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精华版｜杜志雄、胡凌啸：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成就与解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成就与解释

作者：杜志雄  胡凌啸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1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农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杜志雄等，2021a）。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发展，农业现代化步伐明显加快，在稳产保供、农民增收、绿色发展等方面已取得巨大成绩，构成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中国农业的快速发展证明中国正在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符合“大国小农”基本国情、不断向农业高质量发展迈进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认识中国“能走出”以及“为什么能走出”一条农业高质量发展道路，既有利于把握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也有利于坚定推进符合中国特色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信心，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加快农业强国建设的基础所在和动力所在。

一、认识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框架

本文提出了一个认识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框架，围绕“能”和“为什么能”两个问题，从中国农业发展的“三大目标”（保障农产品供给、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业可持续性）出发，总结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成就，从中国农业发展的“四大体系”和“七大手段”来解释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原因。

（一）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能”的表征

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与农业政策长期坚持和追求的根本目标有两个：一个是要保障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稳定供给（保障粮食安全隐含其中），另一个是要促进农业生产者收入的提高。中国农业发展到了2010年后，过去那种长期以资源和工业品的大量持续投入来支撑的农业增长和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农业发展必须全面地向绿色发展转型。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业现代化和政策目标逐渐由“二目标”向“三目标”转变，增加了第三个根本目标——保持农业可持续性（杜志雄和金书秦，2016）。农业可持续性的基本思想是：施加于农业生产资料上的任何技术措施，如化肥、农药、种子、机械等技术的使用，既不对农业生产资料和产品质量本身也不对农业以外的生态环境系统产生破坏性影响，也就是说，农业没有或少有负外部性，从而使得农业作为一个总体，成为可以连续和重复的过程的一种状态。

不管农业如何发展，发展的结果都应该能够稳产保供，能够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同时能够保持农业可持续性。这就是农业发展需要追求的三大目标，体现了目标、效益和竞争力三位一体的统一，而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指这三大目标实现程度以及三大目标同时向好变化的耦合程度更高。由此，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本质上也可以用上述三大目标——三个平行的“结果变量”——实现情况来表征。

（二）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能”的解释

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就，是因为有一套系统且卓有成效的农业运行逻辑和机制。换句话说，三个“结果变量”的实现得益于一些重要支撑因素（人们所关心的“解释变量”）的存在。这种因果关系的识别逻辑也恰恰有助于回答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什么能”的问题。

高质量农业可以看作由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耦合而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整体素质和农业竞争力的根本基础，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是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生产力水平的动力支撑，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组织化水平的有效保障（杜志雄等，2021a）。除此以外，各国农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必要的农业支持政策，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也不能忽视政策体系的重要作用。因此，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政策体系构成了共同促进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四大体系”。进一步看，“四大体系”蕴含着生产主体培育、服务主体培育、科技装备支撑、数字技术赋能、产业组织优化、农业功能拓展和农业支持保护“七大手段”。

二、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三大目标”看，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在农产品供给方面，实现了粮食及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在农民收入方面，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且结构优化；在农业可持续性方面，初步实现了农业绿色发展和生态价值提升。

（一）农产品供给：粮食及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高，农产品供给结构不断优化，初级产品供给得到充分保障。

1.粮食安全保障能力逐步提升。2012年以来，中国粮食生产一直保持稳定发展，粮食总产量始终保持在6亿吨以上，2015年至今粮食总产量进一步维持在6.5亿吨以上。“十三五”时期，中国水稻和小麦自给率保持在100%以上，玉米自给率超过95%。

2.粮食储备能力显著增强。2018年，全国共有标准粮食仓房仓容6.7亿吨，简易仓容2.4亿吨，有效仓容总量较1996年增长了31.9%。截至2021年，中国已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

3.农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多样。2012－2021年，中国油料产量增长了10%，牛肉产量增长了13.5%，羊肉产量增长了27.1%，禽肉产量增长了30.6%。

（二）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且结构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采取强有力的农业农村政策打赢脱贫攻坚战，助力农民增收，促进农民收支结构渐趋优化、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带领全体农民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

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提升。2012－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3倍，在2019年提前1年完成了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农民收入翻番目标。

2.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不断优化。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931元。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居民的第一收入来源，转移性收入出现了跨越式增长。

3.城乡和区域间收入相对差距缩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2012年的2.88∶1下降至2021年的2.50∶1。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2013年的1.59∶1降低至2021年的1.51∶1。

（三）农业可持续性：农业绿色发展和生态价值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国农业绿色发展逐渐从污染治理发展到减碳增汇，农业绿色发展和生态价值实现的格局初步形成。

1.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水平不断提高。2019年，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4.76等，较2014年评价结果提升了0.35个等级；评价为一至三等的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31.24%，较2014年评价结果提升了3.94个百分点。2021年，全国农业用水量较2012年降低了6.54%。

2.农业生产过程更加清洁。2021年，全国农用化肥施用量和农药使用量均实现“六连降”，分别较2015年下降了13.8%和16.8%；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7.6%，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过76%，农膜回收率稳定在80%以上。

三、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解释

中国农业发展之所以能够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一系列成就，是因为在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下，持续完善“四大体系”和提升“七大手段”。

（一）生产主体培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断加快培育农业生产主体。截至2021年9月底，全国共有家庭农场超过380万个，农民专业合作社223万家，县级以上龙头企业9万家、联合体7000多个。

