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述评》：当代印度中国研究的一面镜子
[说明] 本文已得到作者授权刊发本微信公众号。另外，本文为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以来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史”（项目批准号：15JJD810017）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原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东南亚南亚研究》（2016年第4期）；因文章过长，所以参考文献均以删除，请对此感兴趣的读者自行到知网下载。
[作者简介] 尹锡南，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
摘要：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中国述评》的前身《中国通讯》于1964年应运而生。该刊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它见证了当代中印关系发展的曲折坎坷。《中国述评》对于印度的中国研究具有非常复杂的影响，也与中国的印度研究存在某些微妙的联系。《中国述评》既有历史功绩，也有某些复杂的缺陷。对《中国述评》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将给我们发展友好健康的中印关系提供某些启示。
《中国述评》（China Report，又译《中国通讯》）是当代印度唯一一份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期刊。《中国述评》体现了印度学界、智库报道和研究中国的基本立场和心态，可以视为当代印度研究中国问题的一面绝佳的镜子。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于《中国述评》有所引用，但限于各种复杂因素，对该刊的介绍和研究似不多见。本文以笔者在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和印度中国研究所等机构收集的一手文献为基础，适当参考和利用网络文献，对《中国述评》报道和研究中国的几个阶段与基本规律和特点、刊载论文的基本内容、对于印度中国学研究的影响等进行初步介绍和探索。
一、基本概况
按照学界的一般界定，所谓印度的中国研究或曰中国学研究，主要包含印度的汉学研究和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两大部分。就印度而言，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学或中国研究主要发轫于20世纪初。印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迪香卡（Giri Deshingkar）曾在1994年指出：“就中印研究而言，其灵感源自两个不同的动因：首先是古代印度佛教与中国的联系……第二个灵感，如果说真是灵感的话，是印中边境冲突和随后这两个邻国紧张的政治和军事关系所赐。”早在1986年，他还指出：“20世纪50年代，印度的中国研究在岔道口走错了路。它在汉学与区域研究的观念中进行选择。”他的上述观点，涉及《中国述评》诞生、发展的学理基础和时代背景。
20世纪50年代末，中印关系急转直下。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1964年，德里大学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援助，大力开展中国研究与中文教学，华裔印度学者谭中等人在此成立“中国研究中心”（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1962年边境冲突暂时中断了学者交流项目，但却刺激了印度的中国观察（China-watching）。”
正是在这种非同寻常的时代气候中，一份名为China Report的期刊应运而生，它的诞生时间为1964年8月，英文期刊名的旁边印有汉字即“中国通讯”，这便是《中国述评》的前身，这一刊名保持到1967年。后来，这一中文刊名消失不见，而英文刊名却由China Report变为小写的china report，这一状态持续到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遇刺身亡的1984年。1988年至今，英文刊名恢复1964年创刊号原状，每期封面则配有中文刊名《中国述评》，这也印证了中印关系在拉吉夫·甘地访华前后所发生的微妙变化。刊名大写到小写、再到大写的这一复杂变化，惟妙惟肖地反映了印度智库和知识精英认识中国的曲折历程。
