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说过“八十年代是个文学狂欢的年代”，现在看来并不准确，中国文学其实就根本没有过所谓“狂欢”。确切地说，八十年代应当是个“以文会友”的年代。并不止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尚有余荫。会的友也远不止文学界——那的确是有趣的过往。

1986年初认识王朔。

是在《十月》召开的一次会上。基本都是北京作家，我照例坐在最边角的位置上。会开完了准备吃饭的时候，一个穿一身军装的年轻男孩走过来，小声问我：“你是徐小斌吗？”我说是。他又问：“是你写的《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吗？”我说是。然后他笑了一下，他那个笑带着北京男孩特有的坏劲儿：“哎哟哥们儿当时就想，中国还有人能写这个呢？！”

一句话把我逗乐了，然后他像连珠炮似的侃开了，自我介绍说叫王朔，我立即想到了《空中小姐》，他有点害羞地说：“那个没什么，哥们儿正写一中篇呢，应该还成。”

他跟我边走边说，到了我的房间，那时都是两人一房间，我正好和北京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头儿陆莹住一屋。王朔有点儿“人来疯”，加上嘴皮子溜嗖，连珠妙语不断喷涌，逗得我和陆莹哈哈大笑。那次他问我是否看过《上帝的笔误》和《拧紧螺丝》，我说没看过，他就说，他将来会写一部带有侦探意味的小说，名字都起好了，叫“单立人儿”。那天聊到去吃饭都晚了，大家互相留了地址、电话。也巧了，他家是复兴路83号院儿，正好我当时工作单位中央电大租的是他们院儿的房子，我每周会去上两天班。复兴路83号院儿，可真是出人啊！张辛欣、沙青都是他们院儿的，还有一位我暂时无法说出名字的——简直个个都是人物。

1986年底，全国第三届青创会在京西宾馆召开，那次会议可是太热闹了！大家夜以继日地聊天儿，唱歌，玩儿……那简直是空前绝后的一次会议，宾馆的服务员都服了：“还以为青年作家是什么高尚人物呢！闹半天是一帮最懒最馋最脏的人！”可不是吗？这帮人吃的瓜子皮儿都堆成山了，被子成天不叠，彻夜唱歌儿……毛病真是太多了，可是多么快乐呀！真心快乐的会议只有那一次！

在所有青年作家中，王朔是收获最丰的，他接连接到两位大导演的电话：夏钢和米家山。要改编他的小说，此前，这代作家里，只有我的《弧光》和刘恒的《菊豆》算是改编成电影了。王朔一下子卖两部版权，也算是史无前例。

此前，王朔在《青年文学》发了一个中篇《橡皮人》，很有意思，当时的评论家曾镇南还给他写了个评，我记得当时看了评之后就给他去了个电话，笑曾镇南用的那个词儿：“王朔还有另一只狞恶的眼睛”，他听了笑个不停。后来在和女朋友跳舞的时候还忘不了继续说这事儿：“你喜欢橡皮人儿啊？那是上，下期还有下呢！”

此后王朔就开始大火了，我的一贯准则是宁可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朋友火了就得自觉离远点儿。但应当说，王朔还是很讲朋友情义的。1993年我调到央视电视剧中心，头儿让我请苏童余华格非三人策划一部剧，没想到这三位先锋好手策划了一部拐卖儿童剧，又不守诺言，坚决只策划不编剧，于是编剧重任只能落在了我的头上。我是生平第一次写“命题作文”，痛苦不堪。最要命的是好不容易写完了，头儿突然说：电视台表现这种社会黑暗面，不合适！

这不是玩儿人吗？！那时我还不懂搞影视就是玩儿人，所以特别不能接受。恰巧当时叶大鹰刚投给王朔注册了一个公司，地址就离剧中心很近，就在那部剧开研讨会的前夕，我决定和头儿对着干，把剧本卖掉。给王朔打了个电话，他问：“谁写的？”我说是我，他说，成，那明儿你来签协议吧！——真是无与伦比的痛快！当然，他也得共赢，不然就不是王朔了，他三千一集（当时三千一集是正常价，比剧中心的价还高呢）买了我的本子，转手给郑晓龙卖了一万一集，一集净赚七千。后来此剧在北京电视台长青藤剧场播出，叫做《千里难寻》。

