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乡村教师的自述：我们拿命教书，有人挪钱贪污！
一位乡村教师的自白。
当上教师，当上乡村教师，对于我来说，纯属偶然。
要知道，在我还是扎着羊角辫的小女生时，曾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和一帮爬高上低的猴孩子一起，对着故乡的云和月，信誓旦旦地许下诸多宏大愿望：
比如当个科学家，当个舞蹈家，当个歌唱家，当个服装设计师，当个作家，当个电视明星……
为了这些听起来很美的超现实梦想，我曾闻鸡鸣坐窗前吟诵经典，头悬梁锥刺股挑灯夜战。
当然，在高中之前，我也收获了一些让家人扬眉吐气的荣耀：
曾多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当了好多年班干部，成绩最好时还一度稳居班级前三名。
就连极少表扬我的父亲，也曾偷偷在叔伯们面前炫耀：“我家闺女，说不定将来能女承父业，到城里当个老师哩。”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后，我气得一跺脚，差点哭了：
“当老师？当老师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是不可能的！”
人生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该是你的，你躲都躲不掉，不该是你的，你求都求不来。
比如，命运这档子事儿。
对，我父亲就是个又穷又拧的乡村教师。
1983年，我父亲连考两年大学也没有考上后，最终向命运作出投降状。
为了逃避看似善良淳朴、实则喜欢搞事的乡邻们的取笑，第二次高考落榜的第二天，公鸡还没有打鸣，父亲就揣上我奶奶给他的一兜儿零钱，还有6个煮鸡蛋，步行15里山路，来到镇上，坐上开往城里的班车，去广东打工。
据他说，1984年的秋天，他已经荣升模具厂的领班了，忽然接到我爷爷发来的电报：
“家有急事，速回。”
那时候，乡下人家还没有电话，他没来得及向老板要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在厂门口买了一纸包杏仁饼一纸包芋头糕，连夜坐车赶回了故乡。
“我以为，你爷爷奶奶病了。我一路上都在祈祷，只要他们俩平平安安，让我干什么都行。”
多年后，我成了流着鼻涕到处乱跑的黄毛丫头，父亲给我忆当年，还会用指甲缝里都沾满粉笔沫儿的大手，揩揩眼角。
那是他为数不多的柔情时光。
从广东回到家后，父亲才知道：
我爷爷奶奶好着呢，是村小学缺人手，村支书让他回来教书。
就这样，父亲二话不说，让村口的老剃头匠，给他剃掉在广东打工时，专门蓄留的港式长发，留起干净利索的小平头。
他穿上我奶奶给他做的四个兜的中山装，在胸前右侧口袋里，别上一支钢笔，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我们村口的那条小河，去村小学报到去了。
这一去，就是30多年。
那时的村小学，坐落在距我家2里多地的半山坡上，高低不平的院子里，一排6间砖瓦房。
教室的墙壁没有粉刷，地上也没有铺砖，遇到下雨天，雨水顺着山坡倾泻而下，教室的地面常年坑坑洼洼，潮湿泥泞。
全校包括校长也就12位老师，只有5位是有编制的正式教师，7位都是我父亲这样的民办老师。
据父亲说，那时候，正式老师一个月是55块钱的工资，他们只有30块钱。
有时候，遇到荒年灾年，政府没有了钱，还拖欠他们的工资，一拖就是半年一年。
那时候，老师们也没有什么法律意识，不知道投诉也不知道上访，还是风里来雨里去，坚守着三尺讲台。
“工资可以拖，娃娃们的明天，拖不起。”
教了多年语文的父亲，曾非常诗意地形容道，“每个村小学，都是附近十里八村的眼睛，娃娃们从这里起，开始寻找光明。”
哎，他也只有谈起教书育人时，才这般煽情。
