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汉学 || 张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俄罗斯学者看中国
2012年11月，北京国际汉学大会期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A.B.罗曼诺夫（А.В.Ломанов）先生将不久前在莫斯科出版的《俄罗斯友人眼中的中国》（Китайглазамироссийскихдрузей，2012，Москва）一书送给了我。
由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М.Л.季塔连科（М.Л.Титаренко,1934—）院士主编的《俄罗斯友人眼中的中国》，是二十一位当代著名的俄罗斯友人的二十篇“看中国”合集。包括：“相识中国”（齐赫文）；“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精神核心和认知这个国度的导引”（季塔连科）；“正如中国朋友所说：中国是我的第二个祖国”（罗高寿）；“中国学研究者的自白”（欧福钦）；“我与中国学者的交往”（李福清）；“中国——特殊的国度”（沙巴林）；“我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嵇辽拉）；“我的一生中国学研究中的中国”（华克生）；“’莫斯科—北京!’我的中国”（卢基扬诺夫）；“与中国在一起的五十五年”（库里科娃）；“这些关系应该珍惜”（特里丰诺夫）；“中国学家看中国”（卡尔涅耶夫）；“文学正是我们友谊的精神基础”（巴维金）；“我的中国印象”（玛玛耶娃）；“上海的蜕变”（戈尔布诺娃）；“同仁——贵州之路”（В.Л.拉林）；“三个中国”（克鲁什斯基）；“回忆在北京的求学岁月”（А.Г.拉林）；“希望和改革时代的中国”（罗曼诺夫）；“边境合作氛围中的中国”（马卡洛夫、古鲁列娃）。
季塔连科
这些“看中国”以无法重复的独特和丰厚，使“倾注一生六十余年的时光研究中国，并使俄罗斯认识自己的伟大近邻的”[[1]](1)汉学家季塔连科院士充满了欣悦[①]。在他看来，这部文集五彩斑斓的内容主题用中国的老话“百花齐放”来形容再恰切不过了。但是继“百花齐放”后的“百家争鸣”却不能说是辩论争讨，而是充满了深厚情感的叙述和深刻的哲理阐释，以及一连串真切的往昔事件呈现，向读者打开了一扇扇中国景象的窗子。
其一，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域外见证者，文集作者珍藏了许多难忘的历史忆念。
齐赫文（СергейЛеонидовичТихвинский，1918—）院士在“相识中国”一文中首先谈到1943年在重庆与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曾任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国民党左派邵力子先生的相识，两位先生当时为他取了中文名字“齐赫文”。
齐赫文院士还清楚地记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1949年6月的一个晚上，他收到了与毛泽东主席在当时的北平西郊双清别墅共进午餐的邀请。这次有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参加的无拘无束的午餐令人终身难忘。毛泽东主席详尽地回答了齐赫文提出的如何看待孙中山、严复、康有为等历史人物，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关系等问题。当时，齐赫文也提出了他特别感兴趣的中国未来是否会用拉丁字母替代象形文字的问题，齐赫文还列举了1930年代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由瓦·米·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和中国学者瞿秋白、吴玉章倡导的汉语拉丁化字母新文字实验。毛泽东主席回答说：他了解这些以欧洲字母代替象形文字的改革实践，日本也有类似的尝试。但是他反对将象形文字改为字母，因为这样会失去保存在象形汉字中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内涵。[1](10-11)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对文字改革萌生了兴趣并给予持续关注。抗战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文字改革的主张，并对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给予了大力支持。”[[2]](33)以往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强调毛泽东主席对上世纪世界文字改革大潮的趋从，中国文字拉丁化实践的支持，以及改革宜渐进等诸方面的阐述。齐赫文的这些真实记述为我们研究毛泽东的汉字改革观，研究中国现代汉字拉丁字母化改革，特别是建国后不是废除汉字而是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等一系列汉语文字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参照和研究线索。
“家族历史始终与中国紧密相连”[1](25)的И.А.罗高寿（И.А.Рогачёв，1932—2012），和中国的四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有过会面。
