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翻译研究 ‖ 李洁：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理路
[作者简介] 李 洁，女，沈阳人，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摘 要]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宇文所安，有着与大部分中国译者不同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和研究视野，他的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理路呈现出与中国译者不同的特点：在原文解读层面，他秉承文本中心论的解读观，对原文的意义和形式，做出了富有创见的解读；在译本创造层面，他重构形式，用英文创造了一个充满形式差异的译文世界；在文化取向层面，他用文学经纪人和代言人来定位译者身份，认为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也是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译者应以高度的国际视野，积极进行文化沟通和协调。研究和思考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英译理路，可以拓展国内翻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参与到与西方译者的对话中去。
[关键词]宇文所安；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理路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需要中西译者的共同努力。中国译者的逆向翻译，折射出中国译者的文化情怀、哲学思想、思维方式以及诗学传统，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体现。同样，西方译者的翻译活动和译文，也反映出西方译者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和研究视野。对于中西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我们应认识局限，承认差异，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相当数量的西方汉学家既是中国文学的研究者，也是中国文学的翻译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汉学家兼翻译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是国际汉学界的杰出代表。他在中国古典诗歌和文论研究方面，孜孜不倦，成果斐然，出版了《初唐诗》《盛唐诗》《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追忆》等多部力作。2016年，69岁的宇文所安历经8年，完成了杜甫诗歌全集的英语全译本《杜甫诗》，为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
国内有关宇文所安的研究，多集中于比较文学领域和海外汉学研究领域，学者们更关注宇文所安的文学和文论研究成果，关注他作为汉学家、文学和诗学研究者、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和成就。近年，随着国际汉学和中国典籍英译研究的结合和发展，有关宇文所安的文学翻译思想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青睐，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不足的。
宇文所安有着与多数中国译者不同的教育背景、学术传统和研究方法，他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视角独具特色，建立在其研究基础上的翻译实践也呈现出与中国译者不同的特征。本文从原文解读、译本创造和文化取向三个层面，探讨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理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思考。研究和思考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英译理路，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转换视角，跳出固定思维的窠臼，开拓研究视野，拓展国内翻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参与到与西方译者的对话中去；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思考中国文学在走向世界，成为英语世界中的翻译文学的进程中，需要经历怎样的适应和转变。
一、 原文解读层面：
以文本为中心的解读观
对文学文本的解读，是一种“文学接受或文学鉴赏活动，是一个反映、实现、改变、丰富文本的过程”[1]59，也是一个融会了译者的审美判断和研究成果的活动，是文学翻译的起点和基础。对原文的解读，主要包括对原文的意义和形式的解读两个方面，体现出的是译者的解读观。
