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汉学 || 我的导师卡斯丘辛 ——圣彼得堡留学生活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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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大批青年学子涌向欧美、日本等科技发达国家留学。他们在出国之前，往往与所去国家的学校和导师先已取得了联系，得到对方的邀请，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签证。而我当时去的苏联则不同，我们完全是国家公派，是当时主政的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要与中国改善关系，两国政府协议互派600名大学教师到对方大学进修。所以，我到哪所大学去、去跟哪位教授进修，一切的一切，全是“国家公派”。我出国前拿到的苏联国家教育部入学通知，只是告诉我去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语文系，具体学什么、怎么学、跟谁学？我是一概不知。

我自己是中文系教师，在学校里教文艺理论和古代文论，到俄罗斯学什么？学中国古代文论？那真成了钱锺书先生《围城》里讽刺的：“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了。于是我只能选新中国建国之初从苏联引进的“文艺理论”，在填报进修选题时写了“苏联高等学校文艺理论教学现状评估”，这样苏联国家教育部就把我分配到了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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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1988年秋，我们同批到达赫尔岑师院的一共五个人，四男一女。三位年过50的老同志，有两位是东北师大和西安外院的俄语教授，早年毕业于我党最早建立的俄语高等学府——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他们的俄语水平能达到跟俄国老太太开玩笑的程度，这次来俄国纯粹是安慰学了一辈子俄语的老同志情绪，让他们到自己的精神故乡实地体验一下生活，根本没安排他们学什么。另外那一男一女，来自北京外事机关和新闻媒体，也是俄语专业毕业，这次来俄的任务是提高俄语实用交际能力，所以被安排在了对外俄语教学系（俄国名称叫：作为外语的俄语系），上课地点就在我们住的赫尔岑师院招待所楼内。只有我一个人，凭着中学四年、研究生公共外语学了一年的半吊子俄语，还偏偏要跑到专业性最强、语言水平要求最高的语文系，并且完全是靠我一个人应对各种事务，没有任何人帮我牵线搭桥、帮我对话翻译，现在想来都有点肝颤，只能说当年是无知者无畏，也许换到今天，自己反而不敢去了。

总之，我当时凭着苏联教育部颁发的一纸部令（приказ），就懵懵懂懂闯进了赫尔岑师院语文系主任的办公室，他手下的秘书小姐又把我领到俄罗斯文学教研室，最后是一位教研室资料员模样的中年妇女对我说，给你安排的学术导师是我们这里的副教授叶甫盖尼·阿列克谢维奇·卡斯丘辛（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Костюхин）。但现在因为大学生支援秋收，学校不上课，你过了10月中旬再来找他。然后就领我看教研室门外张贴的课表，让我抄下卡斯丘辛上课的时间。

我看那课表上写的教师名字和职称，卡斯丘辛名前标示的头衔有两个“Д”，这意味着他既是副教授（доцент），又是博士（доктор）。苏联时期教授职称是很难拿到的，如果没有为同行公认的相当突出的学术成就，并且如果所在单位没有空额，许多人只能终生做副教授（甚至在莫斯科、彼得堡这样的国立大学，还有不少人以讲师职称退休）。但如果有博士学位，就可以享受学位津贴，拿到低于正教授、但比副教授最高级别还要高一些的工资。所以许多有博士头衔的副教授，都在名衔上标明“博士”二字，以示与一般副教授的区别。要知道，苏联时期的博士学位也是相当难拿的。因为苏联学位制度还特别有一级叫副博士，他们的副博士就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博士。取得苏联博士学位必须由国家学位委员会通过，其博士论文由国家科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所以它的含金量真的是挺高的。能有一名苏联正博士当我的学术导师，说明当时的苏联教育部还真拿我也当个人物了，哪知道我是半路出家学的俄语，到俄国来“留学”其实跟来“打酱油”差不多呢？

