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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学术 || 复旦学者杨乃乔:汉字思维与汉字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与文化语言学研究之间的增值性交集

2017-07-04 杨乃乔 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本文作者:杨乃乔,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赴香港、美国、日本、新西兰、加拿大、韩国、台湾、德国高校讲学或访问。专著、译著与编著情况:《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杨乃乔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2001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比较文学概论》,杨乃乔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2016年第四版,2003年被教育部选为研究生指定教材,2004年获北京市教委精品教材奖,2006年被列入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比较诗学与他者视域》,杨乃乔著,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杨乃乔主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乐黛云教授七十华诞纪念特辑》,杨乃乔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比较诗学与他者视域》,杨乃乔著,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比较诗学与跨界立场》,杨乃乔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当代比较文学与方法论建构》,杨乃乔主编(第一主编),上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比较诗学读本》(中国卷),杨乃乔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杨乃乔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中国经学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杨乃乔主编,中西书局2016年版。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与《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纯学理性研究文章160多篇。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文艺理论、比较诗学、中西艺术理论比较研究。本文原发于《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由作者授权本公众号全文推送。



 

 


[摘  要]文化语言学研究者提出汉字思维与汉字构型呈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其结构规则具有文化元编码的性质,汉语在书写的形态上是由语素文字构成的符号系统,因此我们可以把由语素文字书写的文学现象定义为汉字文学。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或汉学家如何能够在自己的中国学术研究中,使自己的思维观念紧贴着由汉字书写与编码的民族文化地面阅读与行走,如何能够准确地走进由汉字思维观念书写与编码的汉字历史和汉字文学中,这是值得反思的。不同的语言必然铸就其不同文字书写的思维观念,也正是不同文字书写的思维观念在跨界中构成了比较文学研究与汉学研究最为敏感的关键点。

[关键词]汉字思维;汉字文学;文化语言学;比较文学研究;汉学研究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国际学术研究的学科得以成立的属性即在于两个跨界:语言的跨界与学科的跨界。不同于国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研究的是,比较文学研究者是交集于两种及两种以上的不同语系之间,以从事文学、文化及相关理论的研究,因此他们必然是本土文学与异质文学的互看者与对话者,而文学恰恰是由语言的书写形式——文字构成叙事的审美意象表达式,所以地道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以本土的语言及其思维观念来透视异质语言书写的文学现象时,他们第一时间所无可回避的就是语言问题,说到底,也就是文字的问题。无论如何,不同的语言必然铸就其不同文字书写的思维观念,也正是不同文字书写的思维观念在跨界中构成了比较文学研究最为敏感的关键点。而学科的跨界又在于比较文学研究与相关学科之间所构成的增值性交集,也正是如此,比较文学研究者可以在信息的增值性交集中收获来自于相关学科领域的他者启示。

近一段时间,我曾阅读了由申小龙主编的《汉字文化新视角丛书》(以下简称“丛书”),这套“丛书”六位学者的集体思考及“丛书”《总序》所设定的几个重要观点,如汉字思维、汉字的组义功能、汉字精神、汉字文化、去汉字化与再汉字化等,一直在推动着我思考比较文学及其研究者的语言身份及文字思维观念等相关问题。

汉语在书写的形态上是由语素文字(logogram)构成的符号系统,我们完全可以把由语素文字书写的文学现象定义为汉字文学,因为人类早期使用的另外两种语素文字(西亚的楔形文字与北非的圣书字)已经废止使用,汉字是现下全世界惟一使用的语素文字;因此在文化的思维观念上,汉字文学一定不同于由音素文字(phonemic language)与音节文字(syllabic language)所书写的两种文学现象。的确不同于国族文学研究,语言身份(language identity)决定了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立场及其思维观念,按照国际语言学界对人类操用的文字所给出的上述三种圈定(语素文字、音素文字与音节文字),我们至少可以把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者定义为是操用音素文字从事国际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研究者,而把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定义为是操用语素文字从事国际文学研究的学者。

无论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是怎样以解构主义的策略来颠覆由音素文字书写的在场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者依然是遮蔽在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到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以来的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的语言学论域下,操用音素文字书写自己的学术研究。以下两句经典性表达是不可以被我们所忘却的。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坚持认为:“spoken words are the symbols of metal experience and written words are the symbols of spoken words.”(口语是心灵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而两千年后,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依然接续认为:“Language and writing are two distinct systems of signs;the second exists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representing the first.”(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存在的惟一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的确,就西方印欧语系的音素文字来判断,书写的字母只是对语音声波的连续带(continuum)的记录,而不是一种直接参与思维的表达方式,也因此音素文字的字母延缓与遮蔽了声音(speaking)表达意义的鲜活在场性。这就是雅克·德里达所宣称的拼音文字的暴虐性。


那么,汉字的语言学意义呢?

