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有百年未有之大机遇。这个百年的大机遇之一就是社会企业。为什么这样说？当今世界正处于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用哲学的话语来说，是一个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临界点。用科技的视角来看则是，人类奇点即将来临。毛泽东同志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社会企业实践及社企经济学，或许是这个时代自下而上长出来的最重要理论之一。社会企业是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最大杠杆。所以，规模化发展社会企业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公益。时代呼唤社会企业，社会企业有潜力可以助力开辟一个新的时代。国家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首先要完成2035目标，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肯定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是共同富裕。怎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初次分配？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比较起来，初次分配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起到决定作用。现阶段而言，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在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各企业中分别进行的。这其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初次分配更强调效率，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则更强调公平。有没有一种将公平和效率结合得更好的经济组织？这就需要对现有的经济操作系统进行升级。社企星球给出的答案就是“社企制”。“社企制”要求平衡社会、团队、资本三方力量。将社会价值创造放在第一位，有1/3以上的资产锁定为社会资产，成为保障共同富裕实现的基石。社企制重视团队和资本的贡献，本质上是实行多劳多得，这样便也兼顾了效率。实行社企制的企业越多，社会公共财富创造就越多，社会给予的支持越大，企业的生意更好做，这样就不断形成了正向循环。做成社企的好处多了之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争先恐后地要成为社会企业。当社企渐渐成为主流，即社企的数量加上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组织的数量超过总企业一半以上，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管从质还是量上都占主导地位，这必定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式的现代化。因为国有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增速有限，为达成2035年目标，就迫切需要发展大批的社会企业。总结成一句话即是：发展社会企业，助力实现2035年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只有社企星球这样认为。尤努斯的《三零世界》的副标题为：“一种可以实现零贫困、零失业、零净碳排放的经济学”。发展社会企业，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充分就业，共创美好世界。“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社会企业就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大本大源。“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抓住“天下之心”才能“动天下”，才能共创美好世界。社会企业是超级共识，社企星球是超级愿景。谨以此文，希望助力社会企业遇到更多超级伯乐。
社会企业大本大源和共识
人们对建立社会企业以解决全球社会问题的兴趣日渐浓厚。越来越多的国家赋予社会企业法律地位，或承认其独特的经营形式。总的来说，社会企业，既不是纯粹的企业，也不是一般的非营利组织，它是通过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它们重视社会价值，多于追求企业的盈利。“社会企业”一词最早在《资本论》第三卷里有提到。原句是：“以社会化生产方法为基础并以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的社会累积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直接相结合的诸个人的资本）的形态，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它的企业，也以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的资格，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限界之内，把和私人所有的资本，实行扬弃。”如何理解这一段话？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生产资料私有现在已经是常态了，但随着社会化生产累积的诸多个人贡献结合起来进入生产资料平台，事实上是否定了生产资料私有。就好比滴滴的员工、司机乃至消费者都参与了生产资料平台的共创，事实上本该属于员工们、司机们共创的“私人”生产资料，都被平台拿走了，他们只获得了微薄的工资，并没有获得本该是他们的生产资料份额。这就是说，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对他们就无效了。滴滴这个共创的平台本来应该是若干个私人所有组合成的社会（大家）共有，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的财产，但这个共创的社会财产实际上变成了少数人私有。如果是变成了共有的社会企业，就是积极的扬弃了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这种少数人对大多数人共创的生产资料的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行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已不再是私人生产的资料和私人生产的产品，他们只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才能是生产资料。就像滴滴司机在接单时都形成了自己的数据，但这个数据只有形成一个大平台时才有价值。光在他个人手里就不能形成“生产资料”。只有无数个滴滴司机形成的数据才能形成滴滴大平台，而这个大平台却为少数人占有，这就是最大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是要否定资本主义对个人生产资料的剥夺，社会主义恰恰是保护所有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而资本主义保护的是少数人的“私人所有制”。有“私”就有“公”，他们恰恰是将公共的资产化为了私人的资产。而社会主义生产是要否定这种剥夺。将属于大众的交还给大众，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按照三三制社会企业原则，如果滴滴这样的平台，有1/3的股份为社会共有，比如司机共同体持有，它就在往社会企业方向转型。而不是说，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就是社会企业。我们知道，滴滴也好、美团也好、水滴筹也好本身都是私人企业。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里，成功的巧妙的将本属于社会共创的生产资料装进了个人或资本口袋里。如何积极的主动的扬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后来又提到“合作工厂”，也就是现在欧洲主流的社会企业。原句是这样的：“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中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另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的扬弃的。”这段话，如果不系统的读《资本论》可能很难以理解，我这里通过具体例子来翻译一下。文中讲，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合作工厂已经被扬弃，也就是说合作工厂或者社会企业那里，工人们同时是社会企业联合体的主人，所共创的生产资料他们有份，这其实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是从原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的。比如说，已经有了滴滴这样的平台，如果劳动者组织起来，全都选择不用滴滴，而用一个属于劳动者共有的社企版滴滴，就会倒逼原来的资本版滴滴转化为社会企业版滴滴，这就是说让社会化生产产生的滴滴，产生社会共有的社会企业滴滴。这就是从原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滴滴中发展并形成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滴滴。在倒逼之后才转型为联合劳动的社会企业，这叫消极的扬弃。如果司机们直接组织成司机的合作社、联合体、社会企业（合作工厂）版滴滴，这便是积极的扬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成社会企业。三三制社会企业主张先将1/3股权锁定为社会共有的资产，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平台（资本）不再是只有对立的关系，因其有社会共有部分生产资料，劳动者联合体也成为了平台主人之一。这样的“社会企业改造”，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改造。关于“消极的扬弃”资本主义，就是被动的走向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讲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提到“资本主义蓄积之历史的倾向”，就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为了加强理解与消化，我们再通过具体案例来解读上面的大段文字。滴滴公司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也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我们简单称之为“大私有制”。这种私有制否定了滴滴司机们个人劳动创造的数据和沉淀的生产资料，我们称之为“小私有制”，但是由于社会化生产的发展，滴滴公司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司机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大私有制”剥夺“小私有制”后，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否定大私有”，就是社会所有制，“否定大私有”再剥夺“大私有”，这就是否定之否定。其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进化的过程。第一个否定是否定了劳动者个人私有制，滴滴司机们为滴滴平台创造的数据不属于自己。第二个否定就是否定了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之后再否定资本家私人所有制，即否定之否定。第一个否定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否定的否定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否定的否定”就是重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是重新回到原来的状态，不是滴滴司机们创造的数据各自都拿回而不形成平台。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已经形成的滴滴平台上，这个平台形成社会共同占有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重建滴滴司机们的个人所有制。这样，滴滴司机们个人创造的归个人，这叫按劳分配，共同创造的滴滴平台，滴滴司机们也应该是股东之一，这就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这个时候的滴滴平台，已经是滴滴司机们及利益相关方共有的生产资料平台。资本获得资本的股权，劳动者获得劳动者的股权，这样的企业就变成了“社会企业”。所以，我们称“社会企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我们再来看三三制社会企业，1/3以上的股权锁定为社会资产，就意味着劳动者等诸多利益相关方可以一并组成社会资产委员会，或者工会来持有这部分资产，意味着生产资料的部分共同占有的基础有了，劳动者不止可以获得他本该有的劳动报酬，还有了实打实的主任翁身份，还可以获得生产资料平台日益壮大的类“股权收入”。资本投入以过去劳动的凝结、企业高管以卓越和突出的技术贡献可以占有剩余股权，和普通劳动者是平等的关系。此后，劳动者股权不断的增加，让资本和技术有一定溢价的退出，这样，资本被劳动者驾驭，而不是凌驾在劳动者之上，这样的资本就获得了新的身份，不再是嗜劳动者血的资本，而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资本，投资的对象成了“社会企业”，资本自身就变成了“社会企业投资”或“社企资本”。以上，便是用《资本论》原理来解读“社会企业”，社会化生产方法为基础产生的应该是社会企业，而不是私人企业。这本来就是天道，这就是为什么要发展社会企业的理论上的大本大源。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下时空的最佳应用场景，就是“社会企业”。马克思提到的社会企业相关的组织形态主要是合作社和合作工厂。而全球社会企业的鼻祖恰恰就是从英国的罗奇代尔合作社开始的。
综合当下全球对于社会企业的共识，社会企业是一种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商业实体，它结合了传统企业的商业运作方式和非营利组织的社会使命。社会企业的核心特征和概念可以概括如下：1.社会使命为核心：社会企业的首要目标是解决社会问题，如减贫、环境保护、教育改进、促进公平等。虽然它们也追求财务收益，但这是为了支持其社会使命的持续性和扩展性。有部分利润继续投入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中去。2.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与传统的非营利组织不同，社会企业通常通过销售产品或服务来产生收入，以此支撑其运营和发展，而不完全依赖捐赠或政府资助。3.创新方法：社会企业常常采用创新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这可能包括开发新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4.社会影响的衡量：社会企业会衡量和报告它们对社会所产生的正面影响，这通常是其绩效评估的一个重要方面。5.透明度和责任：作为对利益相关方（包括投资者、客户、社区）的承诺，社会企业通常强调透明度和责任。6.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社会企业往往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包括受其服务影响的社区、员工、客户、投资者等。社会企业的具体形式可以多样，包括社会目的企业、社会合作社、社区利益公司等。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社会企业的定义可能略有差异，但以上核心特征是普遍认同的。
中国社会企业的背景和发展历程
从社会企业行业的共识而言，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一代民族企业家、爱国企业家的创业实践。他们以实业救国而开启创业历程，那时的创业并非为了个人财富最大化，有着非常鲜明的社会企业属性。以张謇、卢作孚、晏阳初、成舍我等为代表。第二条线，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创建的经济组织，均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第一目的，而非以资本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比较代表性的是青年毛泽东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和指导创办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此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抓手主要是合作社形式，建国后的合作社运动，以及人民公社时期及之后出现的社队企业，再加上早期的乡镇企业，都是集体性质企业或者社会合作社。改革开放后，合作社慢慢变成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实际的运营中变成了“私人社”。乡镇企业后来基本转成了“民营企业”，集体公共资产多变成了私有资产。如果当时就有“社会企业”的共识，这些乡镇企业绝大多数的最好出路应该是成为“社会企业”。第三条线是社会福利企业。社会福利企业是集中安置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业的特殊性经济组织。其福利特征表现为安置残疾人的人数按政府规定占企业生产人员总数的一定比例，80年代中国为35%以上；国家对这类经济组织酌情减免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等，所减免的税金全部作为企业发展基金和集体福利基金；企业的利润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职工的集体福利设施和奖金；有条件地提取少部分用于社会福利事业。这类企业天然具有社会企业属性。第四条线，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企业发展。从学界对社会企业的研究开始，再到友成基金会、南都基金会、成思危基金、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社创之星、社企星球、社创星等对社会企业发展的推动，再到青年对社会企业的积极参与。社会企业渐渐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以张謇为代表的初代社会企业探索
