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主义专栏 || 顾明栋：为“汉学主义”理论一辩——与赵稀方、严绍璗、张博先生商榷
说明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5期。已获作者授权在本公众号发布。特此说明。谢谢！
作者简介
顾明栋，字泽木，中国江苏人，芝加哥大学博士，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 ,英国《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学术声誉评议人之一，美国《諾頓理论与批评選》特別顾問，负责推选中国第一位文艺理论家进入世界权威的文论选。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比较思想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著有英文专著3部：（1）Sinologism: 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Routledge Press 2013，米勒教授作序,商务印书馆2015年中文版）,（2）Chinese Theori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A Rout to Hermeneutics and Open Poetics《中国诠释学与开放诗学》(SUNY Press 2005)，（3）Chinese Theories of Fiction《中国小说理论》 (SUNY Press 2006)，英文编著一部：Translating China for Western Readers《向西方读者翻译中国》(SUNY Press 2014)。中文专著一部《原创的焦虑：语言、文学、文化研究的多元途径》（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泽厚先生作序），中文编译著多部，最新编著文集《“汉学主义”论争集萃》（与周宪合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目前正在组织世界各地高校近50名中国文学学者编写Routledge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卢德里奇中国现代文学指南》)。
发表中英文论文一百多篇，大部分发表于国内核心期刊和国外主流学刊，国内期刊有《文学评论》（三篇），《文史哲》、《文艺研究》（两篇），《文艺理论研究》（两篇），《北京大学学報》》（五篇）、《南京大学学報》（五篇），《中山大学学报》（五篇）、《清华大学学报》（两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厦门大学学报》（四篇）、《浙江大学学报》、《复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学术月刊》（两篇）、《江苏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战线》、《艺术百家》（两篇）、《探索与争鸣》（两篇）、《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两篇），《跨文化对话》、《中国比较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 《外国语》（两篇）、《南国学术》(澳门，两篇)和《读书》（两篇）等。其中《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10余篇，《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摘》转摘10余篇次。国外学刊包括: 《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今日诗学》（Poetics Today），《叙事学》（Narrative），《叙事理论》（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精神分析季刊》（Psychoanalytic Quarterly），《辨析批评》（Diacritics），《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 West）（六篇），《亚洲哲学》(Asian