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追剧《大秦赋》，已经看到了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完成，一向沉稳的吕不韦，兴奋得有所失态，但是一个细节颇具玩味。这部书耗费了8年时间，承载了吕不韦极大的期待。在场的文武百官和门客看了后，无不拍手叫好，只有一个人冷眼旁观——李斯。《吕氏春秋》以儒道为主干，融合了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学说，试图取代商鞅法家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李斯作为坚守法家的代言人，自然对此是颇为反感的。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嬴政开始警觉起来，李斯的那一句“相国非忠臣”直击嬴政的灵魂，两人快速走到一起。
一场意识形态之争，在权力博弈的暗潮下，真刀真枪地展开。
公元前257年，吕不韦带着异人（嬴政父亲）入秦，此时长平之战已去3年，秦国又来围攻邯郸，试图一举灭掉赵国。秦国国君是秦昭襄王，已在位50年，是“奋六世之余烈”的第四位国君，商鞅变法已实施整整100年。秦昭襄王打遍六国无敌手，统一六国成为秦国很现实的目标。
秦国战功赫赫，但依然是文化上的蛮夷之国，从孔子就存在的“儒者不入秦”，存续至今，并无变化。作为中原人士的吕不韦，是姜子牙的二十三世孙，接受的是儒道等诸子百家的中原文化洗礼，当他在秦国站稳脚跟，自然是看不惯一些现象的。纯粹从文化角度讲，秦灭六国，本身是野蛮战胜先进，当荀子想入仕秦国改变现状时，秦昭襄公居然拒绝了。当然，这种历史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在世界史上较为普遍的。
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君主专制，集大权于一身，用严刑峻法将全国的人力资源和农业产出集中起来，用作军费。再用军爵制将秦人打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你只有打仗立功了，才能升官发财。整个秦国，就成为了军事机器。
当然，商鞅变法的这些措施，都不是秦国的创新，而是抄袭的六国变法，至于为什么独独在秦国成功，实际上跟秦国的特殊国情息息相关。在此不再赘述，详见商鞅变法的确很有效果，秦国迅速崛起，成为六国惧怕的“虎狼之国”。吕不韦也寄希望于秦国统一天下，但他很快就发现，秦国过于冰冷。秦国打仗，用士兵带回来的人头、人耳数量来论功行赏，这就导致：斩首数万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仅大量杀戮败军，还屠杀平民，士兵用老百姓的人头来增添个人战功，争取更大的封赏。六国军民，可谓“谈秦色变”，这根本就不讲武德嘛。六国做不出来的事情，秦国做起来得心应手，毫无思想负担。秦国国内，则是极端的功利主义，人情淡薄。秦国税赋很重，又是“三口之家”单独核算，不像六国那样的大家庭，必然斤斤计较，《吕氏春秋》记载：“借父优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秽语。把农具借给父亲使用，本是正常小事，但现在搞得好像做了什么好事似的；母亲借用儿媳的扫帚，儿媳就会十分不情愿。秦国还极端压制人们的思想，不准乱想乱说，脑袋里只要想着”种地“就行。
对于那些不听话者，则是严酷刑法，还开启连坐制度，人们从宽容忍让变得戒备森严，《吕氏春秋》记载：“兄弟相狱，亲戚相忍。”已经有悖于人伦了。也就是说，商鞅变法的一整套措施，是违背人性的，将人看成是“种地动物”和“打仗机器”，却忽视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存在。秦人守法也不是出于内在的认同，而是出于恐惧和贪婪。因此，秦国外在的军队强大和国家秩序（“乡邑大治”《史记》，“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无法掩盖内在的不可持续。在大争之世和战争年代，这一套是有效的，人们还愿意忍受，一旦到了和平时代，势必崩溃。往更深的说，商鞅变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光看实际效果是不够的，必须有内在的价值追求和人文关怀。就如同，从资源角度考虑社会发展，杀掉老人是性价比最高的，但绝不能这么做。古往今来，所有持续很久的执政理论，都要有人性化的设计，必须符合人性：不仅要生存，还要有思想。但很遗憾，商鞅变法是没有这些的，全部理论都着眼于“奖励耕战”的短期效果，看不到任何“仁义礼智信”这些人文字眼，这就决定了儒家与法家的不同命运。公元前247年，13岁的嬴政继位，“仲父”吕不韦步入权力颠峰。此时就连儒士也知道，六国苟延残喘，秦国统一只是时间问题。
吕不韦为了建立万世基业，意识到商鞅变法这套理论已经过时了，开始考虑统一之后的统治问题。
嬴政继位的这一年，李斯向老师荀子辞别，离开东海之滨的稷下学宫，西行入秦。李斯的辞行，是因为收到了吕不韦的“求贤令”。吕不韦学习战国四君子，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魏国信陵君，用优厚的待遇广招门客。他还派专人去当时的最高学府——齐国的稷下学宫，“校长”是荀子，面请有识之士入秦。与战国四君子不同的是，他们的门客既有文人也有武夫，吕不韦只招文人，每人来了后都要写篇作文交上来。博采众长，吕不韦就是要用诸子百家，替换掉商鞅变法的法家思想。吕不韦的文化工程就此展开。作为当时最具思想价值的两种学说，儒家和道家成为吕不韦著书力言的主要理论基础。
