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亚洲史的研究方法

亚洲作为一个历史世界，可能吗？

为什么要讨论学术史？

为什么十五世纪之后，要谈论“东部亚洲海域”？

就算你研究中国史，是否中国史料就已足够？

围绕这些值得深思的问题，葛兆光教授在新书《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中为读者们揭开迷雾。一本好书，可以让我们在某一刻的生命也变得厚重与不同，带着这本好书，跟随葛兆光教授一起从亚洲视野看中国，从中国视角看亚洲。

《亚洲史的研究方法》是“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从亚洲史研究的可能性，讲到亚洲史研究的学术史，再到研究东部亚洲史的意义，以及如何研究东部亚洲史。

这本书也是为“葛兆光讲义系列”之一，是葛兆光教授2011年后为博士生开设“亚洲史的研究方法”课程的讲稿，经过十年以上的讲述，并反复修订增补后成书。

全书分为四单元十三讲，每个单元都以“问题”开始，讨论亚洲史研究的必要性，以“讨论”结尾，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最后给出建议阅读的论著目录。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一门针对研究生的历史课，而且是有关区域史研究的方法论。

葛兆光教授说：“近年来，历史学变化很大，有人曾经预言，未来历史学研究的趋势，可能是‘文化接触’，也就是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接受与转移、边缘对中心的影响，以及从边缘重思世界史，强调联系、互动、影响的全球史，也许就是这个趋势的表现之一。这话说的很对，也很有预见性。过去，我们都习惯了所谓‘就中国讲中国’，只是在中国范围内以中国史料谈论中国，但这是不够的，可能要大大改变。所以，尽管大家将来要做的，也许只是个别国家的宗教、艺术和历史研究，但你一定要考虑，它与周边——具体到中国，就是亚洲——的文化背景和互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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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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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亚洲作为一个历史世界，可能吗？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在中国学术界，“亚洲史”的研究和教学，还没有形成规模或风气，我曾经在中国知网上用“亚洲史”（Asian History）作为主题来检索，结果让我相当吃惊，不算最喜欢研究“アジア史”的日本学界，近七百篇有关亚洲史的论文中，绝大多数是英文也就是欧美学界的，一小部分是韩文或韩国学者的，中国学者的贡献绝不超过百分之三，而且很少有真正有分量的论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是为什么？一般来说，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里面，有“世界史”也有“中国史”，亚洲史的研究，从属于“世界史”。不过，似乎你要问起 来，有人会跟你说，我是“世界史”专业的，我是“中国史”专业的。如果再细问世界史领域的学者，有人会告诉你，我研究的是罗马史、美国史或者法国史，也有人会告诉你，我研究的是日本史、韩国史、印度史、伊朗史，很少有人会大而化之地说，我是研究“亚洲史”的。

为什么？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第一，亚洲地方太宽阔了，政治宗教文化族群语言差异太大了，谁也没这个本事整体来研究这个亚洲。第二，事实上“亚洲”确实是来自欧洲的一个观念，乌拉尔山、黑海以东，日本、菲律宾以西，印度尼西亚以北，那么大一个地方可以笼统叫亚洲，那么，它真的能在某种共性的基础上，成为一个历史世界吗？第三，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中心观念和天朝四裔传统，加上习惯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察和历史叙述，再加上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和西的对立和比较，常常不习惯把“亚洲”看成是一个整体，而且，由于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以来和侵略行为相关的“亚洲主义”、“东洋学”、“大东亚共荣圈”一直到“アジア史观”的传统，使得中国学界对提倡“亚洲史”多少有一点儿警惕。第四，中国学界也非常敏感地注意到，提倡“亚洲史”，会不会不自觉地把“亚洲”作为“欧洲（西方）”的他者，虽然可以接受萨义德“东方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但又会不会忽略这个“亚洲”内部的差异，把“亚洲”画地为牢？

这些怀疑和犹豫都有道理。在一次演讲中，有人就问我说，其实，历史上看西亚、南亚和欧洲之间的人员互动和文化亲缘，要比它和东亚的联系密切得多，为什么你要把它也放在一个“亚洲”里面来谈历史？

