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晚年是如何高度评价毛泽东？
毛泽东和张国焘（左）在陕北
对于毛泽东，张国焘心情复杂，两人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相识，又一同参加中共一大，此后两人长期分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八十多年前的长征会师中，两人又是那场草地风云的主角。对于这位昔日的同志、战友、对手，张国焘认为毛泽东有着超凡的人格魅力和政治能力，他在晚年又是如何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呢？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1.去台湾时对毛泽东的评价
1949年，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终于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强大进攻面前土崩瓦解，4月23日南京总统府插上了五星红旗。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及国民党要人，为了在台湾维持偏安局面，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希望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另一方面忙着收拾残局，安定地方，并为“反攻大陆”做一切准备，再也没有想起张国焘的事。
国民党军统特务沈醉回忆说，解放前夕，蒋介石逃往台湾之前，关于张国焘何去何从的事向毛人凤授意，留在大陆似乎还有些作用。毛人凤受主子之令，亲自把张国焘叫到家里设便宴招待，由沈醉作陪。
性子急躁的张国焘首先提出要去台定居。毛人凤先是委婉地对他说：“希望你留在大陆暂不要走，这不是我的意思，是‘老头子’亲自决定的。”张国焘满面愁容回答说：“我已考虑过了，现在再也不想干什么，只希望到台湾找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当普通老百姓，写一点东西。”但毛人凤不敢违抗蒋介石的旨意，一再劝他留下来，并说，“经过多方研究、分析，共产党是决不会杀害你的。留下后，我党能在共产党内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作用要大，效果更佳。”说罢两眼直盯在张的脸上。
张国焘低头沉思良久不语，然后抬起头来，脸色十分难看。可以猜定，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痛苦的。他知道，毛人凤的话虽不是命令，但也不是好拒绝的。
张国焘心中抱定主意，无论如何决不能留下来。他鼓足了勇气，用低沉的声音对毛人凤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毛泽东决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是少不了。我年岁大了，听听几个老同事批评，我还可接受，落到那些年轻人手里，我实在受不了。人总是要面子的，这些人会给我面子吗？说不定还要受皮肉之苦。”
一个要留，一个不从，僵持很久。最终张国焘与毛人凤不欢而散。临走时，毛人凤向他示意：“我可以直言相告。如你不愿留下，台湾是不欢迎你去的。”张国焘没有回话，就夺门而去。
他走后，沈醉问毛人凤：“为什么要让他落入共产党之手？”毛人凤反问道：“过去他就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
进退两难的张国焘不去台湾，又能去哪里呢？何处是他的安身之地？
张国焘这时才真正感到被人唾弃的滋味，他只好厚着脸皮向蒋介石求情，蒋勉强答应了他的要求。
张国焘到台北后，国民党政府既未给他安排工作，也未过问他的生活，根本忽视了他的存在。
垂头丧气的张国焘只好自己支撑起一家的生活重担，为生活而忙碌。他一家先是住在南阳街的一个招待所内，后来发现住招待所多有不便。为了生计，张国焘有恢复《创进》的打算，便在台北一家温泉旅馆的附近弄了一栋房子。正当张国焘买好材料，请来工匠准备将房子装缮时，忽然，一天来了两个自称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人，找到张国焘，告诉他这座房子他们早就租赁了，命令立即停工。
张国焘本想以自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名义压一压来人的霸气，不料这两个人并不吃这一套，反而态度强硬地说：“不管你是国民党中委，房子我们要定了！”被逼无路的张国焘，顿时老泪纵横，一时气得如牛吼一般。据毛人凤说，张国焘因这次受气而大病一场。从此，曾是中共要人的张国焘便日落西山了。
2.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评价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张国焘转往香港。在香港，张国焘曾与顾孟余、李微尘主办《中国之声》，宗旨是既反共又反蒋，后因利益问题被顾、李二人排挤而离开。而后，张国焘又在买卖黄金的风潮中遭受损失，加之遇上妻子断骨之祸，一时间生活困顿至极。
美国政府解密文件显示，在脱离政治后，张国焘在香港期间曾与美国研究机构及美国政府有关部门接触，提供了其对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看法及认识，他的观点自成一家，其中很多是不了解情况的妄测之词，也有不少诬蔑言语，有些推论也有点“先见之明”。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张国焘，提出希望张国焘为名人中心写回忆录。作为报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由此张国焘开始向名人中心撰写回忆录。
在美国政府看来，张国焘虽然早已远离政治中心，甚至可以说脱离了政治，但由于他身份特殊，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十分了解，对共产党早期政策运作十分熟悉，而且他与中国现任领导人有着长期的交往，熟悉他们的性格，因此张国焘提供的信息，对于美国了解当时中国大陆的政局有参考价值。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找到张国焘，让其不定期提供对于大陆的时事政治分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就在这年10月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开始对张国焘进行访谈。而在张国焘即将离开香港的时候，美国方面相关人员再次拜访他，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张国焘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和判断。
从美国政府解密文件（原件藏于林登·约翰逊图书馆）看，对于美国方面迫切想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发起的动因和以后的走向，张国焘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有两个方面的考虑，既带有哲学的思考，也出于权力的考虑，但主要是前者。
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随着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迫切感，便想采取剧烈的非常规的行为来达到目的，也就是防止“变修”，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拥有了最高权力，但其主要目标却没有实现，斗争仍然存在，只不过改变了些许方式。张国焘分析，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位优秀的策略大师而非战略家，他无法树立一个具备超越性的主题并坚持不懈地贯彻之。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会看到毛泽东在政策与策略间来回摇摆，常常试图通过一个计划实现一些目标，同时又经常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而采取一些危险的戏剧性的行动。
