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在法国
作者简介 车琳，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法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全国高校海外汉学研究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文学、中法比较文学与文化、法国汉学。1993年开始执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从事语言和文学教学，2015年入选北外卓越人才计划，并获教育部第七届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人文社科类）。完成译著多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在法国出版比较诗学专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修辞及其与中国诗歌的会通》（法文，2011年），主持编写《当代外国纪事1980-2000（法国卷）》（2015年），正在进行校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在法国的翻译与研究”和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法国经典文学史翻译工程”的子项目。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法国, 最早译介《史记》的是汉学家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他的译注虽不是全译本，但是影响最深。后世的汉学家前赴后继，在120年间接力完成了这部中国史学巨著在法国的移译工作，成为法国汉学史和中华典籍外译史上一段佳话。
法国汉学家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被学术界公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汉学泰斗。他著述丰富，成就斐然，涉及中国历史、宗教、考古、碑铭、边疆和民族等研究领域。
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求学期间，沙畹把研究兴趣从哲学转向东方学，24岁时以法国驻华使团译员身份于1889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并在华生活了4年。在这段时间里，他认真研读《史记》，并由此开始了自己第一项真正的汉学研究。他翻译发表的第一篇汉学著述便是1890年在北京出版的《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沙畹本人在后来的法译《史记》绪论中明确指出，他于1893年在巴黎《亚洲学报》上发表的有关中国秦朝碑铭的学术文章亦得益于阅读《史记》时的发现。沙畹回国后担任法国亚洲学会秘书长，参加东方学杂志《通报》的编辑工作，并且被任命为法兰西公学教授。这一时期，他开始致力于《史记》的翻译和研究工作。
沙畹的《史记》译注工作并非纯粹的翻译工作，他在译文之前著有绪论，分为前言、五个章节、结语和附录几大部分，对《史记》的作者、时代背景、史料来源、史学研究方法和后世流传情况进行了全面研究，逾两百页，完全可以独立成书，作为《史记》研究专著，对于法国学界乃至普通读者了解这部中国史学著作大有裨益。
在前言中，沙畹首先交代了他所译《史记》依据的是1888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出版的《乾隆钦定史记》，所依据的评注为《皇清经解》（1860年再版）及《续皇清经解》（1888年版）；此外，关于西汉历史，他在翻译中主要参考了1873年印行的班固《汉书》。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史记》的译介工作中，沙畹并不拘泥于中国学者的经书评注，而在多处以中西文化比较的眼光提出了个人见解。
