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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学术 | 李瑞林：语言服务概念框架的再反思：存在依据、普遍本质及实践逻辑
语言服务概念框架的再反思
存在依据、普遍本质及实践逻辑
李瑞林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摘 要
关键词
引 言
语言服务是历史久远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经历了从私人化到公共化、从离散化到集约化的演进过程。人类形成，语言就开始萌芽，语言服务应运而生。书写产生之前，口语是人类交流的主导方式。早期的交易以口头为主，囿于声音瞬时即逝，往往少不了争执。据《阅读的历史》记载，“口头协议、账目等往往会被人歪曲或忘记，因此需要一个特别的证人准确无误地回想交易的商品和数额，并且可以在任何时候回应疑问，以口头形式确证事实”（费希尔，2012：11）。可以认为，口头证人的在场是人类历史上语言服务的肇始。“公元前1850年及至公元前1550，巴比伦的希拨城约有1万居民，被称为泥板‘书记员’的人也不过185名，其中10名为女性”（同上，12）。追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各国皆有书记员参与政务管理，而且还开办了专门的职业书记员学校 （同上，95）。由此可见，书记员是最早以语言文字为业的公职人员，开了语言服务职业化和公共化的先河。更为有趣的是，古希腊时期，医生甚至会开出‘阅读’药方，让病人调养心神；识字的奴隶和自由民为近乎半文盲的贵族主子阅读（同上，51）。中世纪时期的罗马还出现了吟游诗人，以吟诵爱情诗歌为生（同上，153）。这些记载不但是语言服务雏形的历史叙事，更是语言服务多样性和功能性的佐证。穿越历史时空，观瞻当下境脉，语言服务已演进成为多元化、专业化、集约化的世界性新兴产业，覆盖语言教育、语言翻译、语言技术、语言治疗、语言制度、语言保护等领域，出现了Global Linguist Solutions、Lionbridge、L-3 Communications、SDL、中译语通等专业化语言服务机构或供应商，形成融资源、技术和应用为一体的集约化产业生态。纵观语言服务的历史演进轨迹，可见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语言服务贯穿始终的在场和介入，语言服务对于人类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结构、意义和秩序具有不可或缺的塑造和矫正功能。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驱动的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语言服务正在成为显著前景化的新兴领域，也是产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学科学视角来看，任何一个新兴领域都必须经过内、外部建构过程的深度交互才能走向成熟。具体而言，外部建构指向领域外部的制度条件和经验世界，内部建构指向领域内部的知识结构和话语体系，二者反复对照，相互影响，迭代循环，才可能实现基本一致。近年来，学术界以语言服务的概念化问题为起点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形成了语言服务的翻译观（Spolsky，2009；郭晓勇，2010；王明新，2013；袁军，2014）、要素观（李现乐，2010；李宇明，2014）、过程观（赵世举，2012；李现乐，2016）、资源观（陈章太, 2009；李现乐，2010）以及系统观（屈哨兵，2012）。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对语言服务的显性特征或知识架构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是对语言服务不同层面的观照和抽象，但未触及语言服务的一般本质，尚不能充分体现语言服务意识与语言服务存在之间应有的同一关系。基于此，本文在统合、吸收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从时空、语言、社会和文化距离等维度探讨语言服务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应然性和实然性。然后，梳理语言的功能和语言服务的价值，从认识论视角对语言服务的普遍性解释进行尝试性探索，进而描述语言服务的构成要素及其内在关系，以期对语言服务的再研究和创新实践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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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服务滥觞于语言距离的存在