看了导师的头衔，我心里更加忐忑了，特意问了一句：“这位老师懂汉语吗？”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整个赫尔岑师院没有人会汉语，派卡斯丘辛做你的学术导师，是因为你报的选题是‘文艺理论教学’，而我们系里只有他在教文艺理论。此外，派他指导你，是因为他早年在哈萨克斯坦学习和工作过，还研究过中亚民间故事，这算和你们中国沾点边吧！”乖乖！真是上级乱摊派，下级会应付。派一个不懂中文的俄国人，仅仅因为他在与中国接壤的地区生活过，就让他指导一个勉强应付日常俄语会话的中国人，去研究玄妙高深的“文艺理论教学”问题，我这一年的学术进修啊，该怎么过呢？

没办法，事已至此，为了一年的学习不至于荒废时光，同时也为了不给国家和个人丢脸，我只能笨鸟先飞，私底下下笨功夫了。我当即用一把从中国带来的景泰蓝指甲钳作“贿赂”，请那位资料员姐姐借给我一本《苏联高等学校文艺理论教学大纲》，回到宿舍就逐字逐句翻译起来，以便尽快掌握俄语文艺理论术语和词汇。同时又请同来的中国俄语老师帮忙，把我想向导师汇报和咨询的问题，写成俄文发言提纲。这样，到10月中旬与导师见面时，我居然在笔记本上写出了几十页俄文底稿，算是有了一点与导师对话的底气和本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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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等到了与导师见面的这一天。那是10月下旬，彼得堡深秋季节，夏天的明媚早已过去，日子变得昼短夜长。我在下午5点钟导师本科课下课前来到教室，外面天色已经漆黑了。赫尔岑师院的主楼在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是А·Г·拉祖莫夫斯基伯爵府，也是彼得堡18世纪巴洛克建筑中唯一一座至今没有改变外观的贵族府邸。坐在学生们刚刚散去、此时空空荡荡的教室，望着一根根华美廊柱背后的阴影和墙壁与穹顶衔接处繁复的纹饰，我仿佛进入了中世纪的修道院，向某位神父忏悔或祷告。导师个子不高，长着一副斯拉夫人的圆脸，卷曲的棕发已杂有斑白，鼻梁扁平，鼻头圆圆，一笑两边嘴角上翘，使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捷克影片中那个“好兵帅克”。他那天穿一身破旧的西服，打着一根皱巴巴的领带，那样子，还不如我这个进修生气派。我那天因为是第一次见导师，特意穿上为出国而在上海进修时置办的新西装，笔挺的白衬衫，领带上还别了一个金晃晃的领带夹，算得上衣冠楚楚、器宇轩昂。没想到一位苏联博士、大学教授，并且对于他来说，当时也算是“会见外宾”，他的穿着竟这么随便平常！不过这也好，打消了我原以为这么高的学衔，导师一定是个盛气凌人学阀的胆怯与惶恐，先有了几分亲切。我拿出准备好的小本子，用磕磕巴巴的俄语，像做报告似的念我的自我介绍。导师耐心听着，脸上始终挂着自然的微笑。即便我出现语法错误，或用词不当，他也微笑着点头说：“亚，博尼亚了，博尼亚了（Я понял понял，我懂，我懂）！”这就使我逐渐放松了绷紧的心，开始了我们之间语速正常的即兴交谈。许多一开始想不起来的词儿这时也都蹦了出来，能够基本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图了。

