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虎，1939年2月生，江苏淮阴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主委，北京市第十届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国内“三生共赢”概念的提出者，“生态文明”概念的倡导者。
来源：本文为叶文虎教授2011年5月7日在北京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联合举办的“经济全球化与东亚农业的出路”公开课的主讲报告的录音整理，题目为：以东亚型农业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全球化下亚洲农业的出路。
各位同学下午好！见到年轻人我很高兴。我一辈子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一辈子和年轻人打交道。今天在座的年轻人都是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感兴趣的，所以我很高兴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下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所开设的免费公开课非常注重交流，因此，各位不但要听，也要想，还要争取机会提出问题，提出看法，这样会更有意义，更有效果，否则就只是知识的灌输，知识的灌输不需要上课，大家买本书去看就知道了。课堂上交流的是一种思想、心得、体会的互动。在正式进入今天的讲课内容“经济全球化与东亚农业的出路”之前，我想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可持续发展”？
尽管各国的政府以及很多学者开口闭口都在讲“可持续发展”，但究竟什么是“可持续发展”？我以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发展大会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而且要求世界各国都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思路去进行发展的活动。当时李鹏总理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里约会议，并在《里约宣言》、以及相关的框架条约上签字，承诺中国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随后，1993年国务院组建了“中国21世纪议程办公室”，组织53个部委来参与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也叫《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4年该议程通过了国务院的批准，正式向国内和国外发布。我当时很荣幸地被国务院聘请为“中国21世纪议程的十人专家组”的专家参与了起草和制定的全过程。一晃20年过去了，我们放眼世界，包括中国在内，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得究竟如何呢？如果我们冷静、理性的回顾一下可以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对实施“可持续发展”在认识上是不统一的，是模糊的，甚至是混乱的。很多年轻人很有热情，很想干，特别是很多环保NGO的年轻同志们。但是你们干的是否都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要求？我们又如何能够真正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去选择我们的行为呢？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人类社会的进步，哪怕是一点微小的进步都是非常艰难的，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包括时间的代价，说白了就是生命的代价。因此我们特别要注意反思，反思世界各国政府，各国学者，各国企业家，以及各国公众，大家这20年都是怎么走过来的，经验是什么，教训是什么，哪些是由于认识的滞后不可避免，哪些是由于我们自觉程度不够造成的，是可以避免的。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不管怎么发展，首先要解决吃饭的问题。吃饭问题没解决好，GDP再高又怎么样呢，那么多的世界第一高的大楼，第一长的大桥又怎么样呢？我个人觉得可持续发展，最基本的一条是让全体公民安居乐业，而这，完全不能脱离农业，不能脱离三农问题的解决。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中共中央每年的1号文件连续8年都是讲三农问题，如果三农问题已经摸到了解决的路子，1号文件就不会老是说三农问题了。我个人理解，每次1号文件都谈它，不但表示了它的重要性，也说明了三农问题解决的难度很大。今天的课程选择了“经济全球化”与“东亚农业”这个两个主题词来展开，这两个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什么内在联系呢？“东亚农业的出路”与中国的三农问题的解决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一词据说最早是特·莱维于1985年提出来的概念，但还没查到莱维的这本书和这篇文章。目前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有人从生产力发展程度，空间布局的角度来解释；有人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讲，比如从农业生产关系转化成工业生产关系的转化量在全球所占的比重来解释；还有从市场的区域分布程度来说明……总而言之非常多，各说各的，至今尚无公认的定义。那么，究竟应该怎么来理解“经济全球化”呢？（一）我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在工业文明理念支配下，经济系统演变的一种必然的现象，包括经济结构和运行演变成的一种新状态。