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主义 || 顾明栋：语言研究的汉学主义 ——西方关于汉语汉字性质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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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明栋，男，1955年生，中国江苏人，早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英语系，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 孔子学院院长，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美国《诺顿理论与批评选》特别顾问，负责推选中国第一位文艺理论家进入世界最权威的文论选。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西方文论、比较诗学、中国思想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著有英文专著3部：1. Sinologism: 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米勒教授作序）；2. Chinese Theori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3. Chinese Theories of Fiction，中文专著1部《原创的焦虑：语言、文学、文化研究的多元途径》（李泽厚先生作序），出版编著、译著多部，发表论文七十余篇，大部分发表于国内核心期刊和国外主流学刊，国内期刊有《文学评论》（两篇）、《文艺研究》（两篇）、《文艺理论研究》（两篇）、《北京大学学报》（三篇）、《清华大学学报》（两篇）、《学术月刊》（两篇）等，国外学刊包括《新文学史》、《今日诗学》、《叙事学》、《精神分析学季刊》、《辨析批评》、《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研究》、《加拿大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与普通文学年刊》、《东西方哲学》、《文学与心理学》、《现代语言季刊》、《翻译研究》等。其中20余篇收入A & HCI（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和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为美国当今文学批评及比较文学研究领域著名的华人学者之一。
摘要
汉语与西方语言之间的差异一直被视为中西传统的概念性分水岭，围绕这一理论出现了一系列的想法与观点，而这些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即汉语必须从西方语言学的角度调查研究，汉字的性质也必须根据西方字母语言来定性,这导致了语言哲学领域的汉学主义。很有必要重审西方长期以来在汉语性质，尤其是汉字性质问题上存在的种种争议，以期发现争论迟迟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结论的原因。通过揭示以形而上学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为基础的西方认识论和方法论如何发展成为一种曲解汉语的语言学理论，可以探讨怎样走出悬而未决的话语之争，加深对汉语本质的认识。探索的结论是：西方语言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导致曲解汉语汉字性质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汉语汉字；字母语言；语言哲学；汉学主义；中西语言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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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世纪以来，汉语和汉字的性质就几乎成了语言研究领域一个永恒的话题。汉语与西方语言之间的区别一直被视为中西传统之间的概念性鸿沟。它引发了学者们对汉语及其文字的兴趣，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想法与观点，而这些众多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即汉语必须从西方语言学的角度调查研究，汉字的性质必须根据西方字母语言来定性,我们不妨称之为语言研究的汉学主义。本文通过重审长期以来在汉语性质，尤其是汉字性质问题上存在的争议，以期发现这旷日持久的争论迟迟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结论的原因。通过揭示以形而上学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为基础的西方认识论和方法论如何导致曲解汉语的语言学汉学主义，本文致力于探讨怎样走出悬而未决的话语之争，并加深对汉语本质的认识。本文认为，跳出有关汉语的话语之争的前提之一是：对语言进行跨文化研究时应意识到西方认识论和方法论在语言研究领域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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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学