导师接下来问我到苏联来的进修计划。当时国内文艺理论界主要在争论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起源于苏联的“创作方法”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二是关于“文学形象”的定义。我打算趁这次来苏联进修的机会，把这两个问题在它们的发源地搞清楚。说着，我拿出一本在涅瓦大街一家旧书店里刚刚买到的苏联70年代出版的季莫菲耶夫《文学理论基础》，问导师看这本书行不行。导师笑了，拿起我的书看了看说：“这早过时了，难得你们中国人还知道它。”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导师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他的文学理论课教师是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Г·Н·波斯彼洛夫教授(Г.Н.Поспелов，1899-1992），而波斯彼洛夫的文学理论观点在苏联被称为“波斯彼洛夫学派”，与40年代流行一时并对新中国文论产生巨大影响的季莫菲耶夫学派有很大不同。波斯彼洛夫文学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艺术的意识形态本性论。这一观点对我国新时期初期关于艺术本质的大讨论产生过重大影响。导师指示我不要看这些老掉牙的教科书，要看文艺理论界最新的研究动态，比如看《文学报》、《文学问题》杂志，还有《莫斯科大学学报》，以及各大学最新的博士、副博士论文等等。最后，导师拿起我买来的那本旧书，放在手里掂了掂，幽默地对我说：“先给我看看吧，我也复习一下季莫菲耶夫，它还是我30年前看过的呢！”最后，又和我约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大约是看我俄语说得不行，怕日期、时间这些数字词有误解，同时也是怕自己忘了，导师还特意把日期、时间写在随身带的一个小本子上，让我看清楚，然后说：“达嘎瓦利里西！（Договорились，咱们说定了）”他才匆匆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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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俩每两周见一次面，每次大约谈一个半小时。我向导师汇报两周来读书思考的情况，他即席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两次见面中间，我跑图书馆阅览室，查书看报，居然也搜集了不少最新的材料。这些第一手材料在我以后的教学和学术论文写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起码使我的讲课、我的文章内容，有了一些自出机杼的新鲜材料和观点。用我的一位当过出版社编辑的同事的话来说，这叫“抓住了活鱼”。时至今日，我仍然感谢卡斯丘辛教授教给我的这条进修学习原则，他让我懂得了在学术研究中迎头赶上、捕捉最新信息的重要，懂得了与学界前沿人士保持直接互动关系的重要。这条原则特别在我第二次赴俄罗斯，到圣彼得堡大学专门搜集、研究俄罗斯汉学最新动向与成果时，发挥了重大作用。我在第二次赴俄罗斯时，复印、购买了大量书籍，结识了圣彼得堡老中青三代汉学家，还到莫斯科拜访了那里的几位重要汉学家，同他们建立起良好的学术联系。这使我后来十年的科研成绩大幅度上升，并为许多有志于此道的后学青年提供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甚至国内某知名学者在举办中俄文化论坛展览时，还借用过我收藏的俄译汉籍作为展品。直至我退休之后，仍有学界朋友邀我参与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每年还能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两三篇论文，追根溯源，都要感谢卡斯丘辛教授当年对我的指导。

我这个人自问还有一点前瞻意识，凡事总想提前有所准备，以免到时候抓瞎。就拿1988年能去苏联留学这事来说，也多亏我早在1977年刚批“四人帮”以后不久，就开始拾起中学时学过的俄语。当时还没想到真的去苏联留学，只是想以后评职称肯定要考外语，先拾起来，有备无患。谁知，机会来了的时候，还真的发挥了作用。等到了苏联，我又想到，虽然当时国家对进修生，尤其是文科进修生没有什么具体要求，但如果能在俄国用俄文写一两篇学术论文，起码到最后写进修总结的时候，也是脸上有光的事情。于是，我在与卡斯丘辛导师接上头、开始了按进修目标工作之后，又得寸进尺，想写一篇俄文的学术论文。大约在与导师初次见面的一个月之后，我就向导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请他帮助修改完善。现在想来，我当时真是太冒昧了，一则我自己申报的进修计划中，并没有撰写论文的目标，导师完全可以拿这个理由来拒绝；其次，导师作为一个苏联博士，能为一个俄语半生不熟的中国人，并且写的是自己不熟悉的题目，去改什么文章吗？但令我大喜过望的是，导师竟毫不推辞地答应了。他问我想写什么题目？我只好照直说，我在国内是研究古代文论的，写这方面题目有话说，而且对苏联读者也可能有参考价值。导师肯定了我的想法，只是说，我对中国古典的东西不熟，你先写吧，我只能帮你在文字上看看，可能提不出什么内容上的意见来。