1995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女作家出了两套书，一套是王蒙主编的《红罂粟》，一套是王朔陈晓明他们策划的《风头正健才女书》，我已经签了前者，如实对他们说了，当时的华谊出版社金丽红说，只要篇目不重复就行。于是我成了唯一跨两套书的作者。老金对我说，在宣传这套书的时候，本来是让王朔对媒体说，结果他很腼腆，最后还是把晓明推出去对付媒体。

1996年我应杨百翰大学之邀赴美讲学，毗邻的科罗拉多大学接着就发了邀请，是葛浩文发的，当时他在科罗拉多大学任教。

当年的葛浩文还算是帅，也还有些影响力，他吆喝来了好多人，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女性文学的呼喊与细语》，出乎意料地受欢迎。演讲过后，他给我开了一笔当时还算可观的讲课费，据他说，高于此前来过的苏童和老贾。

刘再复当时是他的邻居。记得复活节那天是在刘再复家吃的饭，刘教授夫人做一手好菜，巨大的火鸡丸子居然能烧透且香气扑鼻，真是烹饪高手。

葛浩文当时正在翻译王朔的《玩儿的就是心跳》，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每天都要问我数十个问题，有些问题他也确实没法儿明白，譬如“高高山上一条藤，两个凡是三棵树”，这要不弄明白中国的政局，还真是没法儿翻。我答得极其耐心，比若干年后人家翻译我的小说还耐心。

离开科罗拉多、准备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演讲的那天，老葛无意中说的一句话，一下子破坏了他高大上的形象，把他从神坛上拉了下来——他突然问我：“你知道中国女作家谁写得最好？”然后他自问自答：“是艾蓓！”我目瞪口呆，对他的印象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艾蓓，就是那个写《叫父亲太沉重》的女人，那本书后来被鉴定为伪作。后来才知，原来那时老葛离婚后一直与艾蓓同居。当然，也是因为我那时还太年轻幼稚，其实后来想想也没什么。正常。无论如何，葛浩文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贡献还是挺大的，实事求是地说，那时他就看好莫言。自从莫言获奖，老葛也是身价倍增——大火了！且人家早已经有了台湾太太，艾蓓这一出儿早就翻篇儿了。

翌年，王朔赴美国签售他的书。1998年再见时，长江社已经出了王朔的文集，卖得巨火，不断加印，我拿到一套，细细读了，经常被他描写的一些生动细节话语逗得乐出声儿来。最喜欢的一篇是《动物凶猛》，后来此篇被改编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获了很多大奖。我和其他一些人的文集也是在长江社出的，但是有王朔珠玉在前，我们都销量平平。

2000年一起去云南，到了九乡，登舟远眺，大家心情颇爽，穿过地下大峡谷到了三脚洞，接待我们的是10多公斤一桶的九乡彝族泡缸酒。那时王朔早已火遍文坛，很多人来给他敬酒，求签名拍照，王朔豪饮之后，在两个勇敢女孩的簇拥下进入三脚洞探险，洞里边漆黑一片，凉意袭人，其实当时大家都已有醉意，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完全不知道前路是什么。在大家都打退堂鼓的时候，王朔仍然坚持前行，回来的时候，全身都被淋湿了，仍然意犹未尽。

回京后隔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在三里屯我和一个电影学院的女孩吃饭，恰巧碰见了他和徐静蕾，正好老徐也认识和我吃饭的那个女孩，大家都很高兴，但是行色匆匆未及深聊。自那之后至今，一直没有见过。

直到他出了《我的千岁寒》，让长江社递了我一个签名本，我原是想给他写个评的，但读罢之后，深感他的内心有了很大的变化，绝非可以用廉价的短平快式的文字所能概括，一时无从下笔。其实王朔是个内心极为纤细敏感自尊的人，与那些用伪善装饰自己的人恰恰相反，他是用表面的“恶”掩饰内心的善。而且最难得的是：他是个真人。“真人”在这个时代当属凤毛麟角。真不知“痞子作家”这样的头衔是怎么落到他身上的。这难道是一个粗鄙时代对一个作家的误读？

