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英：好的教育会涵育学生一生情感资源的基础

在北京，每个区都有一所招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学校。我曾去过海淀区玉泉小学，教学楼大厅的地面上是用马赛克贴出来的中国地图，学校招收了某省的孩子，就做一个明显的标记。二楼走廊里有很多来自孩子们家乡的风物展示。这是学校依据生源家庭情况而自然衍生出来的特色，孩子们很需要这种归属感，哪怕只是在地图上标记一个小点来说明自己的来处。

归属感是一种与这个世界的关联。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首要的任务是充分感知与世界的各种关联：有父母、兄弟姐妹，叔叔阿姨，老师同学……构成了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初步关联网，也让一个新人真正嵌入这个世界。因此，在教育系统各个阶段的目标中，对于学习者的培养目标有着天然分工，这种分工对应着一个人同世界与社会的嵌入关系。在小学阶段，最重要的是培养一个人的“感性”，让孩子有各种机会向别人告知：这个世界我来了！在这个阶段，好的教育会涵育他一生情感资源的基础。

伴随着成长的是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我们必须追赶着时间向前。现代社会是由一种严密的时间体制所管制、协调与支配的，这种“时空体制”改变了社会生活的空间和时间的知觉和组织。在全球化与时空变形的互联网时代，空间被运输和传播沟通的速度越来越快，于是时间越来越压缩，甚至消弭了空间。空间在现代世界失去了重要性：运作和发展不再定位于某处，实际的地点，比如旅馆、银行、大学，越来越变成一种“非地点”。那么，孩子们在地图上标记的家乡也成了一种“非地点”吗？在加速的“互联网”时代，社会世界不再惯常以符号的形式固定坐落在地图上，而是变成由闪烁的液晶屏幕所再现的文化流，只能点状地结晶化为“种族景观、科技景观、金融景观、媒体景观和意识景观”。一直在外工作的父母对着照片、电视讲着家乡的故事，家乡在孩子们的眼中是否也成为液晶屏幕上的景观之一？

德国社会批判理论学者罗萨在其《新异化的诞生：社会批判理论大纲》一书中指出，家庭与工作的变迁，在早期现代是以数个世代的步调来改变，然后在“古典”现代是每个世代的改变，到晚期现代，已经是在世代之内就产生了改变。在农业社会中理念型意义上的家庭结构，经历了数个世纪还会保持不变，过了数个世代其基本结构还是完整的。在古典现代（大约1850—1970年）这种结构可能还只维持一个时代，由一对夫妇组织起来的家庭结构，可能等到这对夫妇逝世之后就会随之解体。到了晚期现代，有一种趋势是一个家庭的生命循环可能比一个人的生命阶段还要短，明显的证据是越来越高的离婚率与再婚率。在劳动世界中，在前现代与早期现代社会，父亲的职业会传承给儿子，然后会持续几个世代。在古典现代，职业结构倾向是每个世代都会改变，子女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但通常会选择一次，一个工作做一辈子。而在晚期现代，单一的职业不会再跨越整个工作生涯。由此，社会制度的稳定程度和实践的稳定程度可以当作一个判断社会变迁加速（或减速）的准绳。生涯规划和职业教育，不再教人着眼于当下，因为变化和转换太快了。

“当下”作为一种时态，是经验范围和期待范围正重叠发生的时间区间。过去意指不再存在/不再有效，未来则意指还没存在/还没有效；而当下，只有在这段相对稳定的时间区间中，我们才能描绘过去的经验，引导我们的行动，并从过去的结论推导未来。然而，经验与期待可信赖度的衰退速率不断增加，同时被界定为“当下”的时间区间不断萎缩，这就是“加速”。日常实践知识呈现出高度的衰退速率，如朋友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卖场的营业时间、办公室的值班时间、当红影视明星、工作同事关系、情侣关系……这些事物稳定不变的时间区间会是多久呢？若想要检视我们生活的结构与质量，就必须聚焦于我们的时间模式。

远离家乡，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生活机遇选择的问题，也是一个现代性社会加速流动和交融的过程。家乡这个词，渐渐与历史上的传统社会相连，现代社会只看出生地和身份证。籍贯除了证明自身的父系渊源，也不再能说明什么实质内容。大学毕业后在异乡城市中工作的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生活步调特别快，与放假回到家乡相比，个人的主观时间体验效应很不相同。时间的加速带来了对自身所处空间感知的稀薄，频繁地出差，快速地飞去飞回，路途上都在埋头工作，去了很多地方，结果想不起来去过哪里。午夜梦回，萦绕在心头的还是曾经慢速待过的老地方。