这些质疑有道理。我们承认，欧洲有犹太教、基督教、希腊文化、罗马帝国等因素，各种文字和语言也有亲缘关系，这些有机联系使得欧洲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稳定的历史世界，所以现在才有欧共体、欧盟等建设。现在，尽管独立岛国英国要脱欧，但是大陆欧洲还是有一个大体清晰的轮廓的，因此欧洲史也是可能的。但是，亚洲这片广袤的空间里，各个族群、宗教、政权，确实没有那么密切、显著、交错的历史联系。不过，我们也注意到，由于陆地和海上的交通、贸易和交流，也就是丝绸、香料、瓷器等商品物质的流动和儒家、佛教、祆教、摩尼教、印度教等宗教文化的互渗，可以看出“亚洲”在历史上的联系还是不少的。特别是，如果从传统中国这个位置出发，环中国的所谓“周边”，正好就是日本学者所谓的“东洋”，如果从历史联系来看，学术史上所谓“西域南海”，也正好就是一个现在所说的“亚洲”，只是作为联系的枢纽地区是移动的，古代曾经在南北也就是长城两边的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之间，中古是在“西域”也就是东西之间，近世则是在东海南海海域。

重要的话要再说一遍。从传统中国历史角度看，中古时代之西域北疆，和近世之东海南海，也就是过去所谓的“西域南海”，确实曾经是有实际上密切联系的历史世界。所以，我们第一部分的内容，就是来寻找和论述亚洲各个区域之间的历史联系，尤其是东部亚洲海域的历史联系，看看我 们把亚洲或者东部亚洲海域作为一个历史世界来研究，是不是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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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为什么要讨论学术史？

这一单元的内容，是有关亚洲/东亚史研究的学术史，我要和大家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亚洲史或者东亚史的研究，在东方和西方学术界是怎样形成的？第二，它为什么会形成？第三，从学术史上看，现在中国的亚洲或东亚史研究，还有什么问题？

很早我就讲过，讨论学术史不是为了怀旧，也不是在表彰，而是要了解学术的变化，就像一句老话讲的“一代有一代之问题”，或者“一代有一代之方法”。我以前多次说过，学术史研究的目的有四，就是看清转型、背景、方向和路径。具体说就是，第一，“转型”。也就是说通过学术史，了解今天的现代学术是怎样从过去的传统学术“转型”的？第二，“背景”。通过学术史了解这样的转型，背景或者动力是什么，是域外刺激？是政治危机？是新资料发现？第三，“方向”。就是通过学术史的回顾，掌握当下学术研究的方向、理论、方法，什么重要？什么是前沿？什么是潮流？第四，“路径”。就是通过学术史的回顾和研究，探索学术研究未来的方向和路径是什么，什么才是可以持续发展的、有前景的领域？

回顾亚洲史或东亚史研究的形成与发展，我们看到，这一学术潮流是从东洋和西洋先开始的，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所以，我们先从东洋说起。

1853年7月8日，美国的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准将带领四艘军舰进入江户湾，迫使日本答应开放港口，这就是所谓的“黑船事件”。经过1853年到1868年也就是所谓“幕末”时代，日本很快开国，进行转向近代西方的改革，这就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以后，简单地说，日本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出现的三大变化，就是：（1）尊王攘夷。将权力逐渐从幕藩收归中央，当时维新人士提出尊王是为了攘夷，也就是通过建设富强的现代国家，以融入国际的方式，对抗来自国际的压力（具体策略包括“大政归还”与“撤藩置县”）。（2）确立神圣国家，为了强化帝国的神圣性，要树立国族之根本。这里包括神化万世一系的天皇系谱，以及通过“神佛分离”与“祭政一致”确立日本国体特殊性与文化独立性。（3）进入世界，福泽谕吉所谓的“文明”（《文明论概略》）和“脱亚”（《脱亚论》），实际上呈现了日本当时的一个思潮，也就是一方面大量吸收西方的知识技术和文化，但是又一方面努力捍卫本国的文化独特性。从所谓的“和魂汉才”转为“和魂洋才”，刺激了日本的世界潮流与亚洲意识，也塑造了日本的普遍价值和日本主义，形成非常纠结的国民意识形态。