大部分中国学者在文本解读时，主张从社会、政治、文化、历史、作者生平等角度去理解作品，“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诗言志”， 是一种以作者为中心的解读观。与此不同，宇文所安受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更倾向于以文本为中心的解读观，即认为文学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的系统，“语言自身的组织、结构、形式与规则产生了意义”[1]61。宇文所安不依赖已有的观点或成型的结论，主张读者的自由解读。他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对原文文本的结构、话语、张力、词汇、修辞等等要素仔细研读，反复推敲，斟酌思考，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的理解和结论。这种解读观体现出的是西方学者的学术传统和价值立场。
从他编译的《中国文学选集：从先秦至1911年》（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2]中，从他的有关唐诗研究的一系列著作中，我们看到，他对原文意义的理解，对中国文学或文人的经典形象的认识，往往独辟蹊径。例如：李清照不再是一个与丈夫琴瑟和鸣的完美才女，而是一个遭受丈夫冷落、渐生怨气的闺怨女子，一个“面对沉湎于金石书籍中的丈夫，内心出现裂缝、不无闺怨的有血有肉的女性”[3]225；陶渊明不再是一个甘于平凡和隐逸的真正隐者，而是一个内心焦虑、充满矛盾的诗人，一个生活在农人间，心里却仍然具有成名意识的双重自我形象；杜甫不再是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不平怒号的悲悯诗圣，而是一个幽默随便的智者、虚幻想象的诗人[3] 290-295；李白不再是一个爽朗大方、倨傲纵酒的“谪仙人”，而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表现欲的职业诗人；鱼玄机不再是一个名不见正史的边缘诗人，而是一个敢于大胆书写爱情和人性的重要女性作家；李商隐的朦胧诗，则犹如重重的山峰、紧缩的大门，是一个独特心灵的天才表现[4]。这些中国文学经典形象在宇文所安的研究和解读中，具有了新的形象意义，体现了宇文所安的独立思考和研究创新，体现了西方译者的不同视角和学术传统，为中国的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拓展了思路。我们可以利用这种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研究成果，反观自我，作为补充，“形成一种综合的、立体的研究”[5]。
对原文形式的解读，宇文所安有着自己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研究。他长年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是欧美学界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师级人物。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论研究情有独钟，造诣深厚，深谙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音韵、格律、节奏、谐音、排比等语言形式，对《诗经》、辞赋、五言诗、七言诗、散文、传记、传奇等体裁形式，对不同时代、文类、文体和风格，以及不同作家的个性差异所致的作品形式特征，都非常敏感。在译文中如何再现这些形式特征，如何展现中国文学作品形式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一直是宇文所安的翻译追求。[8]81我们从他对不同文体形式的翻译处理上，可以看出他对形式的可译性以及形式的再创造等问题的清醒的认识和独立的思考。
二、译本创造层面：
独立翻译与形式重构
“文学的译本的创造是在对原作进行充分解读的基础上，采用新的语言和文学形式重新创造原作在译入语中的形象。”[1]107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尤其是古典文学作品英译，无论是在词汇、句法、篇章等语言层面，还是在译文的效果层面，等值和等效都是不可能的，必须给译文注入新的元素，做出创新、适应和改变。英汉语言的差异和文化的差异、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各个层面的差异、中国古典文学内部的不同文类文体的差异、不同作家体现在原文中的创作个性差异等等，宇文所安都格外关注。在译本创造层面，宇文所安翻译理路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创造出能够让译文读者感知的、可识别的、有规律的形式差异。
第一，独立翻译。以《中国文学选集：从先秦至1911年》为例，如果由多名译者共同完成，至少有以下不足：一是每个译者只关注自己的任务部分，不能通观全局，全面完整地掌握原文本的各种文体的不同特点和相互之间的差异，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以凸显每种文体的特点和形式差异。二是不同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不同，读者阅读译文时，感受到的差异多来自于不同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而非原文。例如对于“绝句”这类诗歌，每个译者会采用自己认为合适的形式，体现自己的翻译认识和翻译理想，“绝句”因此会呈现出不同的译文形式，缺乏一致性，缺乏让读者可以感知和识别的形式规律。第三，不同译者的写作风格也不同，译文必然会打上译者个人的风格印记，读者因此感受的差异很可能是来自于不同译者的文风差异，而不是不同文体形式的差异。因此，宇文所安选择独立完成所有选篇的翻译，目的就是统揽全局，以便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展现不同时代、文体、文风和作家个性等方面的差异和规律性。