Philosophy)，《中国哲学》（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四篇），《道—比较哲学学刊》(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美学与艺术评论》（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美学教育》（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两篇）、《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加拿大比较文学研究》（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两篇），《比较文学年刊》（Yearbook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文学与文化》（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文学与心理学》（Literature and Psychology），《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东方研究》（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现代语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劳伦斯研究》（D. H. Lawrence Review）（两篇）、《翻译研究》（Translation Review）等。其中30篇收入《艺术与人文科学索引》(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或《社会科学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一些学者对汉学主义理论的误解，是由于于对汉学主义理论提出背后的深意的误读。我们提出汉学主义的理论，着眼点并不完全是促进汉学研究和国学研究，甚至不仅仅是为了促进国内的人文社科研究，而是旨在认清近代以来中国学界以智性殖民为核心的学术无意识，克服中国学术把西方学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奉为普世真理的倾向，焕发中国学术的创造力和原创性。中国学术（包括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欲向更具原创性的高层次发展，需要在大力引进西方学术成果的同时克服随之而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惰性，汉学主义的批评理论和反思范式也许会有助于中国学术思想的解放，成为葛兆光先生呼唤的“涵盖了中国，亚洲和西方的顶级世界理论”的助产士。
从20世纪末国外首次出现Sinologism（汉学主义）一词，到2004年厦门大学周宁教授在国内率先将 “汉学主义”作为一个批评范畴提出，至今已有十多年了。经过笔者在内的诸君的努力，时至今日，“汉学主义”作为一个理论范畴虽不能说已为学界广泛了解和接受，但至少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了。“汉学主义”一词自首次出现以来，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深化的过程，其内涵与外延变得愈来愈复杂，但是，其发展的轨迹基本上遵循了从“东方主义”的变体和汉学研究中的“东方主义”逐步演变成一个受“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影响、但又有别于这两种西方理论的独立理论体系。经过十多年的积淀，是到了对汉学主义的理论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根据笔者远非全面的观察，迄今为止，对汉学主义理论的评价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方面是赞成的肯定评价，另一方面是反对的否定评价。持肯定的意见以周宪和周云龙两位先生为代表。①本文不打算重复肯定的意见，重点是反思对汉学主义理论的批评意见，目的是为了澄清一些模糊的认识。
在对汉学主义理论提出批评的学者中，赵稀方先生是较为系统了解该理论的学者。在其《评汉学主义》一文中，他对汉学主义理论从宏观视角进行审视，提出了中肯的学理批评。首先，赵稀方先生认为，“汉学主义的一个自以为新颖的地方，是指出中国人自身参与汉学主义的建构过程” ，并引用萨义德书中为数不多的信息以证明，萨义德“专门谈到当代阿拉伯世界的‘自我殖民化’问题” 。笔者阅读萨义德一书已有多年，为了准确起见，又查了《东方主义》英文原著的有关章节，确认了萨义德书中提到的阿拉伯人只是西方人从事东方学研究的“信息提供者”，并没有参与东方主义的构建，更没有像赵先生所说的“甚至已经接受和生产”“东方主义话语所构造的阿拉伯人的刻板形象”。英文原文只是说阿拉伯人在某种程度上被动地接受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霸权强加给他们的阿拉伯形象，用萨义德的原话就是“So if all told there is an intellectual acquiescence in the images and doctrines of Orientalism” (因此，总的说来，存在着对东方主义形象和教条的知性默认) 。