张謇被公认为中国最早的社会企业家代表。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创办和参与建设的各级各类学校及教育机构多达370所。在清王朝日渐衰微，帝国主义列强威胁压迫之下，张謇作为一名企业家，忧国忧民，试图通过“教育救国”，走出一条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在他创办教育的二三十年中，涉及的教育领域包括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特种教育等，其涉足范围之广泛、取得成就之大，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实属罕见。张謇先是兴办实业，而后倾资兴学、以商养学，张謇把他从商的红利捐作教育、慈善和地方公益经费。有人总结说，张謇一生所获财富，皆为社会服务。第一，“社会目的”方面，张謇在创业之初即对公司作出了中国式的解释：“公司者，庄子所谓积卑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也。……甚愿天下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张謇从建厂之初，就将“服务于民众之生活”作为办厂的宗旨和目标，而非为个体利润的最大化。“时局至此，若专谋个人之私利，虽坐拥巨万，又何益哉！”，很显然，其“社会目的”符合社会企业的界定。公司名字“大生”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寄托了张謇的理想——天地间最大的政治是国计民生。第二，“商业手段”方面，白手起家的张謇创造性地使用股份制方法筹募社会资本。开工一年后，大生纱厂就获得2.6万两白银的净利润。大生纺织公司的股份合作制不是对西方企业制度的简单照搬，而是有其独特的创新管理方式。不同于西方股份制公司的“一股一票”的股权制度，张謇采用了梯级式模式：1至100股，每股1权；101以上，每20股1权。这种梯级“累退制”股权制度限制了官股的“大股东”股权，保障了中小股东的权益。第三，“利润分配”方面，大生的“职工股份制”使企业具有合作制属性，这也早于西方的同类企业。许多职工（包括普通机匠）也有股份，在本企业中便具有了雇员与股东的双重身份，实现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他们通过参与分红，将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联系，分享利润、共担风险。这样也就通过股权的方式实现了成员权的集合。张謇虽经营有利润丰厚的企业集团，但个人不占有资本收益，他个人及亲朋甚至为了社会建设事业债台高筑。综上所属，大生集团的模式从国际上对社会企业的共识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企业。所以，我们说张謇不止是一个爱国主义企业家，还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企业家。
共产党人的早期社会企业实践
为了传播新文化，以“解决脑子的饥荒”，1920年8月2日，毛泽东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他在《文化书社组织大纲》的第二条提到，“本社资本金额无限。先由发起人认定开办费，从小规模起，以次扩大，以后本社全部财产为各投资人所公有。无论何人，与本社旨趣相合，自一元以上均可随时投入，但各人投入之资本，均须自认为全社公产，投入后不复再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无论何时不能取出，亦永远不要利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化书社不仅是社会企业，而且是非常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企业。长沙文化书社的运营情况怎样呢？我们找到了运营的第一个半年的数据。自1920年9月9日至1921年3月31日的营业状况如下:从书籍杂志日报售出所收入总共为 4049.97元。其中从外埠购买书报所付出的代价为3212.24元，再除掉营业消耗，半年得纯利润 106元。可见，从商业运营来看，文化书社的模式是可持续的。当时的106元也不是个小数目，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时是每月8元的工资。长沙文化书社创办后，湖南全省广大知识青年、工人和各界进步人士都与它有过来往，他们从书社获得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从而启发了他们的革命觉悟，鼓舞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的形式有多种，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迅速、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文化书社。这便是社会企业文化书社的伟大功绩。文化书社是青年毛泽东创建社会企业的第一次尝试。文化书社成立后，他又将其成功模式复制到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后，因当时俱乐部对外宣传之宗旨，仅为“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等数句空话，所以加入俱乐部的人并不十分踊跃。1922年7月，为了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集资百元(本文金额均为银元)创办了工人消费合作社，先附设在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内，由安源党支部书记、工人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兼任总经理，当时有社员30余人，主要是以贩卖为数不多的布匹和日用品为主，并以“可买便宜货”为口号向群众宣传，使加入俱乐部的人逐渐增多。到1922年11月，中共湘东区委员会派委员易礼容、毛泽民、唐升超、毛福轩等来安源协助办社，当时社员增至1.3万人，资金增至1.8万元。次年2月7日，中国工人阶级最早的社会企业——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正式成立。合作社租用安源老后街一店主刘胜山所开的“刘协记”杂货店，独自设立门市营业。店面有副对联曰：“合作经济利在民众，生财之道意在工农”。合作社内设兑换、粮食、服务、器用、南货、杂务等经营项目。由长沙文化书社总经理易礼容担任合作社总经理，俱乐部副主任朱少连担任副总经理。1923年夏，易礼容调走后由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代理总经理。为筹措所需资金，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了股票。据安源工运史记载，1922年9月安源工人大罢工胜利后，经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决定，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股票以筹措合作社所需资金。《合作社招股简章》规定：每股洋5角，共招20000股；凡工人俱乐部每月工资在9元以下者，劝认1股;9元以上者，劝认2股;多认者听便。结果，每人最少的认购了1股，最多的认购了14股。到1923年初，工人共认购15600余股，股金7845元，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经济实体最早发行的股票。到1923年春，为扩充股本，解决合作社资金周转，经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决定，以红利所得的3/10为积累基金，但合作社盈利并不多，为此，工人消费合作社开始印发铜元票数千元，以弥补资金之不足。同时，为筹措进一步扩充合作社所需资金，同年8月，俱乐部决定消费合作社兑换股增设储蓄部，提倡工人储蓄，并发行纸币10000元。由于实行了这些举措，到1924年12月，合作社资金由原来的18600余元增加到28300余元。为了防止工作职员挪用和侵占合作社的经济财产，1923年8月，中国共产党出台了第一份反腐肃贪文件《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办事公约》。这是由毛泽民主持制定的一份反腐规章制度，共计17条。《消费合作社办事公约》的主要内容有：1、要求合作社在俱乐部的换届选举中都要向俱乐部作结算报告；2、明确规定了经理及各部工作人员的职责以及聘请、辞退和奖罚制度；3、决定设置经济保管员，总理全社经济和账目检查，实行凭社员购货证购货办法，堵住了私商从合作社套购商品，转手倒卖等漏洞；4、限定和规范总经理与各股经理的权限，防止各行其是或混乱无序。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全国第一个且是当时仅有的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也是工人阶级创办的第一个“共有、共治、共享”的社会企业。它的创办和发展，不是为了私人资本赚钱，而是为了工人共同体服务，本质上是建立在帮工人省钱的基础上，最终为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而奋斗。消费合作社对于改善工人的经济生活，团结工人坚持斗争，训练工人管理经济的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事业创造了最初的经验。从文化书社到安源路矿工人消费者合作社的实践探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工作从一开始就具有社会企业的性质，并且贯穿始终。在建国前井冈山时期、中华苏维埃时期和延安时期的大力发展合作社经济，到建国后的合作社运动，再到人民公社后期的社队企业，再到以社队企业为基础的乡镇企业，本质上都是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社会企业的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福利企业
社会福利企业并不是中国特有。当代西方国家，对安排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业的问题，主要是通过法律规定一般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的比例来分散解决。各国比例不同，且随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一般是5%以下。企业如不执行规定，则处以罚款。有些国家办了一些集中安置残疾人的工厂，名称各异，并无统一规范。在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业，实行集中安置同分散安置相结合的政策。政府对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的社会福利企业制订出保护和扶持措施，如产、供、销均由政府计划予以保证。中国的社会福利企业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1938年成立）所支持的、安置伤残战士参加生产的慈善组织“伤兵之友”，边区人民政府管辖的“残废院”，国民政府社会部下属的“重庆实验救济院残废教养所”等，均属社会福利企业的前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地在1950年前后，广泛建立了由民政部门领导的，由烈属、军属、残废军人、贫民组成的生产单位。这些生产单位具有优抚、救济和社会福利等多重性质，人员组成和名称均不统一。5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福利工厂。1957年，国家在税收及产、供、销方面提出了保护和扶持措施。1958年，这类工厂增长较快。1959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内务部决定将社会福利生产统一纳入地方计划，60年代中期，产、供、销、劳动工资和统计等也纳入计划轨道。80年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生产单位逐步发展为社会福利企业，数量有较多的增长，企业管理逐步向科学化的方面发展并产生了诸如大宝等知名福利企业品牌。到1989年底，中国城乡已建成社会福利企业41611个,拥有职工163.4万人，其中残疾职工71.9万人，占该类企业职工总数的 44.0%；全年总产值261.5亿元，实现利润17.3亿元。2000年后，由于各方面原因，福利企业无论在数量还是规模上，都处于停滞不前的局面。2016年，民政部正式取消了福利企业认定，但对于集中接受残疾人就业达到25%以上的企业仍然享受原福利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1.按照所有制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社会福利企业。2.按照产业类型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社会福利企业。3.按照兴办单位分为民政部门直接办的社会福利企业（骨干示范企业）；街道办的社会福利企业；厂矿企业办的社会福利企业（以解决本厂矿企业中盲、聋、哑、残子女就业为主）；乡镇办的社会福利企业；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办的社会福利企业。此外，残疾人还可依靠自己的力量个体开业。上述分类反映出中国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多渠道、多层次和多种形式的特点。通过以上可以得出结论，社会福利企业是以社会福利作为第一目的而兴办的企业，属于典型的就业型社会企业。通过兴办社会福利企业，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的方式，推动全社会分散安置残疾人就业，是一项重要的、行之有效的社会政策。它提高了残疾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使残疾人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积极为社会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并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企业发展
中国的社会企业实践有着漫长的历史，但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却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台湾民间就存在以社会企业形式运作的机构，这些机构提供了大量的社会服务。1997年诞生的香港平安钟协会有限公司是香港最早成立的社会企业之一。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大陆地区开始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企业。2003年，在《非营利组织运行机制的转变与社会性企业的公益效率》（时立荣）一文中首次出现了“社会性企业”概念，学界对社会企业的系统性研究正式开始。2006年，国内第一个高校社会企业社团——未来社会企业家协会在北京大学成立。真正使社会企业逐渐成为一个为众所知的概念，一个关键性事件是2008年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BC）推出的中国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同年，香港开始举办社企民间高峰会。香港中文大学发起举办香港社会企业挑战赛。2009年，湖南大学发起举办首届中国大学生公益创业挑战赛，开启了内地社创大赛的先河。2011年，友成基金会与中央编译局联合出版了《“友成”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译丛》，包括《社会企业家的战略工具》、《探求社会企业家精神》等书，推动了社会企业研究的发展。2013年，第一份中国社会企业白皮书《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发展报告》发布。2014年，南都基金会等17家机构联合发起“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以整合资源共同推动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发展。同年，广东顺德社会创新中心发起了全国首个地方性的社会企业认证。2015年，第四届中国慈展会期间，7家社会企业在深圳获得主办方颁出的“民间执照”，首个全国性的社会企业认证开始探索。从2018年开始，中国社会企业迅猛发展。从成都市人民政府出台支持社会企业的政策，到北京出台《促进北京社会企业发展的意见》，到团中央创青春大赛增设社会企业专项和连续四届成思危社会企业奖的举办，到民建中央向全国两会提出了关于加快社会企业发展的提案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开展区域或行业社会企业试点建设、开展区域或行业社会企业试点建设”等政策建议，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企业研究”课题组发布《我国社会企业发展状况调研报告》。社会企业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23年，“社会企业”的微信指数冲上新高，8月25日单日搜索指数达550万。相比五年前峰值，增长近十倍。2018年7月以前，百度指数未收入“社会企业”，从2018年8月开始，社会企业指数开始形成一定数据规模，在2023年2月达到历史峰值。各类社会企业的活动、培训、传播也是百花齐放。全国已经已经形成了北京、上海、成都、长沙、武汉、广州、深圳、顺德、大连、郑州等十多个社会企业发展的热点地区。全国最大的社会企业类创业大赛创青春社会企业专项，三年时间，累计有近万个社会企业项目报名参赛。全国最大的社会企业传播平台社企星球，其社会企业科普短视频播放总量已接近千万。2023年，《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22）》蓝皮书正式发布《共同富裕背景下的社会企业发展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是“社会企业”的天然故乡，“社会企业”一词虽然兴起于西方，但它必将持久兴盛于中国，因为中国的土壤更适合社会企业的茁壮成长。