对争议的历史性回顾
主 义
关于汉语的本质，存在两种基本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汉语与字母语言截然不同；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汉语在本质上与其他语言无异。上述两种对立的观点源自于对汉字本质截然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汉字是象形和表意文字，其语言符号代表一定的事物和思想。这一观点由来已久，可追溯到中世纪，许多著名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和作家都支持这一观点，例如莱布尼茨、黑格尔、冯·洪堡、索绪尔、费诺罗萨、庞德等；而另一种观点则否认汉字的象形和表意特征，认为这种说法是愚蠢的，歪曲事实的，难以容忍的。它主张汉字在本质上同其他语言是一样的，都是一种语音系统。下面，笔者将阐述在这一争论中一些知名学者提出的观点。著名汉学家德范克（John DeFancis）在其1984年的研究报告中把汉字表意论视为神话[1]。1989年德范克又重申了他的这一观点，“继续把汉字认为是象形文字令人无法容忍，这就如同用占星术来解说天文学一样。而对汉语的误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所有书写本质的误识，这同样是令人无法容忍的” [2]。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又宣称：“很显然，完全可以说汉字本质上属于语音书写系统 （斜体部分为作者所加）” [3]。另一位古汉语学家鲍则岳（William Boltz）， 完全赞同杜•邦瑟的观点，他在对德范克的著作进行评论时提到：“那种认为汉字具有荒诞不经的表意性的老掉牙说法是人们在客厅理津津乐道的障眼戏法，不能再容许其继续下去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愚蠢而又毫无根据的想法不仅仅表现在20世纪30年代有人提出的令人哑然失笑的汉字表意论。”[4]
鲍则岳他们认为汉字不具有表意性的观点同样也受到了另一派学者的批判。汉语语言哲学家陈汉生（Chad Hansen）就无法理解汉字表意论为何会遭受如此无情的攻击：
对汉字的象形性和表意性特征进行描述一直受到有些汉学家不间断的攻击，他们宁愿把汉字说成是语标文字。很难理解他们为何要气势汹汹的用一个仅能涵盖一种语言的词来指代一系列语言。这些问题，我们永远都不必费心去解决。就这一争论而言，重要的是中国人自己对汉语书写的看法，他们都认为汉字表达着某种语意内容，即图画或图表”[5]。
1993年，陈汉生在《亚洲研究》上发表的文章中对鲍则岳的批判进行了反击，坚定地维护汉字表意论。“...汉字的表意性体现了中国人对语言的良好洞察力。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坚持认为汉语具有表意性”[6]。在《亚洲研究》的接下来的一期中，马歇尔•昂格尔对陈汉生的文章进行了回应，认为这么正规的期刊竟然发表了陈汉生的文章，他因之感到十分沮丧与失望，他认为陈汉生的观点如同科学创世论一样荒谬[7]。对此，陈汉生也予以了回击，他把昂格尔及其他提出废除汉字表意说的人斥为“禁忌主义者””[8]
两位知名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Creel）和卜弼德（Peter Boodberg）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晚期关于汉语和汉字问题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近期的争论可谓是那次争论的重演和延续[9]。尽管前后两期争论略有不同，但它们都在本质上受到了更早有关汉语本质问题的争论的影响，当时批判的一方认为汉语劣于西方字母语言，而支持的一方则认为汉语更加丰富。批判方阵营中有许多备受尊崇的西方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例如：黑格尔、洪堡、施莱格尔、博普、汉坲莱以及梅森。 支持方阵营中有莱布尼兹、威尔金斯、费诺罗萨、 庞德以及卡希雷尔，后来的德里达也可以包括在内[10]。早期的争论很明显地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背 29 51077 29 14991 0 0 4582 0 0:00:11 0:00:03 0:00:08 4583景，后期争论的发起者顾立雅坚定地宣称：他的目的就是消除西方学者对汉语表意特征的偏见，“更进一步的说，我们西方人习惯性地认为任何样式的书写，如果通过图形传达的只有思想，没有声音，那么这种书写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文字原本的功用，因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11]。德里达主张解构语言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种解构的观点在顾立雅的主张中已有明显论及。