其后，萨义德才提到那句话：“现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过程”，这句话的含义跟东方人被西方人拖入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差不多，“默认”一词表明，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罢，中东人及其文化都是西方构建的东方主义的原材料。东方主义完全是西方人的单边构建，中东人是被动地被西方的文化霸权拖入“东方化过程”之中。而汉学主义理论的情形大不一样，中国人是主动地接受西方的文化霸权，主动地参与到自己的他者化过程，主动地与西方霸权合谋共建“汉学主义”。因此中东人与 “东方化过程”的关系完全不可与中国人主动构建汉学主义理论的现象相提并论。笔者曾用相当多的篇幅描述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殖民者的立场抨击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甚至还有不少人从西方种族主义的立场自虐性的抨击中国人为劣等民族，中国文化是应该从地球上消失的劣等文明，更有著名的知识分子大声疾呼中国应该被西方殖民300年才能过上人的日子。有鉴于此，笔者不用“自我东方化”，而用“自我他者化”，因为这些中国人在抨击中国文化时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把自己视为西方的他者。在伊斯兰世界几乎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自我他者化的自虐行为，因为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精神殖民是持激烈甚至有点儿极端的反抗态度的。拉希迪(Salman Rushdie)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撒旦的诗篇》中只不过对阿拉伯的先知作了不为阿拉伯传统所接受的描绘，就被阿亚图拉·霍梅尼下令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全球追杀，十多年以后才敢偶尔公开露面。在伊斯兰教强大精神力量的作用下，像中国人那样痛骂孔孟圣人、糟蹋自己文化在阿拉伯世界是不可想像的，说中东人参与了西方人构建的东方主义也是说不过去的。因此，东方主义几乎是纯粹的西方的单边构建，萨义德对此也并不否认，但笔者更想强调的是，汉学主义理论不仅不是西方人的单边构建，也不只是西方人和中国人的双边构建，而是西方人、中国人、海外华人和全世界非西方人共同参与的多边构建，汉学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多边构建正是其有别于东方主义的根本不同之处。
其次，赵稀方先生认为拙作“完全没有提到中国人挪用西方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情形。这就是说，他们看起来批判了萨义德，但事实上复制了萨义德，他们对于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有关被殖民者发声及东西方主体间性关系的探讨完全没有注意” 。这一批评属实，但有两点笔者在此要澄清。其一，汉学主义理论无论是早期的政治批判还是后期的反思批评，都是针对汉学研究、中国研究和国内学术研究的种种问题，中国人挪用西方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反抗西方霸权，这并不是汉学主义理论探讨的话题；其二，这一批评事实上隐含了一个看法：复制萨义德没有创意，但复制斯皮瓦克、霍米·巴巴是高明的，有创新的。但笔者以为，无论是斯皮瓦克的属下理论和庶民研究，还是霍米·巴巴的文化混杂理论，都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没有多少直接的相关性，因此，他们的理论并不见得对中西研究有多少指导意义。笔者当然不同意西方一些学者认为霍米·巴巴完全没有新意的说法，但个人以为，他所论述的被殖民者模仿殖民者话语，通过挪用、变形和戏仿而达到反抗殖民者权威的观点，仍然是一种被动的应对策略，绝不是主动的创造，更没有对反殖民主义运动产生决定性影响。这种对殖民者话语有意或无意的曲线反抗，在我的脑海里唤起就是我们在西方经常看到的一个场景，一个身着西装，打着领带，头上却裹着中东或印度头巾的东方人，这身打扮虽然带有坚持本民族传统、宣示少数族裔文化、甚至挑战殖民者权威的意味，但总让人产生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试想，如果一个中国人为了宣示中华性和反抗西方霸权而西装革履，却在头上戴着满清的瓜皮小帽，这会给人一种什么感觉？是不是有点儿滑稽？我倒十分欣赏在西方街道上、校园里经常见到的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中东人士，其中还有长袍裹身、纱巾遮面、只漏出双眼的穆斯林女士，这才是对自己民族传统的真正信守。而所谓使用殖民者话语，通过挪用、戏仿、变形、转换等手法来表现对殖民主义的反抗，无论是有意或无意之举，总给人以阿Q 式的反抗的感觉。
