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汉学 || 李逸津译：萧统《文选》的文学体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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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译自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科学院院士Б·Л·李福清的论文《中国中世纪文学的体裁》，原载《历史诗学：文学时期与艺术知觉的类型》论文集，莫斯科：遗产出版社，1994年出版。标题为译者所加。
如果说刘勰和萧统对文学的讨论，实现了把它分类为大的基本部分，那么萧统试图建立从他的观点来看的艺术文学的第一部选集。他称之为《文选》—《文学的选集》（按字面意义是“被选出来的文”）。他在简短的序言里说明了他挑选作品的原则：“自文学繁荣已经过了千年了……（但从它的全部流传中）我没有选周公和孔子——我们父亲的书，老和庄、管和孟的书以思想的论证为自己的主要目的，而没有艺术形式和巧妙的叙述。因此，我没有把它们编入《文选》。没有被我收入的还有不同政治家和王公谋士们的言论，尽管它们以自己的优点而令人惊奇。准确地说我也没有选任何一种编年史和年代记，因为它们在自己教条主义地讨论对与不对方面、在自己永远渴望的赞美一个贬低另一个方面，不符合我的任务。而它们有一部分，例如论述和个别赞美时代的文章，它们由优美的形式组成，然后特别的叙述又用艺术的音节来写，我都作为内容上有深刻的思考和追求词语的华美而放入《文选》。”（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译，见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文学》，莫斯科，1978年版，第53页。——作者原注）[1]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被萧统归入“文”的是作品的优雅文辞，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以艺术成就为其特点。在这里他一点也没有谈作为一定艺术因素的韵律，而只谈了思想的深刻和语言的华美。（按即“事出於深思，义归乎翰藻”——译者）
接下来要特别说明萧统对历史文章的态度。自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官方王朝正史都是按统一的规划来撰写：首先写帝王，然后是功能性的部分，如年表、礼仪叙述（如《史记》的“八书”——译者注）等，最后是名人传记，而这正是历史著作中最具有艺术文学性质的部分。按照传统，在被表面是中立的历史家司马迁写的传记之后，还以反映了作者个人态度的他对人物和事件的主观评价来结束。司马迁的后继者接受了这个模式，但用不同的体裁形式来写自己的评价（“赞”或者“论”）。正是这些就其本身而言不是传记的不长的结束语，萧统把它们收入了自己的《文选》。
总起来说，萧统在作品集中包括了39种样式。我们特意回避了“体裁”（俄жанр——译者）这个术语，因为某种程度上，他所划分出来的样式按现代对这个词的理解并不都是体裁。例如内涵丰富的部分——诗，就是这样。很明显，在现代概念中诗并不是体裁，它是一个更广阔的范畴，更具有种类的性质。文集的编者把诗又划分成22个分支绝不是偶然的，例如，他分出了歌颂历史的“咏史诗”，描写到仙人那里旅行的道家思想的“游仙诗”，被他称为“游览”的风景诗，悲哀的诗——“哀伤”（字面意义是“哀悼创伤”），诗歌体的“召唤鬼魂”（招魂）等等。甚至他在诗歌部分还划分出了“乐府”（根据音乐机关的名字），其中包括歌唱性质的或者模仿民歌写作的文本。在这里又一次不能经受统一的分类标准的检验：有些诗是根据主题原则组合的（如风景诗）；另一些又是按照精确形式的（诗歌体的呼吁和回答——“赠答”）；第三类则是根据起源的类型（乐府诗）。
让我们回到《文选》的写作。与偏爱诗歌的刘勰不同，被萧统放到第一位的是颂歌——“赋”。对于我们来说，这样做的逻辑原因并不那么重要：无论是颂歌——“赋”还是“诗”，在它们的全部多样性中都是纯粹的艺术作品，既不与古代中国人的实践活动，也不与仪式，或其他非文学因素相联系。可以证明，萧统在自己的序言里特别预先说明了“赋”的文学属性，强调了其中被颂歌作者臆想出来的、而不是现实历史活动者的出场人物的存在。