近期的辩论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这次没有批判方，双方都认为汉语丰富多彩。尽管观点不同，表意论支持者和反对者有着相同的目标: 消除先前对汉语的偏见，即：汉语是一个由象形文字构成的书写系统，因此也就劣于语音文字。顾立雅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支持者的立场：“中国人用字表意犹如我们西方人用词表音”[12] 。反对方则间接地通过反对西方一种广为人知的语言学理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种语言学理论认为，文字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 象形文字; 2)表意文字; 3) 语音文字[13]。 很显然，这种理论含有偏见，如卢梭所说: “这三种文字恰好代表了人类不断进化形成民族的三个不同阶段：描绘物体的象形文字适合原始人;字词和命题的表意文字适合野蛮人; 而语音文字适合文明的现代人”[14]汉字重在表意，因此属于第二个阶段，比较低等。此误识看似源于汉语的表意特征。因而要想消除先前对汉字的偏见，还有什么办法比直接推翻汉语是表意文字这个前提更加行之有效的呢?20世纪30年代与顾立雅一起参与论战的卜弼德含蓄地表示:将表意文字同语音文字等同视之还不够，因为他发现汉字的表意特征中蕴含着“东方人的张力”，也就是说，“人们必须研究中国人在其汉字的发展变化中遵循了一些神秘的内在原则这一总体趋势，这跟文化群中的其他文化一样，并使得中国人与其他种族相区别”[15]。 他还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对汉字的误解主要是由‘表意’这个词造成的。因此，我们应尽早地废弃它”[16]。除了语言学科，西方艺术和哲学领域中竟然也有支持方的同盟，这些人认为：汉字由象形字符和表意字符构成，这个特质使得汉语丰富多彩。我们不必摆出诸如费诺罗萨和庞德这些知名学者的论断，就连一些后现代理论家都在汉字表意性这个领域里发现了自己理论发展的巨大空间。例如，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西方形而上学根源于对语音文字本质的形而上学式的思考，而汉语则与这一传统截然不同[17]。费诺罗萨和庞德认为表意性的汉字是一种更理想的诗性语言；显然，德里达的解构性观点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汉 学
汉语书写的汉学主义研究方法
主 义
关于汉字本质的争议至今仍悬而未决，今后也将被反复论及。最近一次的争论发生于2009年[18]。这些争论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许多西方学者采用了东方主义的研究途径。殖民主义时期一些西方人类学家曾用东方主义研究殖民地，他们不顾当地实际和文化传统，把他们的西方观点强加到殖民地人民身上。在历来关于汉字本质的学术论战中，西方学者的两个阵营大动干戈，口诛笔伐，而中国学者却只能作壁上观，除了一两位哲学家，西方学者们基本上都漠视中国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汉语只是西方思想家在研究世界语言，尤其是欧洲语系本质时所采用的一种异国情调的陪衬或外来参照物,这一点符合笔者的汉学主义这一概念。此外，他们的研究还有其政治、智性和学术目的。
历史上，对汉语进行研究起初是为了推广汉语使之成为世界通用语。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刚接触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以及其他亚洲和东南亚人时，发现这些人尽管不懂汉语却能读懂用汉字写的书。这种现象使得他们相信汉字使用的是一种视觉交流方式，也就是说，它完全不必借助文字和言语，直接通过视觉把思想传递至大脑。因此，不同于欧洲的语音文字，汉语是表意文字。人们自然而然地就认为汉字是通用的书写符号，可在全世界推广和使用，人们就能够如同读数字和代数符号一样阅读用表意性汉字写的书了。一些传教士甚至认为应该把圣经翻译成汉语，这样全世界的人即使不会说汉语只要懂得汉语表意符号就能看懂圣经。
把汉语用作世界通用语的幻想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但是认为汉字是观念-文字合一的观点却流传了下来。西方语音文字的目的在于模拟/记录语音，汉字则意欲通过意符来表述思想；因此，汉语的根基是表达意义的文字而非字母语言中的语音。这种观点源于中国，在西方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关于它的最早论述可追溯至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下面的话代表了当时人们对汉字的普遍看法：
