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

（▲1951年，正要启程回国的巫宁坤在芝加哥大学校园内留影。）

    我从初识钱锺书先生直到他谢世，前后也将近半个世纪，不过中间有20多年音讯断绝。

    1939年冬我才进入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此时钱先生已离开了联大。我不但无缘受教，对他的才华风采一无所知，甚至连他的鼎鼎大名也毫无印象。后来，我在国外流寓多年，与国内学术界几乎毫无交往。

    1951年夏回国在燕京大学任教，1952年夏奉命前往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翻译处参加会议文件的中译英工作，有机会和钱先生共事，才有缘识荆。我孤陋寡闻，对他博通古今中外的学识和他在中外学术交流中的地位一无所知，因此在他面前并无“高山仰止”的感觉。我也没当过他的学生，因此也无从执弟子礼。两三个月朝夕相处，每天午餐后休息时间，我倒经常和他闲聊，东拉西扯。他对我这个无知后生毫无前辈的架子，平易近人，谈笑自若。我一向随随便便，在他面前也就毫无拘束。翻译工作结束后，由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我被调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钱氏夫妇调至文学研究所工作。10月离京前，我曾到他们在新北大的新居辞行，也初次会见了杨绛先生，从此一别4年，失去联系。

    1956年6月，我又被调回北京，到一所外语院校任教。报到两个月后，又奉命到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翻译处，参加会议文件的中译英工作，再次和钱先生共事。翻译处设在动物园附近的西苑大旅社，我住颐和园附近，他住北大，起初每天和他同搭一辆交通车上下班。

    这次工作量非常大，参加的不仅有北京英语界许多专家，就连南京大学资深望重的范存忠副校长也被请来了。后来工作紧张，我们就都在那儿过夜了。会议期间，大家一般在餐厅就餐。中午，有时三五成群到附近的餐馆吃一顿。有一天，将近中午，钱先生来到我和其它几位同仁合用的办公室，把我叫出去，我感到有点意外。原来他当天中午要请范存忠先生在附近的莫斯科餐厅进午餐，邀我作陪，我真是受宠若惊。他还悄悄地跟我说，当时也在参加中译英的几位清华大弟子一再要请他吃饭，他都婉谢了，让我千万不要声张。

    大会闭幕以后，我和钱先生、王佐良教授一起留下来，参加大会文件英译的定稿工作，三人合用一间办公室，一周工作6天，更是朝夕相处了。有一天，我看到一篇国家领导人的发言，觉得文字累赘，很难译成像样的英文，随口大声说：“你拿这种呆板的文章怎么办呢？”钱先生马上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嘘”了一声。当时“双百方针”甚嚣尘上，我没想到以语多锋利闻名的钱先生竟会如此谨小慎微，心里很不以为然。不过一年多以后，我就以“言祸”获罪，从此和钱先生一别20余年。深夜扪心，想当年少不更事，自作自受，辜负了钱先生对我爱护的一番情意。

    1980年“改正”以后，我又重返京城同一所外语学院任教。当时钱老已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迁入副部级的高级住宅楼，在国内外声望日隆，听说络绎不绝的来访者已经常吃闭门羹。我在西郊住定之后，逐一探访了多年不见的师友。有一天，偕同内人李怡楷登门探访钱、杨二师。对我这个从死亡线上重返人间、一事无成的故人，他们两位却是热诚欢迎。没料到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钱老谈笑风生，天南地北，毫无倦意。临走时，他还坚持从二楼的寓所亲自送我们下楼到大楼门口。

    两天以后，我们就收到杨绛先生签赠怡楷的新近出版的《小癞子》《吉尔布拉斯》等数种译著。怡楷和杨先生是初次见面，怎么会一下特地寄赠这份重礼，我们不免有点儿纳闷儿。后来想起，那天在谈话中，二老从来没有就我们20多年来的坎坷经历问长问短，并不是他们冷淡无情，而是心照不宣吧，这些珍贵的馈赠，即时传达了无言的慰藉的深情。