在绪论第一章中，沙畹探讨了《史记》的作者问题。他从《史记·太史公自序》出发，介绍了这部《太史公书》的作者生平。司马迁秉承父亲遗志著作史书，通常被认为是《史记》的唯一作者，而沙畹认为《史记》的作者应当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二人，其依据有二：其一，《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司马氏世代为太史，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幸亲临汉武帝的封禅大典，抱憾离世，去世时托付遗志于子：“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 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因此可见司马谈构思了《史记》，司马迁子承父业。其二，沙畹认为司马谈精通易理，深受道家思想濡染，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不是介绍父亲“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吗？而司马迁尊崇孔子，专门著有《孔子世家》一篇，将其置于王侯世家之列。沙畹关注到班彪在《前史略论》中批评司马迁：“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他认为班彪误读了司马迁，《史记》中“崇黄老”的部分乃其父司马谈所作（7），这就说明《史记》完全有可能是子续父书，故书中有观点相左之处。《史记》中的篇章大都以“太史公曰”为结语，对于这一称谓的指称，沙畹也进行了探讨。他不赞成雷慕莎（Rémusat）和毕欧（Biot）等汉学家把“太史公”完全指认为司马谈的看法，而是认为这一官名在书中指代父子二人，因为他们都相继担任这一官职（47）。沙畹还认为虽然《史记》中大多数篇章无法区分是哪一位“太史公”所为，但是在有些地方还是可以辨认出两位父子太史公的不同思想和观点（49）。
沙畹认为司马谈构思了《史记》的大纲，甚至撰写了其中的一部分（7）。 所以，在作者生平部分，他十分正式地给予司马谈相当篇幅加以介绍。 在论述司马迁本人的生平时，沙畹主要涉及两点。其一，沙畹重点谈到李陵之祸，援引《报任安书》（沙畹另行翻译了司马迁的这封信并附录于书后），并移译《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 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一段，可见其对司马迁忍辱偷生、发奋著书、立不朽之言于世的心理动因有着深刻理解。其二，沙畹称赞司马迁游历广泛，博学多识，但是“博学抹灭了独到的观察，他确实广泛搜集资料，但是却不能通过描写史实发生之地的环境还原历史的生动，自然环境在其书中完全不存在”（33）。 在作者介绍中，沙畹还将中国古代史学家与古希腊史学家进行对比，认为后者在描述历史时生动自在，融入了史学家自己的灵性，而司马迁的史著更重于客观描述事实，个人色彩不鲜明。
绪论的第二章以“武帝年间”为题，从外交和内政两个方面对汉武帝统治时期历史背景进行介绍和分析，对外政策方面主要介绍了汉朝对于边疆少数民族武力制衡和张骞通使西域，内政方面则介绍了汉武帝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沙畹解释说，这一部分介绍有助于读者了解司马迁如何在著作中记录当代史，观察他如何呈现他本人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生活等，如何阐述汉朝与匈奴等边疆民族的关系。他称赞司马迁是“第一个科学地介绍外族的中国历史学家，在他的记述中，中国不再是一个唯我独尊的中央之国，它学会如何更好地认识邻国，尽管高度发达的文明使这个国家难免表现出高傲的姿态，但是它正在努力了解邻国外族并与之交往”，“司马迁反映了时代特点，在其著作中以重要篇幅涉及这些蛮夷邦国。”（107）同时，沙畹指出，汉朝在焚书坑儒的秦朝之后带来了新的文化气象，贤人志士得到尊重，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仅为帝王将相著书立说，也为平凡出身的有才之士列传。可见，沙畹把《史记》置于时代环境、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在横向与纵向轴中宏观、立体地进行审视，以发现其思想价值。可是，相比于个性显著的古希腊史学家而言，沙畹似乎始终难以在《史记》中看见司马迁的个人性情，所以他一再指出司马迁经常只是借鉴和转述他人提供的史料，缺乏个人创见（108）。