萧统所赋予文学诗歌体裁的意义，证明了《文选》中作品按体裁布置的下一步顺序。在“赋”（我们记得，“赋”是一种散文诗体裁，它的作品是用具有必须的、但像在诗中一样不完全正规的押韵的高级风格的韵律散文写成）的后面接下来是“诗”，在它后边是民歌类型的诗——“乐府”，在它后面又是“诗”，但它的名字是“杂诗”，也就是“各种各样的诗”（或者叫“关于各种事物的诗”），再后面是古诗，被萧统标名为“骚”（根据我们所提到过的屈原的长诗《离骚》）。被选集作者（或者是由年轻的王子本人组织起来的不知名的作者们）带到这部分的是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楚辞”而知名的屈原和他的后继者宋玉的作品。在选集中的“骚”之后是“七”，如上文所说，这些作品是刘勰作为“杂文”部分的一种来加以研究的。而只有在这之后，萧统才停留在“应用的”体裁。首先他提到的是皇帝的命令——“诏”，接下来是“册”（字面意义就是一串竹片，古代中国人在它上面书写，后来这个词就变成指国君赠予的命令，收入《文选》的惟一“册”文是皇帝给诸侯和官员们的信（即潘勖《册魏公九锡文》——译者）。“册”之后是命令——“令”，是皇帝或者皇位继承人在视察巡游时发布的，以及由中央政权发出的命令。在“令”的后边萧统提到的是“教”，这在古代是都城的官员给地方官的指示（这种体裁在公元3-6世纪得到特别的普及，而这正是萧统所处的时代）。在文集中它的后面接下来是“文”体裁的作品。“文”如我们所记得的，是雅文学的通称，但在此时，却是“策文”的简称——乃是不同谋士关于政治和军事韬略的文章，它在汉代广泛流行。最后，萧统为官员对圣上写的报告——“表”划出了位置。
这里没有必要列举其范例已由萧统包括在自己的“文选”里的所有当时的应用文书体裁；特殊性在于，在他的概念中无论是命令，给皇帝的报告，还是各式各样的书信，其中有关于宣战的，有关于紧急出征的等等，都享有充分的权利进入文学领域。萧统与刘勰和自己其他的直接前辈的不同在于他完全没有谈到文章在高级的文学——“文”与事务性的“笔”之间的区别，对他来说，有没有韵律不是重要的标准。因此，事务性文书体裁的地位在萧统那里绝不是最后的，在它们后面还有一些作品，全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是传统的被写成文学的。
这样的作品有“对问”——一种独特的作者与被想象出来的交谈者对话（例如诗人与国君，诗人与天等等）的古代体裁。刘勰把这个体裁放在“杂文”部分，并包含到雅文学——“文”中，（虽然《中国语文文体词典》的现代编者把关于它的词条放在了应用文一栏，看来是出于它更晚一些的范例。）[2] 这样的体裁还有“设论”（提出问题和讨论），也被刘勰放到了“杂文”组，还有“辞”（字面意义就是“词语”，例如文集中有汉武帝的《秋风辞》和陶渊明的散文诗（即《归去来辞》——译者），它被刘勰不无根据地归入了“赋”。
然后萧统转向了“序”——用简短而文雅的但不押韵的散文写的文学前言（刘勰全然忽视了这种文体）。文集中在其之后是诗体的歌颂——“颂”和赞美——“赞”——两种在功能和形式上相似的体裁，它们被古代文学家作为独特的结束传记的诗体概要来使用（如刘向的《列女传》）。在这种情况下，在世纪中期“颂”设定为对人的功勋和善行的歌颂，而“赞”是赞美绘画或某种文章手稿的美等等。根据赞颂的对象，萧统把赞文分配到不同的分组。在他特别命名为“赞”的部分，他放入了这种体裁的两个范本：画赞和序赞（按即《东方朔画赞》和《三国名臣序赞》——译者）；“赞”还由历史家来撰写，并被包括到他们的历史著作中，例如在《史述》部分里的由班固撰写并结束了他的《汉书》的《公孙弘传赞》，而结束《高祖本纪》的赞被放到专门的“史述赞”中。可能，在这里分类的原则不只是体裁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功能的：在文集的不同部分有被用于不同目的的赞体作品——但事情多半是在它们的形式：“史述赞”是用韵文写的，而论赞是不押韵的散文。
在萧统那里还与作品一起出现了“论”的体裁。这种体裁的作品被他放到单独的部分——“论”，以著名的贾谊《过秦论》为开始，而其他的（也是“论”）一些官方王朝正史中著名人物传记的结束语（如《后汉书》中的范晔传），组成了特殊的“史论”部分，根据的就是类似于“赞”所被使用的类似功能。
仅只是在进入历史文章体裁之后，萧统在自己的文选中提到了按我们的观点明显是功能性的，但已由他的前驱者刘勰（由于必须押韵）而带入雅文学——“文”的一些体裁：这就是警告——“箴”、铜器上的刻字——“铭”、带有描述生平和赞美功勋的哀悼——“诔”、对年轻死者的哀悼——“哀”、刻在石板上的纪念文字——“碑”、墓碑上的刻字——“墓志”，它们都这样或那样地与祖先崇拜相联系。接近于它们的还有两个按自己的功能是另外系列的体裁：“吊文”和“祭文”——吊唁和祭祀的话语，而最后萧统用“行状”来结束自己的文选——这是描写死者生平与活动的体裁，与古代礼节有直接的联系。
总结我们的考察，可以说中国第一部文学选集的编者给予偏爱的体裁是纯粹艺术的（赋和诗）；与葬礼等等仪式相联系的、明显是功能性的体裁，在自己的体系中它们占据的是后面的位置，（从33-39部分）；反映事务生活的体裁（皇帝的命令——“诏”，给皇上的报告——“表”等等）以及和官方历史编纂有关系的、占据中间地位的体裁，也进入了文学的构成。