接着又细读了他的《致女儿书》与《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与很多人不同，我更喜欢后一部。后一部的局部，我读了多遍，从中看到很多很深的东西，深深感觉到王朔思考的深度，可以负责任地说，迄今为止的许多评论都没有触及到他的深度。我想等闲下来，务必要写一篇对这部小说的感悟。明知道一切阅读都是误读，但还是想把属于我的解读说出来。

不能不承认，苏童这家伙是个有大福气的人。

写到他的时候，恰逢他获得茅盾文学奖，再一次印证了他的福气。很早认识他。当时他在北师大毕业，刚刚在《钟山》当编辑，上北京来组稿。当时北京有许多小圈子，李陀、沙青、林谦、多多和我常常在林谦家里聚，有一天林谦把苏童介绍给我们，当时苏童娃娃脸，完全一个大男孩，他向我们组稿，在座的似乎都不热情。回家的路上，苏童和我坐一趟车，一路跟我谈小说，让我再写一篇类似《河两岸是生命之树》、《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的小说给他，我答应了，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并没兑现。之后不久，苏童的“枫杨树系列”便以不可阻挡之势红了起来，再过两年，《妻妾成群》改编成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便更加火爆起来，请苏童余华他们到央视策划那次，我们剧中心当时的副主任陈汉元先生对苏童很是不满。原因也很好笑：因为另一个策划组的王朔，见了陈汉元就刷地立正问好，而苏童虽然和我们聊得火热，见了领导却是一副吊儿郎当、爱搭不理的样子，且策划的时候也毫不卖力，只是顺着余华的思路有一搭没一搭地“助侃”，拿了策划费就走了，也不承诺当初“分片包干”的诺言。汉元老师多次对我说：“王朔不是比苏童更有名吗？为什么王朔那么有礼貌，苏童架子那么大呢？！”说多了我就笑劝他：“行了，您至于吗？为这么点小事耿耿于怀的。”

苏童有时候真的很神。2000年花城笔会，正巧是亚洲杯足球半决赛，我们住在山上，那山路真的很可怕，是那种直拐角的之字形，按照主办方的话来说，夜晚开车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我们这些铁杆球迷为了中国队却是毫不畏惧生死，苏童、叶兆言、迟子建和我，毫不犹豫地坐车来到能看电视的地方，苏童兆言都换了衣裳，说是希望能给中国队带来好运。看球时他们都用衣服遮住脚丫子，苏童说只要他的右脚丫子一挑，中国队就能进球——果然，他两次都挑对了！包括中国队那个世界波！！他的衣服几乎和进球同步飞起，真是太好玩了！

在“触电”问题上，苏童也是绝无仅有的有福。作家的原作改编小说，几乎无一例外会有龃龉，而苏童从《大红灯笼》到《红粉》，似乎改编得都很成功。我们也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他的态度就是很豁达：版权卖了就随他去！

真正与苏童近距离接触，是在2011年，我们同时接到美国纽约Asia协会的邀请，由香港某基金会全额赞助，在香港机场，多年不见的我们一见面，苏童就像个孩子似的说：“让我看看”，然后细细端详我一下，认真地说：“嗯，挺好的。”

我们在香港讲了两场，然后上路。过关的时候苏童似乎很紧张，在他，还很少有这样紧张的时候，他说了曾经在美国过关被关小黑屋的事，我哈哈大笑：“难道他们怀疑你是拉登的堂弟？”他却严肃作答：“万一我过不去，你自己过去吧？”活像临终嘱咐。我很仗义地说：“你要过不去，我当然也打道回府。”结果过关时我和赞助方一前一后把他夹中间儿，非常顺利地就过去了。