传统经济系统从自然系统里面索取自然资源作为原材料，把原材料经过加工变成产品，通过运输送到产品的销售点，然后再通过销售把这些产品变成消费物。由这几个环节和各个动作串联起来的整个过程就是传统的经济系统。这个经济系统可以在一个小的空间范围里来完成。所以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系统。本来传统经济系统在各个国家和各自的区域内运行了成百上千年，是什么原因促使传统经济系统发生改变，使其空间范围扩展到全球的呢？我们从传统经济系统本身运行的动力来寻找答案。传统经济系统运转的内在动力是对用货币为代表的财富的追求。传统经济系统各个环节的运行都需要资金来维持。以“从自然系统中索取原材料”为例： 比如开矿，除了有矿山，还要有人、有工具去挖，这些都要有资金投入。开矿以后，炼钢厂付给开矿人的矿石钱，就是“索取”环节的回报。这样开矿活动才能继续进行。开矿的人都要想办法使卖矿石的钱要比开矿所花掉的钱要多，他才能继续开矿，而且还有积余。为了得到越来越多的“积余”，开矿者就会不断地去开矿，要开更多的矿。由此可见，追求货币财富是经济系统各个环节运转的根本动力。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分析经济系统内部存在的深层次的矛盾。经济系统中各个环节的主体都想赚更多的钱，他会怎么办？第一种办法：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显然是卖的越多，赚的越多。而卖得多，就意味着自然资源消耗得多。对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讲，自然资源的“存量”都是有限的，挖一点少一点。当然，自然界自身也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可以补充“存量”。但追求“利润”的力量常常把自然资源的消耗速度提高到大于自然资源的“生产”速度。这就是导致传统的经济系统的生产活动不能“持续”的根本原因。第二种办法：在整个系统的各个环节上通过开发技术、压低工资、提高管理水平等措施来降低成本。但成本降低的幅度总是有限的。由于社会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工资也要相应的增加，至少不能低于通货膨胀的水平。否则，贫富分化将加剧，不但生产活动难以维持，而且社会也会不安定。囿于局地地域的传统，“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受到很大的限制，于是，将市场扩大到区域之外成为新的经济系统首选的努力。工业化起步早的西方国家，首先从商品输出开始行动。把利用局地资源生产的商品卖到其他国家。这是全球化的萌芽。其实中国的古丝绸之路就是全球化的原始形态。局地的资源是有限的，将局地资源生产出来的商品供应全球市场，无法使这种商品生产活动维持下去，于是“利润最大化追求”的危机开始呈现。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有一年我到广西去考察，沿路看到很多农家乐小饭馆挂出的特色菜招牌上，都有穿山甲。我就问陪同的当地政府官员：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你们怎么到处在卖穿山甲的肉呀？陪同的领导回答说：我们广西壮族祖祖辈辈吃穿山甲，没有把穿山甲吃少了，为什么现在穿山甲成了珍稀的、濒危的保护动物呢？我看这是全国人都来吃的结果。穿山甲本来是给我们吃的，你们都来吃就不够了，因为吃的比繁殖的快。西藏可可西里的藏羚羊是我们环保志愿者非常热衷关心的，但怎么保护都有去偷猎的，因为很多很多财主都愿意花高价去买用藏羚羊绒制成的披肩（沙图什，又称指环披肩）。一个局地的资源，要支撑全球的消费，其结果这个局地资源一定会枯竭，甚至灭绝。由此可见单纯靠扩大商品的销售空间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最终不但这样的“追求”会破灭，而且人类的生存环境也会被彻底毁坏。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动力的驱使下，为了缓解自身资源迅速耗竭的压力，西方早期工业化国家开始推行殖民扩张主义。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殖民地的增加，这些国家国内的自然资源危机虽然得到缓解，但是却引发了国家之间对自然资源的争夺。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带来的巨大社会经济损失就是有力的例证，应该引起所有国家的深刻反思。经济全球化的一个近代表现是形成跨国公司，实现了经济活动的跨国界，特别是生产要素的跨国界配置和市场的跨国界切割。我有一个研究生是韩国人，她研究的课题是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韩国的产业向中国转移的情况。她根据韩国政府的公报对历年的转移情况进行了统计。发现30年中，韩国污染产业的1/2迁到了中国，主要是东北和山东两个地方。这也是一种“全球化”，把工厂搬到你那里去，使用你的资源消耗你的能源，再用你的水，你的土地等等，甚至于劳动力都是你的，但盈利的大部分是他的。大家可以看到，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最根本的推动力根本不是为了什么优化配置，而是为了谋求最大利润。“经济全球化”深度冲击着传统生产方式和基本观念。企业的唯一目的和唯一使命就是获取最大利润，好像这已经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一个公理，不需要讨论，也不允许被质疑！“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内容是工业及其派生行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是近代国际社会的一个铺天盖地的浪潮，它把世界各国和各种各样的经济体都裹进去，你不参与进去，不在里面取得份额，就会被排斥到门外，结果别人口袋里赚了大把的钱，你则变成穷光蛋。当你参予进去以后，又要面对一轮又一轮的竞争。于是，只能拼资源消耗，拼扩张。从军事扩张到经济扩张技术扩张、规则扩张。