这套“丛书”的《总序》集约地归总了主编及其他五位学者就“汉字文化”讨论所提出的几个重要观点,其中论述了汉字在写意与构形两个层面上直接参与了意义的生成,明确地提出汉字是一种思维方式,并且具有文化元编码(original encoding of culture)的性质,而不是一种纯然的对语音记录的符号,因此“丛书”《总序》认为:“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丛书”的相关作者就这一观点的设立给出了大量的汉字分析例证。可以说,关于这个观点的论述对于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而言,应该是一种来自学科跨界的启示。我们不妨沿着文化语言学研究者的这一思路接续思考下去。

申小龙与孟华在这套“丛书”的《总序》中论述到:“汉字成为一种文化又因为汉字构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其结构规则甚至带有文化元编码性质,这种元编码成为中国人各种文化行为的精神理据。汉字在表意的过程中,自觉地对事象进行分析,根据事象的特点和意义要素的组合,设计汉字的结构。每一个字的构形,都是造字者看待事象的一种样式,或者说是造字者对事象内在逻辑的一种理解,而这种样式的理解,基本上是以二合为基础的。”我们注意到,文化语言研究者在这里组义且操用了“事象”这样一个汉字术语。的确,在西方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论域那里,拼音文字往往成为技术分析上的纯语言学的符号,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C.S.皮尔斯(C.S. Piercs)到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所构建的符号学体系,从罗曼·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到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构建的符号学体系,我们不难时时看到西方学者对拼音文字进行纯语言学技术性分析的踪迹,字母——“alphabet”真的成为他们思想之手构建代码(code)、编码(encoding)与解码(decoding)系统所把玩的纯然符号了,其缺少直接参与文化生产的内在机制:即文字——字母的文化元编码性质。需要强调的是,关于这里的“文化生产”,我们也可以替换性地使用另外一个同义性的表达术语,即“意义发生”。然而,汉字本身就是文化,并且具有参与文化生产和意义发生的元编码性质。


这套“丛书”六位作者的集体思考就是从“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的设问而展开的。

我们把这一设问与思考带入具有国际性视域的比较文学研究场域中来,问题就更为有趣且复杂起来了。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扩展为一种世界景观,中国本土的文学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彰显“汉语文学”这个概念,以强调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在国际学界的语言特征、民族特征与区域特征等。而现在感觉到“汉语文学”这个概念的外延还是较大了一些,我们应该贴着由汉字书写与编码的民族文化地面走,因为那是由文字记忆的历史,把这个概念再具体地落实且定位到“汉字文学”上来。的确,“汉字文学”是现下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者所不可小觑的一个重要概念了。

从甲骨文以降的可进入阅读且提取意义的中国历史,应该可以被定义为一部由汉字书写且记忆的文化符号体系。问题在于,在西方高校的东亚系、汉学系、历史系与比较文学系,对于那些从事中国学研究的西方汉学家或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他们在本土的语言心理上习惯于由终极语音——逻各斯(logos)操控的语言思维及其音素文字的书写,他们如何能够在自己的中国学术研究中,使自己的思维观念紧贴着由汉字书写与编码的民族文化地面阅读与行走,如何能够准确地走进由汉字思维观念书写与编码的汉字历史和汉字文学中,如何能够通畅地与本然持有汉字思维观念的中国本土书写者与中国本土学者进行沟通和对话?说到底,即西方汉学家及比较文学研究者是否能够真正地拥有汉字思维观念及走进由汉字书写的中国文化传统?

