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惊涛 | 钱锺书与金庸的世家之交
历史上江南世家望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家族，而是一种以内在文化质量为稳固核心的家族，特别重视家族文化的接受与传承。“以江南钱氏为例，自五代吴越王钱镠而下，千百年来，江南各地的钱氏，真可以说是人才辈出、胜流如云。”（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无锡钱基博与钱锺书父子，可作为钱氏世家文化传承的代表。
无锡钱绳武堂
距无锡200余公里的海宁，也有几大世家，其中又尤以陈、查二家最为显赫，名震东南诗坛的清诗人查慎行是武侠小说家金庸的先祖。考诸历史，“明代查家多出名臣，入清以后，两次文字狱对查氏家族影响深远，谨慎之余，查氏家族文化具有临危不惧、内敛深沉的特点。论者称其为‘诗礼传家，与时俱进’”。金庸早年的新闻时评和后来的武侠小说写作，一定程度上深受这个家族文化的影响。（余世存《家世》。）
海宁金庸故居
同为江南世家，钱锺书和金庸年岁接近（钱锺书长金庸14岁），但文学创作却大异其趣。一个专于中西打通，一个专于小说创作。但细细考究，两人还是有很多相似相通之处。
一、金庸和钱锺书都曾在中央图书馆供职
金庸于1944年由浙江衢州中学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因对校内学生党员行为不满而向校方投诉，反被退学。其后，在中央图书馆挂职，直到抗战胜利。在中央图书馆工作的时间，接近一年。
差不多在金庸离开中央图书馆之后不久的1945年10月，钱锺书到中央图书馆工作，担任编篡。
据蒋复璁回忆：“胜利后，我亦开办《中央图书馆馆刊》，请了两人主编，一位是顾廷龙，办中文馆刊，一位是钱鍾书，办英文馆刊。钱氏中英文俱佳，前几年他到美国访问，还托人向我问候。”（《蒋复璁口述回忆录》，蒋复璁等口述黄克武编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版，第61页）“钱鍾书专门批评外国汉学家，我很佩服他，他在诗文方面都比他的父亲钱基博要好，可谓青出于蓝，尤其是英文造诣，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过英文比他好的人。我请他办馆刊是透过徐鸿宝的帮忙。”（同上书，第110页）到1949年6月为止，他一直负责编辑该馆的英文刊物《书林季刊》（Philobiblon）。该杂志创刊于1946年6月，至1948年9月停刊（第二卷第三期），前后出了七期。
查蒋复璁履历，可知他和金庸同为海宁同乡。由此可以肯定，金庸短暂失学期间在中央图书馆的工作，是蒋复璁帮忙引荐的。此外，中央图书馆总务组干事吴新澄、探访组代理编辑查介眉、探访组组书记朱惠如等皆为海宁人，有些还是蒋复璁的亲戚。按《国立中央图书馆职员录（油印本）》（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份）所备注的信息，以上诸人都由人用毛笔字标准为“馆长亲戚”，而钱锺书则标注为“钱基博的少爷。”
这份珍贵的《国立中央图书馆职员录（油印本）》还列有中央图书馆职员的薪资，只是未见有金庸（查良镛）的薪资记录。可能金庸当时以一个高中毕业生的身份，资历尚浅，只能挂职而无薪酬。但他早于钱锺书在中央图书馆工作，这却是客观的事实，只是这段历史金庸和钱锺书都很少提及。
1945年，钱锺书时年35岁，留学归国，风华正茂，而金庸当时只有21岁，尚未读大学。两人是否在中央图书馆有过照面甚至交流？或者，在中央图书工作之前，两人即已经有了交往？一切尚需进一步考证。
二、金庸拜访钱锺书
文革期间，海外盛传“钱锺书去世”，引起海内外文化界极大的震动。文革结束后，金庸于1981年、1984年两次到大陆访问。在第一次来大陆访问期间，他拜访了钱锺书。
由于金庸和钱锺书两人都对这次拜访闭口不谈，因此，这次拜访的细节并不为外人所知。但2009年，金庸在接受内地记者采访时，透露了一些这次拜访以及他们之间书信往还的信息。
