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雷·荷兰 || 书的疆土，人的江湖——一本书的二三事
编者按
柯雷男神拿着这本把他自己和译者和编辑都累死了三回的很诗歌很江湖的书路过你的全世界……
然后他终于回荷兰莱顿了。
小编马上开始放飞自己。
在成都白夜酒吧“醉诗”的柯雷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柯雷（Maghiel van Crevel）是一个高频出现的人物。据他自己说，从1986年第一次来中国（之前在荷兰莱顿大学读汉学专业），至今三十年，这期间，他无数次往返于荷兰和中国之间，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诗歌相当切近的“旁观者”甚至“参与者”。
所以，他的著作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 Mayhem and Money （中文版书名为《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2008年在荷兰Brill出版社刚一出版，即在西方汉学界引起广泛反响，是意料中事。这本书，既凝聚着他严谨精湛的学术理路，也渗透着他许多身临其境的、多层次的情感体验和情绪表达；既是“向西方说中国”的清晰窗口，也是“西方人看中国”的上好范本。与柯雷相熟多年的洪子诚先生，几乎是在此书英文版出版的同时，即将其纳入他主编的“新诗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由柯雷自己选定译者——他的学生、当时在深圳大学任教的张晓红女士。那是2008年冬天。
之后是漫长的翻译期。
必须说，这是一本很难翻译的书。首先在工作量上，英文版原作正文有476页之厚；其次在此书的语言质地上。柯雷是荷兰人，其“显赫”身份是汉学家，然而，除了母语荷兰语、第一工作语言英语、第二工作语言汉语之外，他还精通德语、法语，熟悉古拉丁文、古希腊文，对希伯来语、日语、俄语有所涉猎，也对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现代希腊语略知一二。另外，因为其杰出的音乐天赋，他对各种语言中的“声音”和意义机巧格外敏感。这一切，都令他对语言或曰文字表达有着内在的、基于“比较”基础上的敏感、机警、幽默、精确、深邃，落实到这本书上，就是：他的文字充满了曲径通幽的狡猾，和狡兔三窟的晦涩（或者相反）。即使是优秀的译者，张晓红的苦，也可想而知。
不过，非常值得庆幸的是，柯雷对这本书的翻译有高度的“参与”精神（“highly involved”，他自己说）。不仅在翻译过程中与晓红一再通过邮件、电话切磋，还曾飞去深圳与她促膝校译，而且，在晓红把稿子交到出版社之后，他还专门飞来北京，用一个月的时间，躲在宾馆的小房间里，足不出户地逐字通读译稿，做了很多“朱批”。那是2014年12月。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因为这本书，作为编辑，我开始与柯雷有密集的交往。
在北大出版社，刚拿到新作的柯雷
虽然之前在各种学术场合与柯雷偶有相逢，但其实对他所知甚少。印象深刻的有三，一是他流利的汉语，二是他对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当代诗坛的熟悉，三是他学术表达上明晰的分寸感。柯雷的汉语有多好呢？如下一事可以为例：洪子诚先生有一次跟一位带地域口音的中国学者开玩笑说，你应该跟柯雷学学汉语才好。总结下来，我对他的了解，不过是“一个优秀学者”而已。