第二，形式重构。宇文所安认为，中国古典文学形式多样，用现代英语重现或复制这些形式特征是做不到的，只能依靠形式重构和创新。他曾说：“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寻找以英文表示中文诗句长短的优雅方式”。[6]“我翻译时会找来不同的版本，力求翻译出不同诗人、不同诗歌之间背后的东西和彼此之间的差异，要让一个美国人或英国人一看我的翻译，就立刻知道这是杜甫的、那是苏轼的，而不是其他人的诗。每个时代，每个诗人，问题都不一样，所以最重要的工作是把差别翻译成英语。”[7]66例如：为了体现中国 42 36215 42 15533 0 0 3823 0 0:00:09 0:00:04 0:00:05 3823诗的形式差异，他把四言或五言诗中的每一句，处理成英语的一行；他把七言诗的每一句，处理成英文的两行，错落排列，既可以克服译诗每行过长的问题，又给七言诗译文赋予了独特风貌；把分节式诗歌的每一句（每行十个字，中间有逗号隔开，例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处理成英文的两行，组成一节，与下一节空行隔开。为了体现文学作品的文体差异，他以诗的形式译诗，以错落有致的创新形式译词，以散文译散文，等等，充分迎合读者对于不同文体的定向期待。为了体现文学作品的时代差异，他将文言文译成英式英语，把白话文译成美式英语。为了展现文学作品的风格差异，对于风格幽默的诗句或者篇章，他倾向于口语化的译文，对于风格严肃凝重的，他选择用词比较正式、考究的书面语表达。[8]81-90
简言之，宇文所安在以英语为媒介的译文世界里，重新建构出一套规律的、译文读者可以识别和感知的形式差异结构，尽管译文的形式差异“跟中文读者所感知的差异不相对应”[9]，译文形式也不再忠实于原文的形式，尽管他的做法招致了一些争议，但是，展现中国文学作品形式的多样性，一直是宇文所安在翻译中的重要考量。这种做法的意义在于：在无法再现原文的形式的客观现实中，宇文所安既没有像有些译者那样模仿原文形式，使译文语言生硬而不符合英文表达习惯，也没有像有些译者那样放弃形式追求，只重视意义的传达。宇文所安富有创造性的形式重构，体现了他在翻译中对文学作品的形式的重视，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学作品形式的丰富性的重视，也体现了他作为汉学家的语言和文化优势。他熟悉中国文学，更谙熟西方文学的各种形式，因此，他重构出来的形式，既满足读者的“创新期待”，让他们看到新鲜的、有异域特征的文学作品形式，同时也迎合读者的“定向期待”，使他们在阅读译文时常常有熟悉之感，读者头脑中相应的文化图式得以调动，相应的联想和感动才有可能产生。
三、文化取向层面：摆渡者、
国际文化意识与文化策略协调
文化取向主要指译者的文化身份、在跨文化交流中译者应具备的文化意识、以及在选择翻译策略时表现出的文化立场。
第一，对译者的文化身份，宇文所安有自己的认识：译者不再是镜子或者传声筒，而是具有主体性的、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间发挥积极作用的摆渡者。翻译哪些作品，哪些作品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学，用什么方法翻译，译者可以有自己的见解和选择。译者的选择不仅反映译者的个人视野，显示译者心目中的他国文学传统，而且显示出他在两国政治和文化关系间的立场以及桥梁和纽带作用。从这意义上讲，译者是文学经纪人，是代言人。[10]148
第二，译者应具备国际文化意识，理解文化共性，从世界诗学和文化的高度，探索跨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宇文所安认为，在未来更加紧密的文化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传统将成为全球共同拥有的遗产，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所有物。”[11] “翻译是把传统文化由国家文化变成共同分享的国际文化的重要途径”[10]148。在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时，译者应积极协调和平衡，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第三，具体到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宇文所安曾把国家文化比作食廊里卖的食品，“它们必须占据一个标志差异的边缘空间：不能太缺乏国家色彩，也不能太富有国家色彩”[12]，换言之，译文既不能太异化，给读者理解带来障碍，影响传播；也不能太归化，过度损失源语文化。译者需要做出选择、妥协和协调，惟其如此，本土文化才能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焕发光彩。从译本整体语言的使用上观之，宇文所安倾向于归化的立场。译文语言整体上流畅自然，符合英语的语法规则和表达习惯，符合英文读者对语言的定向期待；涉及中国历法、量度、建筑物、动植物、乐器等个别词汇时，他经常选用一些英文读者文化中司空见惯的词汇和形象代替，例如在《楚辞》的翻译中，他用英语中的植物名称翻译原文中的奇异的花卉或香料，把“蕙”译为“lavender”，把“薛荔”译为“ivy”，把“寸”译为“inch”，把“丈”译为“yard”，目的是便于读者理解接受，并产生适当的联想反应。但是，对于一些具有深厚中国文化内涵的词汇和意象，他会采取异化的手段，保留源语异质文化。最具启发和借鉴意义的一个异化手段就是，把含有相同或相似意象和典故的文本放在一起，营造互文语境，使读者在相互关联的文本阅读中，对某一主题或者某一文化典故和词语，勾连理解，深刻体会。例如，对于“神女”这一文化意象，宇文所安没有反复使用直译加注释的异化手段，而是把《高唐赋》《神女赋》《洛神赋》等等含有“神女”意象的诗赋并置，读者会在对这些作品的阅读和理解中，对“神女”这一共同的意象有所领悟，从而了解中国文化。[8]97