在萧统的《文选序》中明确标出了自己选集的界限，指出其中不选历史散文作品和哲学文章。他的书中不包括（传统上进入文学分类的）经典文章，他还不接受如我们所知道的，经常基于形式特征、即有没有韵律的把文学分成“文”和“笔”的划分。对于萧统来说，唯一的选择标准就是文本的“艺术性”，他理解这样的文本是“高明的形式与巧妙的描写的”文章（即“事出于沉思，意归乎翰藻”——译者）。而从这一观点出发，他的《文选》独特的价值就在于对在中世纪中国理论家意识中的艺术文学的构成给出了准确鲜明的概念。
可是，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些被萧统提到或者被他的前驱者刘勰辨析过的体裁是否已经穷尽了当时的文学？我们没有涉及到农业、医学方面的论文，法律汇编和军事艺术方面的文章等等，它们以其本身纯粹的实用功利性而完全处于文学体裁系统之外。此外，在那个时期的中国还存在着大量的翻译佛教文献（经藏、论藏[3]、律藏[4]、佛本生经[5]等等）；还有道教的宗教文献（在萧统的《文选》里列举的只有作为道家哲学文献的老子和庄子的文集）；还有大量非官方的历史著作，把各式各样的历史传说包含在文本中；最后还有大约在公元3世纪，也就是在萧统之前的200年间，出现的关于奇异事件的神话小说，类似于著名的干宝的《搜神记》，还有第一部笑话集，例如公元3世纪邯郸淳的《笑林》。对这些书的轻蔑和对它们明显的不关注，证明了引人入胜的叙述没有被当时的理论家和文集编者看作是艺术性的标志。用了一千多年的时间，才承认叙事散文有充分权利成为中国文学的一支。
如果将早期中世纪中国的文学体系与同样是由中世纪世界观决定的古代罗斯的文学体系做一比较[6]，就很容易看出原则的区别。在古罗斯，大概整个基督教世界也都一样，宗教的或者接近宗教的文本构成了中世纪文学的基础。教堂文学的体裁系统是固定的和保守的，明显地占有尘世文学之上的优势。在中国则是另一种情况：借自印度的（经常经过中亚的中介）佛教文学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存在于普遍承认的文学界限之外的地方。佛教在中国没有成为官方宗教，尽管在有些国君那里得到暂时的支持。而成为所有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基础的儒家学说是道德的教训，而不是宗教，尽管在时间长河中它也吸收了一些庙堂崇拜的成分。按我们的观点，正是这一点说明了中国文学的尘世性质。在儒家影响下，无论是刘勰还是萧统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体裁等级。正因为如此，在体系前列的是类似于对经典题目讨论的“论”等儒学体裁（在19世纪儒家正统派学者的文集中也接受这个原则）。但刘勰和萧统是从美学的、首先是风格的标准出发。因此在他们的体系中占第一位的是因风格的特别华美而被从其他体裁中划分出来的“赋”或“诗”。
注：
[1]此系阿列克谢耶夫对萧统《文选序》原文的意译，原文应为：“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於深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2] 刘志勇等：《中国语文文体词典》，第380页——原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译者注。
[3] 原文：шастра，古印度佛教各派辩难的论战性著作，此处按佛教说法，译为“论藏”——译者。
[4] 原文：виная，佛教僧侣团体规则的汇编，此处按佛教说法，译为“律藏”——译者。
[5] 原文：джатака，讲述佛祖诞生的叙事文学，中文译作“佛本生经”——译者。
[6] 参阅古斯科夫 В.В. 《中世纪世界观的性质与11-13世纪前半期古罗斯文学的体裁系统》，《莫斯科大学学报》语文学系列，1981年第1期，第3页。
см.Кусков В.В. :Характер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го миросозерцания и система жанров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ⅩⅠ-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ⅩⅢвв.//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Филология”.1981, №1.c.3.
网络编辑 / 张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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