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不会写诗的医生不是好的汉学家：“法国的中国诗人”谢阁兰的《碑》中诗

不会写诗的医生不是好的汉学家：“法国的中国诗人”谢阁兰的《碑》中诗
王越凡	2017-05-02 12:13

▲谢阁兰在江苏丹阳南朝陵石刻

【导读】作为一位与中国有着深厚文化与历史渊源的法国诗人、作家和考古学家，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的创作经常充盈着中国元素，其作品也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彰显出独特的意蕴与张力。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曾经如此评价谢阁兰，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睿智的作家，而且可能也是唯一一位能够将东西方美学和哲学融合为一的作家”。

▲维克多•谢阁兰

谢阁兰与中国的相遇开始得并不算早。1909年，30岁的他从海军医学院毕业，之后被派往中国任海军译员。那时，他不会想到这次相遇竟会延展出与中国的深远牵绊，也不会想到这牵绊将占据自己短暂一生中的六分之一年华。在中国，谢阁兰担任过译员、医生、客座教授，研读过英译本中国典籍，辗转过北京、天津、南京，亦考察过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四川盆地和长江流域等地。作为考古学家，他撰写过有关中国陵墓建筑和雕刻艺术的论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域学者冯承钧先生翻译了他的《中国西部考古记》；作为文学家，他的小说《天子》、《勒内·莱斯》，诗歌《西藏》，散文诗《画》、《出征》等，无不浸透着中华之墨。

在谢阁兰的作品中，尤为吸引中西方读者的，是他的诗集《碑》（Stèles）。与其他作品不同，这部诗集不但被书写并付梓于中国，而且成书于1912年溥仪退位、袁世凯成为大总统的大背景之下。全书采用了中国收录金石拓片的连缀册页形式，将所有诗作为六组，分别是南面、北面、东面、西面、路边和中央。此外，《碑》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在全集六十四首诗中的繁体中文题词。它们通常题于诗的右上角，内容或出自中国古籍，或由诗人自创，均为配合诗意而存在。对于西方读者而言，这些文字无疑会产生陌生化的美感。不过，谢阁兰此举并不是为了传播中国文化，或表明中国印刷术的趣味，而是为了彰显他对中国表意文字背后的文化空间的想象。

▲《碑》的书影

例如，《音乐石》一诗的题词“乐石”，指打造乐器之石。秦穆公之女弄玉酷爱吹箫，穆公便以美玉祷就玉箫一支，将爱女嫁与音乐名家萧史，并筑就凤台以贺之。数年后，弄玉与萧史双双乘龙骑凤驾云升天而去。这一中国历史上萧史与弄玉的美丽爱情传说深深吸引了谢阁兰，使他有感而发，想象自己的诗歌也可如同此乐石般神奇，因而写下了“抚摸我吧：所有这些声音都居住在我的音乐石中”。又如《神道碑》的题词是“太祖文皇帝之神道”，这八字原是刻在通往梁朝萧衍之父萧顺的陵墓神道旁石碑上的文字。《神道碑》是“路边”之碑的最后一首，谢阁兰将“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以反写的形式题于诗上，意图让我们看到他超越现实世界进入到内在心灵空间——诗人精神上的“紫禁城”的尝试与渴望。

值得注意的是《碑》的内页印刷形式。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谢阁兰这样提及这部在形式与内容上均充满东方古韵的诗集：“在我看来，碑的形式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即一篇短小的文字，它由一个长方形的框子包围着，面对面地呈现给读者。”正如他所言，绕于诗周边的黑框是对石碑形制的模仿，而当诗被黑色线条与其外部空间相分离时，这种对石碑的模仿所产生的庄严厚重之感，使整部诗集承载了超越纸本厚度的永恒。

▲《短暂的碑》引自[法]维克多•谢阁兰：《碑》 车槿山 、秦海鹰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如果将围绕诗作的黑框看做“碑”，且诗中的内容指向的是碑上的文字，例如《短暂的碑》的开头“此言并不想进入你那没有感觉的石头肌肤”中，“你”指碑，“此言”既是碑上的文字，也是对构成这首诗的文字的称呼，那么这首诗便成为了关于诗的诗。问题在于，既然诗人已经创造了“碑体诗”的形式，又为何还要创作这种诗中之诗呢？《短暂的碑》或可作为回答此问题的一个进路。

《短暂的碑》上的题词“云碑”是谢阁兰所自创。“云”的特性包含了“短暂”之意，“云碑”便恰与题目“短暂的碑”相应。此外，“碑”的物理意义通常与“坚硬”“永恒”相连，但谢阁兰却将“碑”冠以“短暂”之定语，不禁令读者再次心生困惑。

