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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3月20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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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酱香型院士到狐臭型专家

邱开冒 一丘万壑

 茅台候选院士激起了网上围观,酱香味儿还没散去,又出来一个“狐臭型”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公布他顶尖的研究成果——农民不能提高养老金,“目前实现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均等化仍不现实。虽然农民养老问题一直缺乏保障,但目前不宜提高农民养老金最低标准。”

“狐臭”不但是一种香型,还具有妖娆的气质。酱香型茅台毕竟给富起来的人带来陶醉感,狐臭型专家的“研究成果”却让穷人来不及捂鼻子,承受“迅狐不及掩鼻之臭”。

就凭社科院能有这种资深专家,茅台质量师凭什么不能候选院士?

在中国当专家是很幸福的职业,因为我们总有其他地方不存在的“问题”要研究,有别处不存在的困难要克服,所以特别容易出“成果”。



农民首先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政治身份,用秦晖的说法,是一种比印度种姓制还严酷的身份制。这种身份制的历史并不悠久,更不是传统,是不久前的制度设计。


当制度设计制造出源源不断的问题后,不是去改变设计,而是把问题当资源,养活一大堆“三农问题”专家。从根源上解决了问题,那些三农问题专家靠什么评职称?拿什么当饭碗?就像过去养寇自重的军头一样,专家们得“养难题自重”呀!

农民地位最低,领导和专家最爱重视农民。社科研究资金对“三农”课题的支出很大,养肥了温铁军这类专家,挤占了猪饲料投入,导致猪肉价格不稳。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专家与肉猪的相克关系吧?要贴出旗帜鲜明的标语——要想富,少养“专家”多养猪。

据说,党国英人是不错的,但别以为他能决定“提高农民养老金最低标准”。即使他敢向领导建议“提高最低标准”,也没人搭理他。大家都不是外宾,不会把专家当领导的。

但是,农民养老金最低标准每月88元,低得有点惊世骇俗了,跟大国的国力很不般配,说出去都影响大国面子了。

专家可能左右不了“最低养老金标准”,但应该知道这么低的标准很丢脸吧?正确的姿势应该是据理力争,为民陈情。

领导没把所谓“专家”当回事,群众也没指望“专家”能办什么事,但要求专家有起码的是非感,这不过分吧?



大过年的,群众都想听句过年话,虽然知道现实不会因为有好话而改变,至少需要点精神抚慰吧。那些慷慨激昂为底层群众说话的人,实际上也没直接改变弱势群体的处境,可让贫寒者听点暖和话,暖不了身子,暖暖心也算是一种慈善吧。


党国英应该是个实诚人,不是老胡、陈平、李毅之类的叼盘师,只是就事论事,习惯性给政策找解释。但研究农民问题不是研究特殊动物的生理结构,不是冷冰冰地试验小白鼠,必须包含对农民群体的关怀与同情。把不公正的制度设计当做不能触及的天花板,这样的“三农”研究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不研究也罢。

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都有普遍规律可遵循,那就是让进城农民有廉租房,不给廉租房就允许有乱搭乱建的“贫民窟”,进城打工者可以一家团聚,而不能让卖力者进城,老幼留守乡下。而且,打工者的子女有权利跟随父母,就近上学。

我们把没有“平民窟”当做自己的成绩,是“优越性”的体现。但为这种优越性付出代价的农民,该怎么补偿?长久来看,这种优越性的后遗症会不会反噬“优越性”?我们真的能绕过先发达国家的进程规律,创新出有特色的“万有引力定律”?

农民“最低养老金标准”是可以调整的,这是个多少的问题。农民迁徙自游、子女享受教育的自游等基本权利是有和无的问题,这才是真问题。



茅于轼说自己是“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话搁在几十年前“万元户”都饱受诟病时还有意义。现在富人的话语权已今非昔比了,虽然也时常被打压,但财壮口大,再多“为富人说话”就有热脸贴冷屁股的尴尬了。知识分子就一张嘴,如果没有大的投资和慈善基金会,也别嚷嚷着“为穷人做事”了。百姓口小,有苦说不出,多“为穷人说话”才是正事。


比较好看的场面是:官员在为穷人做事,专家在为穷人说话。而不是相反:官员不做事,专家说孬话。

20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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