再次，赵稀方先生还认为，汉学主义理论接受了德里克的观点，即东方人的参与给东方主义提供了合法性，却忽视了德里克受普莱特(Mary L. Pratt)影响提出的“接触区”的关键概念，“在德里克看来，‘接触区’不仅仅是一个殖民支配和控制的领域，同时也是一个交流的领域。在接触区内，被支配的东方文化其实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决定自己对于西方文化的吸取，而西方文化甚至也会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 。也许赵先生没有注意到，笔者确实探讨过这样的文化互渗现象，提到中国学者如何对汉学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提到经过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从事汉学研究的人力资源和身份主体性都改变了：“在西方的华裔学者已经和西方学者一起在汉学的形成与发展成熟过程中发挥了同样巨大的影响力。汉学的人力资源因素模糊了汉学家之间的族裔差别，因为这儿不仅有‘西化的中国人’（Westernized Chinese），也有‘汉化的西方人’（Sinified Westerners）” 。笔者还提到并十分欣赏《中国的现代化：西化和同化》一书，该书的几位编辑代表所有的撰稿人发表公开声明说，“我们这些撰稿人，都是知识分子和中国研究专家，在我们的人生中都受到中国化进程的影响” 。由此可见，中西文化相互影响渗透的程度是多么深远了。
最后，赵稀方先生质疑笔者构思的汉学主义理论的终极目标：即把追求客观公正知识生产和不受政治意识形态干扰的学术作为终极理想。赵先生认为：“这个说法，连作者自己都不敢自信……顾明栋要寻找不受政治形态干扰的知识生产如何可能呢？”这里赵先生显然是对我的误解，不是笔者要寻找“不受政治形态干扰的知识生产” ，而是提倡鼓励和促进相对中正客观的中国知识生产，尽可能远离任何形式的歧视、偏见、主观性和政治干扰。就像我们相信没有绝对真理，但有相对真理一样，我们必须承认；虽没有绝对中立客观的知识，但有相对中立客观的知识。如果我们连尽可能在不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干扰的情况下生产相对客观中立的知识的信念都不坚持，学术问题岂不都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是非对错的一笔糊涂帐，也就没有必要区分学术的高低优劣了。为了证明我的观点站不住脚，赵先生列举了一系列著名理论家的观点，证明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批评，一切知识都有意识形态性，而这些理论家正是我提到的人，但笔者提到他们的理论，旨在说明，正是因为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批评，一切知识都有意识形态性，我们才更应该认识到在学术和知识领域去政治化的重要意义，警惕学术的政治化。
总览赵稀方先生的批评意见，他似乎隐含了这样一种看法：由于汉学主义理论没有沿着后殖民理论的路径走，因而实际上是复制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笔者对这一批评是不敢苟同的。相反，笔者认为，如果我们照着赵先生指出的路径走下去，才可能会复制东方主义，结果不但不会有什么创意，只会步后殖民主义的后尘。我想在此重申一个核心思想：提出汉学主义，无论是复制萨义德，还是复制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后殖民理论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走不同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道路，汉学主义的理论基础在于，文化无意识是汉学主义之源泉、动力，而汉学和中西方研究的异化知识则是汉学主义之结果。赵先生提到了文化无意识的理论，并肯定了其优于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的价值，但遗憾的是没有提及“知识异化”这一核心概念。如果顺着文化无意识和“知识异化”相结合的路径审视拙作中的汉学主义理论，就会看出汉学主义的确是不同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别样理论。
