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物鉴定：传统与科技该相信谁
传统鉴定与科技鉴定之争
传统鉴定方法与科技鉴定方法如何结合而建立起科学的鉴定体系来，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专家们分歧较大。
科技界的专家学者大多认为，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标本数据库的不断丰富、完善，科技鉴定方法必将居于主导地位，是鉴定结论的最终给出者；而传统鉴定方法，将逐步成为科技鉴定体系中的一个基础步骤，一项前期工作。
对此，文博界的专家则认为，科技鉴定方法不可能独立于传统鉴定方法之外，只能是科学鉴定体系中的一个辅助手段，一种补充。
传统鉴定方法与科技鉴定方法两者关系到底如何？不解决好两者关系，建立古陶瓷科学鉴定体系就无从谈起。
就两者关系问题，汪庆正先生的论述在与会者中产生了共鸣。汪先生认为：两者不可偏废。过去传统鉴定方法主要是靠眼光、凭手摸、靠古代文献资料、靠新出土的一些实物傍证。而现在，情况大家也都知道了，一定要靠自然科学的测定。但是单纯自然科学测定是不可取的，因为标本的取舍要靠人文科学、靠考古发掘来决定。
自然科学手段只能是补充，不能独立，对书画也好，陶瓷也好，“独立”是行不通的。所谓鉴定，不仅仅是断真伪。都是真的，还要鉴定它是好的，还是一般的，是精还是粗，这都是鉴定，离开人文科学就不行。但仅凭地层关系、靠眼看、手摸、翻资料、搞排比，依然解决不了问题时，就非得需要自然科学测定手段不可。
鉴定需几个方面工作：一是掌握历史上已经有的资料；二是要有新考古发掘的资料，如窑址的新考古发现等情况；三是传世品的排比、分类；四是自然科学手段的测定；五是进行摸拟实验。这五项工作做好了，才能完成鉴定工作，如此两者的关系才能明确，且非得结合起来不可！
古陶瓷鉴定传统方法
断定中国从新石器时代起各历史时期陶瓷烧制的时间、地区、窑口、窑系及辨明真伪的工作。鉴定陶瓷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鉴定工作者凭实践中获得的鉴别能力，吸取前辈经验，参考文献与图像来进行鉴定的传统方法；另一种是科技工作者运用分析、化验、测示等现代科技手段进行鉴定的方法。
传统的方法以目测为主要手段。考古发掘出的陶瓷，要对地层、墓葬形式、葬式和同出土的其它实物进行综合分析并与已有科学定论的遗址、窑址、墓葬出土的陶瓷进行器物排队和分析比较，同时参考考古发掘报告和专门著作后作出判断。
鉴定传世陶瓷，首先要吸收考古学的科学研究成果，选择有可靠地层、年代的文化遗址、窑炉遗址、墓葬出土的陶或瓷器(包括标本、残器)作标准器，也可用经过验证的陶瓷器作标准器，与需作鉴定的陶瓷的胎质、器形、 装饰、成型工艺、装烧、釉彩、纹片、纹样、铭款，乃至手感轻重、敲击音响等各方面，作综合的观察和验证，有时还需参阅鉴定陶瓷专着、考古学着作、 陶瓷史、历代纪年史、地方志和笔记杂着、图录图片等资料。
鉴定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需首先了解我国各地区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及出土陶器的胎质、成型工艺、窑炉装烧、器形装饰等特点。如黄河流域早期的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陶器为手制，以椭圆形波弧纹深腹盂为典型；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器，泥条盘筑、慢轮修坯成型，外表彩绘，以彩饰盆罐和尖底水瓶为典型；
长江流域河姆渡文化，陶器为手制的夹炭黑陶，以三足器为典型；山东、 苏北一带大汶口文化和其继承者龙山文化，制陶由慢轮修坯到快轮拉坯成型，陶器匀薄规整。典型器如大汶口的白陶和龙山文化的蛋皮黑陶杯、罐。
此时期窑炉为升焰型，温度不高，陶器因受热不匀出现生烧和窑裂，废品率高。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陶器渐为铜、漆、瓷器取代，除特制大型器和建筑材料外，实用价值渐居次要地位。各时期陶器的器形与装饰，均受其他器物影响，尤其是瓷器。
鉴定瓷器与鉴定陶器一样，鉴定工作者必须熟悉各地区、各窑口或窑系瓷器的胎、釉、装饰等方面的特点。如磁州窑白地绘黑彩，耀州窑刻划花，定窑印花，德化窑瓷塑。同时又不可忽视因技术交流、相互摹仿和时代艺术风格诸因素，造成不同地区、不同窑口的瓷器在器形、纹饰、釉彩等方面出现的相同和相近之处，如宋元之际形成的磁州窑系、耀州窑系、龙泉窑系。
另外还应注意到铜器、漆木器、金属器以及绘画、雕塑、织绣，对陶瓷的器形、装饰、纹样等方面的影响。