罗高寿饶有兴趣地记述了和毛泽东主席的会面。首次会面是在1960年2月，苏联大使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将向毛泽东主席通报苏联关于中印边境争端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回复说，毛泽东主席目前在南方，如果苏方同意，中方将安排次日早飞机去广州会面。第二天早上，罗高寿作为翻译，与大使等苏联使馆一行人从北京飞抵广州。到后，才知道毛泽东主席战争期间长年生活在山区和延安窑洞，已经习惯了通宵工作，白天休息，因此刚刚入睡。晚上的会面地点更是出乎苏方人员意料。罗高寿一行的汽车，驶出城外，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来到山中的一座二层小楼。毛泽东主席从正门走出，热情地与前来的每个人握手。会面时，毛泽东主席非常认真，甚至全神贯注地听取了苏联大使详细地转达苏联政府的立场。晚餐时，罗高寿坐在主席身边。主席边饮葡萄酒，边吃了如此多的红辣椒，令罗高寿一行惊讶不已。苏方人员没人敢冒这个险，他们的喉咙已经像着了火一样……餐后的最后会谈时，毛泽东主席讲述了中印边境的实际情形。
另一次令罗高寿终身难忘的会面，是毛泽东主席突然出人意料地来到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出席苏联十月革命周年庆祝活动。罗高寿说：“中国朋友们告诉我，毛没有到到访外国使馆的习惯，他从未如此。他到苏联大使馆是次极特殊的例外事件。”[1](35)
“前一年（1949）中国刚刚革命胜利，当时的斯大林时代，只有外交官才能出国”。Б.Л.李福清（БорисЛьвовичРифтин，1932—2012）院士的汉学学习生涯，是怀着“对我们还了解得很少的中国，至少能去一次走上社会主义大道的中国也好啊”[1](53)的美好向往开始的。大学三年级时，李福清便开始和中国著名的民间文学家钟敬文教授通信。这也是他写的第一封中文信。1988年，钟敬文先生为李福清在中国出版的论著《中国神话论集》撰写了长篇序文，给予高度关注。此后，李福清每次来中国都会去钟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家里拜会。李福清说：他每次离开摆满书籍的钟先生的房间，带走的不仅是各种有意义的民俗学研究观点，信息，还有一大摞钟先生惠赠的图书。2002年，李福清最后一次拜访钟先生时，先生已是九十九岁高龄。他对前一年出版的论著《从神话到鬼话》给予了高度评价。说：这是第一部真正的台湾原住民神话与传说研究，是在亲身实地考查基础上完成的成果。钟先生的评价令李福清院士充满了欣喜，1992年李福清院士应邀去台湾讲授民间文学时，钟老先生曾托学生转达过自己的不同意见。[1](54)
莫斯科大学华克生（Д.Н.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1926—）教授的“我的一生中国学研究中的中国”一文，情真意切地将他半个多世纪眼中的中国情缘，历历在目地呈现出来。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北大留学翻开了他的一生中国学研究中的崭新的一页。在他的眼中，北大这座最著名的研究教学中心，语言学、文学，以及东西方文学、俄国学专家，大师云集。聆听林庚、王力等名家的课程都使他受益匪浅，尽管他们的南方口音使他起初听起来很吃力。当然，那些中国的北方学生也同样不能完全听懂老师的南方话。
华克生说：“那时对我最重要的人是我的导师吴组缃教授。一想起他，眼前就浮现出一个高大、健壮，额头宽阔的学者形象。几乎每周我都去他未名湖边，灌木和竹林环绕的宿舍小屋。他让我在堆满了书的桌子后坐下，自己在小屋里踱来踱去，讲解着我提出的问题。有一次这样的见面情景被那天来校园的《友谊》杂志的摄影记者拍了下来。吴组缃与苏联留学生的照片很快上了杂志的封面，后来甚至转登在苏联报纸《文学真理报》上了……”[1](87-88)
文集作者的种种“原汁原味”的亲历传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到抗战时的重庆生活；从北京、上海、天津到北国的哈尔滨、大连，东部的新疆、南国的广州、西南部的贵州、重庆……；从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面对面交谈，到与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的研究合作，到与普通朋友的日常往来细节，从国际大事到学术研讨；内容庞杂，史实真切。本书对于了解和认识中国，了解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现状、了解研究中俄国际关系，了解研究中俄汉学，提供了极好的见证参照、文献支持和线索导引。
其二，作为域外中国学研究学者，文集作者“眼中的中国”，呈现出的是跨文化视野中进行的“多元观察”文本。
М.Л.季塔连科院士以“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精神核心和认知这个国度的导引”为题，阐述了自己通过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坚信“中国哲学是理解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导引”。在他看来，首先，至少要有一点中国哲学知识才能明白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文化的本质、中国国民的行为逻辑。譬如：何为“道”，“和”，“阴阳”？何为“风水”，“孝”？何为“太极”，“仁”，“五行”？其次，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其思想决定了国家社会生活价值的道德精神，和属于中国文化范畴的个人为人处事的、做人的原则基础。对中国哲学精神原则的认知和理解，使得我们能够揭示中俄文明精神价值体系的相近。[1](16-17)
“中国”，在著名的国际问题评论家、资深国际记者欧福钦（В.В.Овчинников，1926—）看来，正如“中国人以中央帝国称呼自己的国家一样，或许是世界上独有的古老和现代直接相连的国度。国家的关键特性不仅是其五 44 34601 44 15533 0 0 3854 0 0:00:08 0:00:04 0:00:04 3855年历史的连续性，而且是坚守着对悠久历史的尊重。天下的子民相信，往昔的石头正是未来的阶梯。儒家思想培养了他们学会重古敬老。”[1](41)