第二位对汉学主义理论有严厉批评的学者是严绍璗先生。在其《我看汉学与“汉学主义”》一文中，他对汉学主义理论提出了几乎完全否定的看法。对于严先生的批评，笔者的心情是矛盾的。严先生的批评涉及的一些具体意见与我的看法有些共鸣，而且严先生在文中提到我已发表的《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时，并没有对此提出批评，相反，还是认可的，并以此作为批判汉学主义的弹药。但是，不幸的是，笔者也被其划入汉学主义理论推手之列，而且，在提出汉学主义理论的学者中，笔者也许是用力最多的人。因此，笔者有责任对严先生的批评汉学主义理论的观点作出回应。拜读了严先生的大作以后，笔者的印象是：虽然严先生十分推崇做学问要建立在“文本阅读”和“原典实证”的基础之上，但遗憾的是，其对汉学主义理论的批评却没有体现这一精神，严先生阅读了一两篇关于汉学主义理论的文章，就急着作出反应。从文章的内容来看，严先生对汉学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观点较为陌生，对汉学主义理论的提出、发展、成熟几乎没有了解，因此才出现一个小小的矛盾之处：一方面大肆抨击鼓吹汉学主义理论的人，一面以我这个鼓吹汉学主义理论十分上心的人的文章作为抨击的弹药，而且，他所批评的“汉学主义”其实是汉学主义早期阶段的理论，是东方主义在中国学研究中的应用，完全没有提及汉学主义理论的成熟阶段对早期汉学主义理论不足的批评和修正，更没有看到后期汉学主义理论对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缺憾的批评、以及企图超越东方主义的努力。即使是早期的汉学主义理论和学术，其对学术的贡献也是令人钦佩的，并不像严先生所批评的那样一无是处。究其原因，严先生只是看到了西方汉学（中国学）的正面，没有看到其歪曲、误读、贬低中华文明的反面。笔者在多篇文章中一直强调汉学不是东方学，汉学不等于汉学主义，但并没有忽视历史上汉学研究的问题，也没有说汉学与西方殖民主义不存在一点共谋的关系，更没有认为汉学不存在对中华文明的歪曲、有意无意的误读和偏见。对汉学研究中的问题性的批判正是早期“汉学主义”提出者的贡献，如果我们否认这种贡献，只看到其不足，同样不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由于严先生没有看到后期汉学主义理论对前期的修正和发展，因而也没有了解后期汉学主义理论的观点——汉学主义不是汉学，而是汉学的异化，更没有看到汉学主义理论所直面的中国学界受西方中心主义范式左右而导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惰性以及创造力和原创力的萎缩。他在文章中提到拙文《汉学、汉学主义、东方主义》，只是说拙文“批评了‘汉学主义’的狭隘和偏执” ，并没有提及拙文对汉学主义理论重新概念化的努力，将其构建成一个反思的理论，其目的既要使西方学界意识到自己有意或无意的偏见，认识到根据西方资料归纳得出的理论不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因而不能完全以其为根据对非西方学术进行评估，也要使中国学者认识到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为何不可取，更要认识由于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而导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惰性以及创造力和原创性的萎缩。
严先生是一位强调治学要严谨的学者，他严厉批评汉学主义理论提倡者没有文本支撑：“脱离文本的任何‘主义’，都是江湖郎中” ； “不以文本细读做基础的任何观念性言说，其实就是‘痴人说梦’！”不幸的是，严先生对汉学主义理论的批判正犯了自己指出的大忌。阅读他的批评文章，我的感觉是，他并没有看过几篇有关汉学主义理论的文章。我甚至怀疑，他在文中批评的几位学者，如鲍勃·霍奇、雷金庆、周宁的观点，可能也没有去查看、阅读这些学者的原文。我这么说的根据在于，他批评的这几位学者正好是笔者拙文中提到的几位学者，经过把严先生的引文与拙文加以比对以后，我更加相信，严先生并没有查阅原文（英文或中文的原文），而是从拙文中摘了几句，因此，引用的文字没有出处和页码。这当然不算什么大问题，但在学术批评中出现这种情况是与严先生强调“文本阅读”的原则相悖的。
严先生强调“原典阅读”为做学问的基础，本人十分赞同，但将提出汉学主义理论驳斥之为“理论麻将”，忽视了理论提出的指导价值，同样是偏颇的。更为偏颇的是，他将汉学主义理论与“文革”期间的大批判混为一谈，严文提到“文革”中一个没有读过游国恩先生的书，却口吐狂言声称完全有资格批判游先生的人，“这与所谓的‘汉学’与‘汉学主义’，简直完全是一个模子造出来的”。这里不单单是言过其实的问题，而是上纲上线的批判，不能算讲究学理和证据的批评。严先生仍然觉得意犹未尽，接着批评道：“在我们这个领域中，不知道为什么仍然有这样的学人，这样不能‘以史为鉴’，不能‘以学术自重’，而继续着这种毫无文本实践的‘假大空’的制造行业，贻害这一学术的健康发展，贻害许多追求学术的善良而又缺乏知识判断力的青年”。我不否认，学术界确有大量的‘假大空’学术，但需要请教严先生的是：到底是哪位提出汉学主义理论的学者在没有文本实践的基础上从事这样的学术呢？