瓷器的精与粗，取决原料和对原料的加工，也因成型工艺及窑炉焙烧诸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如南宋官窑瓷因瓷土含铁量高，便出现“紫口铁足”。明曹昭的《格古要论》说定窑瓷“土脉细，色白而滋润者贵，质粗而色黄者价低”。
明永乐时的脱胎瓷，因瓷土质优，淘炼工细，坯体旋削技术高，窑炉温度和还原气氛适宜而萤白如蛋皮。因此观察胎质的精与粗及其变化，是鉴定工作的一个方面。
不同时代，不同窑口或窑系烧制的瓷器，大体符合器形演变的规律。琢器类的瓶、壶、罐由低矮向挺拔发展，如鸡头壶：西晋时小头短颈、鼓腹平底；东晋则鸡冠、壶身加高，颈部加长，出现鸡尾形执柄；南朝冠与身更高，颈部较前更长，执柄高过壶口；隋代则鸡首昂起，挺胸作打鸣状，身更瘦长，柄端有龙形贴饰。圆器类碗、碟、盘的足部，由实饼向假圈足、再向经过抠旋的圈足演变。
因此，分析瓷器器足的高、低、 深、浅、撇、敛、施釉情况，掌握器形的演变规律，是瓷器鉴定的重要依据。
装烧方法不同，瓷器上留下的痕迹明显不同，如汝窑瓷因底部满釉支烧，留下细小的芝麻挣钉痕；定窑碗、碟因覆烧而芒口；叠烧的瓷器，则内底有支垫痕及刮釉涩圈。装烧方法留下的痕迹，是瓷器鉴定时不可忽略的佐证。
瓷釉的色也是由单一逐渐发展成多色的，如汝、官、哥釉出现的“鱼子”、“百圾碎”、“金丝铁线”；钧釉的 “蚯蚓走泥”。 瓷釉产生的窑变如钧窑的玫瑰斑、黑釉出现的“曜变”、“兔毫”、“油滴”等，鉴定时则须了解其成因，观察其特点。
瓷彩主要为釉上釉下两种。釉上彩，如三彩、五彩、珐琅彩、粉彩；釉下彩如褐彩、青花、釉里红。斗彩为釉上下彩的结合。要掌握彩的出现和演变，了解不同时代的特点。以青花为例，因钴料产地不同，青花呈色出现差异，元代到明初永乐、宣德间，主要用进口钴料“苏泥勃青”，青花呈色靛蓝，出现的铁锈斑痕和晕散现象，后世最难仿学。
明成化时用乐平陂塘青料，青花颜色淡雅柔和。正德时用瑞州石子青料，青花蓝中泛灰。嘉靖万历年间，将瑞州石子青与云南回青料配合使用，青花呈色深浓，蓝中泛紫。清康熙时，使用淘炼极为纯净的云南珠明料，青花纯蓝幽菁，能分出许多浓淡色阶，被誉为“青花五彩”。了解釉彩出现的时间和发展变化以及其物理化学机理，是鉴定工作不可少的内容。
明以前瓷器，极少数有铭记与款识。明以后出现常见的纪年款、家堂款、吉语佳言款等款识，书款位置多在器底或器口沿。明代纪年款有“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的特点。鉴定瓷器，铭纪与款识是重要的依凭，明清瓷更是如此。
明清时期，瓷器的器形、釉彩、装饰均比以往丰富。制成的瓷器大多流传于世，仿古摹旧赝品也混杂其中，鉴定工作者对每个朝代瓷器的口、颈、肩、腹、系、足和釉、彩、纹样的细小变化，都要熟悉。对待赝品，本着知真辨伪的原则，须了解作伪的手段和时间，也可用典型的赝品，当辨明真假的标准器。
以上目测手段鉴定陶瓷，有只可意会不易言传的特点，要求鉴定工作者在接受行家里手口传身授经验的同时，必须要亲自实践，要脑、手、眼并用，去认识和接触陶瓷。接触的陶瓷越多，积累的鉴定知识越丰富，鉴定能力也越强。
从20世纪50年代起，科技工作者逐渐使用现代科技方法鉴定陶瓷，如用碳14测定法和热释光检定法测定陶瓷的时代；用电子显微镜和金相显微镜，检定陶瓷的质地和结构；用制陶瓷的模拟实验，断定烧制温度等等。
我国古陶瓷源远流长，不仅种类繁多、风格各异，而且工艺精湛，文化、科技内涵丰富。因此，它有着极高价值。正因如此，一些不法者在疯狂盗掘、走私古陶瓷的同时，还大量仿制历代名瓷、烧制伪赝品。
由于不法者在仿制过程中借用高科技手段，使一些高仿赝品几乎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对此，如何准确地、无损伤地鉴别它们是仿制品、出土品、传世品，以维护国家和个人利益，打击不法行为，已迫在眉睫。
以往，传统的陶瓷鉴定方法，多是通过眼观、手摸、耳听等感官手段，从陶瓷器的纹饰、器型、釉色、胎体、款识等方面来鉴别、判断，而若对古陶瓷的色釉、胎体成分进行分析，对其烧成温度、烧制氛围进行测试，大都会对古陶瓷器物造成损伤。
面对近年来出现的一些高仿瓷，传统的陶瓷鉴定方法显然已力不从心了。再者，传统鉴定方法，无法确定胎、釉成分；对器形、釉彩，甚至纹饰的叙述均无量化标准。从这几方面看，建立科学的古陶瓷鉴定体系已势在必行。这是与会者的共识。
正如著名陶瓷鉴定家耿宝昌先生在研讨时所言：现在有些造假者，手中有标本，甚至整器，做起假来很可乱真。如果不依靠先进的科技手段去检测，则很难识别他们。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古陶瓷鉴定必须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传统的“目鉴”方法与“科鉴”方法相结合，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