张国焘告诉美国人，虽然毛泽东拥有最高权力，但他很怀疑毛泽东是否能够全面掌控一切，作为下属的林彪或是其他人可能对其隐瞒了一些情况。张国焘断定毛泽东会继续走“革命”的道路，但是这样的道路将会失去效果，其最初设想的目标不会实现。
说到美国人渴望了解的继承人林彪，张国焘认为林彪是一个极有手腕、野心勃勃、很难让人喜欢也很难一起工作的人。林彪之所以被选择成为接班人，一个主要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工作多年的下属，林彪对其有着长期的忠诚。但是显然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
张国焘推测，林彪如果上台，将会优先考虑军事方面和在军队上的利益。但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之后，就当时的局势分析，张国焘认为，林彪在政治上的优势有些似是而非，在解放军中的力量也似乎有所削弱。这突出表现在他不能保护他的一些亲密下属，例如萧华、杨成武、罗瑞卿，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后，就纷纷被打倒。
在张国焘眼里，这些人是林彪的支持者。虽然林彪的权威有所削弱，但张国焘认为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两年时间里，军队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毛泽东之前让军队参与稳定局面的意图。在军队的支持下，那些毛泽东的反对者很难被打倒。怎样削弱军方的力量，实现毛泽东的预期，将是一个困难的计划。他预测毛泽东将最终削弱军队的力量，就像他将红卫兵遣散下乡一样。但张国焘也承认这将是一个很困难的计划。
除此之外，美国人还问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的内政外交走向，特别是对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新兴的组织十分关切。
张国焘认为作为一个组织，革委会有些优点，那就是通过一个单一的实体革委会而避免了在党和政府间的分开，革委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克服这些弱点。但是张国焘也怀疑这个组织能否在长期的运作中保持有效。因为这更多需要党组织的重建，以便为革委会提供一个核心。
对于党组织的重建，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将会更多地依赖他以前主管党务的同志，比如陈云。但张国焘认为这种重建似乎很难成功，因为一旦重建，毛泽东会担心“文化大革命”前的状态会再次出现。而他所寻找的那些“文化大革命”后起来的“新鲜血液”却不能提供党所要求的稳定与领导。由此张国焘推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组织仍然将处于一团混乱之中，难以恢复它以前的纪律性和权威。
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大陆的外交走向，张国焘认为无需过多考虑红色中国扩张的企图。因为虽然“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的外交策略一直在持续进行，比如当苏联侵略捷克时，中国曾经严厉谴责，其目的恰是使苏联以后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名声大坏。显然国内的因素要大于国外的因素，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无暇过多考虑国际关系，外交事务并不是一个重点所在，就连中苏矛盾和越南问题都被放在一边。
张国焘又认为，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往来时，毛泽东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比如联邦德国，之所以为毛泽东所关注，就在于它既反对苏联又有着中国需要的资源，它提供了中国急需的货物。与联邦德国一样，日本、英国、法国都将与中国保持友好的贸易关系。在此，中国根本不会考虑政治气候。
对于美国人所关注的“文化大革命”走势，尤其是毛泽东一旦去世，中国政局将会如何发展？张国焘坚信，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林彪将顺利继承权力，但由于林彪缺乏政治上的才能，所以一旦毛泽东去世，作为接班人的林彪将会与周恩来很好地合作，因为林需要周的支持和治国的专门知识。在张国焘看来，周恩来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周恩来与他的副手李富春和李先念能够很好地管理国家事务。在周恩来的率领下，一些实干家将陆续掌握权力并推动国家前进。
与此同时，张国焘认为没有一个“文化大革命”团体，包括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爬上高位的“接班人”以及造反派是有能力的组织者，由于缺乏实际工作能力，这些“继承人”将因为不能胜任工作而成为负担。
张国焘更是大胆预测，那些昔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比如毛泽东的妻子、陈伯达、康生等，都将很快且有效地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在张国焘的眼里，康生是一个平庸之人，对于政策或者经济都一无所知。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导人失势后，中国政局上最可能出现的是林—周合作的治理模式，中国将归复平静，将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至于一些当时被打倒的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也将有机会重新复出，因为国家的治理需要他们的经验和组织能力。
在听完张国焘的分析之后，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官员满意而去。几天后，关于这次访谈的整理文件被转送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和驻东京大使馆，然后分送美国国内相关部门。
早在接受访谈之前，张国焘夫妇就已经作出了离开香港的决定。1968年是个多事之秋：这年5月，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而刚刚经历过1967年“六七暴动”的香港仍然人心浮动，世情汹汹。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在惊惧狐疑之中不得不选择远走加拿大，去依托早就移民那里的儿子。
张国焘晚年全家在多伦多合影
1979年12月2日，住在多伦多郊区老人病院82岁的张国焘，在寒冷的冬夜里被冻醒，多次按铃之后，护士却不见出现……次日5时，张国焘突然大吐大呕两个小时，由此昏迷，不省人事，等到护士找来医生时，张国焘已经气绝。而在三年前，他曾预测难以为继的“文化大革命”也已告终。
3.对毛泽东逝世的评价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有人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国焘，张长叹：“我们都年华消逝！我像毛泽东一样，是个总归要死的人，而死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张国焘晚年特别爱听中文广播，他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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