也正是在这三个背景之下，日本有关亚洲/东亚的学术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型。其中，有三方面格外明显，这就是学术取向上的“趋向现代”、解释亚洲上的“与欧人争胜”和政治上的视东亚“有如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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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为什么十五世纪之后，要谈论“东部亚洲海域”？

第一单元里面，我们讲的是“亚洲史研究的可能性”，在接下来这第三个单元里面，我们往后退一点，因为亚洲毕竟还是太大，我们一开始就讲，东亚、西亚、南亚、北亚差别太大。所以，这里重点讲一讲，十五世纪以后，可以作为一个历史世界的东部亚洲海域，也就是环东海南海这一块儿。

我会重点讨论三点：

第一，我要说明，蒙古时代把欧亚连成一片，成为世界史开端之后，十五世纪初又出现波折，又变成“东是东，西是西”了。

第二，我还要说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大体相当于明清两代，“东部亚洲海域”也就是环东海南海区域，自有一个国际秩序、贸易圈和知识世界，尽管波折很多，但大体上延续下来，直到十九世纪坚船利炮带来西方冲击。

第三，对目前流行的“中央欧亚”理论及“东亚”概念，我们要做一点小小的修正。特别是，如果我们可以把环东海南海作为一个历史世界，那么要特别强调海洋，尤其是环东海南海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同时我也想提出，现在中国年轻学者，需要向这个方向下功夫，这也是陈寅恪当年所谓的“预流”。

下面我们分两部分来讲。（1）先讲蒙古时代之后，经历半个世纪，东部亚洲的局势逐渐稳定，为什么特别强调1420年的象征意义。（2）然后讲十五至十九世纪，东部亚洲海域也就是环东海南海海域，为什么可以作为一个历史世界（区域史），讲一讲这个区域的政治、经济和知识世界的大体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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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四：就算你研究中国史，是否中国史料就已足够？

我今天要讲的问题是一个也是三个：第一，如果仅仅靠中国文献来解释中国，是不是就已经足够？第二，如果研究近世（宋元以后）的东亚史，又有哪些来自异域的汉文（或者准汉文以及非汉文）的史料？第三，你怎样理解并且阐释这些史料的意义？

让我们先从中国史的研究说起。

作为一个以中国古代文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我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说法，叫作“以中国解释中国”。有人说，你不要拿外面的，主要是西方的东西来解释和理解中国。表面听起来，这有一定的道理，所以，研究中国历史，只要中国的经验就行，只要中国的资料就够。但是，真的行吗？真的够吗？

正是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从2000年开始，我一直非常关心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文献。那么，去关心这样一些文献，是不是因为中国文献不够用了呢？中国文献不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吗？我们干吗还要费了劲儿去找那些地区的文献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讨论。

也许有人会觉得，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只是一个涉及处理历史材料、历史文献的技术、方法和范围的小问题。但实际上，我觉得这绝不是小问题，是涉及我们怎么样来理解、怎么样来诠释“东亚”或者“中国”这样一个大问题。大家都知道，以前比较宗教学的开创者，也是《东方圣书》的编者马克斯·缪勒，他在《宗教学讲演集》第一讲就引了一句话，据说这是歌德讲的，叫作“只知其一者，一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knows none）。

这个话很简单，这个道理大家也都能懂。比如一个人，他打娘肚子里面生出来，就独自在荒山野岭里面，什么人都见不着，就像《鲁滨逊漂流记》里面的星期五。假定说他能长大，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性别是男是女，自己长得是高是矮，自己是美还是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换句时髦的话说，就是在没有“他者”作为镜像的时代，“自我”的认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对于“东亚”和“中国”的认识，实际上也经历过很漫长的阶段的。这几个阶段是什么呢？我在好多地方都说过这个看法：