Stephen Owen是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比较文学研究者及汉学家。坊间传闻,14岁那年,Stephen Owen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Baltimore)市立图书馆,偶读了李贺的诗《苏小小墓》:“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珮。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据说中唐诗鬼李贺的汉诗意象,启示且诱惑着Stephen Owen无悔地投诸一生沉醉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我不知道14岁的Stephen Owen阅读是汉字编码的《苏小小墓》,还是英文作为本土译入语文字编码的《苏小小墓》。其实,确定是由什么文字编码的《苏小小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汉字文化新视角丛书》持有一个重要的语言学立场,认为作为表意的汉字符号系统处在语言与图像交集的枢纽位置,汉字具有图像符号的视觉思维功能,并且还有强大的组义功能。的确,关于汉字的视觉思维功能与组义功能,本土的汉语学者从《苏小小墓》一诗的汉字思维、汉字组义及编码意象中,一眼即可以获取诗鬼李贺的审美图像感知。毋庸置疑,《苏小小墓》的审美意象都沉淀及铺染在李贺此诗操用的汉字及其构形与组义的视觉思维上。可以说,英译、法译或德译的《苏小小墓》,以拼音文字的书写对汉字《苏小小墓》进行了去汉字化的编码,完全解构了原诗由汉字组义的视觉思维的审美意象,那是异质语言操用者使用音素文字在创造性翻译中重写(rewriting)的另外一首诗。


在《闭幕陈词:语言学与诗学》("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一文中,罗曼·雅各布逊有一个总体的观点,即认为诗的语言是以自我为价值(self-evaluable)的,其特征就是诗性。不错,罗曼·雅各布逊的这一诗学观点是用音素文字书写的,但其陈述的是普世理论,因此在理论的效用性上,可以推及汉字诗学。什么是诗之语言的自我价值?举例而言,也就是说,汉字符号系统发展至唐代,在汉语历时性发展的深层结构中,形成了规约那个时代诗人以汉字赋诗编码的文化习俗规则,这种规则是约定俗成的,是强制性的,所以也构成了唐诗之语言的自我价值,即唐诗之语言的自我审美价值。说到底,那就是唐诗的诗性。因此唐诗就是唐诗,而不是宋诗,也更不是清诗。这一切是由一个时代诗之语言的自我审美价值为限的。

准确地讲,《闭幕陈词:语言学与诗学》是一篇讨论符号学与语言学的重量级文章,是罗曼·雅各布逊1958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召开的语言学学术会议上宣读的会议论文。在这里,我们不妨把其中一个立场援引出来分享学界:“在讨论诗学功能之前,我们必须在语言的其他功能中为之定位。这些功能的提纲需要一个简明的概览,涵括任何语言事件和任何言语交流行为的组成因素。发信者(addresser)发送一条讯息(message)给收信者(addressee)。为了有效运行,该讯息需要一个收信者可以掌握的相关语境(context)(对另一方而言的‘所指物[referent]’,某种程度上是模棱两可的、术语命名的),或是言语的,或是可以言语化的;一种发信者与收信者(换言之,对于讯息的编码者和解码者)完全或至少部分共有的代码(code);以及最后,一个媒介(contact),一条发信者与收信者之间的物理渠道和心理联系,使他们双方都能进入并停留在交流中。”我们不妨把罗曼·雅各布逊的符号学与语言学理论带入以丰富我们的思考,同时也以我们的思考丰富罗曼·雅各布逊的符号学与语言学理论。



那么,我们想设问的是,围绕着《苏小小墓》这首汉字诗,中唐的汉语诗人李贺是信息的发送者(addresser),而当下的美国汉学家Stephen Owen是信息的接受者(addressee),他们两者之间是否处在相关共同语境(context)及共有代码下,就共同的讯息(massage)而接触(contact),是否使用的是双方通用或部分通用的代码(code)在对话?Stephen Owen是否能够真正地走进汉字文化习俗的语用规则中,成为操用汉字思维的汉诗解码者?他又有怎样的充分理由去解码汉字编码者组义且营造在汉字诗中的唐代诗歌意境?

说到底,汉字思维应该成为现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及西方的汉学家或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前沿学术问题了。当然,从汉字思维来解码中国古典汉诗,也应该为本土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所关注。准确地讲,即使是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上,一个时代也有着一个时代的汉字思维观念及其特性,有着书写于一个时代汉字思维观念下不同的文学现象,并且在历时性上也会呈现出同源文字之文学的审美差异性。如对于现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来说,无论如何,他们依然是操用着现代汉语以现代汉字思维观念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

学界以往喜欢操用这两个表达:“汉语思维”或“英语思维”。就“汉语思维”而言,实质上,我们应该把这一表达具体地改写到“汉字思维”这个概念上来,因为,“汉语”这个术语在理论上还蕴涵着形、音、义三个等级序列(hierarchy)的划分,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而“英语思维”则应该具体地落实到“语音思维”这个概念上来。文化语言学研究者给我们的启示是重要的。