就《中国述评》创刊至今，它的编辑班子经历了很多变化。1964至1991年，创立和主持发展社会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y）的拉奥（C.R.M. Rao）任《中国述评》的主编，迪香卡为助理编辑。1992年至今，M.莫汉蒂（Manoranjan Mohanty）、迪香卡、白蜜雅（Mira Sinha Bhattacharjea）、G.D.德斯潘德（G.. D. Deshpande）、阿尔卡·阿查里雅（Alka Acharya）等先后任该刊主编。
就杂志发行周期而言，1964至1985年的《中国述评》或曰《中国通讯》为双月刊，1986年至今改为季刊。就篇幅而言，1964至1969年，《中国通讯》大约每期为20至40页，有时则为10多页的篇幅；1970至1984年，它每期大约为50至70页，少数时候如1974年第4期达到151页；1985年的六期则统一计算页码，共计500多页；1986年至今为每年四期，页码为统一计算，基本稳定在500多页，平均每期为100多页。
二、三个发展阶段
纵观《中国述评》五十多年来的发展，可以将其大致归纳为三个阶段：1964至1972年为第一阶段，1973至1987年为第二阶段，198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这里对此进行简介。
1964至1972年为《中国通讯》亦即《中国述评》的前身报道和研究中国的第一阶段。作为“中国观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通讯》首先肩负的并非是从学理上深入研究中国的方方面面，而是及时地跟踪观察中国的政治局势、经济发展、社会面貌和对外关系等领域的“新常态”。它很好地体现了印度知识精英在中印边境冲突后急于了解中国这一“对手”的基本心态，也有力地配合了印度对华决策的现实需要。例如，1964年8月发行的《中国通讯》创刊号目录包括如下内容：“中国的新动态”、“当前局势发展”（新的农业政策、化肥、石油情况、废止旧币流通、周恩来访问缅甸、中苏贸易协定、中国与南非的贸易、中日贸易与外交等）、“是否召开一场世界性的共产主义大会”、“中苏争论中的问题”、“选择丈夫”、“国务院的新成员”、“书评”（介绍1963年在西方出版的两本涉及中苏关系的英文著作）、“大事记”（1964年5月至7月）。
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通讯》开始摆脱那种较为单一的“中国观察”模式，逐渐向深度报道和较为理性的分析靠拢。它开始吸收、转载印度以外的学者关于中国的研究成果。当然，《中国通讯》刊载的许多论文与报道，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有的则是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粗暴指责，有的是借用“西方之眼”对西藏问题等涉及中印关系敏感领域的观察。如果将其放在中印边境冲突后微妙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考量，上述举措及其心态则不难理解。
《中国通讯》1972年第4、5期发表了K.P.古普塔（Krishna Prakash Gupta）的长文《从社会历史视角分析印度的现代中国观》，它似乎象征着《中国通讯》的新的办刊理念，这便是将“中国观察”的触角伸展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国防与中外关系等以外的更为广阔而深刻的领域。这是《中国通讯》发展的第二阶段（1973至1987年）的一大特征，也是该刊后来将刊名更改为《中国述评》的意味深长所在。
总之，到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前夕，这本号称“东亚研究杂志”且由《中国通讯》改名为《中国述评》的杂志步入了较为正规的中国研究轨道。例如，1987年6月发行的《中国述评》（总第23卷第2期）刊载论文的目录为：“唐朝灿烂文化的印度之源”、“龙的第八次航海未曾进行：明朝早期航海中断的起因考察”、“论毛泽东的形象塑造”、“批判性社会科学在亚洲的作用：区域互动的新关切和必要性”、“从比较视角看革命环境的内部和外部动力”、“论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某些主观条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否相似？”（印度学者访华印象录）、“重新思考明治维新”（书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书评）。此外，本期还收录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建设指导原则的决议译文。