（一）中国人自我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来想象自己和周边。大家都知道，在漫长的传统时代里面，中国没有遇到过更强大的、更高级的一些文明，所以逐渐形成了一个我们称之为“天下观念”的思想，同时也形成了“天朝制度”，也就是一个以自己为宗主国、大皇帝的朝贡体系。它总是把自己放在中央位置，在这个时代里，尽管中国人实际的世界知识已经不少，但对于中国以及周边的认识，实际上还是有欠缺的。

（二）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就不同了。不要说太早，至少在晚明以后，也是西方所谓“大航海时代”以后，中国逐渐被拖入那个“全球时代”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可资对比的镜像。这个镜像是一个叫作“西方”的东西。在明清以来的中国人心目中，用来跟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相对照的那个西方，常常是一个同一的、跟中国截然不同的、叫作“西方”的东西。当然，我们现在更清楚地意识到，那个西方内部是千变万化、差别很大的。但是，在很长时间里面，特别是晚清被西洋人“坚船利炮”打进来之后，中国人意识到冲击来临，所以，常常一比较就说“中”和“西”，或者是 “东”和“西”。所以，它的自我认识和他者认识，依赖的只是一面镜子，就是“西方”。

（三）可是大家都知道，一面镜子看到的，仍然是一个平面的、单向的对象。你也想看后脑勺怎么办呢？你要想看侧面怎么办呢？所以，第三个阶段呢？我觉得现在应该提倡用更多面镜子来认识自己，不是说“西方”不要了，而是说，“西方”只是一面镜子，可能是正面很重要的镜子，但是 “周边”也是镜子，不仅仅是用一个“西方”作为我们的镜子，我们“周边”的那些国家、文化和族群，也有可能互相作为镜像，成为认识自己的镜子。

也许有人会说，那些什么朝鲜、日本、越南啊等等，过去不都是“汉字文化圈”的吗？你千万别把这个说法固定化！我们中国人常常会抱着一个固执印象，就是说日本啦，朝鲜啦，越南啦，他们的文化跟我们差不多，以前都是受我们汉唐中国文化影响的，所以大同小异。我想提醒大家，千万别那么想！日本人跟中国人的差异，不见得就比法国人跟中国人的差异小。不光是丸山真男说的“古层”和“低音”，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我们在根上的不同，到了近世，特别是在十七世纪明清易代以后，大家在文化上越来越分道扬镳，实际上彼此之间的敌意、差异和想象，是越来越厉害的。尽管我们也同意，东亚各国也许在历史上确实曾共享过一个传统，都曾受过中国汉唐文化的影响，但实际上，彼此之间的那个差异，越往后就越显露出来。不然，现在中日韩三国为什么不一样呢？特别是当我们用那个相对来说似乎很微小的差别，来仔细地比照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自己过去注意不到的细部特征。可是，在我们今天学术界，既能摆脱“以中国解释中国”这种偏见，又能跳出仅仅用西方尺度来评价中国的人，还不是那么多；能不是仅就中国谈中国，而是能把中国放在东部亚洲，甚至整个亚洲背景下来认识的人，也不是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通过“周边”，通过周边所保留的各种有关文献，来认识东部亚洲，认识传统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途径。