语言服务何以成为可能？这一本体论问题指向语言服务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追溯人类文明发展史，可从原初语言分化的角度辨识语言服务存在的先决条件。据《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1-9节记载，人类希望建造一座通天塔（The Tower of Babel）。耶和华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人际沟通难以为继，建塔计划因此搁浅，全球性迁徙从此开启，人类语言进一步分化。《圣经》的记载不乏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但也为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提供了开山性的解释。2003年，人类非洲单一起源说被牛津大学人类遗传学DNA研究确证为事实，这一发现为人类原初语言之说提供了科学证据，也验证了洪堡关于语言演化的论断:“语言实际上只有一种, 也只有这种语言才是人类语言, 它在世界上无数具体语言中得到了不同的显示”（转引姚振武，2010）。人类早期的全球性迁徙，在时空坐标的定义下，促使原初语言逐渐分化为不同语系、语族和语支。部族的出现推动了人类的社会化进程，亦加剧了语言的离心化和碎片化，正如赫尔德所言:“假如人类每个群体都在隔绝和独立于其他群体的情况下发明了自己的语言, 那么, 人类语言的差异想必会像土星人与地球人的语言差异一样巨大”（同上）。与部族形成相伴而生的社会文化规制对不同语言的外在和内在构型产生了深刻影响，致使语言差异不断定型和固化。从演化语言学的视角来看，语言共相是特殊的，殊相是普遍的，聚类对比中西语言，这一特征不言自明。据此可以推断，语言演变的差异化是语言服务萌芽的前置条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语言、社会、文化的差异性与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生产与消费的时空特殊性十分关联。随着商品社会和工业化时代的兴起，人类认识到自有资源的非自足性或结构有限性，试图超越语言、社会和文化藩篱，开了商品和服务跨界交换的先河，随之带动知识和经验的跨时空转移。在现代交通、通讯、信息技术的驱动下，商品和服务的跨界流动与交换呈现多样化、惯常化和全球化格局（李瑞林，2015）。不同个体、组织和国家囿于不同的时空定位，存在着语言、社会和文化距离，具有不同的心理和认知结构，促使人类知识和经验趋于多样化和差异化，从而造成信息不对称、发展不均衡、价值取向不同一等诸多问题，制约着区域乃至全球经济社会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可以认为，人类对知识和经验跨界互鉴的诉求是语言服务兴起的必要条件。语言自身的固有特性是语言服务成为可能的内生因素。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寓所，是连接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桥梁，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符号化表征。每种语言的符号系统都是有限的，但客观世界却是复杂的，符号与现实之间不总是有同构关系，用有限的语言去表达无限的事物，“符号和现实的对照关系就会产生歧义”（张志恒，2015）。再者，不同的语言对应不同的客观世界，语言接触必然存在形式和意义上的相互干扰，引发不同样态的负迁移现象。除此之外，语言文字是达意表情的工具，具有显著的主体性，个体或组织之间的心理和认知结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各自的知识和经验结构自然也存在非对称问题。歧义问题关乎知识和经验的客观性，干扰问题关乎知识和经验的兼容性，非对称问题关乎知识和经验的通约性（李瑞林，2015）。上述三个问题是知识和经验转移的主要认知障碍，因而人类生活离不开语言服务的在场干预。从本体论角度来看，语言服务滥觞于语言距离的根本存在，归结于人际或组织间知识和经验的差异性。人类以语言为媒介实现物质资源和思想资源的跨时空交换与分享，构成语言服务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主观条件。人类交换知识和经验的主观要求对时空定义下的语言、文化、社会等客观制约因素的超越使语言服务成为必要和可能。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减少人类知识和经验的不确定性、不对等性和不对称性，是语言服务实现其存在价值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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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服务归结为知识和经验转移
语言服务起源于人类文明的生发期，已演进为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贯穿始终地作用在经验世界的各个向度。在信息技术驱动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语言服务的外部建构空前活跃，内部建构理应有所作为。自反思、元反思是每个研究领域不断臻于完善的必然要求。深化语言服务的内部建构，同样需要哲学反思的在场和介入。鉴于此，下文拟从不同视角统合已有的相关成果，对照语言服务的现象世界，探索语言服务的普遍本质，厘清现象世界和本质世界的对应或一致关系。探讨语言服务的概念化问题，不仅是建构语言服务知识谱系和话语体系的学术要求，也是语言服务产业整体规划与纵深发展的实践需要。近年来，学术界围绕语言服务的概念化问题从不同维度进行了开拓性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反思和借鉴的观点。Spolsky（2009：248）认为：语言服务是“提供译者解决交际难题的一种方式”。袁军（2014）将语言服务界定为提供语言信息转换服务、产品以及所需技术、工具、知识、技能的服务活动。郭晓勇（2010）、王华树（2013）、崔启亮、张玥（2016）等学者将语言服务总体上具化为语言翻译及其衍生领域的实践行为。王明新、崔启亮、王志涛（2013）认为：“语言服务是翻译服务的扩展。”上述观点可归纳为语言服务翻译观，将语言服务定位于跨语言交流与传播的范畴，与时下的全球化背景十分契合，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然而，从语言服务的历史和当下境脉来看，语言翻译的过度前景化，甚或会遮蔽语言服务的其他形态，也可能造成不同概念的错位。