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和黎凡特各诸侯国所使用的文字表达事物或概念，而非字或词；各国及各省的人虽然听不懂彼此的方言却能读懂彼此的文本，这是因为文字能被广泛接受，语言则不能；因此，他们拥有了大量的汉字，数量有词根那么多。[19]
培根的观点被那些到过中国并直接接触过汉语的传教士进一步拓展。一位曾到过北京的法国传教士西卜特神甫（Father Cibot)，在《中国回忆录》（Mémo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的第一卷中发表了一篇颇受争议的文章，他在文中主张汉字具有表意性和象形性: “汉字由符号和图像组成，与声音无关，这样说其他语言的人也能够读懂。这些汉字形成一幅智性的、代数性的、形而上学的、或概念性的图画，用类比、关联和惯例来表达思想” [20]。上述观点从15世纪发展至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观点：与其他文字不同，汉字类似数学符号，直接表达思想，少数情况下模拟发音。这种观点甚至还受到了一些知名语言学家的重视，比如：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在1836年研究语言和智性发展的关系时，从哲学的角度对这种观点进行了严谨的分析：“各种重要的思想相互撞击使人不得不承认古汉语华丽而尊贵；同时，它又丢弃了那些毫无意义的附加成分，变得简单而壮丽；它似乎通过语言来传达纯思想[21]。”
同时期，关于汉语的本质，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并且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1828年7月7日，美国哲学协会会长，杜•邦瑟（Du Ponceau）给巴兹尔霍的信中描述了他是如何遭遇、怀疑、研究并通过逻辑和语言学分析来驳斥汉字表意论的[22]。1838年，他把自己的研究撰写成论文，题为“汉字的本质与特征研究” 并作为美国哲学学会历史及文学委员会文集的一个专集（Transcriptions of the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发表。 他在这篇论文中宣称汉语是概念-字符的前提是错误的，这种在对汉语了解不足的情况下提出的假设经不起推敲，而表意文字也不可能独立于言语之外单独存在；同世界上的其他语言一样，“汉字也依附于言语,视觉性符号是用来传达听觉性声音的”。在给巴兹尔霍尔的信中，杜•邦瑟对论文的大意进行了概括：
…汉字是语言的词语，目的在于唤起大脑中对词语的记忆；因此，它不能独立于声音之外单独存在，因为词语就是声音。这些声音如字母那样简单与初级也好，如由两个或三个字母组成的音节那么复杂也好，都没有什么区别。梵文以及其他语言都有音节字母，我们从未想过这些字母表不代表声音。同样的，汉语的音节也是词语，也代表声音。但是考虑到汉语与西方语言的不同，我不称汉字为音节而称为语素文字。总之，汉字与汉语口语有着直接的联系，只有熟知汉语口语的人才能读懂汉字[23]。
杜•邦瑟批判了把汉字与言语完全分离的言论，这显然是合理的；但是他对汉字本质上具有表意性的批判却无法令人信服。更令人无法信服的是，他认为汉字同字母言语一样传达声音，并坚持宣称“只有先理解汉语口语才能理解汉字”， 他认为“如果中国周边各国能够读懂汉字，这不是由于汉字具有表意性，而是由于汉语同样也是这些国家的语言或其多种语言之一，还可能是由于他们已学过汉语，已熟知汉字所表达的意义”[24] ，实际上，他的这种主张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它不能解释为何无数的日本人、韩国人以及越南人在近现代之前在不会说汉语甚至没有尝试过学汉语的情况下就能够读懂汉语这一现象。因此，笔者认为尽管杜•邦瑟为后来的支持者奠定了理论基础，但他否认汉字具有象形性和表意性的观点则易受到反对者的攻击。最站不住脚的是他认为汉字服从于语音这一观点。
笔者认为汉字并不服从于语音，相反，汉字掌控言语。了解汉语发展史的人们都会发现杜•邦瑟的言论不符合历史事实： 汉语口语自古以来一直服从于汉字，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关系即是如此。中国人认为汉语书写和口语在其发展初期就已经分离了。即使我们承认汉语发展初期，如在政府规定统一使用汉语的汉朝或以前，汉语文字和汉语口语有所关联，仍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从那以后汉语就分裂成了文言文和白话文，这两个分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 虽然两者都具有汉语的基本特征，但两者各不相同，即使把知识分子所写的东西大声地读给那些没接受过教育的人，他们也很难明白写的是什么。因此，二十世纪初爆发了旨在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文学革命，革命的口号之一就是“我手写我口”。若真如杜•邦瑟所言，汉语同欧洲语言一样“与口语有着直接的联系，熟知汉语口语后方能理解汉字”，文言文和白话文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后者也就不必取代前者了。