在第三章中，沙畹探讨了司马迁撰述《史记》的史料来源。他认为中国的史学传统并不重视个人知识产权，习惯于视前人著述为公共领域，自己之言与他人之言往往混合一处，他还引用《太史公自序》中“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一句作为佐证。沙畹认为《尚书》是司马迁撰写上古史的主要资料来源，其他文献来源还有一些古代神话传说、五行之说、《诗经》、《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以及先秦诸国的史志和诸子书。关于近史，司马迁主要参考的是《楚汉春秋》，同时，司马谈父子所担任的太史令官职也使得他们得以接触当时的官方文献，因此资料更加确凿，而且人物事件的描写更为生动。沙畹并不满足于列举文献，他侧重于分析司马迁在何种程度上参考了哪一种著作，例如，经过考证对比，他认为《史记》参考的是今文《尚书》中的9篇，而非古文《尚书》，并给出例证说明司马迁在引用文献时如何更改字词。沙畹认为《史记》的古史记载并未提供新鲜内容：“人们阅读《史记》前几卷时不免有些失望，因为从中看到的几乎都是古代经典中已知之事，存疑之处并未释疑。”（145）虽然沙畹认为《史记》在史料上更多的是借鉴和转述，但是他肯定了司马迁的三大贡献：一是他广泛收集和严格甄选资料的严谨态度；二是他甚至在《史记》中记录和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史料，如某些几乎失传了的文学作品片段、秦代铭文和汉朝文献等（150-151）；三是在写史上的方法突破：与西方史学传统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史书一向分为记言和记事两类，互不干涉，而司马迁能够融合二者，并且他能够把官方文献和地方风物、名人贤士的高谈阔论和江湖市井人物、诗词歌赋和民间歌谣传说等各种庞杂的材料融合一体，构成一部内容丰富、史实详尽的史学巨著。
沙畹在绪论第四章“史学研究方法”中首先介绍了《史记》的结构，即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各体例的内容和特点，司马迁“开创的这一史书体例确立了他一流正史学家的地位，为后世所效仿”（171-172）。沙畹更加认可的是司马迁的史学批评方法：一，他善于遴选史料，在《史记》中凝练了中国古代文献的精华；二，他富有判断力，能够甄别真伪，去伪存真，保证了《史记》的信服力；三，如果一个事实有多种可能的说法，司马迁以认真的态度陈列各家之言，而不轻易妄下结论。沙畹同时指出，司马迁这种脚踏实地的理性主义态度使他在面对传说与历史混沌难分的时期时显得无能为力，比如他叙述的历史始于五帝而舍三皇，因为此前是否为信史难以有史料确定；此外，沙畹肯定《史记》中的年表为司马迁所独创整理，但是他经过对比发现，其中某些年代的断定与《竹书纪年》等其他史书有所出入。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对沙畹这位严谨治学的法国汉学家肃然起敬。
在最后一章“《史记》的境遇”中，沙畹简略陈述了《史记》成书以来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流传情况以及《史记集解》、《史记索隐》、《史记正义》等各种经释注本，并认为相对于古希腊时期塔西陀等史学家的作品而言，《史记》的保存情况良好，而且它在后世引起的注释和研究兴趣也说明了这部史学巨著所得到的尊崇。
最后，在结语中，沙畹以比较文化的眼光和客观中立的态度评价了《史记》，认为古希腊史学著作以议论风生和哲理思考见长，而《史记》以史料编纂和客观忠实为本，而且司马迁为世人奉献了第一部中国通史著作，否则人们对上古时期的中国的了解只能是片段和不全面的。应当说，沙畹评《史记》主要还是从史学价值和文献考据角度进行的，倘若他能够在有生之年继续移译列传部分，或许能够更好地发现《史记》的文学性和司马迁的个人性情。因此，沙畹虽然肯定其对后世中国史书的楷模作用，但尚未达到后来鲁迅所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高度。
在结语之后，沙畹翻译提供了3份文献：一是司马迁《报任安书》，以便于读者了解作者的写作思想；二是班彪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三是《通鉴纲目》和《竹书纪年》中的年表，以供对比参照。此外，鉴于《史记》中没有关于三皇的记载，所以沙畹在绪论之后附有唐代司马贞补著《三皇本纪》一文。
从这一篇洋洋洒洒深邃博大的法译《史记》绪论足可以看出沙畹的汉学造诣，其时正值他三十而立之年，已然是法国汉学界的生力军。
Le Traité sur les sacrifices “Fong” et “Chan” de Se ma T’sien, traduit en français par Édouard Chavannes, Péking, Beitang, 1890, XXXI-95 p.