金庸回忆，1966年，《明报》创刊后，他曾和著名专栏作家胡菊人到台湾拜访钱锺书同宗、国学大师钱穆。他谈到钱穆浓重的无锡口音，然后兼及谈到了无锡的名人。“章太炎先生在无锡也教过书，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也是有名的。钱锺书先生送了一套书给我，写一句‘良镛先生指教’。我说《管锥编》当中有些我还看不懂，他送给我书，我就写了一封信多谢他。钱先生写信很客气，但是口头讲话就不留情面的，很锋利。”
这次拜访以及赠书的往事，金庸小说研究家刘国重也有谈及：（上世纪）80年代年代，金庸入京，也曾到钱府拜望，身为晚辈，金庸对钱锺书执礼甚恭，甚至有些如对天人，诚惶诚恐。二人谈话的具体细节则似乎不曾有人透露出来。
钱锺书似乎不曾读过金庸小说，不仅金庸，他在晚年也很少阅读同时代以及晚辈作家的作品，未必因为金庸作品的武侠形式而排斥厌弃。
这次拜访以及赠书，是否发生在同一个时间点和场域呢？目前来看，因为当事人均已去世，很难考证。出于谦恭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自卑”，金庸大约不会回赠自己的武侠小说给钱锺书的。此中心理，不能揣测得出。
但诚如刘国重所言：“厌弃武侠，并非无锡钱氏家风。”钱基博早年写有《武侠丛谈》（又名《技击余闻补》），对武侠可算倾心。而钱锺书早年读书甚杂甚广博，武侠小说也有寓目。“（钱锺书）七八岁时间，开始读小说。家里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很快被他读完，又读了从书摊上租来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等古典长篇小说。”“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因此，他未必会对武侠小说有偏见。
那么，钱锺书究竟有没有读过金庸的小说呢？他对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究竟作何评价？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了。
三、金庸调侃钱锺书
金庸先生去世后，学界公开了一些与金庸和钱锺书先生相关的新资料。按，学者杨新宇新发现金庸早年的诗歌随笔中，文末有金庸对钱锺书的调侃。
金庸早年发表在《东南日报》上的文章
金庸其文为《愿……》，署名为“查良镛”，发表在1947年5月19日至21日，上海《东南日报》的“长春”副刊上，分三期连载。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引用了《围城》中的一段话，并以此调侃钱锺书：“这一类愿望中最奇怪的恐怕是钱锺书先生的意见了，他在长篇小说《围城》中描写一个女人牙齿之美，他说‘中西的大诗人都希望做美人的衣带或衣领之类，然而看到了这样美丽的牙齿，我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想做她底牙刷。’”
杨新宇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说：这段话是唐晓芙出场时用来描摹她的美貌的，不过那也是金庸凭记忆所写，原文是这样的：“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
由此可以看出，金庸是认真看了《围城》的。这种调侃与其说是调侃，不如说是他本人对钱锺书妙喻的激赏。
四、共同的朋友圈
著名科学史家戈革先生善治印，钱锺书先生所用的几方印皆为戈革所治，因治印的关系，戈革先生与钱锺书先生多有交往。巧的是，戈革先生也是武侠迷，尤其对金庸的武侠小说倾倒不已，这大约是金庸所谓“科学家皆以阅读武侠小说换脑”的作用吧。
戈革曾收藏钱锺书先生赠写的《自书诗册》，戈革引为“镇斋之宝”，戈革去世后，由其后人送拍。钱锺书先生在一通致戈革的信中，特地钤上了戈革为其所刻的三方印，并特别说明：“此即兄妙手奏刀者也。”