“经济全球化”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文化、生活习俗和艺术，特别是对东方的文化、生活习俗和艺术带来巨大的冲击。这些是工业文明走向顶点和极致的表现，它以规模化、标准化无情地摧毁着农业文明时代具有的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东亚文化和东亚农业首当其冲，因此我们必须审时度势认真地去思考和寻求自己的出路。我这里讲的东亚主要指中国、日本、韩国、朝鲜，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西方很多的文献里将中国的东方文化称为东方神秘文化。之所以出现这种提法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语言习惯、办事风格和传统观念不太理解的原故。东亚农业是以农户为基本单元的农业，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活动维系着人和土地的关系，过去也被称为小农经济。各个农户按照自身的认识和经验来选择各自的生产经营活动。从工业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东亚农业的特点是规模小，一家几亩地。这种农业显示出很强的分散、小型、多样化的特点。东方国家就是依靠这种分散的、小型的农户的种植业在维系国家几千年的生存，支撑着国家的发展。正因为这样的特点，东亚地区形成了非常强的一种文化特色：敬畏自然，尊重祖先。农业必须顺天时。中国的农历、24个节气全部是围绕着农业生产活动的特殊需要制订的。可以说，敬畏自然在中国已深深的渗透在人们的血液之中。对祖先的尊重源于中国这种宗族社会、乡邻社会的体系为大家的生存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帮助。在国内大家可能没有太深的感触，但是到了国外就能很明显的感受这种力量的强大。这是一种文化，一种中国的文化。这种文化强有力的维系着东亚农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国在以前，城市化的速度非常慢，水平也很低。农民种的粮食，一部分交公粮；一部分留做口粮、种子粮；还有一部分余粮作为商品粮，用来交换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政府则靠农民交的公粮来养活城里人。上世纪50年代，中国想发展城市，就只能到农村动员农民“卖余粮”。农业是城市化的基础，农业不发达，城市化就会建立在沙滩上。寄希望于国外的农业来维系一个国家的生存，这个国家的生命系统的命脉必然悬于一线，毫无保障，更谈不上什么安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谈经济全球化对东亚农业的压力和影响，其重要性是显然的。（一）经济全球化对先期工业化国家（欧、美）农业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源于工业化和工业文明的发展，它要迫使（推动）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接受向工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的改造（主要是规模化与标准化）。 “规模化和标准化”才能满足支持全球化长距离的运输的需要，满足“利润最大化”的需要。先期工业化国家的农业首先面临了全球化的压力。欧洲通过向美洲的大移民缓解了自己的人地矛盾，从而使本国的农业（主要是耕地）有效地解决了规模化问题。早期工业化国家大多人少地多，且有广阔的平原农田，为农业进行“规模化”大生产提供了可能；他们凭借工业化的先发优势，拥有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于是他们对本国的农业给予了高强度的技术扶持与资金补贴，使欧美农业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占尽先机。首先，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特别是山地、丘陵占有很大比例，平原很少，而且分散。所以，中国式的农户农业、小规模农业非常发达且完善。几千年来就是这样的农田在养活着中国人，也就是说，中国的农业不具有西方规模化的土地条件。其次，在经济全球化大潮的推动下，城市化也随之迅猛发展。而城市化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田要变成城市用地。原来农田面积就十分紧缺的中国，在这种“城市化”的过程中，将更加窘困。有的中国学者说，城市化率越高社会就越发达，就是说，农田占的越多，城市越大越多国家就越文明、越先进。这个说法正确吗？符合中国实际吗？人总是要吃饭的，在城里马路上逛荡挺美的，但是逛荡完了，还得要吃饭。可见，城市是离不开农业的支撑的，城市化程度越高，对农业的要求就更高，对农业的压力就越大。在耕地面积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对农产品数量、品种、质量的要求却越来越高，这成为一个必须破解的矛盾。另外，城市化速度越快，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少。这又是一对矛盾。这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城市化、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农田的生产力和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形成了一个难以破解的矛盾“集合”。中国农业的发展目前就陷在这一矛盾集合之中。中国有些学者在喊城市化的同时又喊：“农业产业化”，我怎么听也听不明白，农业本来就是个产业，还存在什么产业化的问题？实际上他们想说的是农业工业化，也就是农业的生产、经营要采用工业的生产、经营的模式。当然，这主要是指规模化和集约化。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一家一户就几亩地，怎么规模化？除非很多农户都把自己承包的土地再交出来，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但是，这对广大农户意味着什么？