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开启了1962年边境冲突后曾陷入低谷的中印关系的新局面。以此为契机，《中国述评》也秉承第二阶段的某些积极和健康因素，将中国研究推向了一个更新的境界，这也是其第三发展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意识形态色彩或其他某些消极因素挥之不去，《中国述评》在第三阶段基本上摆脱了《中国通讯》时期纯粹的“中国观察”模式。
在栏目与议题设置上，迎来第三阶段的《中国述评》追踪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国防、外交、社会等领域的重要现象与热点、焦点，紧跟中印关系的时代潮流，同时也关注中国历史、文学、语言、宗教、哲学或中印文化交流史等诸多人文领域。它还通过刊登中国政治家、外交官与学者的文章，近距离了解中国的历史现状与真实国情，把握中国文明的脉搏。不可否认的是，有些文章、书评仍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此处略举一例：
《中国述评》1990年第1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专刊，文章的目录是：“编者的话”（白蜜雅）、“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论马克思主义原动力与毛泽东思想”（为谭中）、“世界与中国：中国外交政策四十年”（G. P. 德斯潘德）、“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以自由为尺度的社会主义”（M. 莫汉蒂）、“中国文学四十年”（黄漪淑）、“西方女性主义建构中的中国妇女：个案研究”（潘翠霞）、“中国”（书评）。此外，本期还附录了中国领导人的讲话译文。
三、基本规律和特色
五十多年来，从《中国通讯》到《中国述评》，从刊名中的China由大写到小写再到大写，这份杂志见证了中印关系半个多世纪的跌宕起伏、曲折蜿蜒。它在报道和研究中国的漫长岁月中，体现出一些基本的规律和特色。
按照当下的定义，无论是《中国通讯》最初赖以安身立命的坚强后盾即“发展社会研究中心”，还是目前支撑《中国述评》正常运转的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都可视为印度智库。作为非常重要的国家级智库，它们对于政府决策的服务和支持必然反映在以杂志为载体的学术研究上。这便形成了《中国通讯》亦即《中国述评》长期以来密切追踪中国现实的传统，它关注中国发展的重要现象和热点问题，关注包括中印关系在内的中国对外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述评》密切关注中国局势发展与中外关系的势头有增无减，但与20世纪中后期的某些动向相比，显得更加成熟与理性。该刊发表的很多论文或系列论文，体现出更加深刻、成熟的学术底蕴，说明《中国述评》的中国观察确已摆脱以往某些近乎极端、肤浅的平面报道、感性漫画模式，逐步走向成熟。
从前边介绍来看，1964年创刊的《中国通讯》于1988年更名为《中国述评》，这并非简单的刊名更替，实则蕴含深意。它显示印度智库的智慧结晶《中国述评》已经从名副其实的中国观察，走向兼顾国家现实利益与理性学术探索的中国研究，从关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到兼及中国历史、文化、艺术、宗教等多个领域。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中国观察，它符合中印关系发展的历史规律。为了兼顾现实问题思考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国述评》除了刊发大量相关的单篇论文和译文外，还多次以特刊的形式，集中探讨相关热点问题或重要的学术现象、人物等，以更好地服务于印度对华外交和认识中国的学术需求，体现其中国观察与中国研究的有机统一的特色。
《中国述评》以专题形式开辟特刊或专号（Special Number）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其草创期。《中国通讯》1966年第2期以“中国战略与南亚安全”为题，对中国的战备思想及其与南亚安全的关联等集中进行探讨。1966年11月发行的《中国通讯》（总第2卷第6期）的专题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体议题包括毛泽东“文革”思想的探讨、中国经济的分析等。1971年8月发行的《中国通讯》（总第7卷第4期）组织了“中美缓和特刊”，《中国、美国与亚洲》、《大三角与印度的选择》等文章对中美战略缓和的重要现象进行分析，以回应印度政府、学界和民众的关切。