非常有趣的是,西方汉家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在努力使自己的汉语操用尽可能贴近汉字思维的地面行走。如我们从Stephen Owen为自己所取用的汉字姓名——“宇文所安”,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宇文”是鲜卑族其中一支以汉字书写姓氏的复姓,在字源的文化逻辑上,我们可以把“宇文”的源起追溯至魏晋北方鲜卑族太祖宇文普回那里。《周书·帝纪第一·文帝上》载:“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遯居朔野。有葛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后曰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普回心异之,以为天授。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这里的“其俗”是指鲜卑族的文化习俗(至少是指宇文鲜卑),鲜卑人称“天”为“宇”,称“君”为“文”;正如“丛书”所讨论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汉字有着极强的组意功能,因此,“宇文”在汉字字面的组义中又有“天子”之意,其承载着这一族人所崇尚的至高无上的君主文化精神。“宇”与“文”是两个汉字,这一支鲜卑族人组合“宇文”为其姓氏,“其俗”中已渗透着“宇”与“文”在组义上所生成的元编码的汉字文化精神了。

当然,无论后世史家怎样认为此说实为附会,但这毕竟是宇文鲜卑族之姓氏文化的图腾,并且作为口传的鲜卑族文化习俗融入了汉字书写的历史。族裔血脉单纯的“宇文”姓氏最初以汉字书写,最终又融入了汉族的姓氏。

问题在于,至今语言学界无法求证鲜卑语是采用怎样的本族文字来进行书写与记录的,学界至今没有采集到鲜卑族及其后裔所存留下的由本族文字书写的任何文化踪迹,如铭文、石刻、典籍与铜钱等等。当然,鲜卑中还有不同的部族,除去宇文鲜卑之外,还有慕容鲜卑,拓跋鲜卑,段部鲜卑,乞伏鲜卑与秃发鲜卑等,他们又是否拥有统一的文字呢?其不得而知。其实对于一位比较文学研究者所必须拥有的语言跨界之敏感来说,我们应该提及的是,宇文鲜卑族的姓氏无论如何是由汉字书写的符号,那么,“宇文”这两个汉字符号对宇文鲜卑要表达的意义之出场,是以语音相近而转写的符号,还是以语义相近而翻译的符号,这一点是值得思考的。无论怎样,从五胡乱华的大汉民族几近亡种灭族,到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鲜卑汉化,民族冲突与融合的最终结却是加速了少数民族(minority)文化及其语言、书写的汉字化。


我们在这里主要还是讨论汉字思维及比较文学研究的相关问题,无意深化地追问鲜卑如何汉化等历史现象。Stephen Owen以“宇文”为其汉姓,这自然有他的讲究,同时,以“所安”为其汉名,这自然也有他的讲究。从Stephen Owen给他自己所取用的汉字姓名可以见出他本人沉淀的汉字学养。让我们再来释义“所安”这个书写符号承载的汉字精神与汉字文化。

“所安”这个符号典出于《论语·为政》:“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注疏》中魏晋玄学家何晏的集解在此释义言:“以,用也,言视其所行用。由,经也,言观其所经从。孔曰:‘廋,匿也。言观人终始,安所匿其情。’” 很有趣,何晏的集解恰恰没有具体地诠释“所安”,其实也不需要诠释,因为“所安”指涉的“结果所处”的意义,在孔子此句表达的逻辑中,从“所以”到“所由”可以一贯地理解与解释而下,“所以”、“所由”与“所安”在这段汉字编码的程序中有着一个整体意义的逻辑序列。《论语注疏》中宋代经学家邢昺的正义在此释义言:“此章言知人之法也。‘视其所以’者,以,用也;言视其所以行用。‘观其所由’者,由,经也;言观其所经从。‘察其所安’者,言察其所安处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者,廋,匿也;焉,安也。言知人之法,但观察其终始,则人安所隐匿其情哉?再言之者,深明情不可隐也。”孔子在这里陈述的是从“所以”、“所由”到“所安”的一个完整的线性编码逻辑,其呈现出对人进行透彻观察的方法,如邢昺所言:“知人之法”。为什么说孔子在这里的陈述是一个完整的线性编码逻辑,因为没有“所以”与“所由”为前提,就没有作为结果的“所安”。

在从方法、路径到结果的逻辑上,孔子的陈述隐喻了一种对人的心理与行为进行观察且一切“无可隐匿”的“事象”,而孔子在陈述中诲人不倦的哲理性意义又全部是在汉字及汉字组义的“事象”思维结构中出场的。