倒是有一段批评，虽然仍然没有点名，但提到具体文章：“汉学主义的创导者们在对这个学科的学术进行判断定性的阐述中，论说时涉及的所谓的'sinology'，几乎都是从他人研究中摘引出来的段文片句。……这就是像《厦门大学学报》文章表述的那样……”被严先生批评的文章的作者是厦门大学的周宁教授。但是我们只要翻阅一下周宁教授的论著，就可得知，其洋洋洒洒的几大本专著都是在研读西方历史和著述基础之上的“原典实证”研究，仅以其赢得好评的《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根据“后记”，这是周先生耗时十年，大量阅读中西方原典，“编注了数百万字的文选”，并在“写过几本相关论题的小书”的基础上，将“中西文化交流的宏大论题做到具体的中国形象研究”这个小题上写出来的，作者的目的是希望“将空泛的文化交流落实到实证的分析上，”他还敏锐地意识到“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作为理论工具，激进尖锐，但也偏狭尖刻。”我们即使不相信周宁先生在“后记”中的所言，但只要翻一翻该书，看一看注释和书目，就知道周先生所言不虚。因此，严先生只看一篇理论性文章，就匆忙下结论，其实是违背自己告诫别人要搞“原典实证”的教诲的。
另一篇对汉学主义理论持尖锐批评意见的是张博先生在《跨文化对话》上发表的文章《“汉学主义”及其反思》（以下简称《反思》）。该文虽没有像严绍璗教授那样彻底否定汉学主义的理论，但也认为其理论价值不大，问题却不少，这在其结论中有清晰的表述：“将汉学主义视为一种警惕西方学者潜在的思维习惯和文化性格方法，无疑是其独特的理论建树，但这亦是其唯一的贡献，因为我们不应该追随巴扎洛夫虚无主义的道路，而要在破坏之后，懂得建设。今天，在此学术待兴之时，我们更需要打破‘汉学主义’中包含的夸大与歪曲，克服东方人作为弱势群体天生的胆怯与愤恨……对西方采取一种正视而非拒斥的态度，而非过度夸大‘东方主义’或‘汉学主义’的威胁，才能不被历史的迷雾所欺骗，获得长久的洞察。”此一结论是否客观，笔者将在下文中对此作出反思。
《反思》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文章，因为它不仅对汉学主义的理论有较为系统的分析批评，而且我们借助对《反思》进行反思可以澄清一些理论问题，有助于深入理解汉学主义理论的价值和不足。《反思》一文与严绍璗先生的文章有一点相似之处：即基本上是在不了解汉学主义理论的来龙去脉、理论依据和核心思想，仅凭想当然就发出批评意见。首先，作者没有系统阅读有关汉学主义理论的文章就匆忙对汉学主义的理论进行批判，将早期的东方主义翻版的汉学主义理论批评与后来重新构建、并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不同的汉学主义理论混为一谈，正因为如此，其对汉学主义理论的批评基本上是对汉学研究中的东方主义的批评，而且往往不着边际。在此仅引用一段以说明问题：
如果过度强调西方学术众多政治因素而无视甚至刻意抹杀其独特的学术魅力，在对西方学术体系内部的完整考辨之前便匆忙抛出“汉学主义”的概念，却不愿正视西方学术的独特性与冲击力，甚至认为世界上一切的学问与思考都已被中国人提出甚至说尽，则无疑是从对“汉学主义”的警惕落入“中国中心主义”的圈套之中。
细读这一段话，人们不禁要问：批判“西方学术众多政治因素”有错吗？是哪位学者刻意抹杀西方独特的学术魅力了？又是哪位学者“认为世界上一切的学问与思考都已被中国人提出甚至说尽”了？提出一种理论一定要完整考察西方学术体系吗？西方学者不断提出新的理论，他们都完整考察世界上的学术体系了吗？既然西方学术体系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博大精深，一个中国人终生也难完整考察，那就永远不要提出中国人自己的理论了吗？至于说作者担心的“中国中心主义”，作者根本没有注意到，汉学主义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左右开弓，既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也反对“中国中心主义”。
由于张博先生可能没有全面地了解汉学主义理论，因此没有根据地批判“汉学主义”持“所谓西方文化入侵中国的态度”，并抨击 “汉学主义” 提出者“过分夸大‘东方主义’或‘汉学主义’的威胁” 。但他根本不屑于说明这些极端反西方的态度来自哪位学者，哪本书，哪篇文章，哪一页。更令笔者大为惊讶的是，整篇文章竟然没有一个注释说明所批评的观点的出处。因此，可以负责任的说，《反思》与其说是一篇学术性的争鸣文章，倒不如说是一种慷慨激昂的政治批判。作者在批评汉学主义理论的种种缺陷的同时，花去不少笔墨为西方学术与政治大唱赞歌。