20世纪80年代，该刊组织了三次专题，它们分别是：1982年的“鲁迅特刊”、1988年第1期的“罗易特刊”、1988年第3期的“西藏特刊”。
20世纪90年代，《中国述评》组织了三次特刊，这便是1993年的“世纪之交的日本”（总第29卷第4期）、1994年的“冷战后世界的中国与东南亚”（总第30卷第2期）、1995年的“毛泽东百年诞辰”（总第31卷第1期）。为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的特刊撰稿的作者包括M.莫汉蒂、白蜜雅、迪香卡、谭中、潘翠霞和A.波斯（Arun Bose）等中国问题专家或汉学家。这显示印度学者对毛泽东研究的高度重视。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述评》以专题形式研究中国的次数明显增多，这似乎意味着印度智库与学界精英对中国研究的兴趣更加浓厚。这些特刊包括：2002年（总第38卷第4期）的“中国的外国投资与经济发展”，2004年（总第40卷第4期）的“中国经济改革25年”，2007年（总第43卷第3期）的“中国在非洲”，沈丹森主持的2007年（总第43卷第4期）的“加尔各答与中国”，阿尔卡·阿查里雅主持的2010年（总第46卷第3期）的“中国与南亚”，2011年（总第47卷第2期）的“重新思考中印边界争端”，沈丹森主持的2012年（总第48卷第1—2期）的“纪念季羡林专号：印中互动研究”，2012年（总第48卷第3期）的“中国与东南亚”，2013年（总第49卷第1期）的“中国与中东”，2013年（总第49卷第4期）的“台湾与印太地区的联系”，2014年（总第50卷第3期）的“20世纪早期的印中关系”。其中，2012年的“纪念季羡林专号”的撰稿者包括沈丹森、梅维恒(Victor H. Mair)、宁梵夫（Max Deeg）、狄伯杰(B.R. Deepak)、刘曦等八位来自印度、美国、中国、日本的学者，充分地展示了《中国述评》开门办刊的趋势。此外，《中国述评》2005年第4期、2007年第2期、2008年第4期、2009年第2期均开辟了“中印俄三边学术研讨会”的专栏，刊载相关专题报道与系列论文。从以上介绍看，印度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是涵盖中印关系的中国对外关系，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观察和思考也占据着重要位置。
如果将《中国述评》与中国以印度研究为主体的《南亚研究季刊》及《南亚研究》进行比较，《中国述评》的某些特色更加鲜明。首先，从刊载文章的内容看，《南亚研究季刊》的前身即20世纪70年代的《印度问题研究参考资料》或《南亚研究资料》等，主要刊载介绍印度政治、经济、军事、国防、社会、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时政报道和追踪印度局势发展的相关论文，近似于“印度观察”模式，这与《中国通讯》同一时期的“中国观察”模式颇为接近。这一现象说明1962年边境冲突不仅严重阻碍了两国知识精英和智库对对方的认识，也说明了两国当时对对方的某些领域的研究处于草创期或萌芽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十多年中，多方面的因素所限，《南亚研究季刊》以刊登印度经济、社会、政治及中印关系、印巴关系等领域的论文为主，对于印度历史、文化、宗教、语言、艺术等人文领域的论文刊登甚少，这和同一时期《中国述评》刊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领域的论文较为均匀形成鲜明反差。不过，20世纪80年代初创刊的《南亚研究》与同一时期的《中国述评》有些接近，二者刊发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的论文的比例没有太大的失衡。
此外，检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南亚研究季刊》和《南亚研究》，发现其以特刊或专号形式集中刊载印度研究论文的情况不太多见或相对较少。近年来，《南亚研究》刊载论文的趋势开始向《南亚研究季刊》靠拢，即重视发表研究印度政治、安全、国防、经济与对外关系等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刊载人文科学领域的论文渐趋减少，目前已基本不再刊载这方面的论文或译文。这一方面与北京大学定期出版《东方文学研究集刊》等消化相关论文的杂志有关，另一方面也似乎与《南亚研究》的办刊方针悄然发生变化有关。值得一提的是，云南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主编的一本杂志《东南亚南亚研究》，每期刊载相当比例的印度研究论文，其中均包括印度历史、文学、宗教等领域的论文、译文。