语言是不断发展的， 现代英语和古英语就大相近庭，但是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巨大差别不仅仅源于此，更多地是由汉字的特性决定的：相对于语音文字来说，汉字具有视觉性，以语义为基础而非语音。简单地说，两者的不同是由汉字的稳定性或意音性（既表意又表声）造成的。传统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成就是主张汉语话语以汉字为中心，而非以语法为中心。有一种观点认为汉语没有语法，这虽不太准确却有理可循; 严格地说，在以非汉语为母语的人看来汉语没有严密的语法，但在中国人看来汉语却有一套完善的语法体系，这一体系被本族语者有意或无意地内化吸收。此说法可在中国历史记载中得以印证。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已产生诸多著作，例如《说文解字》等，但直至现代，马建忠利用西方语法理论和方法才编撰了第一部汉语语法书。
汉字的表意性使其有高于汉语口语的内在动因。这种内在动因可理解为：汉字不必依赖于汉语口语。事实上，历史发展证明文言文和白话文大相径庭，相互独立却又相互关联。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两种体系出自同源，但从发展初期伊始就既相关又独立，也就是说，他们虽源于同根，但发展方向不同：文言文由思想向文字发展，而白话文由思想向口语发展。这种巨大差异使得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文言文仅是符号系统而不是健全完善的语言体系。受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影响，葛兰言（Marcel Granet）率先开始质疑汉字的本质，认为它不是一种语言，仅是一套记号体系: “ 汉语书写和口语之间的巨大差异是系统研究汉语的最大困难，其差异如此之大，以致于人们可以反问自己：汉字能否算得上一门真正的语言；它能否准确地表达人们的思想(汉语与西方语言唯一的差别在于汉语通过象形传达思想，而不是像字母语言那样通过语音表达思想)；它是否仅是能够帮助表达思想的记号系统”[25] 葛兰言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承认了汉字的表意本质以及汉字与口语之间的相互独立性。 1974年, 罗思文（Henry Rosemont）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即文言文是记号系统，与口语只有间接的联系[26] 。他们怀疑文言文作为语言系统的本质，虽然这种质疑是偏颇的，但却从侧面证明了文言文和白话文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不是前者服从于后者。相反，从文字对言语的控制上看，汉字可谓汉语口语的主人。
许多学者似乎都没有区分出汉语和欧洲语言在表述上侧重点的不同。 汉语主要的功能不是记录每一言每一语，而是充分地传达思想。字母语言主要用来记录言语，而这使得其曾与思想脱离；与之不同的是，汉语旨在传达思想，所以与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 由此，一些欧洲学者认为汉语更自然，更贴近上帝。约翰·韦勃或许是第一个明确阐释汉语自然本质的西方学者: “汉语不仅没有词尾变化，词形变化，单复数、人称性别、语态和时态区分，还没有各式各样的前缀，使用规则简单自然。因此，汉语最像天然语言”[27]。莱布尼兹则更直接地视汉语为上帝所授语言: “上帝若要教授人类语言的话，很可能就是汉语”[28] 这些都是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汉学主义表征。
为了驳斥驳斥汉字表意本质的观点，杜•邦瑟提出的鸡生蛋或蛋生鸡的问题，即文字和语言谁先产生的问题？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杜•邦瑟似乎认为他已经完全驳斥了语言具有表意性的观点，但事情远非这么简单。即使假设语言先于文字而产生，文字仍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且不止一种，得到发展，不断成熟与完善。维科在其巨著《新科学》一书中就提出语言和文字是同时产生的，并且断然否定了先有言语后有文字、文字是言语的附属品的观点：“很显然，他们错误的原因是，单纯地假设先出现言语，后产生文字。然而言语与文字是孪生的并且以同样的步调向前发展”[29]。鉴于中国和埃及象形文字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推断：文字发展初期，所有的文字体系在本质上都具有表意性。“表意符”一词是由法国著名学者、埃及象形文字破译者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创造的，用来概括埃及文字的本质特征。后来他发现许多埃及文字表面上看起来表示某种图象，实际上他们表示的是音素而非词素，因此，他认为“表意符”一词不太准确。但在笔者看来，埃及象形文字已经经由语音化阶段，形成了一套成熟语言体系。埃及象形文字中残留的表意成分说明其在发展初期同古汉字一样表意而非表音。 中国和埃及文字的发展史说明古老的文字体系在其发展伊始都具有表意性，随后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种发生了转变而传达语音，成为了字母语言，另一种继续表意，同时也开始传达语音。汉字属于第二种。