四、思考及启示
综上，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理路有着自身的特点：在原文解读层面，他秉承文本中心论的解读观，借助文本细读的方法，不依赖成型固有的观点，对原文的意义和形式做出了自己富有创见的解读，在他的解读中，中国文学经典形象被重新建构。他的视角和观点，为中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注入一股新鲜的活水，促使我们反观和反思以往的认识，是对我们研究的一种补充。在译本创造层面，他重构了一个充满形式差异的译文世界，“在英语文化坐标里建立一个可供参照的体系”[13]。文与质、信与美、一向是翻译讨论的焦点，是中西译者的焦虑之处。理雅各译《诗经》，为了忠实内容，不惜牺牲形式的艺术性，译文形式显得亦步亦趋；庞德的《神州集》索性脱离原文形式，用译语重新写作。而宇文所安的形式重构，既体现对原文的尊重，体现原文形式的丰富性，体现差异的规律性；同时也体现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能力的照顾，体现他对两种语言和文化特点和转换规律的现实而客观的认识。在文化取向层面，他认为，译者的文化身份是文学经纪人和代言人，应具备国际视野，站在归化和异化结合的文化立场，致力于把中国文学推向世界文学的舞台。
对于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理路的研究，笔者有如下思考：
第一，宇文所安对于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的观点和思想，对今天国内的翻译研究，究竟有什么具体的意义？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研究传统，宇文所安能够站在不同的据点上来审视、研究和翻译中国文学。他的研究方法、见解和视角，他那些具有异质性的理解和表达，甚至他的偏差、误读和误译，对我们来说，都具有良好的借鉴价值和意义。他的文学翻译理路，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户，让我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促进我们在倾听中反思自我，在倾听中开放自我，以上善若水的包容心态，立足本土文化，开拓研究思路，重新审视和认识中国文学作品英译和研究中的问题和局限，形成新的研究气象。这也正是国际汉学研究对于翻译研究的重要意义。
第二，中西译者应展开对话和交流，为什么要对话？对话的目的，就是打破封闭，进行沟通、借鉴和学习。例如，目前，国内翻译界在探讨谁来译中国文学作品更合适的问题，在研究形式如何做到忠实的问题，在讨论归化和异化的文化立场问题，在探索文化典故或意象的翻译策略等等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宇文所安的翻译实践和思考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中西译者都可以做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各有特色，也各有局限；在形式忠实无法做到时，西方译者力图在英语世界创造出一个新的、为读者可以识别的差异系统，这是一种新的富有成效的尝试和挑战；译者应化解归化和异化的二元对立，在保留源语文化异质性和顺应译语文化之间，寻求平衡和协调的办法，使民族文学或传统文学顺利走向世界，得到世界人民的了解和欣赏，中国文学因而得以交流和传播，东西方文化得以互补和促进；处理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典故或意象时，多个文本并置互文，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以上这些启发和帮助，对于我们拓展翻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非常有利，我们看到了“处于不同文化语境的学者面对一些共同问题时所拥有的学术眼光和洞察力”[14]。
第三，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成为英语世界中的翻译文学，究竟要经历怎样的变化？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对于民族文化翻译，我们总有这样的焦虑：一方面希望自己的文化走向国际，提升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又唯恐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文化变形走样，威胁民族身份。例如对中国传统京剧的翻译，对葛浩文的莫言作品翻译，都有过这样的焦虑和讨论。中国文学译本是中西文化、中西文字相互碰撞和交融的结果，具有融合性特征，必然要经历整形和改变，于此，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和共识。对于融合和改变的“度”，如何更大限度地保留源语文化，则是翻译研究者和译者不断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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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网络编辑：董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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