就杂志的语言载体而言，除了极少数情况外，《南亚研究季刊》和《南亚研究》均采用汉语，这与《中国述评》始终采用英语截然不同。从传播效果等方面看，《中国述评》总体上或许要优于中国的两本老资格印度研究期刊，毕竟英语载体意味着国际传播的话语优势。
就杂志的供稿者亦即作者群体而言，《南亚研究季刊》和《南亚研究》与《中国述评》存在巨大的差异，因为《中国述评》自创刊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均采取开放办刊的策略，它刊载国际学者的相关论文的比例非常高，这和中国两本期刊偶尔登载国外学者的论文、译文形成鲜明对照。为《中国述评》供稿的国际学者包括印裔美国学者如沈丹森、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等。综合来看，《中国述评》的作者群体国际化已成惯例，它为印度的中国研究注入了非常强劲但又异常复杂的“新鲜血液”。
四、历史功绩与复杂缺陷
作为印度研究中国最集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杂志，《中国述评》的历史功绩不容忽视。首选，该刊对印度中国学与中国印度学研究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就印度而言，该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论文、译文、书评等各种形式的成果发表，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或合格的中国研究人才。K.P.古普塔、哈拉普拉萨德·雷（Haraprasad Ray）、谭中、M.莫汉蒂、嘉玛希（Kamal Sheel）、玛妲玉（Madhavi Thampi）、卲葆丽（Sabaree Mitra）、谈玉妮（Ravni Thakur）、S.查克拉巴蒂、任嘉德（C.V. Ranganathan）、康维诺（Vinod Khanna）、海孟德（Hemant Adlakha）、阿尔卡·阿查里雅（Alka Acharya）、谢钢（Srikanth Kondapalli）、郑嘉宾、万可达（G. Venkat Raman）等的中国研究成果或相关的博士论文精华，便是先后在该杂志上发表的。这些学者或外交官大体上均赞同和支持中印友好事业，有的人为此身体力行、不遗余力，他们后来陆续成为印度中国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学术骨干或后起之秀。通过他们在该刊发表的相关成果，印度与西方学界得以及时了解印度中国学研究的进展和信息，对印度与西方的中国学互动或印度与中国的学术互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86年左右，该刊开始接纳一些中国政治家、外交官的文章，也刊载一些中国学者的论文或其成果的英译、评论。根据笔者粗略的统计，1986至2012年间，在《中国述评》刊登文章、译文或其成果评价的中国政治家、外交官和学者包括（括号中代表的是成果发表在《中国述评》上的具体年份和期数，除标明为成果英译或成果评价外，均为论文）：张敏秋（1986年第1期）、孙培钧（1987年第4期，1989年第2期）、陈锋君、张光宇（均为1988年第1期）、邢贲思、龚书铎（均为1989年第1期）、袁传伟（1989年第2期）、华碧云（1989年第3期）、陶文昭、张震、迟浩田（均为1990年第3期）、马加力（1991年第3期）、林承节（1995年第2期）、王树英中文著作的评论（1995年第3期）、张蕴岭（1995年第4期）、刘学成英文著作的评论（1997年第1期）、金克木中文著作的英译（2000年第4期）、杜幼康（2001年第2期）、程瑞声（2002年第1期，2003年第3期，2004年第3期，2008年第1期）、马克垚（2002年第2期）、王庚武（2003年第3期）、曾庆红、张贵洪（均为2005年第2期）、尚劝余（2005年第3期）、杨荣新（2006年第1期）、耿引曾（2006年第2期）、李涛（2007年第1期）、周刚（2007年第2期，2008年第1期，2008年第4期）、张幸（2009年第1期）、赵干城（2009年第2期）、陈利君、蒋茂霞（2010年第2期）、孙波对徐梵澄的介绍及徐梵澄著述的英译（2010年第4期）、刘学成（2011年第2期）、季羡林论文《<罗摩衍那>在中国》的英译（2012年第1—2期），等等。此外，《中国述评》往往还及时地刊载中国政府的重要官方文件（包括历届中国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或重要决议等）的英译版。