有很多种理由可以解释汉语为何会沿着第二个方向发展。荀子曾说过古代很多人都在创造文字，但只有仓颉创造的流传下来[30]。 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研究汉语为何沿着第二个方向发展，汉字又为何会同口语分离。古代中国有很多种语言和文字，人们通常会选择最健全最方便的文字体系来书写语言。 每种语言都含有不同的方言，在这种情况下，文字不可能表音只能表意。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统一汉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周朝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方言，秦统一后的文字就不能表音，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因此，文字传达的必须是意义。在这里，不是先有文字而后创造语言，而是通过文字传达包含着不同方言的语言体系的共同意义。日语也可以进一步证明上述观点。古代，日本人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文字，他们就借用汉字代表日语。汉字与日语发音不同，所以汉字只能传达日语的意义。只有表达那些在日语中原本不存在的概念时，汉字才与日语发音相近。
讨论完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后，笔者希望澄清以下几点。首先，汉字与汉语是相互分离的；其次，虽然在日语中汉字也用来代表语言，但表述方式与字母表述语言的方式不同。在字母语言中，思想先通过声音而后由文字来传达，而在汉语和日语中思想则先通过意义而后声音来传达。这是汉语和字母表述方式的根本区别。这种区别是由很多历史因素造成的，其中许多因素已然消失，可能也无法追溯。但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汉字更倾向于视觉化，表意而非表音。很多学者都在思考汉字为何没有像大多数现代语言那样，沿着语音方向发展成为字母语言。在这个问题上，洪堡的想法恰好与笔者不谋而合。
洪堡研究多种语言（包括字母语言和非字母语言）的变体时，讨论了汉语为何没有如当今大多数语言那样发展成为字母语言这一问题。他给出了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都以汉语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历程为依据，驳斥了那些认为从字母语言研究中得出的语言学理论也适用于汉语的学者们。这两个原因都认为汉字重在表意，这正好印证了笔者的观点。第一个原因是汉字是基于最简图像表述的，洪堡认为“在历史发展中，汉字的独特结构毫无疑问地源自于古人们的音素观，他们习惯于把音节分开来读，也不随意地用一种声调代替另外一个。”[31]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音素在汉字的完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很小。洪堡后来又说：“为了使汉语沿着不断反思、创造与推理的科学的方向发展，就需要重新看待音素问题，就需要保持口语中语调的区分，同时还需确定汉语表达确切思想时需要确立什么，需要去除什么，有时甚至会需要去除口音、态度与肢体语言” 。他认为这种处理音素的方式在历史早期就已经出现了，因为 “历史初期罕见但不容置疑的图形再现就说明了这一点”[32] 。 汉语发展进入科学化阶段后，就不能继续使用图像文字了，中国人当时有可能会像大多数民族那样创造一门字母语言，这种可能性最终却没有发生，这是由于音素在汉语完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很小，同时汉字更倾向于用图像传达意义。洪堡认为:
音素传入耳朵后形成一种字母图象，为了重现这些图像，文字便应运而生了。中国人以图形文字为基础，并不注重字母标记，创造了一套随意性的艺术化符号体系；此体系中，各符号之间并非毫无关联，但这种关联是概念上的，而非语音上的。整个民族和语言对理解的关注远大于对语音的关注，所以这些符号演化成了概念标记而非语音标记 [斜体为笔者所加]。同时，概念只有通过文字才能准确表达，因此，每个符号对应的文字仍然是确定的[33]。
很显然，洪堡的推论十分合乎情理，汉字至今也具有意像性，中国汉语学家们也会毫无异义地接受汉字表意论。奇怪的是，在这场关于汉字本质的辩论中，争辩双方都没有考虑过中国语言学家的观点。
汉 学
汉语书写与口语是否彼此分离？
主 义
在当代汉学和语言对比研究领域，杜•邦瑟的观点已被西方汉学家所接受，但杜•邦瑟与他的当代支持者们不同的是，杜•邦瑟的观点处于守势，而后者则咄咄逼人，试图一劳永逸地推翻汉字表意论。表面上他们看似志在推翻那个流传甚广的关于汉字本质问题的语言学观点；实际上，他们企图实现一个更宏伟的目标，即通过消除语音字母语言和表意汉字语言之分使得中西方在语言问题上的观点趋于一致。这种努力值得称赞，但是若把表意性汉语归于西方语音字母语言则恰如方枘圆凿，陷入了汉学主义歧途。