为了说明西方学者是多么心胸宽广、目光深远，作者举海德格尔为例，在与日本学者座谈时，海德格尔对西方概念是否会掩盖东亚文化本质，甚至使人类被全部欧化的危险表示忧虑，作者以此说明 “所谓汉学主义的危机，早在半个世纪前已被海德格尔道破”，却绝口不提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深受东方哲学思想影响、但在其成名的著述中完全不提此类影响的历史事实，更不提这样的事实：即使在一些学者系统分析其成名作并以确凿的证据指出其挪用东方哲学思想，特别是道家和禅宗思想而不注明出处之后仍然装聋作哑，不发一词，使得有学者指责其近乎思想剽窃。为了证明后殖民学者的偏狭，张博先生批评赛义德闭口不提法侬在反殖民主义的著述中提倡赤裸裸的血腥暴力，却为加缪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答记者问时公开声称在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中站在法国殖民主义一边的做法热情辩护。作者好像忘记了殖民主义统治是建立在赤裸裸的血腥暴力之上这一历史事实，也好像天真地认为，二战后席卷全球的去殖民化不是殖民地人民拿起武器武装反抗殖民统治取得的胜利，而是殖民者良心发现，主动让殖民地人民独立的恩赐。加缪在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独立斗争刻关键时刻公然发表引起轩然大波的言论：“在正义和母亲之间，我首先保护我的母亲（这里指法国）”，这一表白，无论《反思》一文的作者怎样绕着圈子为其粉饰辩护，都无法改变加缪的殖民主义立场。某种意义上讲，像加缪这样的西方人在如火如荼的反殖民主义的运动席卷全球时为其殖民主义宗主国辩护并不难理解，但让我大为不解的是，一个受过殖民主义压迫的第三世界的学者怎么会公然为殖民主义立场辩护呢？这一奇怪的现象似乎证明了笔者重新构思汉学主义理论时的一个观点，即政治层面的去殖民化比较容易完成，而精神层面的去殖民化远没有那么容易。
汉学主义理论在论及汉学主义的工作原理提到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即“他者殖民”和“自我殖民”。其学术领域的具体表现是：（1）有意识和无意识地被西方的认识论殖民；（2）主动或被动地在内心深处接受西方的认识论殖民。对此张博先生是如何反思的呢？在轻描淡写地批评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等西方思想家歪曲中国文明与历史以后，作者笔锋一转，声称：“我们却依然可以将反思引向自身：也许中国的社会与历史命运，并非先天想象的那般完美纯粹。”显然，作者对“他者殖民”并不反感，而且好像还表示欢迎。作者接着说：“‘汉学主义’所谓‘无意识的意识形态’无疑是存在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对其观看……这一方式并非意味着彻底丧失自身的主体性或自由——萨特所谓‘地狱’ ，‘汉学主义’所谓自我殖民——而恰恰相反，我们主动将自己投入他人视域之中，以自己的眼光观看这一他者的观看，并继而作出判断，这一主动的选择正意味着一个坚强主体的诞生”。作者似乎不知，它所表述的思想正是汉学主义所批评的自我他者化和自我殖民化：主动从西方的视角观察自我，把自我转换成西方的他者，并从西方的视角审视中国文化进而批评其野蛮落后。即使在学术层面上，如果从西方的视角去思考，去体会西方学术的正确，怎么会产生坚强独立的主体呢？通过西方的眼睛去观察自我只会看到与西方人看到的大同小异的现象，而这种从西方视角去看问题，正是汉学主义理论所批评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殖民，即用西方人的眼睛去观察，用西方人的耳朵去聆听，用西方人的大脑去思考，用西方人的方式去做人、做事或做学问，是汉学主义所批评的“知性殖民”的典型表现。这种主动把本土的自我转换成西方的他者并审视本土的自我，正是产生逆向种族主义的根源。在此不妨引用笔者在《什么是汉学主义》一文中一段话：“在中国文化圈内，汉学主义化的奇特之处在于，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和华裔西方人会主动接受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承认他们自己母族文化是落后的，是应该从地球上被淘汰的。这种自轻自贱的思想就是‘汉学主义化’的典型表现，而汉学主义化的极端形式甚至呈现出逆向种族主义的倾向。”张博先生在文章结尾处大声发出的呼吁就有逆向种族主义之嫌：“在此学术待兴之时，我们更需要打破‘汉学主义’中包含的夸大与歪曲，克服东方人作为弱势群体天生的胆怯与愤恨。”在作者笔下，东方人作为弱势群体而具有的胆怯与愤恨不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主义压迫的结果，而是东方人从娘胎里带来的低下素质，这样的高论不等于在说东方人本来就是劣等民族，一见到洋人就两腿发软，不发一声，只会背地里发泄不满，愤愤不平吗？笔者在汉学主义文章里曾批评一些中国学者站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上，用殖民主义者的语言痛骂国人的民族劣根性的自虐行为，想不到在《反思》汉学主义理论一文中竟也找到如此鲜活的表现，这不正是汉学主义理论所抨击的自我殖民、自我汉学主义化吗？通观全文，读者不难看出《反思》作者的良苦用心，文章的主旨似乎并不是要反思汉学主义理论，而是好像要为西方的学术政治辩护，对汉学主义的理论进行消毒，免得“毒害”了人们的头脑，动摇了对西方理论的顶礼膜拜，不再跟着西方理论思潮后面跑了。由是视之，《反思》一文的立场和态度反映出汉学主义理论剖析的汉学主义心态，从反面证明了即使是早期的汉学主义理论也有其不可小觑的价值。