毋庸置疑，上述文章或译文以《中国述评》搭建的平台为基础，发出了中国政治家、外交官和学者自己的声音，鲜明地体现了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立场，这些中国话语不同程度地增进了印度学界对中国国情和发展现状、中国历史文化及中印关系等各个方面的深入了解，不同程度地扭转了长期以来印度学界认识和表述中国的“话语出超”或曰一家独言状态，对其形成有利于中印关系健康发展的中国观大有裨益。例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刘学成的文章《超越中印边界争端》呼吁解决边界争端的双赢思维，提倡两国在照顾对方国家核心利益和主要关切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分歧。复旦大学张贵洪教授的文章《中国和平崛起与中印关系》，向印度智库和学界精英传达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与中印关系的基本看法。张幸博士早年留学国外，后来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与文化系，她的论文《创造新的文化身份：加尔各答华人族群的印度宗教实践》考察了在印华裔的艰难处境和命运变迁，让印度学界了解中国青年学者对这一重要文化现象与历史个案的真实心态。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部分华裔学者、港台学者或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也在《中国述评》刊发中国研究相关领域的论文。这些学者以自己的英语表达优势和独特思考，加入了中印学术互动的特殊行列。
不过，需要看到的是，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学者在《中国述评》发表了一些成果，有的学者的成果被译为英文在此进行评介，但与印度和西方学者在该刊发表的诸多论文相比，显然是比例失衡。因此，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增强向印度学界表达自我的话语能力，似可作为一个议题加以思考。
综上所述，《中国述评》对印度政府与精英人士认识中国或建构客观合理的中国观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应看到，它所刊载的很多文章毕竟代表了印度学者个人或集体的心态，有的则是印度官方立场的折射或民间心态的浓缩，因此其所建构的中国形象自然会斑驳陆离、色调不一。《中国述评》常常刊载或以书评方式推荐海外印度学者和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成果，既向印度智库、学界和政界传达了印度本土之外的声音与看法，对于拓展印度本土的中国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和理论思维不无好处，但其所代表的（中国学者与印度学者之外的）第三视角和西方心态，对于印度本土学者客观认识中国、建构合理而辩证的中国观能起何种作用，这是有待思考或商榷的问题。总之，《中国述评》所折射的是印度学界复杂的中国认知，其中所反映的消极认知或矮化叙事，无疑是微妙地影响中印关系健康发展的负面因素。
首先，由于意识形态和某些偏见作祟，也由于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的“历史后遗症”不断发作，《中国述评》在一段时期内、尤其是在20世纪60至80年代，刊载了很多反共、反华色彩强烈或较为强烈的文章，其中有的是转载西方学者的相关论文，有的则是约请西方学者撰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缺乏深刻的学理分析，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对于印度中国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是一股“逆流”或“寒潮”。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是，1968到1984年间，《中国通讯》的刊名被耐人寻味地小写为china report。在世界新闻出版史上，这种小写研究对象国国名的案例，似乎不太多见。《中国通讯》还在个别年份（如1972年第5期、1973年第3期、1973年第5期），分别以多幅漫画丑化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形象，抨击中国的内政外交，贬低中国形象。放在当时中印关系处于历史低谷的特殊语境中思考，上述举措似可得到合理解释。有时，该刊还刊发一些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文章及访谈，以体现其对中国政治动向的异常关注。例如：《中国通讯》1984年3期刊登了王若水的两篇文章即《谈谈异化问题》和《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英译文；《中国述评》1991年第2期刊载了M.莫汉蒂对苏绍智的访谈录。