我们国家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孙中山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解放以后，打倒了地主，给农民分了土地了，可是农民把土地拿到手里还没有捂热，然后就搞合作社、人民公社。把土地又从农民那里拿走了。农民盼了多少年，才有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又有了土地，尽管还只是承包权。100年了，好不容易才把土地拿到手，你让他再拿出来，行吗？这要付出多大的社会稳定代价？现在，很多地方抢占农民用地，通过七转八转，把农民的地弄走了。然后，给点安置费，这是引发大量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随便动农民的土地就是“太岁头上动土”，可是要小心！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对欧美农业的冲击和对东亚地区农业的冲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综合上述可见，对中国和东亚农业而言，经济全球化在压着你搞规模化，而国情又在提醒我们不要随便搞规模化。这就是说，规模农业，搞也不行，不搞也不行，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必须去寻求一条新的、能充分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开拓出自己发展空间的另一种途径和方法。探索这个方法，沿着这个方法走，这就是可持续发展。不要空讲那么多当代人怎么样，后代人怎么样。如果每一代人的存在都能够和自然环境相处的很好，和整个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吻合，在国际社会这个竞争的态势下拥有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现在有些人，一说可持续发展就是当代人如何如何，后代人如何如何。其实只是一些华丽的辞藻，听起来很正确，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后代人不可能到现代来发言。不结合具体问题里来衡量，来寻找解决途径，不去明确解决问题的原则和方法，什么可持续发展，我看只供骗人，没有其他用处。概括我上面讲的东西，大概就是这么几条：首先是要正确认识自身的特点，不要以为农户式农业就全是缺点，全是劣势，就是落后的，必须淘汰的。有长就有短，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所以，必须进行深入的比较，必须将农户农业和规模农业进行具体的比较。1、农户农业的一大特点就是生产地与市场间的空间距离非常短，不需要长距离的跨国运输，北京的大白菜非得要卖到伦敦去吗？我看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距离短有距离短的优势和特点。农产品，特别是蔬菜瓜果，重要的就是新鲜。因为距离短，运输、保鲜、再加工成本就低，而且可以发挥农户式生产产品多样化的优势，适应市场的消费者对多样化的需求。2、空间的距离短增加了农产品供应的保障能力，从而强化了国家安全的保障程度。我曾经开玩笑地说过，北京市现在生活在一个很不安全的状态中，比如，过去北京家家户户用的是小煤炉，烧的是煤饼、煤球、蜂窝煤。每家早上起来生炉子做饭，晚上再把炉子封起来。万一有一家煤气由于什么原因煤供不上了，绝对不会影响北京的生活。因为每家的窗户底下都堆了一大摞的煤球，储备的量大致可供一冬的使用。现在用的都是天然气，万一哪一天有个破坏分子破坏了天然气管道，则成片成片的北京区域市民每天的生活都成了问题，这时再想烧煤，连煤带炉子都没有了，怎么办？其实水、电、煤气都这样，甚至交通、汽油、垃圾等等所有生产、生活要素都是这样。北京市二千多万人口，现在每人每天平均垃圾排放量大概一公斤左右，就是每天垃圾产生量就高达二千多万公斤，用拉20吨的卡车拉，得拉多长时间？如果一个星期北京市的垃圾拉不走，北京就成了一个臭城，苍蝇蚊子成灾，各种各样的疾病肯定流行。国家安全问题里面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粮食安全，或者叫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包括数量、质量、品种三个方面，从量的方面看，生产地和消费地距离的长短是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我们的粮食都必须是从日本运来、泰国运来，哪一天交通上出一点问题，国际贸易上出点问题，政策出一点问题，老百姓马上就没有粮食吃了，我国东北是有那么多粮食的，但是来不及运呀！3、正因为农产品的多样化，才有利于农村生态系统的多样化，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国家的安全。中国的农户农业小规模的分散农业在维护这两个安全方面有着特殊的巨大作用。所以，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东亚各国政府首先应充分认识到农东亚农业的特点，优越性在什么地方，要对东亚农业的这种优越性加以保护，使其充分发挥作用。为此，首先要加大资金的投入。中国对农民的补贴还不够。我国现在占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位，我们对农业的补贴是世界第二吗？所以要加强。除了加强以外我们还要运用政府的行政权力，调配资源、制定政策，为各种先进的优质的发展要素进入农村扫除障碍，特别是制度障碍。这句话说起来又有点偏学术味道了。从人才方面讲，现在中国农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是多高，而城市是多高？过去，即使是在城里，一个大学毕业生都很了不起，而现在大学毕业根本算不上什么，研究生、博士生毕业的一大批。可是，你到农村看看呢！我们暂且先不说读了大学、读了研究生的就一定是优质的发展要素，但总体上说，文化水平的差异对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要素。