中国社会企业宏观背景篇
截至2024年，还没有出现全国性的社会企业支持政策。但对社会企业的倡导，国家队已经入场。比较代表性的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主题为“促进当代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论坛、成思危基金和团中央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联合发起的成思危社会企业奖和创青春大赛社会企业专项、民建中央提交的推动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两会提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我国社会企业发展报告》、新华网主办的“社会企业助力生态文明发展研讨会”、中国慈展会多次举办社会企业发展研讨会、央视新闻频道报道成都社区社会企业的实践等等。这里摘选4个代表性的事件分享如下：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张謇精神论坛
2019年11月30日，“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2019年度论坛：促进当代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在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论坛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通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央社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文化纵横》杂志社、正和岛、謇文化、张謇研究中心承办。本届年度论坛则致力于集中关注和探讨张謇通过建立和发展企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的实践，发掘这些实践对于今天中国民营企业家建立社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启示。20余位政界、企业界和学界人士围绕“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社会企业的世界潮流与当代中国实践”“张謇研究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企业”等议题展开交流。三农专家温铁军认为，应对日益深化的全球经济危机，需要企业从“利润最大化”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包容性可持续为理性目标的社会企业转型。“大生集团”及张謇坚持“村落主义”都具有经济理性，其推动“在地化”综合发展的社会实业，直接减少了资源与市场的外部依赖。其经验不仅可以作为中国社会企业百年历史传承的典型样本，也是重塑我国四个自信与中国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认为，张謇作为近代实业家、慈善家，把实业、教育与慈善归结为地方自治的“三元”体系，并成功付诸实践，拿到今天来说就是一位改革世界的社会创新家；今天的世界，面临诸多社会问题，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的新商业模式社会企业，与张謇的商业和慈善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
创青春大赛社会企业专项
2014年以来，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已成功举办十届。2020年起，在第七届创青春大赛总决赛期间的中国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上新增“成思危社会企业发展青年论坛”。第一届主题是“发展社会企业，共创美好世界”，主要探讨如何推动中国的社会企业发展，并颁发了首届“成思危社会企业奖”，以激励更多人投身社会企业实践，共创美好未来。由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和成思危基金理事长成卓亲自为获奖者颁奖。傅振邦表示论坛的成功举办拓展了中国青年创新创业的内涵、必将有力促进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提出促进社会企业发展要抓住三个关键点：一是精准定位，聚焦用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致力于社会服务公益化发展；二是彰显功能，发展社会企业可弥补社会公共服务的不足、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和扩大就业；三是打造生态，要加强对社会企业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总结、加强宣传引导和氛围营造、加强关键要素有效支撑、加强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成思危基金理事长成卓认为论坛的成功举办，将鼓励更多的青年企业家投身于社会企业事业，促进对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实践探索、理论创新与政策完善，推动形成共建、共享、共荣、共治的社会企业生态系统。2021年，第八届“创青春”大赛新增社会企业专项，社企专项决赛暨综合交流营活动在合肥举办，期间举办第二届成思危社会企业发展论坛，颁发第二届“成思危社会企业奖”，主题为“迈向社会企业新时代”。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成思危基金理事长成卓和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理事长裴桓等领导和嘉宾为获奖者颁发了奖杯和证书。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理事长裴桓在致辞中说，通过大赛和论坛交流，可以增进社会各界对社会企业的了解，引发更多的社会关注和资源配给，助力社会企业家精神与创新模式的传播，拓展社会企业发展的增量，推动社会企业的相关政策出台，促进其健康发展。2022年，第九届“创青春”大赛社会企业专项暨综合交流营活动在大连举办，期间举办了第三届成思危社会企业奖颁奖活动，主题为“发展社会企业，助力东北振兴”。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理事长裴桓在致辞中说，“创新创业创社企”，社会企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就业创业新选择。通过大赛和论坛交流，可以增进社会各界对社会企业的了解，引发更多的社会关注和资源配给，助力社会企业家精神与创新模式的传播，拓展社会企业发展的增量，推动社会企业的相关政策出台，促进其健康发展。我们要在“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促进共同富裕，依托社会企业创新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提供重要支持，为助力社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关注社会利益的青年创业者，进一步激活社会企业在创新、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主要功能。让“创青春创社企创未来”成为激励新一代年轻人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而奋斗的时代强音。2023年，第十届“创青春”大赛社会企业专项暨综合交流营活动在大连举办，期间举办第四届成思危社会企业奖颁奖活动，主题为“发展社会企业，助力共同富裕”。成卓理事长在致辞中总结到，前三届创青春大赛社会企业专项有一万多个项目报名参赛。“成思危社会企业奖”优中选优，分别奖励具有持续性、发展性和探索性的社会企业。从2020年至2023年，已有50个项目获得了成思危社会企业奖的相关奖项。她指出，社会企业具有“资产锁定”、“分红限定”、“社会使命优先”、“不基于资本所有权的决策权力”、“共创者当家作主”等特点，正是这样的一个共有共治共享的共同体，具备了“共同富裕”的基因。发展社会企业，既传承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了“家国天下”的精神。从往届获奖社会企业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种具有多元化参与主体、以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现代企业类型，社会企业在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可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她希望“成思危社会企业奖”的获得者们，“与我们一样拥有共同的理想，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民建中央2021两会提案
2021年两会，诞生全国第一份以民建中央提交的推动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提案。提案题目为《弘扬社会企业家精神，加快社会企业发展》。提案内容如下：社会企业旨在以持续创新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增进公众福利，以商业模式运作和获取资源，收回投资后不再参与分红，盈余再次投入企业或社区发展，兼具商业、公益慈善和政府救助等多方面融合优势，是民营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更高阶、更彻底的创新形式，是调动新社会阶层参与经济社会建设的有效途径，是推动经济平衡、高质量发展和构建美好生活的新生力量。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亟需培育一批张謇式的社会企业家，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1.坚持党的领导，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推动社会企业健康发展。支持和引导企业家围绕特殊群体就业、社区发展、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等社会发展难点开展有针对性的社会服务；加快培养一批熟悉社会企业理论、拥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企业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队伍。2.开展区域或行业社会企业试点建设。积极开展社会企业试点建设，在申请条件、管理章程、注册登记、监管评估、融资税收等方面创新突破，定期开展第三方企业评估，奖优罚劣，提升透明度。3.鼓励相关机构兴办或转型为社会企业。支持有志于公益事业的企业或个人投资创办社会企业；将一些具有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公益类事业单位直接转变为社会企业而非商业企业；推动一批具有创新能力与意愿的社会组织转型为社会企业。4.构建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和金融支持体系。建议在行业政策中明确倡导社会企业发展模式，健全社会企业公益支出税务优惠政策，完善社会企业吸纳弱势群体就业财政补贴，推动成立“社会企业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推动社会企业孵化空间、服务平台等中介组织建设。 5.宣传倡导社会企业家精神，建立社会企业青年实践机制。健全激励机制，积极宣传优秀社会企业家奋斗事迹，增进企业家参与社会企业工作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增强新一代创业者社会企业意识，建立在社会企业中发展的职业路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社会企业调研报告
2022年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社会企业研究”课题组基于调查研究，在《国家治理杂志》公众号上发表《我国社会企业发展状况调研报告》。报告指出，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引导、孵化、培育社会企业，其数量增长较快、作用发挥愈加明显，但仍面临社会认知度较低、政策规范缺乏、市场竞争力不强的困境。对此，可从有关政策理论研究、社会宣传，明确社会企业法律地位、认定标准、发挥作用渠道、扶持政策，加大培育支持和宣传力度等方面入手，更好发挥社会企业助推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作用。报告中提到：社会企业是兼具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的新组织类型，它通过商业化运作获取利润，并把所得利润用于扶贫救弱、生态保护、社区发展、教育卫生等社会公益目的，目前已成为各国创新社会服务和治理的重要抓手。加快社会企业发展，对优化政府职能、完善服务供给、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激发经济活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社会企业在创新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中较之一般企业、社会组织具有重要优势。社会企业具有社会与和经济双重属性。与一般企业相比，虽然社会企业也在经济活动中追求经营收益，但社会目标的实现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与社会组织相比，社会企业强调创新商业管理模式，具备自我造血功能和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对政府资源依赖较少。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中的困境亟需借助社会企业来破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和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社会问题多样化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程度较低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虽然我国的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水平均有了大幅提升，但政府资源与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政府不可能提供所有公共服务、完成所有社会治理事务，必须创新社会力量参与的方式，构建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合作联动的新机制。社会企业为创新社会治理、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了一条既可实现社会目标又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各地实践表明，社会企业也为居民在街道、社区提供了大量就近就业机会。报告最后还整理出了“更好发挥社会企业助推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作用的建议”如下：加强社会企业有关政策理论研究和社会宣传。设立社会企业研究基金，加大社会企业领域研究项目的经费支持，深入研讨社会企业发展中理论和实际问题。鼓励开展社会企业参与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优秀案例评选、表彰和奖励，定期举办社会企业有关论坛和展览，加大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宣传力度与广度，营造社会企业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出台国家层面的社会企业政策法规。抓紧进行社会企业相关法规创制，重点是：明确社会企业的特别法律地位和认定标准，探索和规范社会企业第三方认证和管理的机制。推进社会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信用评估及应用机制，促进社会企业健康有序发展。培育发展社区社会企业，支持有条件的社区以居委会特别法人身份创办社区社会企业，充分挖掘社区资源禀赋，围绕社区治理、居民服务需要，开展社会企业项目经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允许其以集群注册、住所申报方式办理企业或社会组织登记，便捷社会企业准入登记和章程备案。支持社会组织、物业企业和其它商业企业转型为社会企业。打破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发挥相关部门合力，为有潜力的社会企业发展提供合法渠道和平台，形成社会企业跨界合作、跨区交流、健康发展的工作机制。加大政策培育和扶持力度。研究出台针对社会企业的财税扶持政策，强化对发展能力强、社会效益好的社会企业的精准扶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金融扶持力度，鼓励股权投资基金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企业项目。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综合体等场地，采取低偿或适度补贴场地租金等方式，加强对社会企业场地支持。支持社会企业孵化机构尤其是专业孵化机构发展，按阶段、按需求为社会企业提供专业服务。支持成立社会企业促进会（联合会）等行业组织，充分发挥其在党建引领、行业交流研究、行业自律、行业维权等方面的作用。强化人力智力资源保障。引导高校、企业等建立社会企业发展研究中心，深入研究国内外优秀社会企业案例和运作模式，培养一批标杆性的社会企业家和社会企业创业者。鼓励技工院校等开发家政、早教、养老、餐饮等专业技能培训服务，加强对社会企业工作者的专业知识、服务技能、职业素养的培训。发挥社会企业领域知名学术机构、中介组织、专家学者以及实务探索者的作用，建立专业智库组织，聚焦社会企业“痛点”，加快社会企业战略、政策、案例、经验研究。依托社会企业孵化培育平台，推进有重点、有层次的培训体系，重点针对商业和法律基础知识，提升社会企业从业人员的行业素能和社会创新能力。
社会企业发展地方政策篇
基于创新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实践需求，社会企业自下而上的生长起来，这体现在各地方关于社会企业百花齐放的政策创新里。地方政府出台社会企业支持政策的城市有北京、成都、绵阳、内江、佛山、深圳、武汉、安徽等。这里节选成都、北京、顺德、安徽等四个地方的政策概览如下：