精彩之处在于,美国汉学家与比较文学研究者Stephen Owen操用汉字思维,把“宇文”与“所安”这两组符号再度给予编码与组义,重构一组汉字思维的视觉意象,并以此作为他的汉字姓名——“宇文所安”。因此,“宇文所安”即是Stephen Owen使用汉字的构型与组义诠释“事象”的一种符号样式,也是对这一“事象”内在逻辑的理解与解释。再三强调,“所安”仅是孔子此句之完整表达中的一个组义符号而已,把“所安”从此句中单独地提取出来,其意义显得较为孤立,是指“所处”及“结果”的意思。

Stephen Owen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是汉学研究,汉学研究在美国乃至整体西方学界实属少数族——“minority”,无法进入西方学界的主流,而宇文鲜卑在族裔身份上也恰属于少数民族,因此Stephen Owen在汉字文化的典故上使用“宇文”,以其隐喻地指称自己的少数族汉学研究者身份。并且“宇文”又是汉字书写的复姓,在汉字书写的百家姓中也属于少数的姓氏。Stephen Owen在汉字文化的典故中,准确且能够含意深刻地使用这一汉字复姓,可以呈现出一位西方汉学家及比较文学研究者应有的把握汉字精神、走进汉字文化与使用汉字思维的学养。而“所安”有“所处”之义,如《论语注疏》中邢昺的正义所释义:“‘察其所安’者,言察其所安处也。”因此,“宇文”与“所安”这两组汉字重新编码且组义后,在“事象”诠释之意义出场的视觉思维上,被Stephen Owen以汉字思维重组了崭新的隐喻性意义:即少数族学者宇文以汉学研究为所安身立命之处。因此,“宇文所安”正是在这样的汉字思维及其组义功能中成为西方汉学家及比较文学研究者蒂芬•欧文的汉字姓名,并且隐喻地表达着相关的汉字精神与汉字文化。从这一意义层面上看视,“宇文所安”这个汉字姓名起得有些谦卑了。



以下就让我们使用“宇文所安”这个汉字姓名称呼美国汉学家及比较文学研究者“Stephen Owen”了。思考到这里,我们突然发现,把“Stephen Owen”以汉字音译为“斯蒂芬•欧文”,这个汉语译入语的姓名似乎是没有什么文化内涵,其较之于“宇文所安”的汉字精神及其文化的承载量全然相形见绌了。也就是说,“斯蒂芬•欧文”似乎既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精神,当然,这一观点仅是我们从某一面向而展开立论的。文化语言学研究者认为任何外来词(包括名字),一旦用汉字书写,哪怕是用汉字记音,记音的汉字在某种逻辑组合中也会体现一定的意义;并且汉语中的同音字很多,选择哪一个汉字也一定反映了特定的意义指向,如我们在下面讨论西方汉学家“史景迁”的“史”就印证了这一点。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不是专门为美国汉学家及比较文学研究者宇文所安的汉字姓名进行学津讨原,而是在讨论汉字思维、汉字的组义功能及其汉字精神与文化的问题,以及讨论比较文学研究对《汉字文化新视角丛书》所提出的相关观点可汲取的启示性与借鉴性。

操用音素文字的西方汉学家不借助于翻译或回避翻译,能够直接地走进汉字思维,准确地了理解汉字的构形,恰切地操用汉字思维观念及汉字的组义功能,使自己的英文姓名汉字化,为自己起一个承载着汉字精神与汉字文化的汉字姓名,并且学有所获地从事汉学研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把这里的讨论转向比较文学研究,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西方汉学家就是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者。那么对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而言,我们也应该要求自己能够准确地走进西方的语音思维中,切近地触摸音素文字书写与编码的西方文化精神及其文化气象。特别是对于中国本土的外国文学研究者或世界文学研究者来说,他们绝对不应该囿限于汉字语境下,仅仅依凭阅读翻译为汉字文本的西方文学作品及西方文学理论,操用汉字思维观念来理解与解释作为异质拼音语言的作家作品,并且最终把自己圈定在汉字化的外国文学研究或世界文学研究领域中,隔靴搔痒地与西方学界接轨。的确,正如“丛书”《总序》反复在强调写意的汉字与写音的字母之间有着重要的文化差异性:“不断有学者强调写意的汉字与写音的字母之间的文化差异,认为汉字是独立于汉语的符号系统,要求对汉语、汉字文化特性重新评估,提出艺术、文学创作的‘字思维’或汉字书写原则,而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