1986年的夏天，父亲家访归来，和在山坡上牧羊的母亲相遇。
母亲冲他妩媚一笑：“教书先生，你还记得我不？”
父亲定眼一看，眼前编着两条大辫子，穿着碎花裙子的妹子，不是别人，正是他小学时天天欺负他的女同桌。
俩人坐在山坡上唠家常，一直到山顶的星星都开始眨眼睛，山坡的羊群都急得咩咩叫，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这场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相遇，酝酿了我的诞生——
1987年的早春，父母结婚的第二年，我大哭一声来到人间。
非常遗憾的是，虽然看起来，我像是父母爱情的结晶，但我一直都认为，父亲不爱我。
不管是转正前，还是转正后，不管是工资30块、300块还是3000块，他都是把学校当家，关心他的学生远远胜于关心我和弟弟。
他每天6点多就去了学校，晚上放学把住在远山的学生送过山才回来。
因为他高考失利，没有考上大学，又怕因为他在学校教书，其他老师对我们要求不严，所以除了一味苛责和严要求，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们好脸色。
他教书30多年，没有打过他的一个学生，还很多次偷偷把工资拿去给他的贫困生缴学费，但他回到家里，却因为我和弟弟贪玩捣蛋，揍过我们很多次。
他是我和弟弟小时候的噩梦。
所以，我们姐弟曾学着别人，背后叫他“榆木疙瘩脑袋”“死要面子的臭老九”。我们一边惧怕他，一边又憎恨他。
就连我妈，在指望他指望不住时，也要仰面长叹：“你爸，真是卖给学校了，还没有卖上价钱。”
其实，不仅仅是我爸。
那个年代，包括这个年代，很多乡村教师，依然如此。
你可以悲观地将其理解为宿命，也可以乐观地将其理解为使命。
因为极少得到父亲的赞许和肯定，我和弟弟在幼年时，都曾许下毒誓：
“这辈子都不要当老师。”
“你们以为，老师是谁都能当的？”父亲听闻我们姐弟俩的志向后，拎起棍子就要打人，“当老师是有门槛儿的！不是谁想当就能当，也不是谁说当就配当的！”
那时候，年少的我们，将这视为父亲的傲慢和偏见。
后来，我们都长大，目睹了教师队伍里，种种高贵和不堪，才终于明白：
一辈子都在村小学教书的父亲，或许是对的。
他虽然一辈子都很少有机会走出大山，但他很早就洞见了教师是个良心活儿。
2002年，在乡亲们眼中还算优秀的我，光荣地来到县城读高中，也第一次逃离父母，住校生活。
到了高中后，我没有看见山外有山，却真切体会到了人外有人。
同学大部分都是县城的孩子，他们说的玩的关注的，吃的穿的表达的，和我这种土老帽，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在自卑和怀疑中，度过了最艰难的三年青春，也在高考时以整个学习生涯里，最惨烈的悲壮成绩，被本省一所师范院校录取。
收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着树杈上跳来跳去的两只喜鹊，忽然泪流满面：
不是喜极而泣，而是后悔懊恼。
当老师是可能的，这辈子估计都是可能的。
大学四年，我学习成绩还不错。
毕业时，我本想考研究生，但考虑到弟弟也在念书，常年的种地劳作已让50岁的母亲，看起来像60多岁的人，而父亲因为常年的伏案教学，右胳膊粘连得抬不起来，腰椎间盘也突出到必须手术的地步。
我思考再三，舍弃童年时五彩斑斓的梦想，果断参加了招教考试。
在800多人的激烈竞争中，我以第5名成绩，终于成了国家的人，并被分到我们镇上的小学。
据说，知道这个消息后，父亲站在讲台上，当着他的学生的面儿，非常自豪地说：“我家姑娘像你们这么大时，我就说过，她一定有出息的。”
他甚至给他的学生们，讲起我小时候如何优秀懂事，如何勤奋刻苦。
我听到这些后，一脸诧异：
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在我面前不曾多说一句肯定赞美的话，让我恨了他很多年。