无论身处何方，每个人的每天都只有24小时的自然时间，然而生活步调是一定时间单位中的行动事件量或体验事件量。在工作的地方，总觉得必须在更少的时间内做更多的事，在家乡就没有这种紧迫感。有两种方式可以测算生活步调是在加速还是减速：一是测量可界定出来的行动所耗费的时间区间，即更短的时间内做更多的事情；二是测量行动时间与体验时间的“压缩”，即多项任务同时完成。有学者就此提出更具体的社会生活速度的指针：城市中的走路速度、到邮局买邮票所花的时间、公共场所时钟的准确度等。

于是，看似完全不相干的人被一种人人都能感受到的“时间机制”而相互关联，构成了“永远的竞争协商”，去获得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成就”，更快即成功，如比别人更快地排上队，通过做攻略获得游乐园的快速通道票……此时的“成就=每个时间单位中的劳动或工作（成就=工作除以时间）”，提升速度或节省时间与竞争优势的获得有关。维持竞争力，不只是一种让人们能更自主地规划人生的手段，其本身就是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唯一目的，例如，“你见过……地方凌晨四点的样子吗？”这样的句式曾经风靡一时，人们在网络社交圈比拼自己竞逐时间的优势。

如果我们“加倍快”地过生活，如果我们只用一般的时间来实现更多的行动、目标与体验，我们就可以加倍体验的“总量”，也因此加倍了“生活”的总量。我们无法踏实体验过程，所能享有的是“成效”，亦即“实际实现的选项”与“潜在可实现的选项”之间的比例，也因此可以通过计算或算计自己而加倍。加速因此可以称为一种消除世界时间与生命时间差异的策略。一个典型的社交圈游戏是“在世界地图上标记你去过多少个国家”并显示你已“超过”了全国百分之多少人，就是加倍生活的具象表达——哪怕是休闲，也在加速竞争。

节省时间的技巧往往带来非常多的时间选项。无论我们变得多快，我们在世界中所能享有的，亦即选项的可实现与体验的比例，相比于所错过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还减少了。这是现代人的一种悲哀。人们觉得自己像是在滚轮中不停奔跑的小仓鼠，然而对生命和世界的渴望不但没有因此被满足，反而更加渴望，倍感挫折。现代社会不是通过显著的规范准则，而是通过时间规范的隐性规范力来进行调节和相互合作的，每个人都攥着一份自己的DDL（deadline，截止日期）和日程表，严密地嵌入一张巨大而又看不见的社会网络中，这转变了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常常让我们充满向往。不断上升的期望让人无法安于一处，出走半生，未来的路一定是一条上升的直线吗？或者，是一个圆？

行文至此，扪心自问，所有这些永恒的竞争动力和对未来世界的应许，在曾经安放我们的童年和少年的家乡盛行吗？也许，自己的家乡就是别人的未来应许之地，这就意味着“家乡”从一个空间标识变成了时间标记，我们心目中的家乡是对自己过去成长之地的时间记忆，它与当下去往那同一块土地上打拼的人们的感知完全不同。甚至对于一直留在那块土地上的人而言，家乡也往往不再是以前的样子。家乡依然在，变化的只是我们对同一个空间中事物流转的感知。

人就是这样，往往到了自己无法一如既往地快速运转时，特别是我们在面对有限与死亡的问题时，会自然回想起曾经慢悠悠的生活，此时一个空间概念又会浮现在脑海中，成为一种隐隐的呼唤或诱惑：回到家乡。这大概是一个人对现代社会加速幸福应许所做的近乎本能的回答。这是深藏在中国人基因中的一种不言而喻的观念，家乡是精神家园，里面安放着越积越多的乡愁。只是，对有些人而言，可能连这种“愁”都不曾有，因为他们回不去了。物质世界注定是变化的，乡愁安放之地的家乡，就更加确定是一个精神层面的空间念想。社会的比邻性由此与空间无关，它是一种新的时空体验，即时通讯工具让人们天涯变咫尺，而就在家隔壁的邻居却是真正的咫尺而天涯。念想在何处，家乡就在何处，这样转念一想，也许就能支撑着很多人平静而又充满向往地走完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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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2年11月刊第4期，原标题《在加速社会找一处永远念想的地方》

文 | 林小英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编辑 | 邢晓凤

设计 | 朱强统筹 | 周彩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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