得到导师的首肯，我回到宿舍就着手我的俄文论文写作了。在国内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在本校学报上发表过一篇论文《略谈〈文心雕龙〉中“气”字的用法》，到苏联后，看到不少青年热衷学习“中国功夫”，满大街贴着“Цигун（气功）”一类字样的广告，感到谈中国独有的“气”概念可能会受俄国人欢迎，就打算在那篇文章基础上，再补充些材料，写一篇关于“气”的文章。经过大约一个多月的努力，借助于词典和身边几位中国俄语老师的帮助，我用俄文写出了大约一万多印刷符号的论文《什么是“气”？——论古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概念》（《Что такое ЦИ ？——Об одном из понятии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当然，里面充满了用词不当或语法错误的地方，很多句子可以说是中国式俄语。我抱着反正我是学中文出身、俄文不好也不丢人的无所谓心理，大大方方把自己的稿子交到导师手里。我原来的想法，导师看我的文章，估计就像我们在国内看小学生作文一样，不会认真仔细，顶多改一改拼写错误，或纠正一些表意不清、实在不像话的句子罢了。谁知导师把我的文稿拿回家去之后，过了大约一个月，竟拿给我厚厚一叠十多页他亲笔手写的文稿，不仅把我的文章几乎全部改写了一遍，还在文章开头加了整整三大段文字，从欧洲术语学史谈起，讲到俄罗斯理论术语的特点，如文艺理论上常用的“内容”一词，在俄语里就有复杂含义，使之被翻译成其他语言时难以涵盖其全部意义。接下来再谈中国文艺理论术语的复杂性，这样才引出我文章的主要内容。经过导师的这一铺垫，我的论文明显提升了理论水平，看起来更想那么回事了。导师还充满自信地对我说：“我回头把你的文章推荐给《文学问题》杂志，看他们能不能采用。”欧耶！我知道当时苏联《文学问题》杂志是苏联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官方刊物，和中国的《文学评论》属于同一个级别。我们大学教师能在它上面发一篇文章，那绝对是很有分量的科研成果了。

待我后来回国后，导师来信说他还真的把我的文章寄给《文学问题》杂志了，我不知杂志编辑部当时是如何答复的，只知随后苏联解体，很多刊物由于经费困难，自动停刊，我这篇文章也就石沉大海了。不过，当我于1999年第二次到列宁格勒，这时已经改名为圣彼得堡了，进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正赶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我向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召开的学术讨论会提交了我十年前写的这篇论文，被刊登在东方系出版的论文集里。待我以后在国内申报晋升正教授的时候，这篇论文也算一篇有分量的学术成果，起了很大作用，这使我不禁深深感念卡斯丘辛教授当年对我的无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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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次到彼得堡访学是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按说卡斯丘辛已经不是我的导师，但他对我的帮助仍一如既往。所以，名义上彼得堡大学给我派了学术导师，但那位老先生基本上不管我，我至今也叫不全他的名字，好像叫什么奥斯科里德·希洛夫，父称则一直不清楚。这位希洛夫教授在给我介绍了几本参考书之后，就很难找到他了。于是我有问题仍请卡斯丘辛帮忙，而他也从不推辞，俨然还是我的导师。这时苏联已经解体，旧的管理体制也部分被打破。比如教师不再被终身捆绑在一个单位，而是可以自由流动，可以到其他院校和科研机构兼职。我那年新认识的科学院东方所研究员玛丽娜·克拉夫佐娃，就同时在彼得堡大学、文化大学、人文大学三所学校兼课，忙得不亦乐乎。卡斯丘辛此时也调到俄罗斯科学院普希金文学研究所任职，但同时还在师范大学授课。就是他带我去文学所参观，又结识了科学院系统的一批文学研究工作者。