然而从编辑这本书稿开始，我就意识到，柯雷是我遇到的一个“新”作者，因为，他会审视、追问、确认每一处哪怕是小小的修改，这个做法，既源于他钻研汉语语言的一贯兴致，也源于对自己“作品”的爱惜。通常来说，做一本翻译书，编校之争往往发生在编辑和译者之间，而现在，却完全发生在编辑和作者之间；我要面对的，是柯雷的以英语为背景的汉语，而不是译者晓红的汉语。这是一种全新的编辑体验，说得美好高蹈一点儿，就是：这是一场精粹的语言历险。柯雷对语言表达之准确性的追求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执着，不仅在英语里，也在汉语里。为了给他原作中的英语表达找到准确的汉语对应，在校稿过程中，他经常质疑那些习焉不察的汉语常规，打破汉语表达边界去“捞取”词语。他一次次站在英语“原乡”来审视汉语这片“异地”，又自汉语的幽微回望英语的奥妙。柯雷对汉语的“域外”敏感如斜刺里飘来的剑锋一般，一次又一次，一句又一句，甚至一字又一字，让我从完全新颖甚至陌生的角度，去审视和体察汉语本身，汉语的含混或微妙，精到或笨拙，稳定或流变。同时，他的执着也激发了我的斗志，为了维护汉语的尊严，不放弃地一次次与他据理力争。他真是一个苛刻的人。寸词不让。语言是他的疆土，而他像国王一样鞠躬尽瘁。争吵必不可少。这本书，就这样逐渐精准流畅起来，直至最终有了这个满意的定稿。
从2014年至今，为了这本书，我与他邮件往来四百多封，还不算穿插其中的许多次见面讨论和电话商榷。作为一个其实并不直接的作者（对于编辑来说，译者才是这本书的直接作者），在无数次审校之外，他还逐字通阅全稿三遍，每一次都用尽心力。殊为可敬。
依照常理，他在学术上这种百般较真的性格，会让编辑与作者之间那脆弱的友谊小船恼火地一翻再翻，或者干脆碎掉了事。然而却从来没有。细究起来，这与他性格的另一方面密切相关：除了学术上的执着、谨严，柯雷在日常交往中、在其他方面，实在是一个十分通达、有趣、热情、好玩的人。他所在的莱顿大学，位于荷兰一座历史悠久、风景优美的小镇，那里小巷悠长、河流曼妙，像“资本主义的老欧洲”，貌似生活节奏很是舒缓，但作为莱顿大学一位重要的“学术带头人”，他其实极为繁忙劳累，不仅日日精进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也总要在各种管理事务间周旋不已。即使如此，他也时时不忘顺手纠正我写给他的邮件里那些或大或小的英文错误。这种火中取栗般的细心和真诚，让我常常感动莫名。
也许是因为常年浸淫于“跨语言”的思维状态，他有鲜明的“兼容并包”精神；这不仅让他在日常生活中收放自如，更让他在学术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别具一格。在《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这本书中，他不仅从“文本”和“诗人身份”这样的文学和社会学角度探讨诗歌，也关注诗歌的“声音”，以及它与音乐的奇妙勾联。更鲜明的是，支撑在所有这些学理性的探讨背后的，是他长期大量、务实的“田野调查”，和广泛的、巨细靡遗的材料收集。他无数次“混迹”于诗人之间、活动现场，心怀激情，用他的相机和笔，记录下那些“江湖”、那些活泼生动的气氛；也无数次奔波各地，搜罗各种行将湮没的诗刊诗集。在这样一个似乎做学问也要急匆匆赶时间、出成果的时代，柯雷的这种“田野调查”式的研究、这种广种薄收式的材料积累，无疑是“慢”的，但同时也是极经得起挑剔和推敲的。另一位汉学家陆敬思（Christopher Lupke）曾说，这本书“是一部杰作，凝聚着柯雷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心血”，很是恰切。奔波劳顿有时，觥筹交错亦有时，浸淫既久，他身上似乎积下了隐隐的中国人所谓的“江湖气”；也或者是他本来就具备这种气质，才促使他选择了这样的学术研究路径？无论如何，这一本书做下来，慢慢的我已习惯了他身上那种“学究气”和“江湖气”的浑然一体，习惯了看这两种似乎相互矛盾的气质在他身上彼此相爱相杀，欢乐不已，成就着一位优秀的学者。
北大社同事们在柯雷的新书发布会现场
最后，感谢洪子诚老师慧眼识书，感谢晓红老师呕心沥血的翻译，感谢柯雷老师猛追穷寇的专业精神，感谢你们一起，促成了这么一部好书的产生。
延伸阅读：
《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柯雷著，张晓红译。该书以“局外人”视角透视中国当代诗坛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