言归正传，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文献”。有关这些保存在日本、越南、朝鲜、蒙古的，涉及东亚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文献，其实，很早就有人提醒过我们了。1938年，胡适代表中国到瑞士苏黎世参加第一次国际历史学大会。在会上他曾发表英文文章叫作《近年来所发现有关中国历史的新资料》（Recently Discovered Material for Chinese History），里面就提到，当时大家已经意识到有关中国最重要的几种新史料，其中除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所谓“四大发现”，就是甲骨卜辞、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大内档案之外，胡适也提到了保存在日本、朝鲜的中国史料。可是，从1938年到现在，八九十年过去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能够看到有关这方面文献的研究和整理还不多，最主要的就只有吴晗先生当年用《朝鲜王朝实录》钩辑出来的那十几册有关中国的史料。此外，还有像日本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像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像朝鲜崔溥的《漂海录》，像大家都很熟悉的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如此而已。可是大家要知道，在日本、越南、蒙古和朝鲜保存的，有关东部亚洲和中国的文献有多少呢？我现在已经没法儿描述。光是韩国最近这些年出版的文献——《韩国历代文集丛刊》，就有3000册，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一套四库全书了。光是明清时期朝鲜使者到北京来出差时写的日记、诗歌和文章，韩国的林基中和日本的夫马进，先整理了《燕行录全集》106册，就差不多有五万多页。后来，林基中从东国大学退休以后，又补编了50册，你看是不是数量很大？

可是，为什么过去我们那么不注意呢？我总觉得有三点值得反思，第一点就是我们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的研究，有一个自给自足的心态，觉得我们的材料足够了，所以常说“汗牛充栋”。第二点呢？我们的学科划得太清，我们的领域变得很窄。我们不习惯越出自己的学科边界和研究领域，去看看外面的资料和研究。第三点呢？要怪自己，要了解保存在外国这些的文献，你多多少少要懂一点外文，你要知道，在你研究的时候，别人也在研究。别人研究的东西可能是用外文写的，你得去懂一点。所以在这点上呢，可能我们还注意得不够，是有自身的原因的。

所以，在下面这一单元里，我会给大家做一个“书目”式的介绍，介绍一下有关东亚史的汉文文献（也包括若干日本的准汉文或者非汉文文献）。当然非常抱歉的是，由于文献数量太大，我们只能做蜻蜓点水式的介绍。

顺便说点儿题外话。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书目式的介绍”。四十多年前，我在北大古文献专业读书的时候，有一门“中国文化史常识”课，主持这门课的阴法鲁先生，请邓广铭先生给我们讲第一讲文化史入门，邓先生就一再强调书目，也就是目录学的重要性。很多人都知道，他有“四把钥匙”的著名说法：第一就是年代，你得学会使用中国历史年表、二十史朔闰表之类的年代工具，历史学首先就是通过年代清理秩序的。第二就是地理，年代是时间的顺序，地理是空间的坐标，你得懂得地理历史沿革，懂得查找历史地名，学会使用从重野安绎（しげの やすつぐ，1827—1910）、杨守敬（1839—1915），到谭其骧（1911—1992）编制的各种《地图集》，学会使用历史地理的工具和论著，像《历史地理词典》以及《行政区划通史》、《疆域沿革史》之类。第三则是职官，你要懂得古代的各种官僚名称和他们的执掌、位阶、升降等等，这样你才能懂得这些制度背后的政治机构和王朝的行政运作，这是邓广铭先生的传统，也是北大历史系的传统强项。如果你要懂得中古史，你就得学一学田余庆、阎步克的书，如果你学宋史，你也得知道邓广铭先生的《宋史职官志考证》、龚延明的《宋代官制辞典》，最好手边还有一册美国人贺凯（Charles O.Hucker）编的《中国古代官名辞典》。

最后，第四把钥匙呢，就是目录学了。看上去，目录书没法儿读吧？都是书名儿，可是，这也是一门功夫，你懂得目录学，就会对某一类、某一代的图书文献有一个俯瞰式的印象，就可以按图索骥，就可以得其门而入。我过去读古典文献专业，老师就常常要引用章学诚的话，说目录学不只是目录，不只是查书目搞版本的技术，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大学问。所以我们也习惯了，一碰到问题，先到图书馆去浏览各种书架上的图书，然后查看分类目录去了解某个领域图书的概况，然后借助提要目录，比如《四库全书总目》和各种藏书家的藏书目录，以及类似《中国丛书综录》之类的目录去掌握线索。这样就知道这个领域大体上行情是什么，大家不要小看“行情”两个字，做生意懂行情，做学问也要懂行情。

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用书目介绍的方式，讲一讲东亚汉文文献的大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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