一次，我随导师去文学所，看到那里贴着一张海报，说即将举办“作家——外交家；外交家——作家”学术讨论会，内容主要是研究俄罗斯历史上兼任外交官的作家在发展俄罗斯对外关系和了解世界各国国情方面的贡献。恰好我在上世纪90年代曾参与一项注释中国清代日记的工作，其中有几篇清代外交官出使俄国的日记，正好是我翻译注释的。我的学术参与意识又一次被激发起来，对导师说我想写篇文章参加会议。导师又一次鼓励我，并且没等我开口，就说：“写好了我帮你改。”于是我就写了一篇《中国清代外交官眼中的19世纪前三分之一的俄罗斯》。这篇文章涉及许多清人所用的半文半白的近代古文，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已经很费事，再把我那半通不通的俄文稿交给导师修改，估计他更不容易。过了大约半个月，导师把一沓用打字机打得清清楚楚的俄文文稿交给我。不仅我原文的俄译文句子已全部通顺流畅，合乎俄语语法，而且又给我加了不少东西。比如日记原文里提到某天的天气，导师在这里插入注释，谈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天人感应观念，中国人为什么在日记里总要提到天气等等，表现出他对中国民俗的深入了解。说老实话，开始我还认为这有点画蛇添足，但当我在普希金文学所的学术会议上正式宣读的时候，发现与会学者们还真的关心这些问题，对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向我提了许多咨询和质疑的“为什么”。我才知道这正是俄国人的学术习惯。导师为我所做的文字修改也使文章增色不少，不仅措辞文雅，而且时杂幽默，这从我宣读文章时听众会心的微笑即可以看出来。最后这篇文章得以被收入普希金文学所正式出版的论文集，要知道，这可是代表俄罗斯国家水平的论文集啊！

2003年，我校俄语系要聘请一名俄国外籍教师，我当即想到了我的导师卡斯丘辛，发信邀请。导师说他年纪大了，腿脚不好，手头还有科研工作，提出让他太太来。我虽然感到有些遗憾，但能为导师家人做点贡献，让他们中的一位来中国观光，也算是一种心理补偿。这样，导师夫人玛丽娜·卡斯丘辛娜来到天津师范大学俄语系任教，我们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一个学期。据导师夫人说，卡斯丘辛就此事对我大加赞赏，说：“逸津这个人，说到做到（сказал и сделал）。”附带说一句，一般俄国人称呼我都叫“李”，只有导师和他的家人称我名字，叫“逸津”。这说明只有他明白中国人名字是怎么回事，称名字是一种亲切的叫法。看来我的导师还真不愧是亚洲民俗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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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于1987年出版专著《动物故事的类型与形式》，1988年凭此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被授予苏联博士学位。该书被收入苏联最高级别的学术著作出版社——科学院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文集《东方民俗与神话研究》。世界知名的俄罗斯汉学大师李福清、司格林的著作，当年也位列这套文集之中。2004年卡斯丘辛又出版教科书《俄罗斯民俗学讲座》，并于2005年获得以意大利民俗学家马里诺-皮特列的名字设立的国际奖金。大约也正是由于这本书的写作，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到2006年1月，导师就因病去世了。

2008年6月，我到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像以前一样，我拨通导师家的电话，先自报家门，然后说：“请叶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接电话。”但只有导师太太的声音了。她沉痛地对我说：“热尼亚（导师名字的爱称）不在了。”我还以为导师外出了，问何时回来。导师太太只好明言：“他死了。”我无语，好半天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最后，我还是照旧去他家拜访。照例到以前导师告诉我的碰头地点：莫斯科大街地铁站，车头方向出口出来。但这次不是导师来接我，而是导师太太玛丽娜来接了。我心中不禁一阵凄凉。“遍插茱萸少一人”，导师家里陈设没变，但冷清了不少。玛丽娜准备了一桌子菜，还把丈夫的照片摆在餐桌前，仿佛请他与我们一同进餐。看着导师微笑着的、慈祥的面孔，我有一种面对久别亲人的感觉，他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异国兄长。我站起身，向导师遗像深深地鞠了一躬，又斟满一杯酒，敬奉在导师像前。人固有一死，但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于泰山。我的导师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世界名人，但他为人类学术，实实在在地做了一番事业，为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也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起码在我这个异国弟子的心中，将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将努力延续他的事业。我想，一个老实本分的读书人，能做到这一点，也算此生无憾了吧！

仅以此文，纪念我的导师叶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卡斯丘辛先生。

                                       2016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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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张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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