    过了不久，我又冒昧带了小儿一村去拜见钱、杨二师，他们同样热情接待我们。钱老谈笑风生，主要自然是和我交谈，但他也绝不冷落我那高中还没毕业的村儿，跟他也有说有笑，不时冒出一两句俏皮话，引得村儿放声大笑。杨先生还一再给他拿巧克力吃，他更得其所哉。临走时，钱老同样坚持亲自送我和村儿下楼，站在门口又讲了不少话。

    大概是1983年春节期间，怡楷回天津娘家过年。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呆在家里，实在寂寞无聊，就冒昧给钱先生拨了个电话，问他我可否去看看他聊聊天儿，他立刻就说欢迎。我喜出望外，直奔钱府。没想到清茶一杯，竟然一坐就是两个锺头。跟钱先生交谈，他会从一个题目跳到另一个题目，古今中外，不用你担心会出现冷场，尽管放心享受他犀利的谈锋。谈话中很少触及文学研究方面的问题，大概他很清楚我对他艰深的著作一窍不通吧，何必对牛谈琴呢。

    1985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专攻比较文学的美国教授李达三（Jack Deeney）应我的邀请来北京讲学，他在生活安排上没有任何要求，唯一的希望是会见钱锺书教授。我觉得情不可却，但当时外面盛传钱先生健康情况欠佳，已遵医嘱谢客。踌躇再三，我终于又给钱先生拨了电话，不料他一口就答应了。

    我们按约定的时间登门拜访，同时，我早就听说钱先生不爱让人照相，我们见到过的只是一两张“标准像”，便突发奇想，何不趁此机会给他照几张相。于是，我带着相机请学院一个会照相的男生陪同前往，悄悄地拍几张生活照。那一天，看到钱老精神焕发，毫无病容，我感到十分欣慰。他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一面在书房兼会客室内走动，一面滔滔不绝，谈的倒都是关乎比较文学的学术问题，也回答了李达三教授提出的一些问题，不时还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指出有关的段落。我的学生不负所托，果真不声不响地照完了一卷胶卷。

    胶卷洗了出来，有几张相当传神，我可不敢给钱先生送去。几个月后，又有钱先生健康状况恶化的小道新闻。有一天，我去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参加英国文化协会举办的一次晚会，巧遇钱先生的爱女钱瑗，她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当教授。我马上就向她探问令尊的近况，她说确实越来越不好，闭门谢客，我当然感到关切。后来，我又说起上次陪外宾探访曾照了些相片，恐怕钱老不会要，钱瑗说：“他不要我要。”后来，我从那些相片中选了十几张比较好的给她寄去。

    晚会快散的时候，我问钱瑗她是怎么来的，她说是搭的公车。我说我是坐学院派的车子来的，我可以先送她回去，顺便看望一下钱老再回去，她说恐怕他已经睡觉了。车到钱府，我跟她一道上楼，钱老还没有睡觉，神采奕奕，一面拉我坐下，一面打开他那独一无二的话匣子，一讲就是个把小时，我很高兴那些小道消息不免言过其实。人事无常，怎么也没料到那竟是我和钱锺书先生的最后一面。

    那年岁末，我应邀到剑桥大学访问一年，次年回国以后忙于教学工作，同时再次听到钱老因健康欠佳闭门谢客的传闻，虽然十分惦念，一时也无意登门探访了。后来我又客寓美国多年，不时从友人处听到钱老因病住院的消息。

    1998年秋，我从客中应邀到北京一所外语学院讲学，曾打电话给杨绛老师，请她代我向常年住院的钱老致意。同时，在散失多年的旧物中，我居然找到几张十几年前给钱老拍的照片，如获至宝。他的音容笑貌，潇洒自如，诙谐宜人，鲜活如在眼前。

    钱锺书先生走了，连骨灰也不让保存，他对人生这座“围城”的一切看得真透。一位友人悼念他的文章以两句杜诗为题：《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正如汪曾祺所说，诗人从来都是寂寞的。不知为什么，我也觉得钱锺书身前就是很寂寞的，和那位千百年前哀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诗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