西藏问题历来是影响中印关系的消极因素，也是中印关系或中国问题研究最敏感的因素之一。《中国通讯》及其衍变而来的《中国述评》历来关注西藏问题，该刊或邀请流亡藏人学者写稿，或邀请印度国外学者撰写相关论文予以刊载。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述评》多次刊载印度国内外学者和流亡藏人学者撰写的、以西藏为主题的论文。上述举措可视为印度认识西藏问题的一面镜子。
《中国通讯》创刊伊始，便设立了不定期的书评专栏，向印度学界及时推荐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最新成果，后来该刊将书评栏目定期化，并将推荐书目从西方的相关著述扩大为印度、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学者的相关著述，但绝大部分为英文著述，极少数为其他语言如汉语的译著。例如，该刊创刊号推荐的是1963年出版的两部英语著作即克劳斯·迈内特（Klaus Mehnert）的《北京与莫斯科》与大卫·弗洛德（David Floyd）的《毛泽东抗衡赫鲁晓夫》；《中国述评》2005年第2期推荐的是沈丹森于2003年出版的《中印关系调整期的佛教、外交与贸易：600至1400年》和新加坡华裔学者郑永年于2004年出版的《中国将变为民主国家吗？精英、阶层与体制变迁》；《中国述评》2016年第1期刊载的九篇书评中，有六篇与中国研究著作有关（其中一篇涉及西藏问题），这六篇书评的对象包括西方学者塔内尔（Harold M. Tanner）于2015年出版的《1948年辽沈战役》和印度学者普兰·苏里（Poonam Surie）于2015年出版的《中国：阴影中的孔子》。
从上述例子看，《中国述评》保持富有特色的书评栏目，及时推荐世界范围的中国研究新著，以拓展印度学界的知识视野，这本身无可厚非，问题是，它过于关注英语读物，绝大多数的评价或推荐的对象也是西方或印度学者的著作，而中国大陆的中文著述和期刊几乎很少涉及。迪香卡曾经坦率地指出：“印度中国研究最大的弱点是，印度学者的语言能力很低下。由于缺乏语言技能，研究主题的选择几乎完全依赖于可以接触到的英语文献。印度学者采用的所有社会科学理论，完全来自西方。”这种判断对于某些印度老一代中国研究者或许适用，但能否用于评价年青一代的印度学者，或许应该打一个问号。但是，当我们困惑于这么一种现实时，却似乎只能求助于迪香卡的“先见之明”来解释。
历史已进入崭新的21世纪，同时崛起的中国和印度现已在发展健康友好的中印关系上达成共识。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述评》的某些缺陷格外刺眼，因为它与中印友好的大势所趋有些相左。
五、相关思考与建议
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对《中国述评》知之甚少、引用不多，印度智库和学界人士对《南亚研究》、《南亚研究季刊》等的忽视也基本类似。当然，如果将这种现象仅仅归结于印度学界或中国学界向西看的心态，并非是合情合理的解释，因为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产生的消极后果，在很长时期内极大地阻碍了中印之间的心灵交流与学术互动。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上述现象正是长期以来中印学术交流、智库互动极不理想的直接产物，也是印度的中国研究在某些领域尚不成熟或遭遇“瓶颈”的间接反映。这一点，可以在某些睿智而客观的印度学者的话中得到说明。
《中国述评》的成长见证了印度的中国研究转型。在迪香卡看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印度主要对新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感兴趣。很多人想了解中国，但并非是她文化的一面，而是她现实的一面。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印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最危险的敌人”。很多人想的是：“了解敌人非常重要。”在这种前提下，初步设想是对“共产党中国”进行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外交关系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对“共产党中国”的研究一开始，印度当局就默认对中国的政治研究优先挂帅的原则，这是一种中国观察的模式。结果是：“‘中国观察’不再是中国研究，因为大家一心思考中国而使作为一大文明的中国消失了……这种‘中国观察’不需要熟悉中国的地理、朝代历史、文学、哲学、艺术、音乐或思想发展。”