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众人抱薪者，已冻毙于风雪

    浏阳城外的牛石岭下，就是著名维新志士谭嗣同的墓地。墓堆有青石栏杆围护，一对石虎和石马立于两侧，两根圆锥顶端的华表竖立墓前，在历史的烟尘中与之相伴，为之守护。

    我独自来到墓地拜谒，这里游人稀少，墓前的杂草恣意生长。阳光穿过浓密的树林，将华表上的联语照得格外耀眼：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联语将谭嗣同不畏死难的豪情和豁达的精神境界融于其中，让人肃然起敬。

    谭嗣同（1865年-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父亲谭继洵（1823—1901）担任过湖广总督，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1896年，谭继洵为谭嗣同捐纳了江苏候补知府的职位。谭嗣同非常兴奋，以为能在一隅之地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了。而当他来到南京后，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融于这个逢场作戏的官场。自此，他埋头研究学问。他将佛学与儒家、道家、墨家和西方算学、社会学等相融合，而创造出了极富民权思想的《仁学》。谭嗣同在《仁学》中大声疾呼，要把人从天地之间各种“网罗”中解放出来：“要冲决封建君主之网罗，冲决封建伦常之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词章之网罗，冲决天命之网罗。”总之，他要全面要冲破封建专制的束缚。

    他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

    二千年来，统治者无非就是强盗，读书人是奴才；统治者指鹿为马，读书人难得糊涂，互相配合，如此而已……。

    “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通义也。”

   谭嗣同认为，一切统治者，皇帝也好、各级官员也好，都不过都是为老百姓做事的，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税收是老百姓雇佣你们办事的钱，如果事情办不好，那么，老百姓就有权将你换下来。

   谭嗣同一百二十年前的见识，在今天看来，都是震聋发聩的。

    1898年初，谭嗣同接到了去京师就职的诏书。一方面，他很高兴，在给妻子李闰的信中说，自己是“绝处逢生”了，可以去更广阔的天地施展政治抱负。另一方面，他此去京城参与维新变法，而自古以来的变法大多都以失败告终，他感到吉凶未卜，因此在临行前再三嘱咐妻子要“视荣华为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悲无喜，听其自然”。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揭开了戊戌年间维新变法的序幕。

    那么，戊戌变法的背景是什么？

    甲午海战后，天朝被迫与小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但要赔偿大量的白银，更要命的是要割地。除了割台湾、澎湖列岛之外，辽东也要割让。天朝以农业立国，土地是国之根本，割让土地触及到了命脉。且这次连清朝的龙兴之地也要割让，让清朝统治者都觉得如果再不变法，就有可能面临亡国的危险。

    那么该如何变法呢？

    像洋务运动那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维护封建专制的同时搞点“坚船利炮”肯定是行不通的了，甲午海战的失败就宣布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那么，要变法要自强，就不能只是装装样子，就像假装在变法一样。必须要全面向西方学习，不但要学他们的“坚船利炮”，还要学“坚船利炮”背后的东西。

    在政治方面，开放言路，解除报禁，允许报纸“指陈利弊”。在经济方面，工商立国，鼓励民间创办企业。在教育方面，举办京师大学堂，废八股文。在军事方面，改用西洋军事训练，允许私人开设军事工厂，制造军火。这些举措一推开，就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对，意气风发、不想做亡国之君的光绪皇帝，曾在一日之内撤销了六名反对变法的部级干部。

    天朝的事情历来如此，变法有利于国家社稷，不错，我支持！但如果变法或者改革动了我的奶酪，切了我的蛋糕，那是万万不可能支持的。但只要是变法，只要是改革，就会触动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如果主持变法的人不是强权人物，那么变法的结果往往会已悲剧收尾。

    推行变法的光绪皇帝虽然是皇帝，但实际的大权在慈禧太后那里。起初，如果慈禧不赞成变法，历史就根本不会上演“戊戌变法”这一出戏码，但是随着变法的推进，这个坐在权力巅峰几十年的女人，觉得了有人要动他的奶酪了。因此，她转念之间，便将刚刚燃起的星星之火扑灭。

    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下令抓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康梁二人远遁海外。 又下令将康有为的弟弟，以及推行变法的谭嗣同、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人抓捕。

    戊戌变法从1898年的6月11日到9月21日，共推行了103天，据说，在这短短的103天中，光绪皇帝颁布了110多道变法诏令。由此可见，这位时运不佳的国君是多么渴望变法图强，但历史偏偏不给他这个机会。历史给光绪的只不过是一个强势的垂帘听政的母后和一个时常生病的身体。

    一时间，京城弥漫着腥风血雨。梁启超苦劝谭嗣同与其一道出走，谭嗣同慷慨说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他让梁启超担当行者，以图变法维新于将来，自己则宁愿受死，以死来警醒世人。在狱中，他用鲜血在狱中墙壁上题诗一首：“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月28日，在萧瑟秋风之中，谭嗣同、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康广仁等六人被害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据相关资料，“六君子”被害当天，围观的人群将一些臭鸡蛋、烂菜叶往他们脸上扔，以羞辱之。

    在官方的宣传中，这些人都是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甚至是汉奸卖国贼。因此，满腔怒火的群众当然要“扒他们的皮、吃他们的肉”，是的，明朝时，他们就曾吃过大明名将袁崇焕的血。

    谭嗣同曾幻想以自己的鲜血惊醒世人，不知道，在囚车上的他，看到世人如此看他、扔他、诅咒他，他会作何感想？

    为众人抱薪者，已冻毙于风雪。

    为自由开路者，却困顿于荆棘。

    “戊戌六君子”除康有为弟弟康广仁之外，其他五人都是厅局级高干，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岁月静好，却选择了为天下苍生肝脑涂地、为民族自强抛头颅洒热血。值得一提的是，谭嗣同父亲谭继洵时任湖广总督，谭嗣同是正儿八经的“太子党”、官二代！

    一个官二代超越自身的阶层而为天下苍生鼓与呼，这种高贵的品质，源于读书人中的一个非常可贵的基因，那就是“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追求。只是，现在读书人被骨感的现实所迫，早就将其抛弃于九霄云外了吧，一个个都成为了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站在这深秋的阳光里，感受着谭嗣同精神的洗礼，自己也变得凝重深沉。不由得又想起谭嗣同《仁学》中的一段话：“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

    谭嗣同说，幸亏当时的大清朝实力不够强大，如果实力强大的话，将那种集权专制的制度推行到世界各地，那将是全人类的灾祸啊。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总是畸形发展某一方面，而忽视了政治文明建设、文化建设、公德良俗建设等协调推进，那可能也将带来灾患。

    据说谭嗣同不仅擅长击剑还擅长弹琴，他还亲自制作了“残雷琴”和“崩霆琴”两张七弦琴。1898年，谭嗣同赴京前夕，他和妻子李闰在灯前夜话，对坐抚琴，依依惜别。

    一百二十年过去了，我敲下这些文字，与一颗伟大的灵魂相遇，使得自己也暂时摆脱了尘俗的纠缠。在这湘江河畔，多想看看他那飘逸的剑影，多想听听他那悠长的琴声，多想走进他那悱恻的心事。

 沅湘，魏源故乡人，迄无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