没想到，长大后，我竟成了他。
人生的诸多烦恼，都是比较得来的。
我自己是奔走在山间的贫困少年时，并不觉得农村有多苦，只记得瓜果很甜，鱼虾鲜美，故乡的山风和星月，都弥漫着温柔明亮的气息。
当了乡村教师后，我才知道：
乡村的孩子，太苦了。
我想，这除了我走出过大山，见过了高楼，目睹过城市少年的舒展和富足，更大程度上，是时间和阅历的馈赠，让我发现：
时代不一样了。
如今的农村孩子，和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不一样了。
他们虽然能在村口的小卖部，轻而易举就能买到辣条和方便面，喝上冒牌的娃哈哈，也不再为学费发愁，拿起手机就能给远方打工的父母通电话。
但他们，已没有我们少年时，那种傻气而满足的快乐。
他们的苦，不再是物质的苦，而是在快速便捷和父母缺失中，生疼的迷茫和错位。
我教的班级，有38个孩子，35个都是留守儿童。
印象极深的是，三年级时，孩子们开始写作文，有一次的题目，是《我最熟悉的人》，几乎每个孩子，都写的是爷爷奶奶，剩下两三个孩子写的是老师。
我评讲作文时，问孩子们：“你们多久没见爸爸妈妈了？”
有个孩子站起来说：“8个月零15天。”
我问她：“你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
她低着头哭了。
下课后，我把她叫到办公室，才知道8个月零15天前，她在广东打工时相识的爸爸和妈妈离婚了，她妈妈回了江西老家，再也没有回来。
从那一天起，她就开始扳着指头算日子，算什么时候她妈妈能来看她。
还有一个男孩子，特别爱捣乱，经常动手打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老师喜欢他。
我去他家家访，才知道他5岁那年，爸爸在工厂里出了事去世了，老板只赔了几万块钱，他妈妈拿着这笔钱改嫁了，他爷爷奶奶身体不好，他跟着他叔叔婶婶，他叔叔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打他。
课间时，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眺望远山和梯田。
看着在校园里，操场上，树林间，奔跑的孩子们，我觉得他们羞涩又天真的笑容背后，都有一个真实又辛酸的家庭故事。
这个故事，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9000万中国留守儿童。
由此，我常常想起父亲的话来：“你以为老师是好当的？当老师是有门槛的！不是谁想当就能当，也不是谁说当就配当的！”
我想成为配的那个人。
山里的留守儿童，都是在太阳刚刚探出脑袋的早上，从大山褶皱处四面八方地赶到学校，随便带点馒头、饭团和咸菜，中午在学校凑合一顿，然后下午放学再赶回去。
我们这帮年轻老师，就在老教师的带领下，张罗着让孩子们吃上热乎的午饭。
我们在学校院子里开辟了两大块菜园，夏天种了很多土豆、黄瓜、西红柿、茄子，冬天种萝卜、白菜和卷心菜。
高年级的孩子们，在课间和劳动课时，也帮我们浇水摘菜。
学校院里两个退休的老教师，还养了一些鸡，时不时把吃不完的鸡蛋，也送来给孩子们吃。
我们有时去城里，也会带回来一些牛羊猪肉，冰冻到公用的冰箱里，给孩子们加餐。
“老师，你知道吗？你炒的菜，有股妈妈的味道。”
去年教师节那天，有个孩子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一句话这么说。
课间，我问她：“妈妈的味道，是什么味道？”
她想了想说：“让人特别心安的味道。”
这就是我们乡村教师收到的教师节的礼物：
和红包，和礼卡，和一切物质的东西无关，也不太可能有关。
但，这些来自纯真孩子们的礼物，足以让我们感到职业的价值感和获得感。