吕不韦用儒家的“德”和“仁”替换法家的刑罚，认为法家主张的严刑厚赏属于“衰世之政”。国家要遵从儒家的德治理论，承认血缘关系的重要性，倡导仁者爱人的孝道，从而让整个社会恢复到一种张弛有度的常规状态。再用道家的清静无为限制君主专制，全国大权操于一人之手，君主能调动一切资源做正确的事，也能调动所有资源做错误的事，这种做法不仅风险太大，而且突破了人的物理极限和管理的技术极限。能适用于秦国一国，但难以管理统一之后的七国。吕不韦看到了这个制度漏洞，认为君主可以适当“无为”，有所为有所不为，适当放权给下面的人，《吕氏春秋》说：“大圣无事而干官尽能。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事。”君主只需要把事情推向符合规律的轨道上运行，其他的可以放手，从而达到“事省而国治”的目的。到公元前239年，历时8年，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鸿篇巨制，《吕氏春秋》终于完成。此时，距嬴政继位已有8年，距吕不韦罢相将只有2年。这部著作以道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墨家、法家等其他学说的素材，形成一套完整的治国学说。这套学说，法家的痕迹已经微乎其微了，吕不韦也被奉为“杂家”代表。吕不韦在抢占思想阵地的同时，也在改变秦国的军事政策。秦王政二年，攻占魏国卷（今河南原阳），斩首三万。秦王政三年，攻占韩国十三座城市，斩首一万。秦王政五年，攻占魏国二十座城市，斩首两万。依然有斩首，但再也没有大规模杀戮，跟以往相比，是雪崩式下跌。由于杀戮减少，秦国在统一战争中遇到的拼死抵抗也大大减少。君主专制、严刑峻法、军事杀戮，吕不韦试图瓦解商鞅变法的三大支柱。《吕氏春秋》成于公元前239年，这个时间也是很有讲究的。这年嬴政已二十一岁，明年就要加冠，即举行成人礼加冠之后，就要亲政了。为了制造轰动效应，他请人把全书悬挂在咸阳城门，声称：如果有谁能改动一字，即赏赐千金。实际上是在学习商鞅“立木为信”的宣传手法。![]()
嬴政认真地翻阅《吕氏春秋》，但是当他看到吕不韦的政治主张跟现状有了明显的分歧时，便拒绝了《吕氏春秋》，二人关系急转直下。就在这一年，嬴政力排众议，执意要封假太监嫪毐为长信侯，嫪毐学习吕不韦的做法，广招门客，还要著书《嫪氏大典》，以抗衡吕不韦。嬴政是要用不学无术的嫪毐，来制衡吕不韦的强大影响。但是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38年，嫪毐与嬴政生母私通并生有二子的事情败露，嫪毐被诛三族。没了嫪毐，谁来平衡吕不韦的势力呢？于是，嬴政想要除掉吕不韦。《吕氏春秋》成书的这一年内，在六国也引起了较大的轰动，不断有士子来到秦国，在吕不韦门下熟读《吕氏春秋》，期间不乏辩论。又过了一年，也就是公元前237年，嬴政亲政，他不希望看到秦国发生思想混乱，便解除吕不韦职务，要将他赶出咸阳。二人最后一次见面时，吕不韦带着《吕氏春秋》全卷，面见大王。嬴政说自己读了很多遍了，是一部好书，但这部书无法解答自己的一个疑惑：“书中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天下不该是我的吗？”吕不韦悻悻离开咸阳，前往洛阳封地。两年之后，嬴政又要他离开洛阳去四川，吕不韦饮酖自杀。吕不韦的失意，反衬出李斯的得意，坚守法家的李斯很快就得到嬴政的重用。吕不韦死后，葬在洛阳的北芒山上，参加葬礼的人很多，场面很大。嬴政知道后，十分气愤，下令对参加送葬的人分别进行惩罚：从其他国家来到秦国的人，一律驱逐出境；如果是秦国的人，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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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的吕不韦墓
嬴政在除掉吕不韦的同时，也摈弃了吕不韦的治国主张，他执意要按照传统的法家来治理国家。
结果，秦朝二世而亡，仅存13年，吕不韦的看法应验了。
而秦朝皇室，经过内斗和项羽的屠杀，基本消失殆尽。李斯腰斩，夷三族。首创者商鞅，车裂，全家被杀。从人生角度讲，这些主事者可谓失败，被自己信奉的东西彻底反噬，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所在。
秦朝没了，嬴姓皇族也没了，但商鞅变法的思想延续了下来，“百代皆行秦制”，影响中国两千年。为了延长王朝寿命，皇帝们都采用了儒家思想，但外儒内法，法家才是治国内核，这成为古代王朝始终摆脱不了治乱循环的一大原因。
在秦国百年的血与火中，在野蛮征服先进的长河里，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很难评判：它塑造了中国还是荼毒了中国，抑或兼而有之？
无论我们怎么评判，秦朝的结局，必然不是吕不韦希望看到的，他当初的反抗，犹如历史长河里不起眼的浪花，转瞬即逝，但值得后人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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