北京社会企业支持政策
北京是首个将“社会企业”写入省级文件的城市。自2010年以来，北京社会企业的发展路径经历了官方智库研究引路、党委政府认可支持、枢纽组织协同落实、多方支持共同参与、官方政策正式出台这五个阶段，北京的社会企业及社会企业家群体逐渐显现，成为服务民生需求、参与社会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精锐力量。(1)官方智库研究引路。2011年，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下属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向有关市领导递送《北京应借鉴国外社会企业发展经验，推动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研究报告。同年，在北京市出台的相关文件中提出“积极扶持社会企业发展”的观点，使北京成为全国最早在市委市政府文件中提出鼓励社会企业发展的省级行政单位。(2)党委政府认可支持。从2016年开始，北京市的社会企业发展进入试点探索阶段，在当年发布的《北京市“十三五”时期社会治理规划》中专门提出要“大力推动以服务民生和开展公益为重点的社会企业发展”。布置开展社会企业家继续教育、建立北京社会企业联盟、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等重点工作，进行社会企业行业调查及政策研究。北京市对于社会企业的管理注重从利润分配的构成上明确社会企业的发展路径，规定社会企业年度利润的30%左右要固定地用于其所承担社会使命的事业发展上。(3)枢纽组织协同落实。2018年，成立北京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举办中国社会企业论坛北京峰会，发布《北京市社会企业认证办法(试行)》，从使命任务、注册信息、信用状况、经营管理、社会参与、社会效益、可持续发展能力、创新性、行业影响等9个方面确立了北京社会企业基本标准，并依据商业收入占比、社会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三个方面对社会企业进行1~3星分级认证。(4)多方支持共同参与。2019年5月，北京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市委社工委/民政局、北京社会企业服务联盟、北京社启社会组织建设促进中心等多方支持力量共同参与社会企业发展，北京的社会企业发展进入健康快速发展阶段。(5)官方政策正式出台。2022年4月，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规定北京市将重点扶持社区服务等民生保障类企业，加大财政税收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创新融资担保方式、完善金融支持，建立市、区、街乡三级社会企业培育孵化基地。《意见》中提到：力争到“十四五”末期，本市基本建立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社会企业纳入党委政府工作议程和相关部门工作体系；基本建成社会企业行业支持体系，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相互配合，推动社会企业服务管理规范化；部分重点领域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基本成熟，社会企业的贡献较为明显；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精神得到社会认可，市场化、社会化支持体系初步形成；社会企业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认定社会企业超过300家。在此基础上再用10年时间，力争健全完善本市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社会企业成为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对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贡献充分彰显。《意见》中明确社会企业重点扶持方向，重点扶持养老助残、家政服务、物业管理、托幼服务、特殊群体就业、环境保护、应急管理、社区服务等民生保障类社会企业，重点培育为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失业人员、农民工、困难家庭、社区矫正人员等特定群体服务的社会企业。为了更好的培育发展社会企业，促进社会企业高质量发展。鼓励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创设社会企业。引导具有一定市场经营能力和稳定市场活动空间的社会服务机构转型为社会企业，鼓励其做大做强实现良性发展。此外，还提出了加大财政税收支持力度、完善社会企业金融支持、加大政府购买社会企业产品和服务力度、加强行业政策支持、建立社会企业培育浮华基地、拓展社会企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途径等具体支持政策。在保障措施方面，把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纳入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内容。在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框架下，建立社会企业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支持社会企业成立协会联合会等行业组织。支持建立社会企业家培育机制，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通过合作交流、委托培训、举办论坛研讨会等方式，提升社会企业负责人的开拓精神、前瞻眼光、国际视野、责任意识。把社会企业家纳入人才队伍，培育社会企业家群体。支持作出突出贡献的社会企业，其聘用的人才符合北京市引进标准的，可申请办理人才引进落户或《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加大社会企业宣传力度方面，支持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广泛宣传社会企业的服务理念、优秀案例和社会效果，宣传社会企业家精神，提高公众对社会企业的认识，营造有利于社会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的良好氛围。在现有党委政府各类表彰奖励中，关注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慈善公益类奖项，社会企业应占有一定比例。鼓励引导社会机构宣传社会企业、宣扬社会企业家。
成都社会企业支持政策
成都是中国首个地市级政府出台社会企业相关扶持政策的地区。自2017年以来，成都市提出要创新治理模式、服务城乡社区发展，并将社会企业作为参与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2018年4月，成都市出台《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随后，又陆续出台了《成都市社会企业评审认定管理办法》等系列配套文件，政府主要从资金奖励、税收返还、场地免租金、优先政府购买、培育孵化等方面支持社会企业发展。成都模式的特点表现为政府支持力度大、支持平台广泛、创新地提出社区社会企业概念、企业名称放宽等。(1)政府支持力度大。成都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支持力度大，不仅对认证成功的社会企业有财政补贴和各项支持，还专门成立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来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另外，成都还在社会企业发展的理论上做出了重要创新，鲜明提出培育发展社区社会企业的政策。2021年10月28日，成都市委社治委和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成都市社会企业培育管理办法》，该办法在2018年文件的基础上做了调整和修订：支持主体方面，增加了社区社会企业的表述；明确将农民合作社纳入成都市社会企业评审认定范围；宣传推广方面，市委宣传部、各区县将通过在报纸、网站、公交地铁投放公益广告等广泛宣传社会企业，设立“成都市社会企业宣传月”；人才培养方面，支持高校建立研究中心，加大对社会企业青年人才的培养力度；在区域交流方面，通过适当简化认定申请流程，大力鼓励外地社会企业落地成都发展。(2)支持平台广泛。在政策落实方面，成都模式形成了各级社会企业服务平台的组织保障。成都市建立了全市统一的社会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以提升社会企业宣传、交流合作、业务拓展等能力。受此影响，多个区(市、县)搭建了社会企业服务平台，形成了从上到下的社会企业支持生态。(1)开展大胆实践创新，提出社区社会企业的概念。为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企业、盘活社区资源、提升服务质效、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2021年9月2日，成都市武侯区委社治委联合区委组织部、区民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武侯区关于培育发展社区社会企业的实施办法(试行)》。武侯区对社区社会企业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并在2021年，每个街道至少培育社区社会企业1家；计划“十四五”期间，全区培育社区社会企业不少于30家，通过认证的不少于5家，服务社区覆盖率达到80%。探索完善社区社会企业培育发展机制，形成可参考可借鉴的社区社会企业成长武侯模式。(2)勇于进行制度创新，放宽对企业名称的限制。按照成都市相关政策的规定，社会企业如果通过认证，可以在企业名称中使用“社会企业”字样，并向登记机关申请名称变更登记。社会企业更名可以使企业的社会属性更好地被大众识别。除了政府对社会企业支持力度大、发布的政策具体细致外，成都模式还开始了具有地方实验性质的探索。比如成都社会企业的申报主体仅限于企业，并对社会企业做出了明确的定义：社会企业是指经企业登记机关登记注册，以协助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社会治理、服务特定群体或社区利益为宗旨和首要目标，以创新商业模式、市场化运作为主要手段，所得部分盈利按照其社会目标再投入自身业务、所在社区或公益事业，且社会目标持续稳定的特定法人主体。总之，社会企业已经成为成都创新城乡社区治理的一张名片，成都已经成为全国社会企业发展的一片热土。成都社会企业的发展彰显了其区域的优势和特色，其探索为其他城市发展社会企业提供了借鉴蓝本，被业内誉为“中国社企之都”，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进一步推进社会企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顺德社会企业支持政策
顺德区是广东省佛山市市辖区，其社会企业的发展起步早，是我国首个开展社会企业认证工作的地区。顺德模式最大的特色是成立了独有的法定机构顺德社会创新中心，开了地方性认证探索的先河，为各地乃至全国社会企业认证做出了示范，走出了一条符合顺德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社会企业发展之路。在顺德“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体制下，社会企业参与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作用非常突出。顺德区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参与公共服务，改善政府与企业的社会服务合作关系，引导和支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顺德区人民政府对社会企业的发展高度敏感，早在2011年就在政府文件里提到了社会企业。2012年，顺德区委、区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成立法定机构———顺德社会创新中心(简称社创中心)。社创中心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法人治理制度。理事会为决策机构；区委政法委为其主要政策部门，负责具体的业务指导。顺德社创中心成为区域社会企业支持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在政府及社创中心的大力扶持下，顺德区社会企业发展初期呈稳定上升态势。2012年，顺德区开始推进社会企业试点工作，推动社会企业的本土实践，孵化和培育了一批准社会企业，探索以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的新路径；2013年，《顺德区深化综合改革规划纲要(2013—2015年)》明确提出对社会企业标准扶持的政策倡导，呼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社会企业，以商业运作创造性地解决社会问题。2013年1月，顺德成立第一家社会企业，随后社会企业逐渐兴起。2014年9月出台了全国首个社会企业认定标准《顺德区社会企业培育孵化支援计划》(以下简称“计划”)，2015年6月，在国内率先开展社会企业认定工作；2016年出台计划修订稿，2020年社创中心修订出台《顺德区社会企业发展支持计划》。在政府加大对社会企业的支持力度之后，经过2015-2020年四届对社会企业的认证，社会企业逐渐形成知名度，得到了顺德各界的关注。(1)认证标准。顺德区社会企业认证的评审包括三项判定性标准：机构资质、社会目标优先度和解决问题效能。这三项标准总分值为0-100分，具体包括机构内部治理结构、财务运作透明度、人力资源管理科学性、社会效益等评分项。综合得分在60~74分为顺德A级社会企业，综合得分在75-89分为顺德AA级社会企业，综合得分在90分及以上为顺德AAA级社会企业。(2)认证主体。在认证的申请主体方面，明确界定为“区内注册，以通过商业运作解决社会问题或以赚取利润回馈社会为设立宗旨和目标的企业”。根据顺德的实际情况，认证范围主要集中在社区就业、养老、助残、教育、文化旅游、乡村振兴领域。(3)关于利润分配的规定。顺德认证在利润分配方面做出了具体要求。第二届至第四届顺德社会企业认证强调每年要有不低于50%的经营利润投入公益事业或机构自身发展。此外，第一届顺德社会企业认证规定“股东分红不超过利润的三分之一”，在资产处置上，要求企业解散时应将至少2/3的剩余财产捐赠给其他社会企业或公益基金。第四届顺德社会企业认证要求A级社会企业每年将经营利润投入支持社区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指定的社区基金会、公司发展或用于其社会目标的比例不低于30%，且当年提取的利润必须于3年内分配完毕；而AA级社会企业的限制分红比例不低于50%，AAA级社会企业的限制分红比例不低于80%。顺德模式除了在地方性认证工作上做出了重大探索外，在政策支持方面也结合地方实际情况，不断完善社会企业支持路径，扶持社会企业发展。这些支持集中体现在对创业孵化的支持、资金资助与创投的支持、社企人才培养的支持、宣传推广的支持等方面。
相比于北京、成都、顺德等地，安徽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但在社会企业政策创新上，也不甘落后，做出了有安徽地方特色的政策创新探索。2022年7月由安徽省民政厅联合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省市场监管局七部门出台《安徽省社会企业认定培育试点管理办法（试行）》。《办法》明确了发展社会企业的发展原则：党的领导、政府引导、各方参与、市场驱动、社会共益等五项基本原则。《办法》定义了社会企业概念，即是指经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机关和社会组织登记机关登记注册，以协助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社会治理、服务特定群体或社区利益为宗旨和社会目标，以创新商业模式、市场化运作为主要手段，所得部分盈利按照其社会目标再投入自身业务、所在社区或公益事业，且社会目标持续稳定的特定法人主体。该《办法》的亮点还有：“明确了经济属性+社会属性的双重监管体系。探索实施社会企业分离式监管创新，即将对社会企业的监管划分为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监管。所谓经济属性监管，指政府相关行政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依法对社会企业实施的监管；所谓社会属性监管，指按照政社合作方式，引入专业机构，采用评估、预警等方式对社会企业社会目标稳定性进行的监督，从而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企业监管体系，强化了社会企业风险管控，有利于维护社会企业品牌价值。”在培育措施方面，《办法》提到：“试点市应优先培育发展社会企业的服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就业援助、扶危济困、养老助老、助残救孤、妇女儿童成长发展等基本民生服务项目，社区环境保护、垃圾分类、食品安全、物业服务等居民生活服务项目，社区文化、社区教育、卫生科普、体育健身等公共服务项目，面向农民的农业经济合作等乡村振兴项目，以及开展碳中和、大气治理、污水处理、土地修复等环保项目。”亮点还有，“试点市应建立社会企业发现机制，充分发掘各自行业领域（区域）存在的具有创新商业模式、行业引领地位且深受社区居民认可的企业，鼓励其参与社会企业认定。”以及，“鼓励省内高校成立社会企业发展智库，根据社会企业不同需求，建立专业导师工作机制，提供政策讲解、党建工作、财务管理、风险评估、社会创业、营销等咨询和服务，培养一批熟悉国际规则、具备国际视野的社会企业家。鼓励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单位开展专项培训服务，提升社会企业从业人员专业技能。支持社会企业人才引进，试点市可因地制宜制定政策措施，并依法依规在人才公寓、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方面给予支持。”最后一条和北京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意见》相同，都提到要加大社会企业的宣传推广，“通过报纸、网站、公交、地铁公益广告位等广泛宣传社会企业。大力弘扬社会企业家精神，倡导商业向善，营造有利于社会企业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总的来说，安徽是社会企业发展的新兴地区，社会企业政策刚刚出台不久，要见成效，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可以看到但一个趋势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在尝试探索社会企业的政策创新，一个社会企业发展的浪潮正在蓄势待发。中国社会企业研究篇