2014年，我生我们家老大，产假结束从城里回来，数学老师给我搬来一个纸箱子，里面全是孩子们给我写的信，还有送我的各种小礼物。
有个孩子说：“老师，你生完小宝宝，有了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就不要我们了，我不想让你走！”
有个孩子说：“我小时候，晚上睡觉老是哭老是害怕，我奶奶给我一个红布缝的小人儿，说晚上摸着它，就不怕了。老师，我今天把它送给你，你送你的宝宝，他不害怕不哭了，你就能安心地在这里教书了。”
还有个孩子说：“老师，我爸妈说，到5年级时，就接我到城里读书，我不想去城里，我喜欢你……”
看着孩子们的信件和礼物，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哭得像100多斤的孩子。
我和我的同事们，从来不觉得自己高尚。
甚至也为教育资源的不公，乡村学校生源流失严重，工资待遇不高，教学条件太差，生活条件太苦，一次次跺脚骂过娘。
但虫鸣蛙叫的夏夜，或凉风习习的秋夜，批改完孩子们的作业，我们坐在院子里说话时，都感慨：
在这个复杂而功利的时代，我们要庆幸这段或短或长的乡村教师的时光。
因为这段经历，让我们看见了这世上最美的星星，是山村孩子的眼睛。
因为我在乡里教书，我爱人在城里工作，婆家也在城里，孩子出生后，我也常常感到为难。
我对家庭和自己的孩子付出太少，而对我教学和班里的孩子付出太多。
我们班里都是留守儿童，不少还是父母离异，还有个别父母身患重病，或是智障人士，多少都有些心理问题和不良习惯。
我知道，自己不是圣人，不是他们的父母，不可能帮助他们所有人，但我总是忍不住一遍遍纠正他们的习惯，去开导他们，去教育他们。
有个周末，我刚进城，有个学生的奶奶给我打电话，说孩子放学后没有回家，找不到了。
我扔下自家的娃，慌忙开车回乡里。
我刚会走路的女儿，拽着我的衣服，哭着不让我走：“妈妈，抱抱。妈妈，抱抱……”
我急头怪脑地狠心放下孩子，摸黑赶回乡里，最终找到了那个学生。
第二天，回城的路上，我的泪一直掉，忽然理解了父亲。
我小时候，他对我这么狠心，对他的学生那么温和，也是因为这吗？
因为他是中国最底层的乡村教师，他的能量也有限，有限到只能给他的职业和责任？
我常常问班里的孩子们，你们有什么梦想？
他们会说很多我想不到的答案，比如当官，当网红，当游戏主播，当演员，当老板，当军医，当体育明星。
还有人说，打工挣钱。
也有人说，当老师。
我对他们的梦想，一一给予肯定，也鼓励他们，不管是什么样的梦想，都要付诸行动，从一点一滴做起，踏踏实实地搞好学习，日复一日地刻苦努力，才可能实现。
这几年，伴随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我们学校有了图书室，新修了大操场，孩子们喝上了牛奶，我们教师的工资也涨了。
但，终究和城里的学校差别很大。
和我一同来的5位老师，已经调回城里3位了。
我爱人也多次动员我回城，但我始终放不下这里的孩子们。
心情不好时，我会回到10公里外的家里，和父亲说说话。
他已经退休，但不愿回到家里枯坐，他没什么业余爱好，就又返聘到学校帮忙。
“你不要为难自己，要是撑不下去了，就回城，没有人会怪你，孩子们也不会怪你。”父亲说，“你做得够好了。”
“爸，你真觉得我好吗？”我鼓足勇气，第一次问他。
“那当然，你是爸爸最好的学生。”
一辈子也没有夸过我的老爷子，背过身去，用手扶着后腰说。
前段时间，我看到了云南丽江华坪女子中学的张桂梅老师的事迹。
我是个对偶像和宣传，持谨慎态度的人，却把张老师当成了人生的偶像，一次次为她泪目。
因为，她是用良心教书的乡村教师的典型代表。
惟有真正的乡村老师，才能感同身受地理解她说的每句话。
她说，我们不能叫我们的孩子穷孩子，因为贫穷也是一种隐私。
她说，乡村教育的终极意义，就是打破贫穷思维的恶循环，挽救女孩，就是挽救母亲，就是挽救一个家。
她说，我们的孩子，也要像城里的孩子那样，考上厦大、武大、川大、浙大，考上全中国最好的大学。