Cf. Édouard Chavannes,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tome I, Paris : Ernest Leroux, 1895, p. 13.以下在文字夹注页码。
关于中西史学传统的差异，其他汉学家亦有类似看法。参阅桀溺（Jean-Pierre Diény）的《历史与理性——中国史学文学与古希腊罗马史学文献》（车琳译），载《跨文化对话》第27辑第351-367页，2011年5月刊。
《孔子世家》是《史记》中最重要篇章之一，也是沙畹生前出版译本中的最后一篇，下面我们以此译文为例来观察他其所从事的研究型翻译。
首先，译者精通古汉语，译文忠实于原文，鲜有理解错误，而且不遗漏一字一句；其二，译者基本采用直译方法，并且通顺地移译到法语；第三，如遇特别的语汇或具有特殊文化知识背景的地方，沙畹往往采用脚注加以说明。比如，论及孔子出生，司马迁写道：“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其中“野合”一词被译为“contracta une union disproportionnée avec”，表达了不合规矩的婚姻之意，但是法语中 “une union disproportionnée”并非一个常见的表达方式，为说明缘由，译者特意补注：“此语意指孔子父母年龄差距过大。”不仅如此，译者还交代了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知识，在脚注中介绍了中国古代“男八女七”生命周期说，比如“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八八，则齿发去”。确实，中国古代礼仪认为结婚生育的合适年龄，男性应该在16至64岁之间，女性应该在14岁至49岁之间，凡是在此范围之外便不合礼仪，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迎娶颜征在时已72岁，故称之为“野合”。沙畹所译《史记》中，往往一页纸只有寥寥几行是译文，而大多数页面均为脚注所占据，可见其备注周详。例如，关于“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一句中的地名“陬”，沙畹交代了它在古代不同典籍中的汉字写法。所有其他专用人名和地名也都在脚注中一一说明，并标明汉字名称。在整篇《孔子世家》译文中，备注达560处之多。第四，沙畹在翻译过程中有多种典籍进行参照，以求把最真实确切的意义表达到法语。文中有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一句，译者在脚注中说明“盖……云”这一语式其实表达的是一种不太确定的推测，是作者司马迁可能面临两种资料版本不能确定一处时的谨慎说辞，于是沙畹进一步参考其他一些文献，介绍老子与孔子是否晤面这一情节在不同史料中的记载。另外，关于老子送行孔子时的临别之语（“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沙畹进行了忠实的翻译，并不随意增添只言片语，但是唯恐读者不解其意，便在脚注中说明此处老子之言的用意是指摘孔子学说中智、孝、忠等伦理纲常。第五，沙畹翻译《史记》并非以纯粹的译者身份出现，他更是一个研究者和评论者，因此考据翔实。他为《孔子世家》所注的第一条脚注便是提醒读者：该篇译文之后附有一篇说明，考据司马迁关于孔子生平的某些陈述；在10页纸的《孔子世家》译后记中，沙畹肯定了司马迁是第一个为孔子立传的人，但是认为《孔子世家》中存在史实或年代方面的疑问，并且多方参引其他典籍以资说明。当然，并非每一篇译文之后都有类似的考据文章，但是译者对于存疑之处都在翻译之外进行了详尽的核实和注释，以最大限度地提供历史参照维度。
最后，译者在每一卷之后都附有索引，把本卷中各篇译文中专有人名和地名以拼音为序一一列出并给予简略的法文解释，并提供中文名称便于对照。在一个没有高科技的时代，印刷排版皆为不易，尤其是译本中法文、汉字、汉语拼音均有出现，对于贻误之处，译者也以最严谨的态度在全书后列出勘误表。
Édouard Chavannes,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tome V, Paris : Ernest Leroux, 1905, p.154.