汪庆正先生对此也深有感触，他以自己的亲自经历，来告诫大家，在文物鉴定上，谁要是说“百分之百地正确，永远不会出差错，那是吹牛！”在古陶瓷鉴定上更是如此，“我们有前车之鉴呀！”尤其是现在，如果不使传统的鉴定方法与科技手段相结合，不建立起古陶科技鉴定体系来，那么，“弘扬祖国陶瓷文化，就有可能成为一句空话，大话。”
古陶瓷科技鉴定的现状
目前，国内古陶瓷无损伤鉴定，主要是对陶瓷胎、釉成分、烧成温度、烧制时间、显微结构等方面进行测定、分析，其主要采用同步辐射X荧光、PIXE和X荧光、热释光、XRF定量分析等方法。而这些方法的使用，是需要标本数据库及一整套先进设备支持的。所以，此项工作多集中于科研院校，主要有以下几处：
1）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已建立约含有2000个标本的数据库。其中景德镇瓷器胎、釉的主、次、微量元素数据比较多，可以作为鉴定景德镇瓷器的初步依据。现仍在收集相关标本进行测试。
另外，该数据库中还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越窑青釉瓷和南宋官窑瓷的数据，同样可作为初步鉴定的依据。与此同时，他们采用陶瓷烧制工艺制备了一套陶瓷专用标准参考物，这套标准参考物的主次量元素与一般瓷器的实际情况相符，其微量元素的种类和含量也基本满足了中国古陶瓷测试的需要。各种检测表明，其所含各种元素的分布十分均匀，标准参考物质也接近瓷器标准，这就为XRF的定量分析和中国古陶瓷的科技鉴定提供了基本保证。
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展文物产地及其矿料来源的研究。最初，几乎所有的工作都与探索文化交流相关，其研究对象也主要是古陶器。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贾湖遗址出土古陶和有关粘土的分析，发现当时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陶器制作的。应该说，利用古陶产地分析的信息来探索古代社会的经济结构，这在国际上还是第一次。近两年来，由于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合作，在李家治教授的指导和支持下，业已开展了汝瓷微结构和景德镇官窑青花瓷器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完全具备了开展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的研究基础。
3）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建立了实验参数可控的专用装置，对无损测试的实验参数进行了分析探索，以便确定最佳实验条件，并将XRF和SRXRF等无损方法和INAA等有损方法，通过对相同古瓷样品的测试，进行了初步的对比研究，旨在确立不同方法间测试数据的转换关系。此外，他们也开展了古陶瓷标准参考物质的研究工作。
4）陕西科技大学（原西北轻工业学院）于90年代初期即初步建成“中国古陶瓷胎釉化学组成数据库”，随后又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合作对其进行了完善和补充。与此同时他们利用XRF测定了耀州窑出土的历代瓷片和陕西汉阳陵出土的陶俑的微量元素组成，通过多元统计分析对不同类古陶瓷的微量元素特征及判别函数进行了研究，为古陶瓷的断代断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考古工作者的支持下，通过对耀州窑、长沙窑、磁州窑以及越窑等窑口不同时期逾千种典型器物的复原图进行的扫描或数字照相——数字化——建库工作，初步建立了中国古陶瓷器型结构数据库，并利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耀州窑出土的碗与钵的器型结构参数进行处理，分别研究了它们的演变规律，并得到了依据器型结构参数进行辅助断代的判别函数。
5）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利用PIXE方法开展了中国古陶瓷、古玉器和古代书画印章的分析和鉴定工作，业已积累了相当规模的数据库和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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