她说，我们乡村老师是拿命在教书，因为我们影响的，是一家三代人的命运，我们在帮山里人改命……
是的，我们是在拿命教书。
因为中国太大，农村太难，山里的孩子太苦。
读书和学习，是他们改命的最好的路。
但，促使我写下这篇自白的，还不是我自己这些琐碎而寻常的教书匠人生：
我不过是290万乡村教师中，最普通的一位，没有什么金光闪闪的本事，也没有什么值得颂扬的荣耀。
下定决心，让我写下这篇文字的，是几天前，我看到的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拖欠教师工资的新闻。
那一刻，我的心都在滴血。
自2015年起，大方县就开始拖欠老师绩效工资、生活补贴、五险一金等共计4.7亿元，挪用上级拨付的教育专项经费3.4亿元。
当地政府还打着这样那样的名义，搞融资平台，强制老师们入股。
那些号称为“人民教育为人民”的当地父母官，甚至截留国家对贫困学生的生活补贴。
更令人心寒的是，早就有勇敢的老师，就这些问题向上级部门反映，结果是谁反映问题，谁被发配到边远的乡镇村小，还不准参加职称晋级和评优。
而那些拍马溜须的人，那些见风使舵的人，那些行贿收买的人，却一步步高升。
有据可查的证据是：
大方县分管教育的一位副县长，曾多次行贿大方县原县委书记张翰，他们之间的交易，包括偷来挪用的老师的血汗钱。
作为一名乡村教师，我敢说：
这绝非个案。
其实，在我教书的这个地方，之前也发生过一系列类似的事件。
不过是后来当地政府采取了补救措施，而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老师，也没有把事儿闹大罢了。
我们拿命教书，他们偷钱贪污！
这些坏掉良心的地方执政者，对不起我们这些乡村教师，也对不起中国教育！
县长停职检查？分管财务和教育的副县长免职处理？
处分得太轻了。
或许就是处分得不够，才总是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克扣我们的血汗钱，也不断蚕食动摇着中国教育的底座。
我曾看过一个电影，叫《一个人的课堂》。
讲的是一个叫宋文华的乡村代课老师，把一生芳华都献给他的学生。
哪怕课堂上只剩下最后一个孩子，他也倔强地拿起课本，不打折扣地教下去。
如今，在散落于中国大地上的乡村学校里，宋文华这样的老师，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他不仅仅存在艺术的表达里，也奔走在乡土的教室间。
多少乡村老师，自掏腰包，给学校修校舍；
顾不得管自家孩子，却成为留守儿童的“父母”和摆渡人，让孩子们以他们为桥，走向更大的世界；
当学生们都走出大山，老师自己却被埋葬在青山绿水间……
他们很少被看见，但他们见过这世上最纯洁的心灵；
他们拿着很低的工资，但他们收到过天下最贵的礼物；
他们不是圣人不是上帝，也并非无所不能，但他们选择了和天使同行……
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也呼吁更多人，尤其是决策者、从政者，能看见乡村教师这个群体，从政策扶持到工资待遇，让他们被善待，得心安。
因为，我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的老父亲说过：
每位乡村老师，都是附近十里八村的眼睛。
娃娃们从他们站立的地方起，开始寻找这个世界的光明。
这不仅属于娃娃们的光明，也属于一个民族和未来的清澄。
PS：
我是娜姐。
今天，教师节。
刊发乡村教师张老师的故事，给更多人看。为保护她，我修改了她个人的相关信息。
根据可靠数据，目前中国共有290多万乡村教师。
他们坚守在乡村里，也托举起一代代孩子的梦和希望。
今日荐读
作者刘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