钱锺书致戈革信
根据拍卖流出的金庸致戈革信，可知二人交往也因治印。
戈革先生：接奉大函，及拙作十四部小说之精印篆印，十分感动。先生篆刻拙作人名达一千二百人之众，精力可佩。“鹿鼎记”一印“鹿”字出众形意,具见匠心，其余亦皆苍劲古朴，佩服佩服。弟拟于适当时候在《明报月刊》发表，大功告成后弟当设法资助付印，以酬知己。 又，先生曾撰文评论拙作，以先生文字修养之佳，见解必多，是否可于研究Niels Bohr之暇，草成是书，由弟出版，尚请示知。此请大安！
弟金庸顿首 三.廿一
先生年长于弟两岁，北国苦寒，请多珍摄，日后盼能来丹麦奉访。
据《上海书评》（2017年5月10日）罗逊文：《金庸人物印谱》在戈革致杨文治信中也多次提及，还不断更新进度，他治印的速度也是惊人的，以《天龙八部》为例，一月内即告完成，共一百三十五人、一百八十五印，至于最后完成数目，戈革先生估计是一千五百枚。据江晓原先生《金庸、倪匡与戈革——再谈〈挑灯看剑话金庸〉》一文，最后完工时凡一千两百余人，共一千六百余印，并曾制成印谱十余部。遗憾的是，《金庸小说人物印谱》终究没有出版。
钱锺书致戈革信（局部）
五、钱锺书与金庸之比较
同为江南世家，钱锺书与金庸皆得高寿，并各自取得了非常高的文学成就。从目前有限的信息来看，除了上世纪40年代一前一后供职于中央图书馆，以及1981年的见面赠书之外，钱查二人似乎并未有过多交集。香港学者黄维樑在《文化英雄拜会记》一书里，谈到他两次受命去拜访钱锺书先生，并力邀后者去港讲学的过程。黄维樑所引钱锺书先生在香港的故交，有宋淇、梁锡华，但并未提及金庸。或许自1981年之后，两人已经淡了交往，不然，以黄维樑之诚意以及促成钱锺书去港之急迫，一定会提及金庸。
不浓、不淡，不远，不近，这或许是两个世家之交最好的距离。
如今，两人皆已辞世，这几番并不复杂但充满谜题的交往，很自然地被有心人翻起。其中，也不免谈到对两个人的比较。一般性的观点认为，两人所致力的文学路径大不相同，并无比较之条件。但细细品味，也并非没有比较的基础。刘国重就认为，金庸并非不能与钱锺书一较文学成就。
他说：以二人的总体成就论，钱的《围城》加《管锥编》《谈艺录》，“金”不及“钱”。如专就小说成就而言，“钱”不如“金”。金庸作品数量更多仅是一个参考指标，同时我怎么也看不出《笑傲》《天龙》《鹿鼎》三书哪些地方不及《围城》。
刘国重的疑问或许具有很广泛的代表性：而一旦某部作品被划入“通俗”范畴，便跌入了万劫不复之境，永难超生。相对于钱锺书的《谈艺录》、《管锥编》等学术著作而言，金庸的武侠小说当然是通俗的。但通俗自然有通俗的价值，就华人世界影响而言，金庸的通俗当然比钱锺书的高雅更受欢迎。
钱锺书本人一定会对金庸小说不屑一顾、嗤之以鼻？
未必然。从共同的世交背景以及共同的传统修养来分析，钱锺书绝难对金庸有此态度，不然，他不会赠《管锥编》给金庸。
面对读者提出“金学”研究的问题，金庸说：“‘金学’两字，愧不敢当。有读者说，有人研究钱锺书先生，称为‘钱学’，金钱，金钱，金还在钱上，‘金学’有何不可？我说，和钱先生相比，我学问太浅，天差地别，不可相提并论。”
这种态度，既有世家之交的惺惺相惜，更有金庸作为晚辈对长辈的尊重和敬仰。这当中，有非常浓厚的传统维系，显然不是世俗观念能影响得了的。诚如一些细心和眼明的读者所见，即钱锺书和金庸，在各自的作品里，都有对《易经》的娴熟运用：
金庸武侠中，有关武学秘籍、招式的取名都来自于《易经》。诸如九阳神功、乾坤大挪移、桃花岛阵法、降龙十八掌等。这些武功无不与易相关，有的是采用卦爻辞；有的是采用其易理的阴阳思想等。
小说《围城》里，主人公方鸿渐的名字出自《易经》渐卦。而《管锥编》里，开篇第一章即是《论“易”之三名》。这是大有深意的安排，当有某种文心与义理潜存于中。自然，也有钱锺书浓厚的传统情怀。
以此观察，钱锺书与金庸二人，虽然各自所操持的文学利器有异，但在世家对文化的接受与传承上，则是揆于一理、殊途同归。（谨以此文怀念钱锺书先生辞世20周年及金庸先生辞世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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