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梦人生总关情——从汤显祖到莎士比亚
说明 本文原载公众号“比较文明文化学”，已获授权在此公众号推送，特此说明。
戏梦人生总关情——从汤显祖到莎士比亚
王晓燕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戏剧家曹禺有一次在闲聊时，被女儿万黛追问：“爸，我听人家说，您是中国的莎士比亚，是吗？”“瞎扯，我怎能同莎士比亚比？他如同沧海，我连沧海一粟都不够”，曹禺答道。
400年前的1616年，莎士比亚在故乡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去世，据称他临终前给自己拟写了碑文：“看在耶稣的份上，朋友，请勿掘开这抔黄土。容得此碑者，受到祝福，移我骸骨者，遭到诅咒”。同年，在中国江西临川（今抚州市）故里，汤显祖因“疡发于头”逝于玉茗堂，弥留之际，他作绝笔诗《忽忽吟》，并表示“病何足问，旦夕从先人于地下，亦大快也”。泰山其颓，哲人其萎，然而他们都通过创作，竖起一座座艺术丰碑，令人仰止感佩。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在其专著《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称他们为“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当代人们每论及汤显祖，也多冠以“东方的莎士比亚”之名等量齐观。
一、“汤学”西传与“莎学”东渐
汤显祖早年试笔《紫箫记》，该剧因影射时政、是非蜂起等原因，最终未能完结，但他后来凭借“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即《紫钗记》《牡丹亭》（亦名《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奠定了作为戏曲名家的文坛地位，尤其是扛鼎之作《牡丹亭》一经问世，“京华满城说《惊梦》”，明代文学家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记载了当时的盛况，“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不少痴男怨女为之伤心落泪，一位名为俞二娘的“汤粉”，因痴迷《牡丹亭》，以致惋愤断肠、香消玉殒，年仅17岁。汤显祖为此低徊不已，先后赋诗两首专门悼念她，其中写道：“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此外，汤显祖另有两千多首诗歌以及数以百计的赋文行世，可谓著作等身。无独有偶，莎士比亚在创作近40部剧作之余，还留下了154首十四行诗和《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和《鲁克丽丝受辱记》两首长诗，同样蔚为大观。
据邹自振《走向世界的汤显祖研究》一文考证，早在17世纪，明刊本《牡丹亭记》便被日本御文库收藏，日本文教社等机构后来出版了日文版《牡丹亭》。20世纪以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家许渊冲、汪榕培以及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等人士，均对汤显祖的剧作进行过英译，向欧美世界推介，同时，经诸多汉学家耕耘，德文、法文、俄文等选译、全译本陆续出版，《汤显祖研究》《汤显祖的戏曲〈紫钗记〉》《〈邯郸记〉的讽刺艺术》等论作接连诞生。由“昆曲义工”白先勇领衔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累计已在国内、海外上演近300场，许多人得以领略杜丽娘与柳梦梅之间爱得“死去活来”的人鬼情未了的故事及其历久弥新的魅力。
与“汤学”西渐几乎并行的是“莎学”东渐。19世纪中叶，“舌克斯毕”（Shakespeare）经传教士转译，已进入国人视野，梁启超后来将其改译为“莎士比亚”，此名沿用至今。20世纪初，上海圣约翰书院学子排演过《威尼斯商人》。1904年，林纾、魏易用文言文合译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题名《英国诗人吟边燕语》。辛亥革命后，莎剧开始登上中国文明戏（早期话剧）舞台，如《麦克白》入乡随俗，被民鸣社顾无为改编为《皇帝梦》上演，借此暗讽袁世凯复辟帝制，他还编排了《蔡锷与小凤仙》，大骂袁世凯是人尽可诛的窃国大盗。袁世凯恼羞成怒，以“借演剧为名，煽动民心，扰乱地方治安”的罪名，下令逮捕了顾无为。
民国时期，中国战乱频仍，积贫积弱既久，在许多人看来，改造社会、实现国富民强的吁求远比纯粹的艺术享受更为急迫，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由此一度不受待见。如胡适曾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情节殊不佳”，“然佳句好词亦颇多，正如吾国之《西厢记》，徒以文传者也”。茅盾评论莎士比亚的作品“不过是贵族阶级的玩好”。但朱生豪、梁实秋等人对翻译、引进莎士比亚作品不遗余力，当作毕生事业，传为译坛佳话，他们翻译的版本至今仍一再修订出版。梁实秋还写下《莎士比亚与时代错误》一文，探讨莎士比亚创作中的某些史实问题，如《亨利六世》中，阿朗松公爵被称为“声名狼藉的马基雅维利”，以此视为“野心家”的代称，“因为马基雅维利著《君主论》，申述用人处世以及纵横捭阖之术，一般人（尤其是为读过其书的人）斥为有关霸道权术之作，不合于宗教道德之理想。但是《君主论》之刊行乃在1513年，而亨利六世在1471年就死了”。新中国成立后，各类莎士比亚译本、选集、全集百川归海，最终汇聚成澎湃的“莎学”潮涌。
二、至情至性的追梦人
据《明史》记载，汤显祖“少善属文，有时名”，他20岁中举，本是一位青年才俊，有博取功名之志，以天下为己任，但因拒绝权臣张居正的延揽，直到34岁才得以进士及第。汤显祖虽然担任过礼部主事等职，又因上《论辅臣科臣疏》批评朝政被贬广东徐闻县，随后在浙江遂昌知县任上弃官避居临川，从此绝意仕进。历经宦海浮沉的汤显祖，寄情文字，于1600年前后脱稿完成了《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与此同时，到伦敦“南漂”已十余年的莎士比亚，也从剧院马夫、杂役、群众演员成功逆袭，升任为环球剧院的股东，创作完成了著名的《哈姆莱特》等戏剧和诗歌，他还一度被选为御前侍从，出入宫廷演出，并为家族争取到世袭贵族的荣誉称号。
