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改革和国家课程的有效落实，迫切需要学校为之建设匹配新型空间

随着工业4.0时代的到来，人们日益关注未来新人的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循此逻辑，未来学校建设成为学校变革的焦点，即未来什么样的学校能实现未来新人的培养目标。学校空间开发即是对这一问题某个方面的回应。但无论是对学校空间开发的理论思考还是实践探索，都应避免一个误区，即单凭自己的想象，想当然地认为未来学校空间应该怎样。为此，我们在思考和践行空间开发时，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视角出发。

前提：

明晰近代以来学校空间的来路与局限

从历史的角度看，现在的学校空间，经历了从无形到有形、从前制度化到制度化的演变过程。现在的学校空间形态，实际上是从17世纪以后的300多年逐步发展成型，且这种空间样态成型后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与班级授课制、年级制和分科教学等相互匹配，其主要特征是讲究规则和秩序，外在表现就是直线式的线条，以及由这种线条区隔而成的种种封闭空间；还有因为这些区隔和封闭，所导致的学生在校生活、学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割。

如果进一步分析近代以来学校空间形态形成的内在机理，会发现它与17—19世纪技术革命所引发的机器化大生产有关，是技术与技术思维对学校运行渗透和转化的结果。从技术的视角看近代以来学校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技术对学校运行的强烈影响。以夸美纽斯为例，在《大教学论》这本专著中，他把技术引入对学校运行的整体思考中，回答学校如何运行的机制问题，希望学校的运行像钟表、宇宙、大自然一样有秩序、有规则。他经常把人比作仪器、比作钟表，也把钟表技术作为学校管理、教学效仿的对象，为学校提供一个时间尺度，这一尺度与学校空间紧密配合，通过班级授科制和年级制来体现，从而引发学校空间的分割。

19世纪以后，人类先后经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人的培养成为技术时代新的教育目的，而且这种目的伴随着18世纪欧洲分裂民族国家兴起后的公民培养需要。因此，教育逐步演化成为训诫的主要手段。这种演化反映在斯宾塞、康德、赫尔巴特等人的教育论述中，学校也就成为对未成年人开展规训的场所。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等著作中有非常全面、深入的论述，比如他曾指出学校空间的独立和封闭是其行使规训职能、进行纪律训练的前提之一。学校正是在实现“与世隔绝”后，在其空间内部再通过各种制度设计和学校活动的各种细节，逐步实现对人的多方面规训。

由此可见，近代以来学校空间形态，其本质是一种教育技术，是为规训人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以来学校空间的形成过程，其实是空间技术在学校的渗透和运用过程。总体上看，学校空间的技术化顺应了近代工业革命和机器化大生产对懂纪律、守秩序、有文化的产业工人和公民培养的需求，也符合这一时期受美国“科学管理运动”影响，人们认为学校是另一种工厂的隐喻。对此，美国教育史学家克伯雷曾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学校就是工厂，在工厂里，儿童作为原材料被制成产品来满足不同的生活需求，制造的详细流程来自20世纪文明的需求。也就是说，学校的事务就是按照详细的流程来塑造学生的。”

通过回顾历史，可以知道当下的学校空间形态，是17世纪以来技术时代的教育目的观和这种目的观支配下的儿童观和学生观决定的。鉴于此，未来学校视域下的空间创设，至少有两个方面需要考虑：一是未来学校空间重构的前提是教育观念的转变。21世纪以来，特别是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后，国家对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等提出了新要求。叶澜教授曾说，“现在是呼唤一个新的爱弥儿的时代了，我们要培养当代中国新时代的‘爱弥儿’。”这个新时代的“爱弥儿”在认知、道德、人格及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上都有了全新的要求，近代工厂形态的学校已难以培养出这样的时代新人。因此，我们的教育观、学生观等必须更新，然后才能创生出全新空间样态的新型学校，是时代在倒逼学校的变革和空间开发。二是学校的“工厂”隐喻必须向“生命场”隐喻转变，即学校是师生开展教育活动的生命场，学校必须由“塑造人”向“成就人”转化。由此，学校空间的开发必须顾及师生生命安全和多方面发展的需要，顾及开展多层多类教育活动、满足师生多层多类交往与表达的需要，并注意空间分隔的固定与灵活、功能的通用与专用等区别。学校空间作为学校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学校办学与育人理念的空间存在形态，能反映出学校的追求、精神面貌和师生的生存状态。未来学校的空间特征要由传统的规则性、秩序性向生命性、开放性转变。

原则：

要满足当代中国学校教育改革的需求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历了由贫穷到富裕和由富裕到强大的转变。我国正处于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形势诡谲多变、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描绘了未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蓝图；党的二十大吹响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与此相应，党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强调“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为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这些蓝图和目标，直接触发了我国当下基础教育改革的步伐，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等，在宏观上构建了全新的教育体系，成为我国未来学校空间开发的现实基础。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来说，尤其是2022版新课程方案和新课程标准，直接对未来学校课程与教学改革提出了系列新要求，如“跨学科主题学习”“学科实践”“综合学习”等。

面对上述改革的新动向，学校的传统空间样态难以适应和满足需求，迫切需要学校为之提供新型空间支持和相应的资源配置。这要求学校深度开发现有空间和新建空间的育人价值。

一方面，要努力促进现有课程与现有空间双向赋能，即基于国家课程的要求，赋予学校空间（教室、走廊、平台等）以育人价值，使学校各类空间（尤其是以往被忽视甚至废弃的空间）成为落实国家课程的重要资源。这需要学校围绕这些空间的利用去设计、开发和创造。另一方面，重新设计、开发、利用学校各种空间形态，为师生、生生、班班、级级间的各种教育教学活动、立体互动交往等创造可能，使学校空间呈现多类态、多样态、多层态，从而使这些空间中的各类活动转化成学校的特色课程或国家课程的拓展延伸课程。更重要的是，课程改革和国家课程的有效落实，迫切需要学校为之建设匹配新型空间。如，跨学科主题学习、综合学习和学科实践活动的开展，需要有专门的功能教室，在这样的空间里，师生可以开展跨学科、跨班级、跨年级的自由交流，围绕专门项目或问题的解决可以获得相应的资源支持和教师指导。

此外，未来学校的空间开发还要基于当下我国未来学校发展的不同路径。华东师范大学的卜玉华教授曾专门提出未来学校发展的几种可能向度，如“智能技术向度+”“社区社会向度+”“自然生态向度+”“人文艺术向度+”“天下国家向度+“综合融通向度+”等。这些向度为未来学校空间开发提供了可能的方向：基于智能技术的未来学校建设，需要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学校元宇宙）的连接与转化上着力；基于与社区社会融合的未来学校建设，需要开发社区、家庭等社会空间的育人价值，实现学校空间与社会空间在育人上的整合融通；基于自然生态取向的未来学校建设，则需要实现学校空间与大自然空间的融合，使学校教育回归大自然，充分开发大自然的育人价值等。

总体上看，未来学校空间的开发与重构，的确为未来学校的形象设计、变革取向提供了很好的导引，更为面向未来培养时代新人提供了全新的实践可能和操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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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3年2月刊第4期，原标题为《历史与现实：未来学校空间开发的两种视角》

文 | 伍红林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育学院）教授

编辑 | 邓晓婷

设计 | 庄苑

统筹 | 周彩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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