《短暂的碑》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中，诗人称呼碑为“你”，与碑直接对话。前两节均以“此言”开头，第一段接续“并不想”，第二段接续“十分愿意”，两者既体现了诗歌具备的主体性，也暗示了与“你”相对应的、藏于诗句背后的“我”的情感。虽然，被刻于碑上意味着诗歌得以在黎明与黑夜的无限循环中指向永恒，但若只是获得石碑那般无生命的永恒，那么也只能滞于所谓“乏味、丑陋、昏暗”。因此，相较于被镌刻于石碑、供“文学读者”赏玩，为“书法家”临摹，这些诗句更愿意被言说。

那么它们希望被谁听到呢？答案只有一个字“她”，一个女性。

▲谢阁兰与友人在北京

前文已经提到，谢阁兰的诗歌创作深受中国古典文化影响，且从形式上看，诗周围的黑框象征了《短暂的碑》被刻于中国石碑之上的状态，那么我们在理解其诗意时，就不可将中国古典传统抛于脑后。在古代中国，唯有男性是“文学读者”与“书法家”这些文化身份的合法持有者，女性在公开场合通常与诗书无缘。但在谢阁兰这里，“此言”的言说对象唯有一位女性，且为了她，“此言”宁可放弃留存百世的永恒。这样一位女性到底是怎样的形象呢？诗人在第二部分给出了答案。

在第二部分中，“她”成为了诗中的主角。“她”与“我”之间关系通过对视层层推进。起初是眉目传情，“她”那能够投下阴影的睫毛不禁引人猜想：“她”是不是一个有着深陷的眼窝与浓密睫毛的西方女子？接着“她”与“我”有了唇齿相触的亲昵，“饱尝亲吻”而“印痕常在”。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古典审美观中，经典的女性形象常与“敦厚温婉”相联系，但这显然与诗中热烈奔放的形象相悖，而那女子“丰满多肉”的嘴唇更是与传统中国女性的形象相距甚远。那么“她”的身份极有可能是一位西方女子。最后，“我”与“她”终于交合。在中国乡土文学中，秋日田埂边麦垛常被视为生命与丰盛的隐喻，而诗句中的“庄稼”一词便既将中国元素融入诗作中，又暗指了在这场阴阳交合之中所实现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丰收。

▲博物馆以瓷碑向谢阁兰致敬

由此可知，虽然谢阁兰这位在青年时代就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和兰波的神秘主义诗学影响的法国诗人，对中国历史、石碑文化有着强烈的精神共鸣，也在作品中以各种形式和技巧呈现中国形象，但他的创作旨趣仍是西方式的，是象征主义诗歌传统的继续。

诗歌的情感在第三部分达到了高潮。“恋情”“诗”“礼物”“欲望”等意象的层层叠加，一如马致远那首《天净沙•秋思》将“古道”“西风”“瘦马”并置所产生的强烈艺术效果那样，体现了这“恋情”“跨越空间”时的迷狂。当“我”与“她”的恋情终于跨越石碑相互交合，灵性诗句便得以挣脱石碑的禁锢，与“她”那充满生命力的肉体相融合。灵与肉终于不再分离。

此时我们便回到了初读诗题时的疑惑：石块/石碑为什么是短暂，甚至脆弱的？就物理性质而言，石块的确坚固且长存，然而当它进入诗歌，却不得不因自身的死气沉沉而易被遗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被铭刻于石碑上的诗句要极力“脱离”石块代表所谓永恒，而投入到“她”所指向的生活：变幻无穷、充满激情、灵动鲜活。在《短暂的碑》爱情诗的表面之下，谢阁兰隐含了他东西交融的诗学观念和在精神求索过程中所面临的选择：是死气沉沉地永世留存还是轰轰烈烈地享受生命？在诗人看来，存在于后者中的生命因其饱含满青春活力与热切情感，方可成为真正的永恒。

▲黄蓓主编：《谢阁兰与中国百年：从中华帝国到自我帝国》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法国谢阁兰研究专家布依耶(H.Bouillier)认为，中国对谢阁兰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即中国是一个喻体、形式和托辞，而谢阁兰个人的精神探索则是真正的目的。这种提法既承认了诗人对中国的依附性，又肯定了他运用中国典故、使用中国文学的意象、融入“碑”的形式与繁体汉字的独创性。事实上，对于那些倾心东方文化与隐喻表达的法国诗人而言，谢阁兰的“碑体诗”充满魅力，影响着他们的创作。如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1918）的《图画诗》（Calligrammes）（1918）、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1868-1955）的《百扇帖》（Phrases for Chinese Fans）（1942）以及欧仁•吉尔维克(Eugène Guillevic, 1909-1997）的《卡纳克》（Carnac）（1961）等，无不与谢阁兰的诗作相应成趣。

我们知道，隐喻必须建立在喻体和本体的相似和类比关系上，而这又可以被理解为某种意义的转移，就谢阁兰而言，即“中华帝国”向“自我王国”的转移。因此，虽然“中国”是谢阁兰有别于其他法国诗人的重要标志，但我们也不妨认为谢阁兰是在保持西方诗人的个性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吸收了中国文化，使西东方文化相触而迸发出了新的诗学旨趣。（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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