卜弼德、德范克以及鲍则岳全盘接受杜•邦瑟的观点，是当代杜•邦瑟最忠实的支持者，他们试图通过反驳汉语表意论中薄弱的一面使中西方在语言问题上的观点趋于一致。他们攻击的薄弱环节为: 一些想入非非的人认为汉字独立于汉语，尤其是口语之外。他们声称： “杜•邦瑟已总结说：汉字只能被熟悉汉语口语的人读懂，这一结论是合理的。但是现在一些人仍然错误地认为汉字与口语无关”[34]。他们说接受这种妄谈的人对汉语的了解不够，他们还用一个实例来驳斥表意论的根基。一些日本或韩国读者能理解汉语的五言绝句，而汉语诗句是如何被理解的，鲍则岳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那些支持概念文字假设的人可能继续认为他们的观点没什么错，而是我们错误的再现了他们的试验，他们认为日本和韩国读者不了解汉语时也能读懂汉字。他们的确读得懂，但他们是借助于本国语才读懂的，也许他们只能读懂每个字词，而不明白整句话。若他们碰巧明白整个诗句的意思，那既不是因为他们学过汉语，也不是因为整个诗句意思完整不变地传入他们本国。不管是哪种情况，日本人和韩国人只能求助于一种语言实体使本国语言能够与这些汉字意义相通。这只能说明这些汉字仅被用来书写某些日语或韩语字词，早在中世纪这些汉字就已经被借入代表某些日本和韩国的字词。而这与概念文字观念无关[35]。
鲍则岳的上述观点不乏科学性，尤其是提到“早在中世纪这些汉字就已经被借入代表某些日本和韩国字词”。但若仅仅因为没有学过汉语的日本人和韩国人有可能通过借助母语知识恰巧读懂了汉语五言绝句，就说“这与概念文字观念无关”，却是言不符实了，因为这个事例本身也有力地证明了汉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语言，尤其是汉语无关。日本人和韩国人通过把汉字与本国语言相关联而读懂汉语五言绝句的事例至多也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汉字与语言彼此分离这一观点。日本人和韩国人能够读懂汉语五言绝句也有可能不是因为把汉字与本国语言相关联，而是如同儿童学习语言那样与汉字所代表的概念相关联。另一个事实则是来自不同地区的中国人虽听不懂彼此的方言却都能读懂汉语，这充分地证明了汉字与汉语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分离的。对于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讲普通话的中国人来说，粤语几乎等同于一门外语。我们和广州人都可以读懂汉字文本，但是却无法听懂彼此说的话。这一事实进一步证实了文本与口语有可能是互相分离的。一个不会说汉语的人可以读懂汉语文本，鲍则岳似乎已意识到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所占的分量，因此他反驳道：
“无论这种论断多么适用于其他语境，在汉字中它是说不通的，不管是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都是如此。事实上它不适用于任何一种文字系统，我们接下来会讲到，因为它否认了文字与口语之间的关联。文字，反过来说，也是一件关乎口语的事情。认为一个人不懂某种语言却能读懂该门语言所写成的文本，这种论断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文字与语言相互独立，这种论断单从表面看就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这却是‘概念文字’家们所一直津津乐道的理论”[36]。
鲍则岳认为他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概念文字”之说，但笔者上文的分析已证明此论据是错误的。另外，他的理论前提也是错误的，因为他混淆了口语与语言，以及文本和文字系统。在日本人和韩国人能够读懂汉字这一例子中，他似乎犯了一个认知性的错误。他把这种能力看成一个翻译问题，但对笔者而言，语言学习不仅仅是一个翻译问题，它首先是一个认知问题。我们需要考虑一个日本人是如何学会识别汉字的。当一个日本孩子刚开始学习汉字时，他很可能并不是依赖于日语，而是他对这个字所表示的意思的认知理解。以“学”字为例，当他接触这个汉字时，他并非借助于“学”字在日语中的发音，而是对于“学习”这一行动的理解。当他掌握了“学”的字义时，他头脑中所记住的并不是“学”在日语中的发音，而是“学习”这一行动在他头脑中所形成的认知映像。在一个更大的语篇单位中这一点体现得更加明显。当一位日本读者阅读一串汉字时，他不需要借助日语作为翻译辅助，他可以直接调用储存于头脑中的每个汉字所形成的认知映像。
鲍则岳的错误是由西方语言学理论对语言学习的影响造成的。他认为字母语言中文字不是直接来自于头脑中的观点而是首先经过口语的中介。鲍则岳对日本人学习汉字的观点显然是“中介理论”的体现。当然这时不再是通过口语进行中介，而是通过母语中介。鲍则岳的观点从本质上说是通过翻译法来学习外语。外语学习理论和实践都证实了翻译法并非外语学习的有效途径，原因是母语中介永远无法使我们真正掌握一门外语。要想学好外语，必须要用目标语言来进行思考，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拒绝使用翻译法，而是采用认知法，如今风靡全球取得很大成效的直接教学法就属于其中一种。