其实在语言的形态及其本质上,真正了解了西方拼音语言的语音思维及其音素文字,真正了解了汉语的汉字思维及其语素文字,对上述我们所提及的操用汉字思维观念来理解与解释西方拼音语言的作家作品,在阅读与批评上会提取一种非常隔膜与奇怪的感觉。当然,反过来对西方汉学家如此研究中国文学,我们也会遭遇类似的感觉。

国族文学一旦由经翻译跨出本土语境,被推置于国际出版界与国际学界的平台上,国族文学将由于翻译的文字转码,不可遏制地走向比较文学。客观地讲,无论是文学创作,或是文学翻译,还是文学研究,其在语言上跨界之后,一切问题均复杂且艰难了起来。说到底,这还是语言及其文字因翻译而产生的差异性思维观念问题。

还是让我们的思考回到西方的汉学家及比较文学研究者那里去。西方一些优秀的汉学家及比较文学研究者给自己取一个汉字姓名时,往往非常苛求贴着汉字思维观念的地面行走,以便使用自己的汉字姓名承载着丰盛的汉字精神、汉字文化及其汉字用典的隐喻等。当然,这也是西方优秀汉学家为自己身份用汉字取名的国际性标签,同时,也象征着他们执著追寻的汉学学养所在。孟华在《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一书曾讨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认为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根元素:“汉字:中国文化的根元素。根元素,指一个文化符号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符号单位,它的性质决定了该符号系统的性质,根元素的性质描写清楚了,整个中国文化符号系统的性质也就搞清楚了,一部汉民族思想文化史,就是文化符号的演变史。”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根元素,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的确,汉学学养更重在汉字学养。


坊间也都是知道,耶鲁大学历史系的汉学家Jonathan D. Spence为自己所取的汉字姓名为“史景迁”。汉字“史”与英语字母“Spence”有部分语音的谐音成分,“史”又是百家姓中的汉姓,同时又可以隐喻太史公司马迁的史家身份,当然还可以隐喻Jonathan D. Spence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史学家身份,因此“史景迁”这个汉字姓名的组义即是:西方汉学家——史学家史景迁景仰太史公司马迁。汉语学界往往认为史景迁这个汉字的姓名所取,是巧用汉字——语素文字与英语——音素文字的谐音,即是以语音相近而转写的符号,这不完全正解;真正的理解者不难发现,其中同时还兼有以汉字思维而达向求取一种汉字文化精神的内在动力。如果把“Jonathan D. Spence”以汉字音译为“乔纳森•斯宾塞”,这个汉字姓名也是没有任何文化内涵的。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Martin Kern教授拒绝从孤立地角度研究中国,主张把中国文学置放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给予敞开性思考。在文学的本质上,中国文学也正是以汉字思维及其审美气象独立于世界文学格局,所以汉字思维、汉字的组义功能、汉字精神与汉字文化对于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及汉学家来说,是几个重要的关键词。我们在此也建议Martin Kern教授,不妨为自己起一个具有地道汉字思维的中国姓名,因为把“Martin Kern”音译为“柯马丁”,这实在是没有任何汉字精神与汉字文化内涵。

较之于宇文所安,史景迁的汉字姓名一眼看上去也是比较谦卑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宇文所安是否在汉字的字源上了解到“宇文”与“所安”这两组汉字符号的编码与组义,其深层还可以提取一种更为深刻的汉字文化精神。

据上述我们所引《周书·帝纪第一·文帝上》载,“宇文”有“天子”之义,鲜卑人把“宇”与“文”进行编码与组义时,是把这两个汉字书写符号的文化精神整合在一起,从而形成对另外一个“事象”进行意义的出场。因此,“宇文所安”也可以被理解与解释为“天子所安”,“宇文所安”最终在孔子陈述的整体语境下作为“知人之法”,可以被理解与解释为“天子察人而知其所安”或“天子察人而无可隐匿”了。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意义一定不是美国汉学家与比较文学研究者Stephen Owen为自己所取汉字姓名“宇文所安”的原初构想,我们只是在强调汉字思维及其组义功能时所把玩的一个汉字编码游戏而已。倘若是这样,“宇文所安”这个汉字姓名可是起得有点大了,我们但愿宇文所安也能够了解他的汉字姓名还可以提取这样一层意思,并且在扩展性上有着充分且地道的汉字思维。