如果没有越来越多高校老师、社会企业实践者对社会企业的研究，就不会有社会企业的蓬勃发展。截至2024年1月，在中国知网上可以搜索到4140篇，其中学术期刊2664篇，学位论文888篇。学界对“社会企业”的兴趣远远超过了“社会创业”（955篇）、“社会创新”（2381篇）、“公益创业”（954篇）等相关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浙江财经大学等十余所高校或成立了社会企业研究中心，或开设了社会企业公选课，或成立了大学生社会企业实践社团。要梳理中国社会企业的研究派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地域来论，社会企业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以组织而言，社会企业研究的推动者主要有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成思危基金、公益慈善学园、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社创之星、社企星球、社创星。因为涉及组织太多，故以时间为序简单梳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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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后，国内最早明确提出并研究社会企业的文章是2003年时立荣的《非营利组织运行机制的转变与社会性企业的公益效率》一文，并在文中首次提出“社会性企业”概念，标志着我国社会企业研究的正式开始。2005年发表《从非正规就业组织到社会》，2023年出版《社会企业的发展逻辑》，成为她长时间从事社会企业理论研究的重要创新成果。该书从生产要素的本质出发，首次提出“社会企业生产要素变革论”，通过分析生产要素变革对社会企业性质的决定作用，回答了社会企业何以存在和以何种类型存在的理论性问题。
2006年，吴士宏翻译的《如何改变世界：用商业手段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横空出世，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最重要一部作品之一。戴维·伯恩斯坦在书中指出“商业企业家对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社会企业家对社会变革就意味着什么。他们是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最后要重建一个更好的世界。”在书中，伯恩斯坦介绍了多国社会企业家激动人心的故事，并介绍了发掘并支持社会企业家的社会企业平台——阿育王。这本书在中国影响深远，成为很多社会企业家的启蒙之书。该书的出版也标志着企业家群体探索社会企业实践的开始。
2006年8月，马仲良、谢启辉在《中国社会报》发表《社会企业与本土化社会管理》文章，指出社会企业在中国已悄然兴起，并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过程中，逐渐渗透到社会管理体制的层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2006年，马仲良、于晓静发表《发展社会经济，构建首善之区》，较早的提及了包含社会企业含义的“社会经济”一词。此后，于晓静一直活跃在社会企业研究第一线，后撰写了《国外社会企业的发展及其启示》、《社会企业与社区的共生模式》、《以社会企业创新推动公共服务供给》、《北京社会企业发展报告》等多篇社会企业研究文章。且在实践层面是北京社会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2008年，国内第一家社会企业研究中心(SERC)就在上海成立，中心完成了80个社会企业案例的搜集整理，在上海财经大学开设了硕士和MBA的“社会创业”学分课程；连续多年组织社会创业和社会投资高峰论坛，提升国内社会企业整体状况；在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上海财经大学社会企业研究中心联合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21 世纪社会创新研究中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政策与实践学院等多家机构共同发布了第一份中国社会企业白皮书《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发展报告》。这篇报告的出世填补了社会企业白皮书的空白，在社会企业行业里有重要影响力。报告指出：“作为一种新型社会组织创新模式，社会企业兼具商业的高效、专业、灵活等特征，同时以承担和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到社会治理和发展进程之中，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富有活力的创新方案，在社会治理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实践领域，社会企业能够从横向上打通诸多职能部门之间的隔阂，灵活、有效地处理社会服务领域的综合性问题”。但后来，SERC的发起人各自另有发展，没有将SERC延续下来。2017年，上海财经大学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研究中心：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开启了新的一轮研究与探索。2017年，上海财经大学成立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刘志阳教授为创始主任，该中心以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和创业学院为依托，聚集了一批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创业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战派创业领袖，通过开展社会创业和社会投资理论研究及相关活动，旨在构筑一个学界与业界、理论与实践、政府与校企的合作交流和资源对接平台，广泛融合智慧，凝聚社会各界资源，为推进中国社会创业与社会投资工作提供理论支撑与智力支持。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已经举办六届优秀社会创业家颁奖典礼，累计为百余位优秀社会创业家颁奖，构建了一个社会企业实践者网络。还举办了四届中国社会创业研究论坛，并于2021年成立了社会创新创业30人论坛，汇聚了国内权威的社会企业研究力量。
2010年，清华大学王名教授和华北电力大学朱晓红教授联合发表《社会企业论纲》，这篇论文梳理了国际和国内有关社会企业的相关研究及其主要观点，概括出社会企业的认识框架。把社会企业定义为一种介于公益与营利之间的企业形态，是社会公益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产物，是一种表现为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双重属性、双重特征的社会组织。这篇论文在知网上的下载量高达7724次，是全网关于社会企业下载量最大的学术论文之一。2013年，国内第一篇见诸报道的社会企业提案出现，出自全国政协委员王名教授之手，为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4160号提案，题目是：《关于鼓励发展社会企业，推动公益创新的建议案》。清华大学的社企研究者，除了泰斗级人物王名教授，还有后来成立清华大学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的邓国胜。邓国胜长期关注社会企业和社会影响力投资，在他看来，中国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较好路径，是从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开始，逐步向全国、多领域推进，乡村振兴则是社会企业大有可为的领域之一。2023年，在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主办的社会企业研究成果座谈会上，邓国胜教授发布他的新书《社会企业的政策创新与扩散》，表示“社会企业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兼具公益性和市场性，可以在完善社会分配机制、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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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在友成基金会的资助下，中央编译局社会创新研究室开始推出“社会创新蓝皮书”。2011年推出“友成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译丛”，接连出版了《慈善资本主义》、《社会部门中的企业家精神》、《社会企业家的战略工具》、《探求社会企业家精神》等四本著作，推动了社会企业研究的发展。友成基金会创始人王平理事长深受《如何改变世界》一书的影响，将友成的英文名定为：YouChange China Social Entrepreneur Foundation（中国社会企业家基金会），简称是YouChange。友成基金会是全国第一家以倡导社会企业家精神为使命的公益基金会，是第一家以发现和支持社会创新领袖型人才为使命的基金会。在打造中国社会创新生态方面贡献巨大。
2011年，湖南富基集团董事长魏朝阳到北京接受原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研究司原司长张大平的当面指导后，2012年在湖南日报发表了《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企业法制化进程》的理论文章，进一步夯实了社会企业理论研究的基础。魏朝阳一直对社会企业研究与实践充满兴趣，自2011年4月成立了首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企业——湖南温馨置业有限公司后，又于2020年联合湖南社科院成立社会企业研究中心，2022年又发表《发展社会企业，推动公益事业创新》等多篇文章。同时在湖南省朝阳公益基金会开辟了200多平米的社会企业研究展区，是国内第一个社会企业历史陈列室。2021年，湖南社科院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出版《社会企业发展理论与实践报告》，该书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主任贺培育和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实践指导室主任魏朝阳担任主编。该书按照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编排顺序，由湖南篇、国内篇、国际篇、机构篇、学术动态篇、学术创新篇和典型案例篇七大部分组成。
2013年4月，社创之星发起人陈迎炜主编的《中国社会创业案例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记录了中国初创社会企业的实践故事。2018年，社创之星发布《生生不息：中国社会创业家新生代数据画像》，本文通过应用友成基金会的三A三力评估标准做调研和分析，从驱动力、创新力和转化力三个维度对中国新兴社会创业者进行诠释，意味着中国有了一份从源头到过程到结果的发展报告，也充分呈现出新兴社会创业者蓬勃的生命力来源。陈迎炜是推动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关键人物，社创之星大赛举办近十届，挖掘了大量的新兴社会企业实践者，被誉为“赢在中国”的社创版。
2013年，沙勇出版《中国社会企业研究》。本书围绕“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战略与路径”这一主题，从社会企业实际问题入手，分析了中国社会企业发展路径和面临的困难，全面论述了中国社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现状、问题、基于、挑战，以及应对策略，特别聚焦与社会企业竞争力提升所面临的问题，对社会企业开展了全面系统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力求构建一个在国际话语体系下社会企业实践探索的“中国范式”。从加强社会企业发展的“顶层设计”、提升社会企业竞争力、构建社会企业健康成长的系统保障、健全社会企业家培育机制、完善社会企业绩效评估体系等方面全面论述了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路径。
2016年开始，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成为社会企业研究的重要资助方，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北京大学袁瑞军团队的《中国社会企业认证指标体系研究》，北京航空航天李健著作《社会企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对外经贸大学中韩日社会经济研究中心金仁仙的《中日韩社会企业发展生态与实践案例》。这三位研究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与社会企业实践结合紧密。袁瑞军推动中国社会企业认证的发展；李健发起了公益慈善学园，连续举办多届社会创业青年论坛，汇聚了一群社会企业研究青年学者；金仁仙则重点在探索中日韩社会企业比较以及社会企业社会绩效评估的实践。关于社会企业认证，袁瑞军在《借助社会企业破解未富先老难题》一文中提到英国经验，“政府鼓励社会企业认证公司认证”。“认证公司，首先，是个纯民间公司，靠业界公信力立足。其次，机构具有独立性，并进行自我治理，不是政府或其他机构的分支或项目。再次，（被认证社会企业）至少有50%的收入来自于商业和贸易活动，这一标准是社会企业与慈善组织（主要依赖于捐赠）的重要区别。第四，至少有 50%的利润用于社会和环境目标，在机构章程需明确规定，在财务账目上可以查证。第五，执行资产锁定。企业破产或解散时的剩余资产应该用于社会和环境目的，需将资产转移给另一家社会企业或慈善组织，不能私有化，不能被收购。这一点须在机构章程中体现。第六，社会影响力评估。需要有第三方评估结果证明该机构正在实现社会和环境目标，正在努力实现社会影响力和减少环境危害。”
2017年6月1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尤努斯社会事业与微型金融研究中心联合多家机构共同发起的《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北京倡议》在北京发布。该倡议旨在通过凝聚共识、落实行动、建立机制来逐步形成基于专业分工的紧密工作网络，推动中国社会企业发展事业取得全方位的、持续的、实质性的进展。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因为大家已经意识到中国社会企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已经意识到需要联合起来，意识到尤其需要有更加严谨的理论体系支撑，形成共享的社会企业大数据网络，推动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
2017年，深圳市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成立。创始人夏璇发表《社创星为什么要推动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文章，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企业发展道路”。从社创星成立之始，一直是理论与实践并重。夏璇基于实践的思考，发表了多篇推动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文章。比较代表性的还有《社会企业在社会创新中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社会企业在中国发展的几点思考》、《中国社会企业探索与实践》、《发挥社区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作用》、《新兴的社会企业，如何走向高质量发展》。
2017年8月，希望工程发起人、中国社会企业的超级推动者徐永光出版新书《公益向右，商业向左：社会企业与社会影响力投资》，继续为社会企业的发展鼓与呼。但没想到的是这本书引发了“两光之争”。徐永光老师的本意是要推动社会企业发展，康晓光老师反复在强调的是公益慈善的价值。争论的本质是如何处理好商业和公益的关系问题，争论的根源就是“社会企业是什么？不是什么”的问题。
“两光之争”引发社会企业推动者们进一步深入探索社会企业的本质，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年12月，社企星球创始人刘玄奇在益创家公众号发表近3万字长文《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简史（2008-2018）》。通过梳理过去以更好的展望未来。这篇文章被十余个公众号或网站转载，仅益创家公众号的单篇阅读数达到1.2万人次。2019年，刘玄奇发表《全球社会企业发展概览》，2020年发表《再论什么是社会企业？》，组成社企星球社会企业研究的“三部曲”，后两篇阅读人数都在5000人次左右。此外，社企星球成都负责人姚克俭先后发表《成都社会企业走访报告》、《成都社区社会企业走访报告》等，社企星球武汉负责人谢珍宝发表《武汉社会企业走访报告》，生动梳理了区域社会企业发展的案例与经验总结。2019年8月，社企星球联合中仁思源等共同发起“社企研究院”，目的在于要在研究领域开创一个“社企行动性研究学派”，以更好的为社会企业的实践服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北京举办“首届社会企业研究三十人论坛”，主题为：“从社会企业到科学社会主义企业——探索社会企业的大本大源”，该论坛宣告“社企研究院”的正式启动，也是“社会企业行动性研究学派”第一次正式的集结。论道社企本源，连接社群感情，完善组织架构，激发参与热情。“社企研究院”以社群的运营作为起点，其全称为“中国社会企业研究院”，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企业”发展为核心，以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企业实践为宗旨，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企业的标杆，集合所有中国特色社会企业行动性研究的实践派，成为社会企业创新研究的大本营，成为社会企业新时代新实践的中枢大脑，成为中国社会企业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引擎。2022年10月，中国社科院大学王艳茹教授与社企星球创始人刘玄奇联合发表的《共同富裕背景下的社会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报告。本文从社会企业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入手，讨论了社会企业影响共同富裕的三条路径；从中国社会企业起源及突破发展的现状角度，总结了中国社会企业创新实践的五大模式；最后基于2022年上半年社会企业蓬勃发展的视角，对社会企业的未来发展提出出台《社会企业促进法》、明确社会企业标准、设立专门的社会企业管理部门等9条建议。2021年，社企星球研究院提出“把乡村建成社会企业村”和“三三制社会企业”，2022年提出“中国式社会企业”和“社企经济学”，2023年提出“社企制”并助力“社企经济学”微信指数达到峰值218万+，在中国学者开创的细分经济学流派中，“社企经济学”微信指数数据仅次于林毅夫教授开创的“新结构经济学”，社企星球成为“社企经济学派”的开创者。