汤显祖向来以“为情做使”自许，在艺术旨趣上倡导“情至说”，并且“因情成梦，因梦成戏”。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写道：“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杜丽娘为情所困，一病不起，汤显祖通过极具穿越色彩的浪漫手法，令她“还魂复活”，最终与柳梦梅称意成婚，体现出“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诚挚祝福。汤显祖的“情学”观，延续了“诗缘情”的中华传统文脉，照应着魏晋时期“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名士风范，更彰显了对人性和生命本质的深沉喟叹。这与王阳明“心学”等思潮的兴起，倡导个性自由、独抒性灵的时代精神互为表里。同样，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主人公，为了纯真的爱不惜殉情，正是戳中观众泪点的“剧眼”所在。
汤显祖曾言：“吾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梦中之情，何必非真”，他笔下虚实相生，“梦境”正是载体，这从“临川四梦”的名称上也可见一斑。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梦有如打开人们情感意志潜意识的钥匙。汤显祖阅尽浮生百态，儒道释兼修，他戏曲中的梦境，看似荒诞离奇，细品实存真谛。《南柯记》中淳于棼酒醉梦入槐安国，被招为驸马，后来升为左丞相，风光一时，醒来却发现所有均为幻象，槐安国不过是源自槐树下的蚂蚁窝，顿感生无所恋，四大皆空，于是立地成佛，充满“人生如梦”的隐喻。对于“临川四梦”的“立言神旨”，明代著名学者王思任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中评论：“《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颇切中肯綮。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理查三世》《暴风雨》中也写了许多梦境，借以展开情节或寄情兴叹，与汤显祖异曲同工。
三、穿越时空的人文精神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擅于改编前人的创作，如《牡丹亭》改编自唐代传奇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邯郸记》主要剧情源于《枕中记》，他们之所以能超越前人，一定程度上因其创作饱含深刻的哲理并寄寓了浓烈的人文精神。在汤显祖眼里，“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听到类似唱词，“仔细忖 48 32319 48 15533 0 0 2897 0 0:00:11 0:00:05 0:00:06 3010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莎士比亚则把世界看作一个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一个人的一生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你说为人在世，怎生叫做吃饭？”“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这些洞烛人生的终极拷问，往往给读者、观众强烈的心灵震撼。这也就不难理解，明清之际文坛领袖钱谦益在观演《邯郸梦》之后，有“邯郸曲罢酒人悲”的感怀，而同为剧作家的本·琼生称莎士比亚为“时代的灵魂”，“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
汤显祖戏文的清雅标高，有烟霞之气，但唱起来“屈曲聱牙，多令歌者咋舌”，这与他注重“曲意”和“意趣神色”有关，他曾经表示“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相比而言，莎士比亚的诗剧市井气息更为浓厚。莎剧中有许多俚语、双关语、性隐喻乃至淫秽之词，在当时雅俗共赏。朱生豪翻译莎剧时，将这方面内容作了删减处理。“莎士比亚与性”议题在西方“莎学”研究中，向来占有一席之地，催生了《莎士比亚时代的性》《寻找莎士比亚中的性内容》《莎士比亚的猥亵文字》等论著。
尽管文化渊薮、时代语境、艺术手法中西有别，但就形象塑造、情感深挚、哲思广度而言，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堪称伯仲，正如戏剧家田汉诗云：“杜丽如何朱丽叶，情深真已到梅根。何当丽句锁池馆，不让莎翁在故村。”学人雅士如果刻意陷入两者艺术成就孰高孰低的是非争论，反倒有点歧路亡羊的况味，有道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何不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诚然，真正推动汤显祖及其创作产生有如莎士比亚一样的世界知名度，仍需更多有识之士借助文学翻译、戏剧改编、学术交流等跨文化传播方式襄助玉成，进而更好地提升中华经典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
“夜读牡丹亭，空留仲夏梦。今夕忆显祖，何日拜莎翁？”生活或许不只眼前的风景、手机，还有四百年前经典的诗文、戏剧。不到园林，怎知秋色如许？不读“汤公”“沙翁”，何以解如梦人生？
（原载《中华瑰宝》2016年第11月号，总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