我在阅读这套“丛书”时,可以感受到学科在跨界中所产生的交集性启示,文化语言研究者在当下所讨论的相关问题,对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的确很重要,把“汉字思维”及其相关学理性观念带入到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来,让汉字文学与外域的异质语言文学在不同的思维观念上所呈现的审美特性更加凸显了出来。可以说这套“丛书”的《总序》特别重要,其中有一句表达也非常值得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者与西方汉学家所注意:“汉字作为一种文化,在汉民族独特的文学样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这里,与其说是汉字记录了汉文学,毋宁说是汉字创造了汉文学的样式。”的确,我们阅读的是汉字文学、汉字历史与汉字哲学,在汉字文史哲的历史现象背后沉淀的是受控于汉字书写的思维观念及其文化精神。在这里,我们想设问的是,西方汉学家及比较文学研究者就中国文学、历史与哲学的研究,往往会在某一点或某一专门的领域中,可以钻研得非常深刻且准确,甚至是中国本土学者也无法企及的;但是,在由汉字书写与编码的整体中国文史哲学术传统语境下,他们是否可以全面地持有汉字思维观念,否能贴着地面全面地行走在汉字思维及其编码的整体文化历史语境中,这无疑是一种挑战。

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宇文所安还、史景迁还是柯马丁,他们虽然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阅读汉字文献,但依然主要是使用音素文字书写他们的关于汉学研究的论文与著作,并且是操用英语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讲授中国文学与中国历史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们是跨界于两种语言文字思维观念之间的解码者、编码者或转码者。一如我们在上述所设问的那样,他们交集在英汉两种文字书写与编码的文学和历史之间,能否在共同的语境下就共同的信息而接触,又能否使用双方通用或部分通用的代码完成对话且达向理解,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我们在从事中国经学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的比较研究时,曾注意到这样一部读本,美国康涅狄格学院历史系汉学家Sara A. Queen(桂思卓)教授,曾用英文撰写了一部关于董仲舒春秋诠释学研究的专著:“From Chronicle to Canon: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ccording to Tung Chung-shu”(《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这部读本于1996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学者朱腾又把这部读本翻译为汉语,2010年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Sara A. Queen作为一位西方汉学家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走进汉字思维,对汉字文献进行阅读。但是,Sara A. Queen对相关董仲舒及其春秋诠释学的汉字文献进行阅读时,她的学术研究观念及思考一定同时融合着汉字思维与英文思维,因为她的母语毕竟是英文。这位西方汉学家再操用音素文字的书写——英文,把自己对董仲舒及其春秋诠释学的思考在编码中书写为一部英文研究著作,这里的编码与书写也是这位西方汉学家操用英文思维把汉字思维及其汉字文献负载的汉字文化精神等元素转码为英文读本,这里的转码与编码其实就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去汉字化”过程,因为汉字思维的编码性质被音素文字颠覆了,不要说其中的汉字文化的元编码性质了。我们再说得透彻一些,这是一个“以英文思维去汉字思维”的过程。然后,中国学者朱腾再把这部由英文书写的研究著作在转码和编码中翻译为汉字读本,这其实又是一个“再汉字化”的过程,即音素文字的编码性质又被汉字思维颠覆了。我们再说得透彻一些,这也是一个“从英文思维到再汉字思维”的过程。罗曼·雅各布逊在讨论语言学与符号学的现象时,其关涉到翻译及编码、解码与转码的问题,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问题在于,西方汉学家与比较文学研究者关于中国文史哲研究的读本,在从汉字思维转码与编码为英文思维的过程中,其中一定存在着由两种语言文字思维观念的差异性与融合性而带来的误读、合法性误读、创造性诠释与过度性诠释等;不要说中国学者在回译中把他们的研究著作再从英文思维的读本转码与编码为汉字思维的读本了。我们在《比较文学概论》中讨论“他者视域与第三种诗学”这个命题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比较诗学研究中的他者、他者视域、视域融合、交集理论、重构、‘to make something new’及第三种诗学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研究与汉学研究的第三种文化立场及第三种文化精神的问题。

刘东曾认为西方汉学不是对中国文化的简单复制:“虽然汉学分明是在讨论着中国问题,却仍然属于西学的一个分支,贯注的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视角,凝聚了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思考,而不是对中国文化的简单复制。”我想刘东的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并且刘东还认为:“非常宝贵的是,正是由这种思考所产生的异质性,才构成了不同文化间取长补短、发展进步的动力。反过来说,要是所有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观点与认知都变得与中国人如出一辙,我们反而就失去了反观中国问题的参照系。正因此,我一直都在主动追求并组织引进这种知识上的异质性,尽管外国汉学家们也经常以不靠谱的‘乱弹琴’,惹得我勃然大怒或哈哈大笑。” 的确如此,在西方汉学家与比较文学研究者操用拼音语言书写的关于汉字文化及其文史哲研究的著作中,经常出现不靠谱的“乱弹琴”,对于中国本土学者来说,无论是大怒或是大笑,怒笑之后也就罢了;如果较真地给西方汉学家与比较文学研究者操用拼音语言书写的关于汉字文化及其文史哲研究的著作找点错,那就有点没意思了,再如果较真地给他们的回译为汉字的著作找点错,那就很没意思了。不要说从“去汉字化”到“再汉字化”是两种文字在截然不同的思维观念中解码、转码与编码,作为语素文字书写的汉字思维与作为音素文字书写的拼音思维,两者秉有完全不同的思维观念及承载着截然不同的文化精神,双方是不可通约的。其实中国本土的西学研究者跨界研究西方文史哲的相关问题未尝也不是如此。