聚类研究是消解概念窄化问题的途径之一。李宇明（2014）认为语言服务就是“利用语言文字、语言知识、语言艺术、语言技术、语言标准、语言数据、语言产品等语言的所有衍生品”以满足不同对象和层次的需求。李现乐（2010）将语言服务分为宏观、微观两个层次，前者指向制度层面，后者指向实践层面。这些分类是对经验世界关联要素的直接描述，凸显语言服务的结构化特征，可称为语言服务要素观。从知识分类学角度分析，上述分类的逻辑理据似有不足，内部关系亦有待厘清。一般而言，过程描述有助于表征系统内部各关联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赵世举（2012）、李现乐（2016）将语言服务类化为一个行为过程，涵盖资源条件、主客关系和目标指向等核心特征，可称之为语言服务过程观，是对语言服务现象世界的简约化描述。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李现乐（2010）聚焦语言资源、语言问题、语言服务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语言服务资源观，阐述了语言资源之于语言服务的价值所在。屈哨兵（2012）提出的语言服务系统观，涵盖资源、业态、领域、层次和效能等五个子系统，为语言服务的理论建构提供了一个宏观概念框架。以上研究从不同视角对语言服务的显性特征或知识架构进行了探索性的描述，指向经验世界的方方面面，是对语言服务现实的观照和抽象，体现不同的认知取向，也映射出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进路。然而，从哲学角度统观，上述观点大多只是对语言服务现象的直观描写，未触及语言服务的本质世界，尚不能充分再现语言服务意识与语言服务存在的一致性或同一性。理解和践行语言服务，离不开哲学的多向度关怀，从本体论层面追问其存在依据（见第二节），从认识论层面探索其本质属性，从实践论层面寻求其实践逻辑，从价值论层面发现其意义所在。其中，认识论是深度理解语言服务的核心，对语言服务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创新具有前导作用。何为语言服务？这一认识论问题指向语言服务的本质。以往的相关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语言服务的特殊本质，对辨识语言服务的普遍本质具有基础性意义。探索语言服务的普遍本质，需要自下而上的回溯和反观。语言是语言服务的本体，语言服务关乎语言的现实应用，辨识语言的功能自然成为语言服务概念化的逻辑起点。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子范畴，即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和语言世界。语言世界作为符号系统不仅表达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而且还是两个世界碰撞、交融的界面，是人类生活的第三空间，被海德格尔喻为人类存在的家园。一方面，语言普遍存在于人类生活，表征人类的一切知识和经验，人是语言的存在。另一方面，人类通过知识和经验发现、理解、改造外部世界，同时不断认识、分析、塑造自我世界，人也是知识和经验的存在（胡军，2006：3）。人类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语言、知识和经验相互作用的产物。从知识论视角来看，语言与大脑和工具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人类知识和经验的载体系统，其中，语言是知识和经验的记述载体，大脑是知识和经验的记忆载体，工具是知识和经验的集成载体（李瑞林，2015）。据此可见，语言是载体性的，是外在的；知识和经验是实体性的，是内在的。知识和经验是第一性的；语言是第二性的。就语言服务本身而言，语言是显性表现，知识和经验是隐性驱动。语言的人际流动实质上就是知识和经验的转移。知识和经验的跨时空转移，昭示语言功能的在场性实现。日常语言哲学牛津学派的代表人物奥斯汀(1962:109-110)提出言语行为三分说，即“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旨在实现语言的三种功能，即“以言表意”、“以言行事”和“以言达效”，分别指向语言的表达力、执行力和影响力。张志恒（2015）认为，语言有三个基本功能。一是满足人的求知需求。如亚里士多德、荀子等先哲所言，求知是人的本性之一。语言超越时空限制，让人在有限的生命中获取尽可能多的知识，是对人性的呵护和尊重。二是满足人的沟通需求。不同个体或组织的知识和经验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不对等性和不对称性，其交流过程始终离不开语言的和谐化作用。三是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语言具有评价功能，不仅表达主体自身的情感和态度，而且传达主体对客体的事实或价值判断。上述观点表述有异，但本质趋同，足见语言功能是语言使用的根本出发点。基于此，本文认为语言服务就是跨时空实现语言功能的过程，以提升服务对象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和移情能力。具体而言，学习能力是获取知识和经验的前提条件，适应人的求知需求，扩大人的认知增量，确证人的存在力。沟通能力是分享知识和经验的行为过程，适应人的发展需求，促进人的认知升级，激发人的创造力。移情能力是内化知识和经验的理想状态，适应人的审美需求，达成人际认知效应，塑造人的影响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语言服务与日常的语言使用有所不同。语言服务是他者导向，通过语言、技术和智力资本的投入，满足他者不同层次的需求，以获得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日常的语言使用是自我导向，以表达主观意图为主，在人际交互中寻求可能的认同，以获得精神世界的暂时安顿。