《反思》一文虽然不愿引用中国学者的观点，却对引用西方人的话语情有独钟，文章以引用兰波对东方的向往的话开头，以引用兰波钦佩东方智慧的话结尾，而且引语都附加了法语原文，其初衷也许是要说明像兰波这样的西方人心胸是多么开阔，目光是多么远大，相比之下，汉学主义理论提出者是多么狭隘可鄙！本人在国内学术界遇到持《反思》文章立场和观点的人并不少见，有些还是国内的著名学者。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汉学主义的理论价值，中国学术界的汉学主义的文化无意识根深蒂固，欲清除“他者殖民”和“自我殖民”带来的精神殖民这一任务无比艰巨，建立不以西方学术为准绳、独立自主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则更是任重道远。
赵稀方、严绍璗、张博等三位先生对汉学主义理论的误解，正在于对汉学主义理论论题提出背后的深意的误解。正如周云龙先生指出的那样，我们提出汉学主义的理论，着眼点并不完全是促进汉学研究和国学研究，甚至不仅仅是为了促进国内的人文社科研究，而是旨在认清近代以来中国学界以智性殖民为核心的学术无意识，克服中国学术把西方学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奉为普世真理的倾向，焕发中国学术的创造力和原创性。最终目的是鼓励恰当地看待西方他者的智慧和局限，客观地评估本土文化和学术的价值与不足，从而为发掘本土文化和学术资源，将其与外来的思想与学术资源相结合，产生全新的、具有真正世界意义的学术成果。学术界有一个基本共识：国内学术界目前虽然表面上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但主要成就却是建立在翻译、介绍、引进、复制西方学术的基础之上，原创性水平较低。中国学术（包括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欲向更具原创性的高层次发展，需要在大力引进西方学术成果的同时克服随之而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惰性，汉学主义的批评理论和反思范式也许会有助于中国学术思想的解放，成为葛兆光先生呼唤的“涵盖了中国，亚洲和西方的顶级世界理论”的助产士。
注释：
①可参见周宪著《在知识和政治之间》，《读书》2014年第2期；周云龙，《汉学主义：北美汉学研究新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14日；周云龙：《“汉学主义”：或思想主体的焦虑》，《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Vintage Books, 1978）, p. 325.
[2]Ming Dong Gu, Sinologism: 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p. 55
[3] Kurt Werner Radtke and Tony Saich, China’s Modernisation: Westernisation and Acculturation (Stuttgart: F. Steiner , 1993), p. 1.
[4] Ming Dong Gu, Sinologism， pp. 8-9.
[5][6][7][8][9][11]严绍璗 .我看汉学与“汉学主义”.国际汉学,2014(1).
[9]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61.
[10] [14]张博.“汉学主义”及其反思.跨文化对话.北京三联书店2011:228-234、233.
[12]Reinhard May, Heidegger’s Hidden Sources: East Asian Influence on His Work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13] 顾明栋.文化无意识：跨文化的深层意识形态机制.厦门大学学报, 2013( 4).
[14]顾明栋.汉学主义：中国知识生产的方法论批判.清华大学学报,2011(2).
[15]顾明栋.什么是汉学主义？——探索中国知识生产的新范式.南京大学学报，2011(3).
编辑 叶祝弟
顾明栋先生文章一览
汉学主义专栏||“汉学主义”引发的理论之争——兼与张西平先生商榷
“汉学主义”专栏|| 什么是汉学主义?——探索中国知识生产的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