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酱香型院士到狐臭型专家

 茅台候选院士激起了网上围观，酱香味儿还没散去，又出来一个“狐臭型”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公布他顶尖的研究成果——农民不能提高养老金，“目前实现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均等化仍不现实。虽然农民养老问题一直缺乏保障，但目前不宜提高农民养老金最低标准。”

“狐臭”不但是一种香型，还具有妖娆的气质。酱香型茅台毕竟给富起来的人带来陶醉感，狐臭型专家的“研究成果”却让穷人来不及捂鼻子，承受“迅狐不及掩鼻之臭”。

就凭社科院能有这种资深专家，茅台质量师凭什么不能候选院士？

在中国当专家是很幸福的职业，因为我们总有其他地方不存在的“问题”要研究，有别处不存在的困难要克服，所以特别容易出“成果”。

农民首先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政治身份，用秦晖的说法，是一种比印度种姓制还严酷的身份制。这种身份制的历史并不悠久，更不是传统，是不久前的制度设计。

当制度设计制造出源源不断的问题后，不是去改变设计，而是把问题当资源，养活一大堆“三农问题”专家。从根源上解决了问题，那些三农问题专家靠什么评职称？拿什么当饭碗？就像过去养寇自重的军头一样，专家们得“养难题自重”呀！

农民地位最低，领导和专家最爱重视农民。社科研究资金对“三农”课题的支出很大，养肥了温铁军这类专家，挤占了猪饲料投入，导致猪肉价格不稳。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专家与肉猪的相克关系吧？要贴出旗帜鲜明的标语——要想富，少养“专家”多养猪。

据说，党国英人是不错的，但别以为他能决定“提高农民养老金最低标准”。即使他敢向领导建议“提高最低标准”，也没人搭理他。大家都不是外宾，不会把专家当领导的。

但是，农民养老金最低标准每月88元，低得有点惊世骇俗了，跟大国的国力很不般配，说出去都影响大国面子了。

专家可能左右不了“最低养老金标准”，但应该知道这么低的标准很丢脸吧？正确的姿势应该是据理力争，为民陈情。

领导没把所谓“专家”当回事，群众也没指望“专家”能办什么事，但要求专家有起码的是非感，这不过分吧？

大过年的，群众都想听句过年话，虽然知道现实不会因为有好话而改变，至少需要点精神抚慰吧。那些慷慨激昂为底层群众说话的人，实际上也没直接改变弱势群体的处境，可让贫寒者听点暖和话，暖不了身子，暖暖心也算是一种慈善吧。

党国英应该是个实诚人，不是老胡、陈平、李毅之类的叼盘师，只是就事论事，习惯性给政策找解释。但研究农民问题不是研究特殊动物的生理结构，不是冷冰冰地试验小白鼠，必须包含对农民群体的关怀与同情。把不公正的制度设计当做不能触及的天花板，这样的“三农”研究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不研究也罢。

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都有普遍规律可遵循，那就是让进城农民有廉租房，不给廉租房就允许有乱搭乱建的“贫民窟”，进城打工者可以一家团聚，而不能让卖力者进城，老幼留守乡下。而且，打工者的子女有权利跟随父母，就近上学。

我们把没有“平民窟”当做自己的成绩，是“优越性”的体现。但为这种优越性付出代价的农民，该怎么补偿？长久来看，这种优越性的后遗症会不会反噬“优越性”？我们真的能绕过先发达国家的进程规律，创新出有特色的“万有引力定律”？

农民“最低养老金标准”是可以调整的，这是个多少的问题。农民迁徙自游、子女享受教育的自游等基本权利是有和无的问题，这才是真问题。

茅于轼说自己是“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话搁在几十年前“万元户”都饱受诟病时还有意义。现在富人的话语权已今非昔比了，虽然也时常被打压，但财壮口大，再多“为富人说话”就有热脸贴冷屁股的尴尬了。知识分子就一张嘴，如果没有大的投资和慈善基金会，也别嚷嚷着“为穷人做事”了。百姓口小，有苦说不出，多“为穷人说话”才是正事。

比较好看的场面是：官员在为穷人做事，专家在为穷人说话。而不是相反：官员不做事，专家说孬话。

20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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