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是美国汉学家及比较文学研究者操用音素文字——英文书写与编码的中国文学史,这个明星阵容的书写与编码过程是一个去汉字化的过程,这部中国文学史的英文读本其缺少汉字思维的观念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部英文读本被翻译为汉字编码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客观地讲,汉字在历史的本体上铸就的那部本然的中国文学史及其元编码意义的汉字思维观念还是在回译中被颠覆了,尽管这是一个再汉字化的过程,《剑桥中国文学史》在翻译的汉字书写中不可遏制地流露出拼音文字思维的踪迹。汉字铸就的文明还是需要汉字来书写与编码。在这里,我们不是在否定这部由英汉两种文字编码的中国文学史及其学术价值,我们想说的是,两种文字思维观念交集在一起,这恰恰为第三种学术立场与第三种文化精神提供了敞开的空间,这也正是比较文学研究与汉学研究的姿态。


写到这里,我想提及的是,从“去汉字化”到“再汉字化”,这两组概念对比较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及汉学研究有着丰富且可操用的学理性内涵。这两组概念是我的阅读在学科跨界之后,从“丛书”中所提取与借用的。集结于这套“丛书”的文化语言学研究者曾这样申明自己的学术立场:“文化语言学把语言学看作是一种人学,把汉语言文字看作汉文化存在和建构的基本条件。”的确,强调把汉字及其思维观念看作汉文化存在和建构的基本条件,这无疑让西方的汉学家及中西的比较文学研究者都同时谨慎了起来。拼音语言的形态及其拼音书写仅是对声音的记录,使西方语言学更长于语言的符号技术性分析,因为拼音文字没有直接参与意义及其文明的生成,而汉字及其写意与构型为作一种思维观念参与了意义及文化的生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把受西方语言学理论及其技术性分析的汉语研究导向文化语言学研究。文化语言学研究是一方敞开的思想论域,比较文学研究与汉学研究可以在这一论域中获取因交集而产生的增值性思考。

最后我想言说的是,罗曼·雅各布逊的《闭幕陈词:语言学与诗学》是从事比较文学及比较诗学研究者之必读文章,在这里,我愿意援引这篇文章的最后一节以作为自己的闭幕陈词:“本次会议清楚地展示出,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都规避诗歌的结构问题的时代已经确凿地一去不复返了。事实上,如霍兰德(Hollander)所指出的:‘没有理由把文学从整体语言学中分离出去。’如果有一些批评家依然质疑语言学家是否有能力涵盖诗学领域,我个人认为,某些视界狭窄的语学家在诗学方面的能力不足被错认为了语言学科学本身的不足。然而,我们在座的诸君,毫无疑问地认识到了,一位语言学家对语言的诗学功能充耳不闻,一位文学研究者对语言学的问题漠不关心,以及对语言学方法毫不熟悉,就等于公然落伍于时代。” 

我想,这也是比较文学与语言学在跨界中所形成的学术伦理。


 




Thinking Model and Literature that Originate from Chinese charactersThe Value- Added Intercourse betwee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and Cultural Linguistics Studies


                                Yang Naiqiao


Abstract: The researchers put forward that thinking model originating from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onfiguration show cultural psychology of Chinese. The structure has the nature of original encoding of culture. Chinese is a symbol system which consists of morpheme writing in written form, so we can define literature phenomenon of morpheme writing as Chinese characters of literature. It is worthy of reflection that how We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ers and sinologists can alter their thinking mode and accurately follow the path of the Chinese culture including history and literature that encod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Different languages will cast different ideas of literature writing which is also the key point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and sinology studies.

Key words: thinking model originating from Chinese characters; Chinese characters of literature; cultural linguistic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Sinology


网络编辑 / 李赋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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