综上所述，语言服务是以语言为基础，以致知、赋能、移情为目标，实现知识和经验转移的社会经济过程。面向多元化的现实需求，超越语言多样性、差异性、非对称性障碍，把散布的语言孤岛连接起来，寻找最大公约数，为他者服务，为未来服务，促进人力资本增量和知识再生产，产生认知融通效应，造就人类知识和情意共同体，是语言服务的终极意义所在。语言服务归根结底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一种人文关怀，更是一种社会责任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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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服务体现为实践逻辑的具化
语言服务如何成为可能？这一实践论问题指向语言服务的实践逻辑。语言服务的经验世界的建构，跟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一样，首先应有明确的认知基础和设计构型，进而对关联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组合与合理配置，最终形成具有内部连贯性和发展张力的一体化系统。其中，辨识不同生产要素的性质及其内在关系是语言服务向实践转化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学术界间接或直接地对生产要素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李宇明（2014）阐述了语言服务提供者与接受者的基本内涵。赵世举（2012）将语言服务分为六个类型，涵盖知识服务、技术服务、工具服务、使用服务、康复服务以及教育服务。李现乐（2010）述及宏观语言服务和微观语言服务。陈章太（2009）分析了语言资源与语言问题的关系，屈哨兵（2012）揭示了语言资源的多元价值。王华树（2013）对语言技术、语言工具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上述研究从不同维度论述了语言服务生产要素的特征和功能，对厘清语言服务的实践逻辑具有基础性意义，也会引发学界对语言服务结构化问题的跟踪性关注和反思。借鉴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对照语言服务的经验世界，本文认为，语言服务是由来已久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是服务业精细化、专业化的产物。语言服务与其他服务形态一样，作用于商品流通、日常生活和社会生产等不同领域，具有无形性、异质性、同步性、易逝性等基本特征（Kotler et al.,2014:272）。具体而言，服务作为一种基础性的普遍存在，首先是过程性的、非物化的，其成果可凝结于有形的载体。其次，不同的提供者在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效果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再次，提供者与接受者共同参与现实或虚拟的服务过程，处于在场交互的状态。最后，服务作为一种非物质产品在时空上不可存储，但可衍生出相应的产品（Kotler et al.,2014:273）。相对而言，语言服务与其他服务形态在基础条件、内容设置和目标定位方面有所不同。语言服务主要通过语言资源、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的投入，在个体或组织之间实现知识和经验的转移，是一种纯粹的创造性智力劳动，旨在涵养受众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和移情能力。另外，语言服务具有渗透性和广域性，融贯于经验世界的各个领域。形上服务的普遍性和语言服务的特殊性是语言服务业集成生产要素、建构实践景观的认知基础。语言服务是一个多元要素相互生发、联动的结构化系统，涵盖主体结构、制度结构、资源结构、技术结构、应用结构等五个主要范畴。主体结构是指供给侧和需求侧二元要素的关系表征，分别包括政府、事业单位、企业和个体。从供给侧来看，政府是制度性语言服务的主体，具有公共服务性质，凸显语言服务的规制性。事业单位是公益性语言服务的主体，具有社会服务性质，凸显语言服务的人本性。企业是盈利性语言服务的主体，具有商业服务性质，凸显语言服务的经济性。市场化的个体是非组织化语言服务的主体，具有职业服务性质，凸显语言服务的自主性。从需求侧来看，政府、事业单位、企业是语言资源、语言翻译、语言技术的需求主体，个体是语言教育、语言评测、语言治疗的需求主体。供需两侧是语言服务实践体系的主体要素，供需空间体现为多层次、多向度的社会经济关系。 语言服务的制度结构是指语言服务关联规程、准则和标准的文本化表征，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指国家的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语言规范和语言法规，对语言事业的整体布局和发展方向进行宏观调控，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战略性。中观层面指政府职能部门或行业协会制定的语言服务规范和标准，对服务主体的行业认可度和社会知名度进行动态定位，旨在营造最佳行业秩序，实现最佳社会效益。微观层面指不同服务主体执行的规则、程序和标准，重在谋求、确证市场存在力和接受度。以上三个层面构成语言服务的制度环境，是语言服务外部建制的核心，与语言服务过程间接关联。语言服务的资源结构是指功能性文字、语音数据聚类集成的表征，兼具物理属性、社会属性和价值属性。根据具体用途，可分为学习型语言资源、翻译型语言资源、保护型语言资源、研究型语言资源、信息型语言资源等不同类别。