1.对保障农产品供给的作用。首先，对生产主体的培育带动了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提高了集约化水平、农产品质量、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其次，对生产主体的培育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如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用规模优势在与上游农资供应商的谈判中争取更多优惠，有利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2.对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一方面是不少农户从小农户发展成为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主体，通过规模化和专业化经营自然提高了农业经营收入；另一方面是农民通过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与龙头企业合作，提高了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3.对保持农业可持续性的作用。以家庭农场为例，家庭农场主从业经历丰富、年轻且受教育程度高，对新事物、新理念的接受意愿和接受能力更强，且相当一部分是具有生态自觉的“新农人”（杜志雄，2015）。所以，这类农业生产主体更容易接受并应用农业绿色生产技术。

（二）服务主体培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业生产服务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局面。

1.对保障农产品供给的作用。农业生产服务主体为农业生产导入了现代要素，弥补了农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不足问题。由各类农业生产服务主体迅速发展起来的农业服务以专业化分工的形式，确保了中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量的稳定供给和持续增长。

2.对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首先，农业生产服务的迅速发展为农业从业者提供了就业和创业机会，增加了这部分从业人员的收入。其次，依托农业生产服务市场，农民既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又能增加农产品销售收入（张红宇和胡凌啸，2021）。再者，借助农业生产服务市场，农民可以扩大生产规模进而发展成为规模经营主体。

3.对保持农业可持续性的作用。在很多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推广或绿色生产模式普及领域，农业生产服务主体都成为重要甚至主要的支持对象。由生产服务和绿色要素双重驱动的服务业务创新，容易把绿色发展逻辑导入农业现代化过程中。

（三）科技装备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业科技快速发展。2012－2021年，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了7个百分点，超过61%；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高了15个百分点，超过72%。

1.对保障农产品供给的作用。首先，农业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其次，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保护性耕作技术等都对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再者，中国现代种业创新体系也在不断完善，“藏粮于技”得到有力保障。2021年，良种对中国粮食增产贡献率达45%以上。

2.对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产生了两个方面的作用（李谷成等，2018）。一方面是直接效应，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另一方面是间接效应，促进农民家庭获得更多非农收入。

3.对保持农业可持续性的作用。农业机械化不但能实现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还会改变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行为，在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上有显著效果（徐清华和张广胜，2022）。

（四）数字技术赋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了数字化驱动产业发展的新阶段，推动了农业高质量发展。

1.对保障农产品供给的作用。数字技术可以支撑农业生产过程精细化，在提升农产品产量和品质的情况下，同步实现水资源的节约利用，促进化肥、农药施用减量化。

2.对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农产品电商是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的最典型方式。农产品电商将局限于特定地区的农产品销售和购买行为扩散到全国范围，从而增加销售半径、扩大有效消费需求量，结构性地改变了区域性、季节性供过于求的局面，在整体上起到扩大消费市场容量、稳定市场价格的作用。

3.对保持农业可持续性的作用。通过应用数字技术，数字农业能够有效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向后环节的数字化监管不仅强化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也起到了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作用。

（五）产业组织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产业组织方式持续优化，不断作用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1.对保障农产品供给的作用。中国农业产业组织优化为规模经营的实现提供了支撑，使中国农业规模经营形式呈现土地规模经营和服务规模经营相互促进的适度规模经营特征（胡凌啸，2018），确保了农业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产量持续提高提供了要素投入保障并带来规模效应。

2.对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农业产业组织方式在农业产业化经营和产业集群集聚方面的完善优化，延伸了农业产业链，促进了农业产业链更多环节留在农村。这使得现代农业发展收益更多地由农民分享，农民在农业产业链增值收益中的分享比例不断提高。

3.对保持农业可持续性的作用。农业产业组织优化使农业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建立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农业供给侧的联动机制。城乡居民对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休闲农业和康养农业的需求，传递到农业供给端主体，引领农业经营主体采用绿色生产方式。

（六）农业功能拓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强化农业食品保障功能的基础上，不断重视并拓展农业的生态涵养、休闲体验和文化传承功能，突显农业在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价值。

1.对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三产融合发展是农业功能拓展的最重要体现，使中国农业实现了双重转变：一是由纯粹或者单一的农产品生产转向农产品生产、初级加工和精深加工、品牌建设、市场销售等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共同发展，二是由单一的农产品生产功能转向农耕文化传承、农业生态保护、乡村旅游体验等多功能的综合开发利用（肖卫东和杜志雄，2019）。这一重大转变对提高农业的经济价值，进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发挥了重要作用。

2.对保持农业可持续性的作用。农业多功能性的发挥对提升农业经济价值的作用明显，在提升农业生态价值、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效果更为显著。首先，农业生态系统得到持续改善。其次，农作物种质资源得到更好保护。再者，水土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七）农业支持保护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快速增长，农业补贴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宽，逐步形成了以农业投入、价格支持、农业补贴、金融服务等为重点，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和生态环境保护为目标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

1.财政支农力度不断增强。 “十三五”期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支出累计达到10.55万亿元，是“十二五”时期的1.58倍，年均增长6.5%（财政部农业农村司，2021）。

2.政策支持更具市场导向。一方面表现为中国不断加强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改革。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国不断加强农村金融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支撑和保障作用。2012－2021年，中国本外币涉农贷款余额增长了近2倍。

3.政策支持更突出绿色发展。中国正在不断加快落实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方案，推进农业发展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积极推进耕地轮作休耕、退化耕地治理等，努力实现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加快形成农业绿色生产方式。

四、结论与讨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粮食及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且结构优化、农业绿色发展和生态价值提升3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能够在“大国小农”的国情下走出一条农业高质量发展道路，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在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目标的新发展阶段，依然要在坚持党对“三农”工作全面领导的前提下，牢牢把握农业发展的三大目标，充分激发“四大体系”和“七大手段”对实现三大目标的支撑作用。一方面，要进一步挖掘“七大手段”和农业发展目标的内在关联机制，最大化现有手段的“解释作用”；另一方面，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技术进步等拓展新手段，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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