农村中稍微念了点书，身体好一点，知识能力强一点的人都进城当了“农民工”。中国的农业靠什么支撑呢？是靠“三八、六一、九九”来维系，是靠妇女、儿童、老人来支撑。而城市和工业，靠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力壮的人来发展。这样的中国农业，能抵挡得了经济全球化的压力吗？能成为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的基础吗？面对这么一个现实，中国政府想了一个办法，搞村官，大学生当村官，当三年村官就可以成公务员了。当村官不是真正的农民，农民会认为，这些人是飞鸽牌的，哪一天被提拔了，村官当了正官了，正官当了县官，可农民还是农民。所以，尽管这是一个努力，有总比没有好，但还是远远不够的。从资金方面讲，农民想发展农业向银行申请贷款是贷不到的，农民就只有两间房子，家庭联产承包的几亩地，能作贷款抵押吗？万一还不上怎么办？而城里的工矿企业，乃至于商业，哪一个不是靠贷款起来的。国家集中了那么多的财富，由银行来运作，其运作的结果就是不给农村，只给城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但是从银行来说，贷给农民风险太大，成本太高。在城里办一个2000万的贷款，一个贷款员就去办了，到农村这家贷两万，他家贷三万，一个村里总共没有贷几万，却要派好几个工作人员，成本太高。假定说这是一个必须付出的成本，应该由谁来支付?银行作为一个企业，怎么做挣钱多就怎么干，赔钱的事是不做的。结果农民、农村、农业应该得到的资金支撑得不到，连公平都谈不上。扫除各种先进、优质的发展要素进农村的障碍，这件事该谁做？或者说是谁的责任？我以为应该是政府。一切的一切就是要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开辟道路。农民工在城里打工赚一万，回家当农民也能赚一万，他肯定回去。当农村的生产力不能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不能提高，还让农民不准进城，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要做到这一点是社会的攻坚工程，为此要克服巨大的障碍和困难。这里有制度上、认识上的，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利益机制要协调。可持续发展尽管已经提了20年多年了，但绝不是喊可以喊出来的，光喊没用，但是不喊不行。具体的讲，我以为东亚农业的发展活动要遵循并坚持三者协力，三生共赢的行为准则。“三者协力”指学者、治者、行者协力，学者即研究人员、治者即政府官员（治理管理社会的人）、行者即各方面的实践者（包括企业家、农民，以及一切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有感情、热爱的人），三者要协同起来，合作起来，当然，现在还很不够。三者协力，要作出样板，让更多的人通过三者协力尝到甜头，看到前景，看到希望。而不是只停留在理念层面。为什么“协”得不好？总有原因的，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原因。我们的研究院叫三生环境与发展研究院，在探索、实践三生共赢的行动准则（即生态、生活、生产在时间和空间上共赢）。什么叫可持续发展？不看前不看后，就看现在，现在的行为对现在的生态环境起什么作用，如果能够改善，那很好，但是光改善生态，生产没有提高这也不行。生态、生活、生产三者要都能够在同一个空间里，同一个时间里得到好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准则。三生共赢准则是个理念，但不能光停留在理念层面，北京三生环境与发展研究院已经和很多地方合作。很多村级单位已经按照三生共赢准则去行动，已经在现有的基础上明显的上了一个台阶。建议大家去几个地方：如浙江临安的白沙村（太湖的源头），原来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九山半水半分田，处在太湖的源头，工业发展受到限制。只有5%的农田，要养活几十万人，根本做不到，年年国家补贴，国家救助。后来一些技术专家深入到这个村里，开展具体的调查研究，与当地农民一起摸索一套成功的做法。我给大家说一个数字，原来那个村，有400户农民，大多靠砍山上的树烧木炭去卖来维持生活。现在，五年的功夫，没有农民上山砍树了。400户人家，有600部小汽车，他们切身体会到三生共赢准则在他们那里起了作用。他们村子里搞了一个宣传片，宣传“三生共赢”，介绍他们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我们东亚农业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努力吸引各种各样的优质生产要素（包括智慧）进入农村，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的农业生产力有大幅度明显的提高，才能让三生共赢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操作化的口号落到实处。我想，这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唯一的科学途径。东亚农业秉承着东方文化与自然和谐这一基本理念，一定会有美好未来。东亚农业发展的新模式一定能够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个新文明的到来，作出历史性的贡献。工业文明既然已经到了顶点，一个新的文明时代就不会太远了。东亚的农业对新文明的创造、新文明模式的形成一定能够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在座所有的年轻人，我希望你们对东方文化充满信心，对东方农业发展前途充满信心，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参与到东亚农业发展新模式的探索里面来。探索会碰到很多困难，在某一段时间，某一个方面可能会失败，但是前途一定是很光明的。我今天的课讲到这里。
图为叶文虎教授参加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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