Ibid. p. 233-242. 同一时期，沙畹由翻译进行更进一步研究，撰写了《孔子》一文，发表于1903年2月15日《巴黎杂志》（Revue de Paris）第827-844页。
1895年，沙畹在法国亚细亚学会的资助下，在厄耐斯特•勒鲁（Ernest Leroux）出版社印行了法译《史记》第一卷，直到1905年陆续出版了5卷（共6本，其中第三卷分列两本）。《史记》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太史公自序》），沙畹生前出版的译注至卷四十七《孔子世家》止。从1889年到1905年，沙畹以一人之力，极尽考据之能事，集十余年之功译注《史记》，为西方读者推广介绍这部中国古代史学巨著贡献了最美好的青年时代。年过四十之后，他仍有著述发表，但多集中于考古、碑铭和宗教研究，尤其是注释和研究敦煌文献，并未再有精力投入《史记》翻译，直至他去世为止，终未完成全译本，令人惋惜。沙畹所译注之法文版《史记》是其汉学研究生涯中的标志性成果。
继1895-1905年版本之后，巴黎亚德里安·麦松奈文美洲和东方出版社（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Adrien Maisonneuve）于1967-1969年再版了这五卷本，又出版了其补遗卷作为第六卷，包括沙畹去世后留下的3篇译文（世家第十八至第二十，即《陈涉》、《外戚》、《楚元王》），至此沙畹共翻译出版《史记》原著130篇中的前50篇，近原作五分之二。当代汉学家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 为重版《史记》撰写了序言，康德谟（Max Kaltenmark）重新审定并补译了《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和《齐悼惠王第二十二》，捷克汉学家鲍格洛（Timoteus Pokora）撰写了《〈史记〉译文目录》，最后附有总索引。该书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性著作选集中国系列丛书。沙畹未注解的《史记》部分法译初稿现存于巴黎吉美( Guimet) 博物馆。虽已年代久远，沙畹所译注的《史记》由于其忠实的翻译、严谨的考据和完善的注释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这个法文本传播到英国和德国，成为欧洲汉学界研究《史记》的重要参考。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这部法译汉学经典已经被数字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库中均可查阅。
在20世纪，沙畹之后的法国学者的《史记》译介和评述往往是零散性的研究。俄罗斯裔法国汉学家马古烈(Georges Margouliès)译有《管晏列传》、《屈原列传》和《游侠列传序》共3篇。此外，当代汉学家吴德明( Yves Hervouet ) 曾翻译《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司马相如的作品研究。在法国的《史记》译介中，一般而言，学者们对《史记》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都表示认同，但是往往在研究中更加重视其历史文献价值，从史传散文角度进行的文学性研究明显不足。唯有班文干(又译雅克•班岜诺，Jacques Pimpaneau)教授旗帜鲜明地把《史记》中的篇章纳入他所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教材和阅读篇目：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了以《史记》中篇章作为古汉语学习素材的教材，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散文选》中，他选译了《管晏列传第二》一篇；在200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选》中，班文干摘录了沙畹所译《殷本纪第三》、《乐书第二》、《楚元王世家第二十》三篇，并新译《项羽本纪第七》、《赵世家第十三》、《伯夷列传第一》、《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等11篇。2009年，班文干教授编纂了之前所译《史记》篇目，主要都是沙畹译本中未有涉及的列传部分共30余篇以及原著中的附录部分，以《史记——中国著名人物传记选译》为书名单行出版。之后，他又不遗余力，翻译了其他列传篇章，几乎完成了《史记》全部篇章的一半有余。至此，2015年，跨越百年之后，经过三代汉学家的接力合作，《史记》法译本全部完成，在华裔出版人潘立辉先生主持的巴黎友丰书局正式出版。这套九卷本译著包括沙畹所译注《史记》前50篇、班文干教授所译世家和列传77篇、吴德明所译1篇、康德谟所译2篇。这也是第一个西方语言的《史记》全译本。
Le Chapitre 117 du Che Ki：Biographie de Sseu-ma Siang-jou，traduction avec notes par Yves Hervouet, 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vol. 23, Paris, PUF, 1972, v + 285 pp.
Jacques. Pimpaneau, “Shi ji”: initiation à la langue classique chinoise à partir d'extraits d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ima Qian, Paris : Librairie You-Feng , 1988-1989.
Sima Qian, Mémoires historiques. Vies de Chinois illustres (choix), chapitres I à XXXII, XLV, LXVI, LXVIII des biographies, partie V d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et annexes; traduction, introduction et notes de Jacques Pimpaneau, Paris, Éd. You-feng , 2009.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Trad. Édouard Chavannes, Jacques Pimpaneau, Yves Hervouet，Max Kaltenmark，Timoteus Pokora，Paris, librairie You Feng, 9 vol., 2015.
说明 本文部分内容曾以《浅述沙畹〈史记〉译介》为题刊登于2013年《跨文化对话》杂志第30辑，已获授权在本公众号发布，此处有增补修订。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