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社会企业家精神——创造性地破解社会难题》，作者是毛基业、赵萌。人大走出来的社会企业研究者除了赵萌，还有温铁军、丁开杰、王世强、王建英、王则开等。并且人大还专门成立了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形成了社企研究“人大派”。2020年9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尤努斯社会事业与微型金融研究中心、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慈善与社会企业研究中心、社会企业服务平台(CSESC)、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新兴经济体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创业与社会创新在线论坛——社会创业与社会创新学术论坛（英文）成功召开。论坛以激励和推动全球社会创业与社会创新为目标，吸引了国内外多国学者的踊跃投稿和积极参与，论文主题包括社会企业战略、社会企业人力资源与领导力、社会企业发展与影响等多个新兴经济体社会创业创新相关领域的研究。尤努斯教授在致辞中指出，目前的世界经济系统出现了设计的错误，我们作为经济学家对此应当负有责任。我们有责任纠正和创建一个新的系统，实现零贫困、零失业、零净碳排放的世界。论坛的最后环节，颁发了第一届“尤努斯社会企业研究论文奖”获奖论文。获奖论文作者为来自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冯天丽和李佳。
2018年，三农专家温铁军老师发表《乡村建设中的社会企业》，2019年发表《中国生态文明转型与社会企业传承》，后来在多篇演讲中提到张謇、卢作孚的社会企业实践。在《中国本土社会企业的历史源流》中说，“中国社会企业的实践探索，却并不是在西方话语引入之后才开始的，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以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良性治理为目标的经济组织，在外部和内部压力的推动下，其往往与本地社区( 特别是乡村社区) 的社会生活结合更为紧密，从而形成内生的在地化特点。”还提到，“乡村基层的社会化企业探索亦从未间断。1958年起步的社队企业、1980年代“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1990年代部分地方的社区股份合作制，2006年立法规范化运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在新时代逐渐具有合法地位的不同形式的农村新型集体经济(2018年允许重新登记) 等，则属于现当代历史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企业在乡村社区的实践。”
2019年12月23日，上海交大成立中外社会企业研究中心，推动社会企业理论与实践发展。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以“社会企业的社会影响力与政策选择”为主题的2019第四届中韩社会企业国际会议上，中外社会企业研究中心揭牌。这是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与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合作成立的研究平台。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徐家良在会上作题为“中国地方政府社会企业政策比较分析”的主题报告。徐教授认为，随着社会企业重要性突显，将会有更多的地方政府出台支持措施，并在中央政府层面推出相应的法律政策，中国即将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出现社会企业的高潮。2021年1月12日，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月12日在沪发布《社会企业蓝皮书：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研究报告（No.1）》，蓝皮书主编、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家良表示，社会企业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主体，是推动我国第三次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和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平台，是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创新组织载体，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探索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历程，展望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前景，对转变政府职能、借鉴商业运作模式、提高社区慈善效率、有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秘书长何立军指出，社会企业是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推进力量。要坚持系统思维，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呼吁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科研机构、媒体和企业家等多元主体积极关注、支持、参与到推动社会企业大发展中来，共同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发展之路。2023年12月，该团队继续发布《社会企业蓝皮书：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研究报告（No.2）》。上海社会企业的研究力量除了上财、上交、复旦，还有同济大学的许涛教授。他不止在同济开设社会企业选修课，还译介了多本社会企业相关著作。
2020年12月6日，在十四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之际，成思危基金与亿方公益基金会共同举办“社会企业发展提案研讨会”，开启了社会企业发展政策倡导的新探索。会议邀请民建中央副主席李世杰出席并讲话，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国内十余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和谛恒集团、厚朴投资、社会企业服务平台等关注社会企业发展企业家、社会组织的三十余位代表共同出席会议，研讨会由成思危基金副主席张皎主持。李世杰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作为我国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爱国主义正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产生的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参观了我国近代著名企业家、教育家、民建先贤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苑和故居，肯定了张謇的爱国精神要让广大民营企业家和青少年受到教育，增强社会责任感，坚定“四个自信”。张謇被称为中国近代社会企业第一人，研究张謇精神对探讨新时代民营企业如何助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成思危基金理事长成卓女士介绍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调研报告的主要内容，提出中国传统的儒商文化是社会企业的本土基因，民建先贤的爱国情怀、报国壮举是社会企业的近代实践。近年来，全国多地政府部门在社会企业推动方面先行先试为全国推广提供了宝贵经验。为了打通社会企业生态圈，希望在调研基础上形成提案，从政策层面推动社会企业在国内的发展。
2021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刘文奎出版《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之路》，中间有一章节专门讲“社会企业的价值”，为社会企业研究开辟一个新视角。他发现，“社会企业作为一种资源组织机制，是对现代企业制度对修正和完善，是回应和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贫富差距问题的重大创新。现代企业制度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问题。在资本控制先进生产力—创造更大资本—更高程度的控制生产力—获得更大资本的马太效应下，贫富差距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并由此衍生出各种社会问题。这是由企业制度本身的机制造成的结果，难以靠企业制度本身自动解决。”他认为，“如果企业不以追求私人利润为唯一目标，而是可以兼顾社会利益，在社会效益的框架内来追求利益最大化，也许正式长久以来人们苦苦追寻却又没有答案的、有效抑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制度性解决方案。如果真能发挥这样的作用，那么社会企业不啻是继现代公司、基金会之后又一个重大的组织创新。一方面可以弥补商业企业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带来的贫富差距无限扩大的弊端，另一方面又可以弥补传统慈善组织如基金会等可持续不强的短板，在最大限度撬动社会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借助现代企业制度的力量，来创造更大的社会资本。”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提出社会企业应该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社会企业必须明确设立的目的和初衷是解决社会问题；第二，社会企业是一个企业，必须用市场的方法通过销售产品（或服务）来获得可持续的收入来源；第三，在社会企业股权结构中，社会公益资本股权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刘文奎理事长的研究促进了社企星球“三三制社会企业”理论的进化和完善。
2023年，为系统、准确、客观、真实地梳理成都市社会企业五年（2018-2022）来的发展成果，成都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联合四川大学商学院、西南交通大学经管学院、电子科技大学经管学院等高校教授，共同编撰出版了《成都市社会企业五周年发展报告（2018-2022）》。报告基于成都市社会企业2018~2022五年培育、认定及发展情况，综合运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等方法，梳理国内外社会企业的概念界定和发展概况，总结成都社会企业的发展经验，讲好成都故事、提炼成都模式，真实展现成都市社会企业的发展成果，为推动我国社会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参考与借鉴。
2023年，在“第十届研讨会·公益可持续视角下的社会企业发展路径研讨会”上，由成都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与成都市检验检测认证协会提出并联合十数家社会企业、机构共同起草完成的《社会企业评价通用规范》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中国社会企业评价领域的首个标准，《规范》明确划定了评价定义、评价原则、评价内容、评价实施及监督管理等十大板块内容，并通过社会使命、利益相关方、价值创造与利润分配、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四大维度，将社会企业认证分为中国金牌社企、中国好社企、社会企业、观察社企四个等级，有效弥补了评价依据和行业标准的缺失，为保障社会企业的评价工作科学有序开展，提供了明确的行业指导。
2023年9月，甘肃政法大学举办中国社会创业与影响力投资学术论坛，来自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学校的专家学者、省内外商(管理)学院院长、教师和学生代表等200余人参加了此次论坛。
论坛主旨报告环节，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时立荣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王艳茹教授、中国海洋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姜忠辉教授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仁仙副教授先后做了题为“多种经济关系、社会保护和社会企业创新混合制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社会企业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大型企业如何获得社会创业项目合法性——跨案例研究”和“社会企业社会价值的可视化方案——社会绩效的货币测量”的学术报告。2023年11月6日，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秘书长、华南理工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何立军；中共成都市委党校讲师、博士王昱晨在《中国社区报》上发表专题文章——《社会企业在新时代社区治理中大有可为》。文章指出，社区社会企业作为社会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实现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重目标导向，多数是党组织引领下由城乡社区居（村）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特别法人控股或全资成立，以解决社区问题、提供社区服务为目标，以创新商业模式开展经营管理，所得部分或全部利润用于持续反哺社区、促进社区治理发展的特定组织类型，在新时代城乡社区治理中大有可为。
2023年，社会企业研究的新秀还有中国政法大学黄琦宇，他开通公众号，大量翻译国外前沿关于社会企业的研究作品，其中代表的译作有英国社会企业联盟的《全球社会企业状况调查》、《英国社会企业状况调查》、《欧盟社会企业监管的模式和趋势》。在译介国外社会企业立法经验方面，北京大学金锦萍教授也开始发力，该年出版《外国社会企业立法译汇》，并在北大开设“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选修课，在北大法学院举办社会企业研究学术论坛。
中国社会企业案例篇
中国社会企业发展过去二十年已经基本形成一个由推动者、传播者、实践者和研究者等构成的开放合作网络，社会企业的市场已经基本形成。社会企业的案例层出不穷，影响力也逐步在扩大。从早期的中和农信、兔王扶贫、浙江携职、深圳残友、善淘网，再到以社会企业模式起家老爸测评、童萌早教、笨爸爸工房、益博云天、聪明空气，还有明星社会企业喜憨儿、胖东来、北京惜食魔法袋、深圳诚信诺、蔡磊破冰驿站、安源红义购之家、湖南油溪桥村集体公司、四川战旗村集体公司等。当下中国的社会企业数量到底有多少？经社创星社会企业认定平台的数据累计已有1000多个，社创之星大赛持续近十年，参赛社会创业项目保守估计接近1000。社企星球三三制社会企业认定已有100多个，能连接上的潜在社会企业也已破千。团中央创青春大赛社会企业专项连续举办三届，目前报名项目数已经破万。但大量的“社会企业”散落在各处，并没有连接起来。关于优秀社会企业案例的发掘，社创星认定体系里有“中国好社企”、“金牌社企”，社创之星大赛有金银铜奖，社企星球平台则推出了“社企星球奖-十大社企年度人物”、社企青年U35、社企校园C50以及“中国社会企业100强”，成思危基金则推出了“成思危社会企业奖”，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则持续发布“向光奖”等。以下选择喜憨儿、蔡磊破冰驿站、安源红义购之家、湖南油溪桥村四个案例分享。
喜憨儿洗车中心