功能性语言资源是知识和经验的集成化载体，是精准化语言服务的基础，对语言服务过程和效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有效的语言服务需要以语言资源的合理存在为前提”（李现乐，2010：17）。就语言服务自身而言，泛化的语言数据价值相对有限，只有经过功能化处理才能产生预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从学理上分析，语言大数据与功能性语言数据有所不同，前者体现逻辑实证主义价值观，通过语言数据关联，预测未来；后者体现功能主义价值观，通过语言事实配置，关怀当下。语言服务的技术结构是指实现语言服务的程序知识、硬件架构以及软件工具的综合表征。程序知识指解决问题的操作流程和策略方法，硬件架构是支持软件运行的硬件单元组合，软件工具是语言技术的表现形式，涵盖自然语言处理与管理的相关应用程序。这些技术要素构成语言服务的技术层，共同作用于语言服务的实践界面。语言技术可超越时空界限，连接个体智慧和集体智慧，集成人类的知识和经验，是实现语言资源向实践转化的关键手段，也是机器辅助或人机交互语言服务的必要条件。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神经网络技术的深度应用，语言服务可望发生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形成契合智能时代的新型业态，呈现五个方面的显著特征：服务主体去中心化；服务内容定制化；服务方式智能化；服务对象多元化；服务链条延伸化。语言服务的应用结构是指语言服务定位取向和呈现方式的结构化表征。根据定位取向，语言服务可分为依存型和独立型两类，前者指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自有的语言服务形态；后者指完全市场化的语言服务形态，二者的服务对象和目标不尽相同。根据呈现方式，语言服务可分为专门型和融合型两类。前者指面向或基于语言本体的专门型服务形态，主要包括语言教育、语言测试、语言保护、语言咨询等类别；后者指嵌入其他专业领域的融合型服务形态，主要包括语言翻译、语言治疗、图书出版、技术传播、语言艺术等类别，其中，语言翻译是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主导方式；语言治疗是康复医学的自然延伸；文本生成是图书出版、技术传播、语言艺术赖以存在的基础。随着需求侧的结构性变化，两类服务形态将不断分化或融合，从而衍生出适应市场动态需要的新形态。上述五个结构既相对独立，又彼此依存，共同作用于语言服务实践系统。主体结构是存在依据，构成以知识和经验转移为本质的社会经济关系；制度是秩序规制，指引语言服务产业的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资源是必要前提，构成知识和经验转移的基础条件；技术是操作手段，成就知识和经验转移的现实过程；应用是价值创造，实现语言服务的社会经济功能。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交相驱动，资源要素、技术要素与应用要素线性推进，循环迭代，形成语言服务动态调适、谋求增长的内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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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语言服务滥觞于语言距离的客观存在，归结为知识和经验的人际转移，体现在实践逻辑的转化应用。从认识论来看，任何有价值的语言服务都是对过往知识和经验的一种选择性利用，也是满足他者对知识和经验期待的一种开新。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语言服务就是面对缺失、差异和不对称，发挥语言的多元功能，实现知识和经验跨界转移的一项社会经济事业。语言服务共同体应以换位思考的客观思维，定位自己，设定服务，历练感同身受的移情能力，连接他人，建立认同，促进他者的知识增量、认知升级和价值创造，不断达成致知、赋能、移情的终极目标，使语言服务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产业。
本文来源：李瑞林. 语言服务概念框架的再反思：存在前提，本质内涵及实践逻辑[J]．译界, 2017(1)：11-19.
作者简介：
李瑞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会副会长，《Babel》《中国翻译》《英语世界》编委。研究方向：术语翻译、应用翻译学、语言服务。发表“Topicalization: A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 “《文心雕龙》与早期文本中的文学观” “翻译的社会维度” “新历史主义视阈下的阅读隐喻” “从翻译能力到译者素养：翻译教学的目标转向”“关于翻译终极解释的知识论探索” “语言服务概念框架的再反思”等代表性论文，其中“Topicalization: A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被英国剑桥大学 English Learning 杂志、美国教育信息资源中心(ERIC)等国际学术载体文摘检索，获中国第一届英语优秀教学论文二等奖, “从翻译能力到译者素养：翻译教学的目标转向”获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出版《阅读的历史》《朗文当代英汉大词典》《活着的女神》等文学(学术)译著，其中《阅读的历史》被评为全国第六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获省第十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