,其居屋形制特征、用材等方面都与大理白族存在明显区别,但族源记忆依旧通过文化要素的形式在宅形中体现出来,并得到当地人的认同。其二,桑植白族依托于建造技艺与流程而产生的生计交往,使族缘、亲缘及地缘关系得到了强化。这种亲历性交往产生的联系与共同意识也成了当地传统宅形文化得以延续的生存空间。其三,桑植白族将传统文化中对祖先的崇敬融入房屋建制中,并通过旧材在新旧居屋更替的运用中承载着家族的延续,建筑中的生命意涵正是当地人所重视的物质与精神双重家园。由此可见,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不仅有益于人们在漫长、复杂、艰难的文化价值再生产过程中找到符合来自外部社会现实与主体自我需求的结合点,也是乡村社会维系自我认同、提升文化自信的内在动力,同时也为当前乡村振兴中“宜居”概念的内涵提出了更符合地方文化生态的发展要求。

（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省略，需要请下载原文）

引用格式

罗康隆,邓澧雨.桑植白族的传统宅形与文化自信研究[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1(04):1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