这种来自于“中国观察”的研究模式进一步限制了很多印度学者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兴趣，从而影响到他们的研究方法和质量。基于这一背景， 20世纪后半叶，以往由印度汉学家大展身手的舞台，却常由中国问题专家在此表演。很大程度上，冷冰冰的对华“区域研究”代替了充满人文关怀并能拉近中印心灵距离的汉学研究。由于中印交流在一段时期内陷于停滞状态，当时很多印度学者无法到中国大陆访学或调研考察，只能去欧洲和美国攻读与中国研究相关的学位，如K.P.古普塔、嘉玛希、玛妲玉等人便是如此。20世纪末，中印文化交流的规模仍然非常有限。在上述时代语境下，《中国述评》的某些西化倾向可以部分地得到解释。因此，谭中等印度学者在21世纪初发起了“跨越喜马拉雅障碍”、促进中印认识和理解对方的学术运动。
《中国述评》所体现的某些问题，还与印度的中国研究遭遇某些尴尬有关。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斯瓦兰·辛格（Swaran Singh）等指出，中国是印度最大的邻国，这一现实是加强印度中国研究的最好理由。但是，在印度，中国研究仍被归于区域研究即东亚研究范畴，并没有提升为专门的研究机构。印度的学术机制显然不能促进中国语言的学习，因此很难为中国研究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近年来印度的中国研究发展较快，但制约其发展的根本痼疾没有得到彻底根除。中国研究多是个人自发行为，来自政府机构的支持和制度化的资助很少。因此，很难在印度的大学找到研究中国的大师级人物。一大批从事中国研究的知识精英已经倍感挫伤，这便严重影响到他们以印度视角了解与研究中国。印度急需大批站在印度的立场认识和研究中国的专家。辛格等人的观察与思考，对于我们客观而理性地分析《中国述评》所反映出的复杂问题不无裨益。
那么，当今中国学界能否通过某些合理的方式，对《中国述评》产生某些微妙的积极影响呢？中印两国知识精英，如何借助《中国述评》等话语平台，通过学术互动或智库交流等形式，达成心灵沟通和相互理解呢？
《中国述评》是印度学界、智库观察和研究中国的重要平台之一，也可视为中印学界、智库交流的理想平台。可以中印学术交流、智库互动等为契机，举办包括《中国述评》和《南亚研究》、《南亚研究季刊》、《东南亚南亚研究》等在内的中印期刊论坛，讨论如何借鉴对方的长处，促进中国的印度研究期刊、印度的中国研究期刊的健康发展。杂志双方可就某些共同感兴趣的主题进行策划或研讨，同时在对方杂志上刊登同一作者的中文与英文论文。通过不定期合作，两国编辑将加深对对方办刊理念的理解、对对方国情的认识。长此以往，《中国述评》与《南亚研究》、《南亚研究季刊》等两国研究对方的重要话语平台，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中国出版界、学界和智库等也可主动出击，向印度汉语能力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或汉学家推荐当代中国学者的优秀之作，约请对方或中国同行撰写书评，在《中国述评》上刊发。考虑到某些复杂因素，现阶段似乎以推荐历史、文化、文学、宗教、哲学、语言等领域的中国力作为主。如何推荐，怎么选择中英文俱佳的书评者，这些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选译《中国述评》与《南亚研究》、《南亚研究季刊》等双方期刊历年来刊载的部分论文，这些论文不涉及或较少涉及两国有分歧的问题或敏感话题。它们将译为中文或英文并在中印两国同时出版。两国政府为此负担出版基金，两国指定中国与印度的相关研究机构组成编辑班子，筹划与完成此事。这种选集将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进行。论文集将自动地向两国学界、智库昭示正确研究对方的某种路径。
进一步加强中印文化交流、民间外交或公共外交的力度，培育中印两国青年的友谊。《中国述评》的某些缺陷，恰恰是20世纪后期至今的印度知识精英对华心态的自然流露。没有民心相通，没有互谅互信，就没有严肃而又不失品味的中国学与印度学研究。万可达和张幸等中印青年学者已经在《中国述评》上发表了英文论文，这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南亚研究》和《南亚研究季刊》等中国的印度学研究杂志不妨借鉴对方的做法，适当地定期刊发一些中文或英文表达能力优秀的印度青年学者的文章或其译文。风物长宜放眼量。青年知识分子是未来中印友好的珍贵资源与人才宝库，无论是《中国述评》或《南亚研究》等中印期刊在对方国家的认可与引用，还是中印关系的未来发展，希望都在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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