在波士顿哈佛大学，王德威老师早已安排了讲座，坐得很满，我觉得大家都是冲着苏童来的，让我高兴的是哈金也来了。当时有个报道登在北美的各大媒体：

2011年11月1日，中国作家苏童、徐小斌应邀来到秋意正浓的麻省剑桥小镇，与哈佛大学师生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谈。对谈由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军人物王德威教授主持，在座者除哈佛及周边学校师生外，还有著名的华裔美国作家任璧莲女士和哈金先生。对于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及爱好者来说，苏童、徐小斌并不陌生。苏童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后，蜚声海内外；以《双鱼星座》、《敦煌遗梦》、《羽蛇》享誉文坛的徐小斌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13种文字，日渐引起英语世界读者的关注。

讲座中，苏童与徐小斌首先应主持人要求简短介绍个人近期的创作体验及其与英语世界的接触。在苏童看来，作为职业作家应该写某部重头作品，而《河岸》则是他的梦想之作，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不过他表示，写长篇小说仿佛造大船，船造完后扬长而去，只徒留作者在码头看着大船远去，心情有些怅然。《河岸》曾数易其稿，而今中文读者看到的应该是第四稿。他对修改结果表示满意。这部作品很早就被翻译到英国，最近又在美国问世。由于把稿件提交给英译者后，苏童仍然不断地修改，造成英文与中文两个版本差异很大，翻译家葛浩文甚至为此耿耿于怀。处于信息化时代的苏童，也像老一辈作家那样，留恋用笔写作的时代。

而在王德威教授眼中，《河岸》这部作品是苏童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继《妻妾成群》后，创作的另一高峰。

徐小斌在美国一些评论家和读者心目中是一位富有才华的多产作家，其作品在美国影响较大的有《羽蛇》和《敦煌遗梦》。据徐小斌自述，《羽蛇》对她的意义十分特殊。这是一部女性家族史，讲述的是五代女人的故事，每一代女性均颠覆了历史教科书中所描绘的历史。她认为每分每秒过去的就是历史，而我们看到的历史不过是冰山一角。即使一角，也值得质疑。正是这本书，使徐小斌得到英文译者与出版社的垂青……

但是当时讲座的最有趣的部分他们没有报道，在互动时间，有一男生站起来问我问题：“徐老师，作为女作家，您怎么看待苏童笔下的那些变态女人？”这问题也太尖刻了，我当时回答：“首先，你说的变态，我理解就是非常态。写常态的人，谁都能做到，真正考验功夫的，恰恰是写非常态的人，并不是今天苏童在场我才这么说，我是真正觉得苏童笔下的女人写得精彩。”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的这番辩解纯属诡辩——但是为了朋友也不得不如此。事后赞助方一个女孩开玩笑说我“救了苏童”，晚上吃龙虾，苏童挑了一个大个的给我，我却执意跟他换，换完了以后才发现，苏童先给我的那个是最好的龙虾，而我换过来的却是个唯一有点儿缺陷的龙虾。他笑得合不拢嘴，认为他的福气跑都跑不了。

接下来的事儿更证明他有福，我们一行辗转到了纽约，余华已经在那儿等我们。先是每人朗诵一小段自己的作品，苏童是《河岸》，余华是《十个词》，哈金是《南京安魂曲》，我朗读的是新译的英文版《敦煌遗梦》。然后正式开始与印度作家对话。晚上，工作完成大家都很高兴，哈金请我们吃晚饭，叫的都是家常菜，吃起来却很可口。我们四人聊到深夜，十分投契。

忽然酒店服务生送来两瓶红酒——原来是苏童的代理快递过来的，余华揭发说：苏童不管到哪，代理都会给他送红酒。苏童于是得意洋洋地笑着，像多年前那样，把自己舒服地安放在椅子里——他永远从容不迫地写作、生活、赚钱、卖版权，被翻译，得奖，被一堆粉丝狂热地喜欢，而根本用不着像有些作家那样焦虑、费劲、演戏、自我折磨……这不能不说是与生俱来的福气，且是大大的福气！

2000年徐小斌（左）和苏童在花城笔会

本文作者徐小斌

出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1992年调入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1981年始发表小说，代表作有《羽蛇》、《双鱼星座》、《敦煌遗梦》、《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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