“喜憨儿”从字面理解：喜，有喜欢的意思；憨，有点傻傻的，昵称；儿，是小孩子。现实中，大家通常认为“喜憨儿”是指患有心智障碍的一类特殊人群，社会对于心智障碍者们的统称，包括智力障碍、脑瘫儿、自闭症患者以及唐氏综合征等。“喜憨儿”是社会对这类人群的一种尊重。以曹军为首的10个家有喜憨儿的家长，于2014年12月30日注册成立的深圳喜憨儿有限公司。2015年开始洗车业务，2017年注册公益组织深圳市智家喜憨儿成长关爱中心，然后再以这家公益组织100%控股深圳市智家喜憨儿汽车服务有限公司。2018年9月10日，被央视CCTV-10科教频道《讲述》栏目节目播出，节目名称《欢乐洗车行》，逐渐被社会关注。截止到2023年底，“喜憨儿”已经成为拥有35家分店，500多喜憨儿员工的全国连锁洗车企业。8年洗了10万辆车。为什么要创办喜憨儿呢？从曹军在央视记者采访的报道得知，曹军的唯一儿子在出生7个月被诊断为心智障碍残疾四级，属于典型“喜憨儿”。这让曹军充满了焦虑、恐惧和烦恼。虽然竭尽全力，同时盼望奇迹发生，但是孩子还是没有多大改变。曹军最担心的是自己老了了以后孩子怎么办？这不只是曹军一个人的烦恼，而是一群人的烦恼。因为有同样的“喜憨儿”孩子，把曹军与经历相似的家长聚集在一起。这些孩子智力障碍程度不一，但是有着共同烦恼：一是家庭负担重，担忧孩子的自理能力，需要有人看护；二是担忧当家长不在了，孩子未来的生存能力。据2023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中国约有1200万-2000万智力及发展障碍者，这些孩子大都在家中由其父母等亲人照看。这就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一是孩子的生理与心理的健康，自卑、自闭，心理不健康等，导致孩子的生命质量受损；二是家长照顾孩子，社会损失了一部分劳动力。曹军自己琢磨孩子如果没有自理能力，没有就业，父母就是给座金山银山，也是没有丝毫用处。于是他与其他9位家长一商量，决定一起探索一条“喜憨儿”的生存之路，第一步从喜憨儿的就业开始。在确定想法后，曹军辞去投行的工作，先开始为期一年半的考察与学习。与其他慈善机构不同，曹军建立企业的初衷是让孩子活的“有尊严，有价值”，“喜憨儿”需要的是平等的接纳与尊重，而不是同情与怜悯。考虑到孩子爱玩的特性，结合生活、工作，最终选择了洗车的行业，既能满足孩子爱玩的特性，又能在生活、工作中慢慢提高生存与社交技能。“喜憨儿”成立的主要目标是为智力障碍的人群提供就业机会，使他们能够自力更生。“喜憨儿”洗车中心并不是一个慈善机构，而是一家营利性的社会企业，通过可持续发展为员工提供一生的就业机会。喜憨儿通过为客户提供洗车服务，获取洗车收入；洗车中心为喜憨儿家庭通过就业服务及为喜憨儿提供康复服务，获得社会收益与口碑；形成的社会效益与家长口碑，影响政府，推动政府介入，提供实现残疾人稳定就业的解决方案，从而为残疾人建立更加有利的政策支持环境。喜憨儿积极与政府和相关机构合作，寻求各种社会支持和合作机会。这些机构帮助落实场地和办理营业手续，为喜憨儿的顺利运营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与政府和相关机构的合作，喜憨儿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和社会责任。总的来说，“喜憨儿”所有经营管理行为都是基于帮助“喜憨儿”有尊严的工作，获得合理报酬，成为对社会、家庭有价值的一员，这些都是靠喜憨儿自己劳动所得，而非靠慈善，靠博取同情获得。
蔡磊破冰驿站
2024年1月27日，知名渐冻症抗争者蔡磊宣布，“我与夫人将再捐助1亿元，用于支持渐冻症的基础研究、药物研发、临床医疗等科研项目。”2024年2月7日，蔡磊破冰驿站抖音粉丝已经超过418万，累计获得2400多万赞，成为直播带货的顶流平台。但他的这个直播间和其他的不一样在于，利润大多数都投向了渐冻症科研。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所获利润都投向社会使命，这样的企业毫无疑问是社会企业。1年前，他甚至直言“卖货是低价值的工作”。患病以来，他最迫切的事情是研究出治疗渐冻症的药物。为此，蔡磊抛售了手头大部分的股票和房产，设立公益基金会和信托，成立北京爱斯科医疗科技公司，自己担任法人代表和董事长，搭建了一个以患者为中心的360度全生命周期数据库。做直播，蔡磊的内心是无奈的。作为“中国电子发票第一人”，他有自己的骄傲，“我要是做事情，那必须是高科技，互联网，人工智能之类的”。但回顾直播这个决定，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最恰当的选择。渐冻症，也被称为运动神经元病，是一种罕见病，国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每10万人里面约有4—6人患病，大约80%的患者会在发病5年内死亡。对于患者而言，最绝望的事情也许不是逐渐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而是迄今为止依然无药可医。从企业经营角度来说，研发罕见病药物是一件“性价比”不高的事情。一是时间和金钱成本投入高；二是样本少研究难度大；三是受众有限，回报率低。蔡磊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透露，自2019年确诊渐冻症后，到2021年年终为止，他拜访过近100家投资机构，98%以失败告终。要推动药物管线研发，还需要将患者、医生、科学家等群体串联，让患者数据、基础科研、临床诊断等环节形成稳定交流的闭环。为了增加社会各界的关注，一开始蔡磊选择方式并不是直播，而是听上去更为“文雅体面”的“冰桶挑战”。他在2021年7月30日发起挑战，但这个曾经在外网风靡一时的活动，并没有达到想象中的效果。在他的个人社交平台中，相关内容的转发量不足25个，响应者寥寥，来自社会的捐款只有十多万元。中国版冰桶挑战失败后，他继续去各大投资机构找钱。他也找到了愿意给他钱的、“有情怀、有公益心的”个人企业家，钱都到账的话，总体盘子能有16亿元。这些人里有人兑现了诺言，也有些人再也联系不上了。蔡磊很快意识到，投资和公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要找了这投资，别人考虑的就是投资回报。“我在商界20多年，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性思维：你要想推动别人为你来努力，你就要给别人带来回报和价值。随着病情加重，蔡磊的身体每况愈下，连拿起手机处理信息的打字能力也逐渐丧失。摆在团队面前的有“三座大山”：不等人的时间、极低的社会曝光度以及未知的资金投入量。资金的问题上，融资和公益都走不通的时候，蔡磊再次改变了思路：“没有钱了我就自己去挣钱。我以前专业领域在互联网和电商零售领域，供应链管理与专业认知很多。”综合考虑之后，蔡磊和夫人成立了“破冰驿站直播间”，开始电商直播带货。这条路本质上就是一条社会企业之路。关于做直播，蔡磊也明确解释过，目的就是为了赚钱。“破冰驿站”的常态化能够为科研团队提供稳定持续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也希望打造一个传播“科学”的直播间。蔡磊曾表示：“我和段睿没领过薪酬，直播赚的钱咱们分文不取悉数用做公益。渐冻症药物研发所需的资金投入，依然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无底洞”。面对这一场“几乎打不赢的仗”，他没有退缩，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重。就这样，蔡磊一步步走上成为社会企业家的道路。社企星球录制多条视频讲述蔡磊的故事，并提名他为2023-2024社企星球奖之“十大社企年度人物”。安源红社会企业
在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韶山东路商圈，有家特别温馨的超市叫安源红义购之家，这是江西省第一家由社会组织创办的社会企业超市。走进超市会看到一幅醒目的标语：“社会企业利在民众，创新公益持续发展”。环视所见，蔬菜水果、米面粮油、酒水饮料、日用品、休闲食品，还有“安源红”特色农产品……各种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了货架，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选购。跟其他超市不同的是，“安源红义购之家”既有商业属性，又有公益性质。义购之家超市的运营主体公司为江西邻里义购之家超市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由安源慈善协会100%控股，是一家地道的社会企业。义购之家超市的场地由安源区投资公司免费提供，资金来源为区投资公司免息借支。安源红“邻里义购之家”建成后，由安源区慈善会负责管理，委托公益组织安源区社会发展中心负责日常运营，采取市场化运营模式，充分发挥网络优势，推动线上线下同步运行，并进驻区财政采购平台，区政府各部门、各镇街依法依规进行政府采购。同时，发动爱心企业、人士进行集中采购。作为一家公益组织控股的社会企业，它的利润怎么分配呢？安源红“邻里义购之家”经营所得利润分配方式如下：10%利润用于安源区社会组织发展中心日常运营和管理等；30%利润通过安源区慈善会用于全区的慈善事业；60%利润分配给由各镇街自行管理的社区基金，用于开展日常志愿活动、社区食堂运营、社区居民纾困解难等慈善事业。100%利润最后又都回流到社会。关于社会企业的监督管理，安源红义购之家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由区纪委区监委、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审计局、各镇街全程参与，对安源红“邻里义购之家”资金使用情况、利润分配情况进行监管，定期公示超市财务状况，将所得公开透明并投入公益事业。综上所述，义购之家超市是一家共有、共治、共享的社会企业。该企业2023年通过了社企星球的三三制社会企业认定。安源的社会企业除了义购之家超市，还有邻里之家物业公司、邻里社区超市等，安源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县域社会企业生态。社企星球创始人刘玄奇总结说，“中国式社会企业”看安源。社企村典范：湖南油溪桥村
2023年10月4日，湖南省新化县油溪桥村全体村民共有的村集体经济公司湖南油溪桥游览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被社企星球认定为社会企业。油溪桥村被认定为社会企业村。湖南省新化县吉庆镇油溪桥村，2007年还是一个人均年收入不到800元、村级负债4万多元的省级贫困村。“有女莫嫁油溪桥，一年四季为呷愁”是当年油溪桥村的真实写照。经过十多年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今天的油溪桥村已“蝶变”为全国十大乡村振兴示范村。油溪桥村为什么能从“空心村”变成“亿元村”，其背后的密码到底是什么？其核心就是社会企业模式。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将全体村民纳入到一个共有、共治、共享的共同体中来。激活了本村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用好了政府和社会各界助力乡村振兴的社会资源。实现了将农民变股民，将资源变资产，将资金变股金。油溪桥村整理出了“四步走工作法”。第一步是制定村规民约；第二步是建立户主档案袋；第三步推进积分制管理；第四步坚持村级事务民主决议、集中审议。油溪桥村从制定村规民约到建立户主档案袋，从推行积分制到实行阳光化管理，重新唤醒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唤起了村民的集体价值认同，实现了由“替民作主”向“由民作主”的转变。特别是先后征求意见63次、收集建议2126条、修改36次的油溪桥村积分制管理办法，以积分考评村民，以积分入股分红，将全村所有人都捆绑在一起，成为一个责权利高度统一的共同体。在油溪河畔8平方公里的热土上，形成了党员干部争着干、村民群众比着干、朝着目标一起干的良好局面。“凡是能在本村解决的，就不请外人帮忙。”“凡是能用劳力解决的，绝不多花冤枉钱。”2010年，油溪桥村在上级仅能支持一套18万元提水设备、全村仅能筹到60万元建设经费的情况下，硬是依靠自力更生，在陡峭的石头山上挖沟埋管，花费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安装了长达13公里的输水管道，建成了配套水渠8公里，完成了预计投资需要300多万元才能建成的饮灌一体工程。清澈的山泉水送到了田间地头和每一位农户家中。村民思想的转变、主人翁精神的提升为油溪桥村的产业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20年3月，油溪桥村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全国村级“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案例。同时，油溪桥村将集体所有制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势结合起来，建立了“本土资源+社会资金+专业经营”三资融合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建立了“村委+公司+合作社”的三位一体社会企业服务体系；建立了“一产业村民得利益、二产业村民享就业、三产业村民来分红”利益共享机制。产业发展上的“一个模式、一个体系、一个机制”实现了风险全由村里扛、利益全由村民享。以甲鱼养殖为例，为了解决村民资金不足、投入风险较大的难题，该村从外地低价购入小甲鱼苗，经村里集中喂养一年后再免费发放给农户。“稻田养鱼”、经果林的开发、农家乐的发展等，都依靠村集体的力量规避了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2023年，油溪桥村已基本实现家家户户有产业，村民人均收入从2008年的不足800元发展到2022年的28600元，村集体经济从2008年的负债4、5万元发展到2022年的261万元。现在的油溪桥村是全国正在推广的村级事务积分制管理的创造村，是2023年全国唯一的和美乡村解读案例村。中国社会企业投资篇
推动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需要政策引领、理论指导，需要实践案例，还需要重视社会企业投资市场的培育。自有社会企业的实践开始，社会企业投资就相伴而生。历经20余年发展，中国社会企业投资形成了以友成基金会、南都基金会、亿方基金会、三一公益基金会、国强基金会、顺德和创公益基金会、星展银行公益基金会为代表的投资社会企业的基金会代表，以禹宏资本、恩派创投、创奇玖玖投资、社企地球投资、磐星影响力投资、深益影响力投资等专业投资公司代表，还有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的中国影响力投资网络、社企星球中国社会企业投资百人会、天府股交所社会企业板等社会企业投资行业推动者代表。本篇以时间为线，梳理中国社会企业投资发展历程的重大事件：
2008年，在友成基金会、南都基金会等的资助下，BC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正式启动，并于2009年6月正式实施。该项目实施八年，培训了3200多名社会企业家；携手合作伙伴向117家社会企业提供了3700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投资机会；举办沙龙、巡回演讲和其他公众活动，共计超过17,000位专家、慈善家和大学生参与；通过社交媒体促进社会企业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受众已达1200万名；在中文媒体中形成超过5,600个社会企业相关话题的专门报道。2016年3月，BC社会企业技能培训项目在中国正式结束。除了培训，还与多家机构及众多社会投资人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合作伙伴通过提供辅导和投入资金，帮助学员的社会企业成长。每一年，项目组织都与合作伙伴一起设置奖励方案， 并为此举办高规格颁奖典礼。奖励通过合作伙伴以提供现金资助或非现金资助的方式，颁发给优秀的社会企业。此外，项目还组织公众活动和政策对话，以推动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2013年1月，《湖南日报》报道富基集团董事长魏朝阳的社会企业投资与实践，魏朝阳投资创办社会企业温馨置业，并提出社会企业五项基本运营准则：第一，股东自愿不享受分红和利润分配；第二，以追求社会价值为主要目的，净利润的50%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投资社会公共服务项目，剩余用于企业再生产；第三，持续“造血”，持续公益：通过市场化运作创造效益，使公司具有“造血”功能，能够持续开展公益事业；第四，健全公司法人治理机制，主动申请政府对公司经营所得的利润和利润用途进行审计、监督，实现健康发展；第五，公司充分发挥员工的主人翁作用，发挥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作用，依法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公司员工享受与企业发展相协调的不断增长的工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2013年12月9日，浩盈投资在上海举办中国社会投资论坛。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商业促进社会企业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有超过300名的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公益和慈善界领袖、商业精英、专业投资家、社会企业从业者，和基金会组织、非政府组织等齐聚一堂，共同交流，理念碰撞。
2014年7月30日，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办。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先生和残友集团创办人郑卫宁先生共同倡议，16家机构联合发起“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力图打造中国自己的最高规格社会企业论坛，促进跨界交流合作，推动行业整体发展，构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成为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行业的类协会式网络，成为行业生态系统的积极构建者。该论坛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企业与社会企业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正在从萌芽期进入市场构建期。论坛将从政策、人才、资本、支持性服务和社会认知五个方面推动整个市场的构建。
2014年8月，台湾省的“经贸国是会议”上，将“发展在地产业和社会企业”作为平衡区域发展差异、改变社会贫富差距、降低岛内青年失业率的重要举措，台前“行政院长”江宜桦更直接将2014年称为台湾“社企元年”。台湾该年度提出“社会企业行动方案”， 预计在未来三年投入1.6亿元新台币，计划催生100家创新型社会企业、协助50家社会企业走出台湾、完成200件社会企业辅导案例。
2015年6月，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联盟）成立。首届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年会于深圳顺利举行。本次年会有超过80位海内外演讲嘉宾、超过400位嘉宾已经注册参会，“社企论坛”一出场便是大陆最大规模、最高规格的社会企业与社会企业投资盛会。论坛发起人徐永光老师做《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的中国趋势》，他总结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将出现四大发展模式与趋势：民非+公司的双轮驱动模式、政府+民间的公私合作模式、公益基金+私人资本的多元投资模式、公平+效率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渗透着社会主义理想的、主张公平+效率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他还追问了一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难道不更应该成为社会企业发展的乐土吗?
