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学术 | 层层迷雾下“翻译”的真面目
导 读
翻译专业的你，是否遇到过如下对话↓
你不是翻译专业的吗？翻译到底是什么呀？
enmm...翻译是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我们研究的东西有巴别塔传说、功能对等理论、翻译与文化差异、归化和异化、尤金·奈达以及张培基等翻译大家、机器辅助翻译……（此处省略n万字）
awsl!!我的眼里有星星
无数交错的理论和研究构成了庞大的翻译学，而“翻译”究竟是什么呢？是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间的相互转换？还是信、达、雅的完美体现？其实，这些都只是翻译的表象。关于翻译的终极解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李瑞林教授通过对多元翻译论的形而上思考，从知识论的角度对翻译的本质进行了更深刻的解读......
关于翻译终极解释的知识论探索
李瑞林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提
要
依托知识的不同分类，翻译知识观可对翻译存在提供较为全面的解释。从知识主体出发，可把握翻译语境下知识迁移的方向选择和空间构成；从知识内容出发，可对翻译对象的性质进行界定，进而形成对翻译过程和结果的理性判断；从知识可见度出发，可勾画出翻译过程的非线性轨迹；从知识特征出发，可见多元知识交互对于翻译的支配作用。
相关研究表明，歧义性、干扰性和非对称性体现在翻译空间的不同向度，从而使翻译成为劣构问题显著的一个学科领域，也引发了学界对翻译本质问题的追问和反思。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进行了不断探索，形成了语言观、文化观、认知观、社会观和技术观，为学科的内部建构提供了多元要素互补的宏观概念框架，同时亦催生了翻译多本质论与无本质论的论争。自反思、元反思是翻译学科臻于完善的必然要求。在学科外部建构日益拓展的当下，从本体论、知识论、价值论维度对翻译的本质进行再反思，是翻译学界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本体论关乎翻译的终极存在，知识论关乎翻译的终极解释，价值论关乎翻译的终极意义，其中知识论是建构翻译本质逻辑体系的核心。
“翻译何以成为可能？”这一本体论问题指向翻译存在的规定性条件。纵观人类发展史，可从语言分化、社会建构、文化形成等视角透视翻译存在的必要条件。早期人类的全球性迁徙，在时空坐标的定义下，促使原初语言分化为不同语系、语族和语支。部族的出现推动了人类的社会化进程，亦加剧了语言的碎片化，形成当今大约6900种语言。相伴而生的文化规约塑造了语言、社会的基本形态和价值范畴，对语言和社会产生着调节和统领作用。语言距离、社会距离、文化距离构成翻译存在的客观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物质资源和思想资源生产与共享的地域特殊性和差异性。随着商品社会和工业化时代的兴起，人类认识到自有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试图超越语言、社会和文化距离，开了商品和服务跨界交换的先河，进而带动技术和知识的超时空流动。在现代交通、通讯、信息技术的驱动下，跨界交换与流动呈现多样化、惯常化和全球化格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物质资源和思想资源的全球化重新配置构成了翻译存在的主观条件。我们可以认为，人类交换知识的主观要求对时空定义下的语言、文化、社会等客观制约条件的超越使翻译成为可能。然而，就翻译的自极性而言，唯有知识论的参与，方可提供可能的终极性解释，达成翻译存在与翻译观念的有机统一。
近现代以来，学术界基于不同哲学范式对翻译的性质进行了界定。比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原型理论，多数定义从类属出发将翻译视为“语言转换”、“文本替代”、“信息再现”、“跨文化交际”、“推理一决策行为”或“社会问题解决”，等等，从语言、文化、认知、社会和技术等不同视角揭示了翻译的多级特殊本质，这些特殊本质具有家族关联性和相似性。现有定义的区分度较为显著，体现了不同的认识视角和研究取向，如语言学、传播学、文化学、社会学、认知心理学、信息技术等，但对种差的共性关注不够。再者，多数定义没有阐明翻译的核心对象。有的定义将“意义”、“信息”或“文化”作为翻译的对象，然而，意义本身是主观的、不确定的，信息存在真伪问题，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与所主张的对等原则形成悖论。可以认为，现有定义从语言的工具性、文化的规约性、认知的程序性、社会的建构性或技术的集成性等维度，对翻译的本质给予了较为充分的解释，但未触及翻译的一般本质，尚不能构成翻译存在的第一推动力。
基于对多元翻译观的形而上反思，或许可以从知识论视角对翻译进行终极性解释，进而把握翻译的一般本质。就多元翻译观而言，尽管认识视角和研究取向不同，但共同指向一个核心概念，即知识。具体而言，语言是知识的记述态，与知识的记忆态和集成态共同构成知识的表征系统。文化决定知识的价值范畴和应用方向，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外化为知识的不同表征形态，文化的历史性、社会性内化为知识的不同主观化结构。认知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交互作用的产物，是知识生成和重构的主要途径。社会是知识协商、交换与分享的外部网络，也是检验知识真伪和效用的实践场域。技术是知识集成与传播的工具，可超越个体知识的有限性，促进个体知识与群体知识的连通，实现译者主体多元化、翻译模态多样化（如微软语音翻译等）。由此可见，知识是统合多元翻译观的主导概念，是翻译行为作用的核心对象。以知识为取向的翻译观，对翻译的基本问题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指向性。歧义问题关乎知识的客观性，干扰问题关乎知识的兼容性，非对称问题关乎知识的共通性。事实上，知识之于翻译的重要性是国际学术界近年来关注的重大学术问题，2003年在丹麦举办的“文本与翻译”国际研讨会形成的共识便是明证。