欧福钦认为，中国的改革成就至少有三点教益：1.改革不是起步于破坏政治制度，而是从提高经济效益开始。2.改革不是起步于城市，而是从农村开始，使得人民能够更快地吃好，穿好。降低贫困，减少改革的社会代价，让亿万人民亲身感受改革的具体益处。3.没有强制国有企业，特别是自然垄断组织私有化，不允许侵吞人民用集体劳动创造的国家财产，以及国家的自然资源。简而言之，就是避免了臭名昭著的“私捞化”[②]。[1](43)
汉学家С.А.戈尔布诺娃（С.А.Горбунова，1949—）从1988—1989年在复旦大学进修，此后二十多年间多次到访中国各个城市，特别是使她百感交集的上海。“每到上海，我总是对自己的惊讶不已陷入沉思。当然首先是她对加快现代生活速度的追求，但与此同时也保留了她的从容。不能急匆匆地饮中国茶，也不能急匆匆地用中国餐。这座超现代化的城市里有许多佛寺、道观，到了这些地方心情会不由自主地平静下来，开始思考生活的意义。”[1](170-171)
对于目前学者们特别关注研讨的“中国模式”，“软实力”，“新财富观”，以及中国学者感兴趣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等问题，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开始汉学生涯的罗曼诺夫（А.В.Ломанов）研究员都从中俄乃至世界文明的视野中进行了阐述。他最后说：中国现在常常说上世纪中叶照搬“苏联（政治经济）模式”是错的，但是苏联文化确实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价值观的形成，其中包括了对社会正义问题的理解，其痕迹或许可以见之于中国成功前进的改革之路中。目前在中国还能听到中国1960—1970年代的青年人熟知的、苏联的战前影片《列宁在1918》中的乐观主义对白：“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1](221-222)
……
文集作者们以广阔的多元文化视野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审视和体验，文笔平实，立体鲜活。对于俄罗斯读者了解中国，探讨中国文化的本质内涵，中华民族的本性精神，中国社会走向何方，中俄关系发展进程等人类文明文化历史发展问题，都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俄文版封面
《俄罗斯友人眼中的中国》的二十一位作者，来自于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赤塔、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多个城市地区，包括有学者、作家、外交官、记者、教师等多个行业的专家。都长期在俄罗斯和中国等地从事东方学、汉学及相关领域的工作和研究。
齐赫文院士是著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历任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顾问，俄罗斯历史学家全国委员会主席，俄中友好、和平和发展委员会俄方委员，俄中友好协会名誉主席和俄罗斯汉学家协会名誉主席。
季塔连科院士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政治和现实问题、俄罗斯与亚太各国及俄中关系问题的专家，历任俄罗斯联邦功勋科学活动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中友协会长。
罗高寿曾任俄罗斯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上院议员，是著名的俄罗斯政治家、汉学家，将中国作为他的第二故乡。
欧福钦是著名的汉学家、政治观察家、俄罗斯首席资深国际记者。著有二十部关于中国、日本、亚洲的书籍，总发行量达七百万册。
李福清院士是著名的民间文学家、民俗学家、东方学家、汉学家。著述三百余篇（部），其中包括多篇（部）用汉语撰就的学术论文（著）。其研究范围涉及汉学领域之广，在当代俄罗斯汉学界尚无人能够望其项背。
华克生教授是著名的中国文学家、翻译家、汉学家，译有多部中国明清文学和当代文学作品，出版有二百余篇（部）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问题相关的著述。
嵇辽拉（Л. С.Переломов，1928—）是著名汉学家，国际儒学联合会俄罗斯分会主席、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孔子基金会会长，被称为“莫斯科的孔夫子”。
……
或许是文集的重在“看中国”，或许是文集作者们特殊的学术、社会地位，丰富的阅历和有限的篇幅，本书留给我们太多的蒙太奇式的“浮光掠影”的“断片话头”，太多的复杂曲折岁月的“痕迹伏笔”，太多的广博深邃思想体悟的“浮想联翩”，令人不禁掩卷久久地品味、咀嚼、探究……
《俄罗斯友人眼中的中国》值得一读！
[①]季塔连科院士在主编寄语中说：或许没有比担任各种年代造访中国的俄罗斯专家学者、社会活动家们忆念文集主编更令人愉悦的了。
[②]Прихватизация（“私捞化”），“利用私有化大捞一把”。
参考文献
[1]Китай глазам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друзей [C]，2012，Москва.
[4] 王爱云：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改革[J]，《党的文献》2010年第3期。容
说明
本文原载于《俄罗斯文艺》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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