2016年1月23日，“中国社会企业投资峰会”在杭州西子湖畔隆重召开，同时助力中国社会企业成长的“社企邦”创投基金正式成立，“中国社会创业家之星” 2016年度评选活动也正式启动。中国社会企业投资峰会由增爱公益基金会、浙江嘉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发起。参会嘉宾有增爱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社企邦创投基金理事长、浙江嘉洲控股集团董事长李蒙兴，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王名，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敦和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俞培斌，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秘书长元志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战略合作特别顾问张志豪，英国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王海军，香港社企投资会创会主席谢家驹，新加坡创业投资管理基金投资总监王佩莹，社会企业研究中心（SERC）主任、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联盟秘书长朱小斌，中国社创之星执委会主席宏亮等，此外还有众多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金融机构及社会企业领域的优秀代表出席会议。
2016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小组会议中，详细介绍了我国公益创业和社会企业发展的现状，强调了社会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他认为，“我国公益创业若充分发展，可提供数百万乃至千万级的就业岗位”。他建议，将公益创业纳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内涵范畴，在着重推进商业创业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公益创业。建议国家应积极鼓励公益投资机构的发展，培育支持公益创业的投资孵化机构及各类专业中介组织，构建公益创业生态系统。政府可专门支持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成立公益创业孵化机构，如同经济领域中的央企那样，领办创办出社会领域的“中央企业”。
2016年9月24日，国内首个以“社会价值”命名的联盟组织在第五届中国慈展会上正式亮相。来自政、学、商等领域的嘉宾参加了社投盟的启动仪式。联盟关注的重点领域是教育、健康、环境、养老、公共安全、反贫困等。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首任主席、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王平女士认为，由于缺乏协同创新的平台和机制，在解决社会痛点问题上，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组织三大板块取得一定成效，但面临的挑战依然非常严峻。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搭建了一个打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跨界平台，将为解决社会痛点问题，进行体制机制上的创新。
2018年1月，恩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专注影响力投资助力中国社会企业。恩派成立注册资金为3000万人民币宁波恩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肇始于2016年初的恩派社会创投基金进入发展快车道。恩派社会创投基金致力于运用影响力投资这一创新金融工具，以股权投资的形式为处于快速发展期的社会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各类网络资源支持。在过去的两年时间内，恩派社会创投基金对公益行业支持服务、社区养老、教育、扶贫和环保等五大社会领域的社企投资进行了探索，对近百家社会企业开展了尽职调查，并投资了其中的益修学院和益宝计划两家社会企业。
2018年3月，深圳市福田区政府出台《福田区关于打造社会影响力投资高地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支持社会企业发展，对通过认证的社会企业予以一次性3万元支持，鼓励社会企业申报福田区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2018年5月31日至6月1日，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2018年会召开，年会还首次举办了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现场签约仪式，并正式确认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更名为“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在年会上，南都公益基金会宣布今年将作为投资人出资5000万元参与禹闳资本新设立的影响力投资专项基金“禹禾基金”。这也是国内首个基金会参与设立的影响力投资专项基金，致力于推动国内社会企业投资的发展。
2019年1月12日-19日，2019中国社会企业周·beta 版举行。以“寻找社企播种人，共建社企新生态”为主题的首届“中国社会企业周”启动。社会企业周开幕式在北京举行，友成研究院汪亦兵院长做“最重要的是建立连接”的致辞。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白澄宇处长、混序部落创始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李文、和君集团党委书记田毅、北京谛恒集团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曾钫等先后做主题分享。会上启动了中国影响力投资百人会。后更名为“中国社会企业投资百人会”。
2019年5月24日，2019最具发展潜力社会企业Top20发布会暨2019中国成都社会企业投资峰会举行。社会企业在创造就业机会、提升社会凝聚力和创造社会资本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鼓励更多青年关注社会创业，支持中国的青年创业者进行社会创业，在武侯区人民政府和汇丰银行（汇丰中国社会企业支持计划）等机构的支持下，恩派公益携手第一财经，发起了2019“最具发展潜力社会企业Top20”评选活动。经过三个月三轮评审，从全国超过150家报名企业中筛选出来的20家最具发展潜力社会企业。峰会上还举行了武侯区社会企业投资联盟的成立仪式。
2019年6月13日，2019星展银行“社会企业奖助金计划”开始接受申请。“社会企业奖助金计划”是星展银行倡导社会企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该计划能够满足社会企业最关键的资金需求，通过资金支持社会企业提高运营能力、创新能力、拓展地域，来扩大业务规模和增加社会影响力。星展银行/星展基金会提供奖助金给那些产品适合社会需求，销售和收入已获市场证明，并且准备扩大规模的社会企业。每家最终入选的社会企业可获得 5 万新加坡元至 25 万新加坡元的奖助金。
2020年8月18日，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正式推出「中国影响力投资网络」(China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CIIN)，旨在通过树立行业标准，搭建行业基础设施，提升行业效率，扩大行业规模，打造健康发展的中国影响力投资生态系统。
2021年8月2日-8日，以“投向社会企业，实现共同富裕”为主题的2021中国社会企业节暨中国社会企业投资论坛于8月2日在北大博雅国际酒店圆满举办。本次论坛旨在凝聚更多的社会企业家、社企投资者、专家学者，共同为社会企业发展助力。会议由社企研究三十人论坛秘书长卢莎主持。中国社会企业节发起人、社企星球（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刘玄奇做了《从文化书社到社企星球的百年传承》的主题分享，他谈到8月2日“中国社会企业节”的由来。101年前，文化书社的使命是促进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而今天中国社企节的使命，也是推动社会企业新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2021 年8月18日，中央统战部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新时代光彩事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统战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文件中提到：“探索实现商业思维、科技力量与公益慈善实践的有机结合，在促进解决社会问题中更好地发挥企业家智慧和才能。支持探索发展慈善信托、社会企业、公益创投、影响力投资等新模式，总结推广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加强民营企业参与公益慈善理论研究和创新，推动中国特色公益慈善理论实践的丰富和发展。”
2021年10月13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官网发布《探索大城治理的浦东浦东样本》，文中谈到要“创新发展慈善事业”，并“探索引导影响力投资，鼓励发展社会企业等‘善’经济”。
2021年12月8日，在渣打基金会支持下，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携手恩派公益在中国发起“疫后同行，创变而生社会企业助力计划”（以下简称“社企助力计划”）。该项目为期一年，计划为来自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及上海和成都的近500家社会企业提供能力建设培训，并向其中的高潜力社会企业提供种子基金支持，从而提升这些区域社会企业的可持续运营水平，更好地造福社会。“社企助力计划”分三阶段推进：第一阶段通过调研了解疫情对社会企业带来的影响，及企业为应对疫情新常态最希望获得的外部援助；第二阶段会根据调研，定制线上培训及线下训练营和路演，提升社会企业的商业运营能力；第三阶段则将甄选出20家社会企业，由渣打基金会为每家企业提供预计10万元人民币的种子基金。此计划预计惠及超过30,000位社会企业家及社会企业从业人员。
2022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的主题是：“为保护地球而投资”，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企星球发起举办“全球社会企业投资节”，主题为：“为保护地球而投资社会企业”。上午活动在北京王府井国际中心举办，下午在线上举办。峰会发布的核心主张是：每个人将自己的年度公益支出的1/10投向社会企业。助力全球社会企业数占全球总企业数1/10远景目标的实现（2049前）。
2022年7月19日，天府股交社会企业板开板仪式暨影响力投资主题线上论坛，在天府股交中心路演大厅通过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方式成功举办。本次活动，分为“社会企业板开板仪式”和“影响力投资主题线上论坛”两个部分。全国政协常委、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欧阳泽华以“创办天府股交社会企业板，探索引导资本推动共同富裕的新路径”为题发表了视频致辞。天府股交中心总经理刘肃毅以“发挥天府新四板作用，发展川藏社会企业，助推实现共同富裕”为题发表了致辞。天府股交设立和运营“社会企业板”，在全国股交行业尚属首创。目前天府股交社会企业板的运行状况良好。截至2022年7月19日，天府股交社会企业板的挂牌企业已达24家，其中已正式挂牌企业16家、预核准挂牌企业8家。拟申请股票挂牌的企业6家。天府股交社会企业展示专区的展示企业105家。
2022年8月29日，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和公益慈善学园共同主办的“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座谈会举办。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刘文奎，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鹏，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袁瑞军，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刘志阳，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王建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张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健等嘉宾出席座谈会。刘文奎指出，“设立社会企业投资基金，培育、孵化更多社会企业主体，帮助更多的社会企业成长起来，使其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
2023年1月13日，由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人民大学指导，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中国乡村发展协会主办的“首届中国乡村振兴北京论坛”在北京召开。碧桂园集团副总裁、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国强公益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静受邀参加本次论坛，并以《打造社会企业探索可持续的乡村振兴模式》为题，分享经验并为社会企业鼓与呼。国强公益基金会作为股权投资者直接发起成立了4家社会企业，分别是碧乡公司、国华文旅、惠众小贷和万木齐，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宗旨，以市场化模式为乡村振兴项目提供服务，所得利润按股权比例返还国强公益基金会，用于支持基金会的公益项目。
2023年，因为社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特别需要得到资金的支持，所以为社会企业单独建设一个投资的生态显得特别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中国风险投资研究」公众号特别开设“社会企业投资”专栏，为社会企业投资的发展鼓与呼。3月31日发布《中国社会企业投资发展简史（2013-2023）》。
总结与展望
当今世界正处于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过去一百年里，我们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科学和经济进步，但也给我们的星球和生态系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尽管现代文明越来越繁荣，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可持续发展目标明显偏离了轨道。我们似乎被困在了以盈利至上的剥削经济体系中，全球各国各地都在寻找真正的替代方案。替代方案确实存在，那就是社会企业。2022年，英国社会企业联盟发布的《全球社会企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英国已有超13万家社会企业，孟加拉有15万，印度有200万，印尼有34.2万，巴基斯坦有44.8万，泰国有11.5万，日本有20.5万，意大利有10万，澳大利亚有2万，比利时有1.8万，法国有9.6万。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一直在制定政策和战略来支持社会企业的发展，包括专业单位或办公室、立法、激励措施、奖励等。在一些国家，由政策制定者、推动者和能力建设者、网络、平台和促进者、会员机构、资助者和金融家以及高等教育组成的支持生态系统相对成熟，同时往往充满活力、复杂且不断发展。全球目前至少有32个国家正在从国家战略层面发展社会企业事业，以积极回应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在全球商业企业发展普遍面临瓶颈的状况下，社会企业已逐渐成为许多国家青年和商业从业者新的职业选择。其中，在英国，年轻人选择初创社企的数量是主流中小企业的三倍。社会企业是一种新的实践方式和话语体系，体现着全球范围内社会变革者的积极性与想象力，是一个共创美好世界的“全球共识”。可以说，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企业的发展已成为继移动互联网之后，成为新的一波创业浪潮。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全球最好的发展社会企业的土壤。因为社会企业在中国的理论创新滞后，社会企业家群体亟待发展壮大，使得社会企业依然是一个小众的概念与实践。这便也导致了社会企业的公众认知不足，发展社会企业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社会企业发展缺乏政策和制度支持，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也损害着社会企业的公信力。根据以上挑战以及对比国际经验，可以总结推动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宏观建议如下：
第一，作出“社会企业”的名词解释，明确社会企业的法律主体地位。当下制约社会企业发展最大的因素之一是没有统一的概念和标准。如《韩国社会企业促进法》中规定“社会企业”应满足的条件有：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管理；具备社会企业章程；以服务社会为经营目标，应将可分配利润的2/3以上进行再投资。纵观绝大多数社会企业立法的国家，对社会企业的界定都有资产锁定，分红限定，社会目标优先，劳动者当家作主等特征，我们应该根据自己国情制定出权威的社会企业概念和标准。比如，因为中国的市场广大，人口众多，需要的社会企业也更多，可以将社会企业的资产锁定比例定为1/3以上。第二，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战略上重视社会企业发展。建立成立国家层面的社会企业委员会，或在社会工作部下面设立社会企业局。制定社会企业发展的长期战略规划，明确未来社会企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地方政府也可以设置相应管理部门，也可参考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设立的社队企业局。也类似当下设置的乡村振兴局，各社会企业局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主要是负责统筹社会企业的发展。第三，对社会企业的注册登记、税收优惠、财政支持等问题作出专门说明。具体包括社会企业的设立，资质要求，章程备案，登记程序等。目前公司注册类型有：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企业、外商独资公司、个人独资企业等。可以在注册公司类别中加入“社会企业”类别，规定社会企业的注册条件、程序和相关条款。在税收方面，鼓励地方政府探索制定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推动各级政府向社会企业购买服务。探索政府对社会企业的财政支持项目，包括社会企业奖励支持计划，人力成本支持计划，工作岗位设立补助，启动费用支持等。第四，对社会企业的党建和能力建设工作作出专门说明。建立健全社会企业党建机制，根据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社会企业情况开展工作，推进社会企业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将党建工作融入社会企业日常管理服务工作。建设一支对党忠诚、热心公益、崇尚企业家精神、注重创新创业、勇担社会使命的社会企业家队伍，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会企业发展中的政治引领和政治核心作用。此外，要重视社会企业员工的能力建设，提高社会企业的能力水平。支持建设成立社会企业支持中心枢纽机构、社会企业孵化器，开展面向社会企业的教育培训，为社会企业发展提供相关管理咨询和其他配套服务，与高校合作设置专门的学位课程及开展社会企业的研究等。第五，对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创办社会企业作出说明，推动社会企业投资发展。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制定具体规划与实施路径，出台相关扶持政策与指引手册，切实有效的支持鼓励社会团体、公益基金会、城乡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有志于公益事业的企业和个人投资创办社会企业。支持政府直接举办的社会公益类和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直接转变为社会企业而非商业企业，继续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并在市场竞争中生存；推动一批具有创新能力与意愿的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特别是在乡村社区探索集体经济转型社会企业。支持探索社会企业托管政府和社区公共空间，开发无偿和低偿收费的社区服务项目等。此外，还可以探索构建以政府社企创投、社会资本、引导基金为主体的社会企业金融合作模式，探索发起成立“社企银行”、“社会企业投资引导基金”，成立社会企业交易所。为社会企业获得社会投资搭建平台，提供工具，拓宽社会企业融资渠道。第六，对社会企业的认证、评估工作作出说明。通过定期开展的社会企业评估，奖优罚劣，提升社会企业的公开透明度，获取社会各界的认同。还要帮助社会企业建立自律机制和行业性的互律、他律机制，如成立“中国社会企业协会”、“中国社会企业家俱乐部”之类的行业组织，推动社会企业通过问责和社会监督不断提升公众参与意识，形成共有、共治、共享的社会企业运营机制。确保社会企业的使命不漂移。第七，对社会企业的宣传推广工作作出说明。扩大社会企业对政府部门、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可见性。宣传推广社会企业有利于为社会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公众对社会企业的认可，在社会中孕育社会企业家精神。宣传推广的形式多样，主要包括设置社会企业奖、社会企业日、社会企业周、社会企业月等活动，投放社会企业宣传片，举办论坛及社会企业展交会。吸纳社会企业家群体进入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全国青联等组织，从多维度扩大社会企业家群体的影响力，提升公众对社会企业的认知度。
在社会企业还未成为国家战略之前，自下而上的努力可以从社会企业研究入手，扩大社会企业的共识，增加社会企业的实践者与推动者。这也正是梳理这篇文章的目的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有百年未有之思想者。一切的社会问题根源，都是因为我们正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过渡的关口，一切的社会乱象本质，都是因为我们没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如果更多人觉悟，那就可以减轻痛苦，就可以不那么迷茫，就可以绝处求生。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所说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局正是在这里。这便是越来越多人投入到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事业中来的原因。社会企业不仅能为社会带来必要的改善，而且还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灯塔――无论是主流商业参与者还是政策制定者，社会企业都能促使他们重新评估和修改他们的既定做法。社企星球研究院为了更深度的连接更多中国社会企业的推动者，在2024年中国社会企业家年会上将发起“中国社会企业网络”（Chinese Social Enterprise Network），英文简称CSEN，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共建社会企业中国。欢迎加入社企星球，一起共创美好世界。2024年2月9日（农历大年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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