传统定义一般将语言（信息）转换视为翻译的本质属性。语言转换具有可感知性、可操作性以及可观察性，构成翻译表象世界的行为特征。然而，相关研究表明，不同语系或语族的任一语对呈现为相对独立的动态资源系统，其殊相是普遍的，共相是特殊的，代表着两个平行世界，二者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只能基于不同认知模型构成对应关系。翻译过程的内在规律对语言转换的非本质性亦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翻译可分为先验翻译、实时翻译和后验翻译三个层次。先验翻译是译者以不同方式获得的语对翻译关系构型，存储于个人的记忆系统，构成存量翻译资源，传统意义上的语言（信息）转换实际上是存量翻译资源在实时翻译情境中的嵌入式、调适性应用，人机互动翻译、机器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先验翻译成果的集成化、自动化、智能化处理。实时翻译是译者应时应景地运用自有知识和外部知识发现、整合、表征预期知识结构的过程，具有知识的继承性转移和开新性生成的特征。后验翻译是对实时翻译的批判性反思，是确证和优化翻译认知、扩大翻译资源增量的重要环节。不同翻译语对必须以知识的关联性、兼容性和共通性为条件，才能在相关语言范畴和层次上建立可确证的、相对稳定的、可循环使用的匹配关系。由此可见，知识联结是第一性，语言转换是第二性，语言转换是翻译的表象特征，知识联结是翻译的内在特性。翻译是译者以始发语的显性知识为起点，重构、整合、组织隐性知识资源，以目标语为依归，实现知识再语境化的过程。统合翻译存在的规定性条件，同时兼顾知识之于多元翻译观的主导作用，或许可以将翻译定义为超时空、跨文化、多模态的知识迁移行为。
翻译知识观依托知识的不同分类可对翻译存在提供较为全面的解释。从主体来看，知识分为个体知识、群体知识和公共知识，据此可把握翻译语境下知识迁移的方向选择和空间构成；从内容来看，知识分为陈述知识、程序知识和条件知识，据此可对翻译对象的性质进行界定，进而形成对翻译过程和结果的理性判断；从可见度来看，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据此可勾画出翻译过程的非线性轨迹；从特征来看，知识分为概念知识、经验知识、文化知识、嵌入知识、编码知识，据此可见多元知识交互对于翻译的支配作用。
翻译知识观围绕知识迁移的真理性和有用性构建自身的判断标准，是对传统对等假设的理性批判和创新发展。知识以物为本，具有客观性和共通性，名实的符合度、逻辑的融贯度、知行的同一度可构成判断翻译的基本尺度。文化以人为本，具有主观性和特殊性，决定着知识的价值范畴和应用方向。尊重文化多样性，达成认知共通性，追求事实标准与价值标准的同一，实现翻译观念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变，或许是翻译学人当下应有的学术态度和承诺。
及至当下，翻译实现了由领域化到学科化的转变，呈现出跨学科、交叉学科乃至多学科研究特色。然而，随着人文学科的“翻译转向”，随着人类学、管理学、认知科学、语言工程、基因工程等学科对翻译观念和方法的深度借鉴，翻译可望以其迁移知识的自为性、广域性和普适性，逐步超越自身的传统疆界，沿着超学科方向不断演进，面向知识交换与共享的国际空间，以语对翻译关系多维动态模型研究为重点，不断优化学科自身的内部建构，推动翻译的多元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形成“互联网＋”翻译新常态，凸显翻译存在与翻译观念的同一性，勾画出适应大数据时代语境的新图景。
本文来源：
李瑞林. 关于翻译终极解释的知识论探索[J]. 东方翻译, 2015(3):9-11.
作者简介：李瑞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会副会长，《Babel》《中国翻译》《英语世界》编委。研究方向：术语翻译、应用翻译学、语言服务。发表“Topicalization: A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文心雕龙》与早期文本中的文学观”“翻译的社会维度”“新历史主义视阈下的阅读隐喻”“从翻译能力到译者素养：翻译教学的目标转向”“关于翻译终极解释的知识论探索”“语言服务概念框架的再反思”等代表性论文，其中“Topicalization: A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被英国剑桥大学 English Learning 杂志、美国教育信息资源中心(ERIC)等国际学术载体文摘检索，获中国第一届英语优秀教学论文二等奖，“从翻译能力到译者素养：翻译教学的目标转向”获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出版《阅读的历史》《朗文当代英汉大词典》《活着的女神》等文学(学术)译著，其中《阅读的历史》被评为全国第六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获省第十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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