上文对杜·邦瑟的追随者们对“概念文字”的质疑进行了批驳，在此基础上，笔者可以尝试性地对如何研究汉语文字及口语间的关系进行总结。笔者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区分语言和口语。认为汉语书面语和汉语语言毫无关系的观点当然是错误的，但汉语书面语的确可以独立于汉语口语而被人们理解。这一点已被日本人和韩国人可以理解汉字这一事实证明，同时，广东人和福建人听不懂普通话但却能看懂汉字书面语，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证据。另外，中西学者对古汉语的文献研究也强有力地证明了口语与书面语之间以及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相互独立性。
汉 学
语言汉学主义的内在逻辑
主 义
在《亚洲研究》（2009年11月刊）的一篇文章中，爱德华·麦克唐纳（Edward McDonald）重新讨论了有关汉语语言的论争，并承认有关中国与亚洲的研究都带有高度的意识形态性。他认为：“当今许多有关汉字的理解都是错误的”[37]。在这篇文章中，麦克唐纳表明，他旨在“调查汉语研究内部的不同话语，展现汉学主义的特定形式，我称之为汉字崇拜，即夸大汉字对于理解汉语语言、思想、文化的作用。这种汉字的地位被用来要标榜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及其与所谓的西方世界观之间的巨大差异”[38]。麦克唐纳把汉字崇拜与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相联系，认为这是汉学主义的一种形式。他批判双方均落入了一种“推论过程的陷阱，以片面真理为前提推导出汉语的独一无二性，同时又通过后者强化了这些片面真理。”
麦克唐纳对这场争论的批判涉及到两派学者：一派是刘若愚、陈汉生、安乐哲及罗思文，另一派是乔治·A·肯尼迪（George A. Kennedy）、葛瑞汉（A. C. Graham）及鲍则岳。虽然他声称自己立场中立，但是最终还是倾向于后一派的观点，否认汉语文字的表意性。这种倾向性在他对两个片面真理的批判中表露无遗。这两个片面真理构成了他谓的“汉字崇拜”。爱德华在陈汉生对汉语语言及逻辑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片面真理，即“如陈汉生所述，在中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讲的语言不同，但阅读、书写的文字却是相同的’”[39]。第二个片面真理与培根关于汉字是“真实的字元，整体表达的既非字母亦非字词，而是事物或概念”这一构想。刘若愚对这一构想作了具体表述：
西方哲学家带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偏见，通常把汉字视为任意符号。甚至连索绪尔也认为汉语每个字都是一个音的符号，尽管他承认中国书写体系并非是语音的。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且违背了中国的传统观点……通常情况下，西方那些关注语言本质的思想家认为文字是对口语的一种再现，而口语又被认为是世界与人之间的媒介。而中国人省去了口语这一必要媒介，使世界与书写之间产生直接的联系。故而有些学者把汉字称作语标是有误导性的，且不说书写一个词有时需要两个汉字这一事实。”[40]
刘若愚批评汉语文字体系研究中以语音为中心及以逻各斯为中心的倾向性，正如笔者已经指出，这构成了汉学主义的一个方面。他还表述了汉语语言理论中一个公认的真理，即语音文字体系是表音文字，与之相较，汉字则形成了一种表意的文字体系。有意思的是，麦克唐纳转而抨击刘若愚及持这种观点的大陆及台湾地区所有中国学者，批评他们犯下了东方主义或汉学主义或是如他所称“汉字崇拜主义”的错误。在批评刘若愚、陈汉生及其他崇拜汉字的学者的同时，他认可了汉语书写文字是以语音为中心及以逻各斯为中心的观点。当然，麦克唐纳亦承认汉字具有象形性，但是他提出：“一旦这种图像用作图形，也就是文字体系中的视觉形式，它必须代表语言的某个单位，才能够充当文字体系的一部分发挥作用。换言之，它第一指向的不是外部世界，而是某一特定的音形或者字形”[41]。 麦克唐纳观点与其他语言学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把汉字看作是指向“音形”或者“字形”，而其他语言学家则认为汉字是在描述语言中的口头词。人们或许会疑惑：“音形”或“字形”是什么样子的？以及汉字如何指向的不是外部世界而是“音形”或“字形”？鲍则岳反对汉字是表现意义的象形字这种观点，从麦克唐纳对他观点的认可上我们可以有所领会：“鲍则岳强烈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任何被发明的图像从来都不可能直接代表着观点；他们往往主要是表示语言的声音，只有与声音结合在一起才能进行表意’（1994，59）——这是对刘若愚表意优先地位的漂亮逆转。”[42]在结论中，他对鲍则岳立场的倾斜暴露得更为明显：“如果鲍则岳的论点被接受，这就说明汉字终究并未构成特例，因为它们很显然与世界上其他所有文字体系遵循着相同的原则”[43]。可以理解，这里所提到的其他文字体系是指语音文字体系，西方语言学家及学者制定出了它们的原则。因此，它清晰地阐明了一种汉学主义的方法，即如果其他文字体系是以声音为基础，那么汉语文字体系亦当如此。
争论中有一个核心问题，表意反对者躲之不及，而支持者却以之为据。陈汉生指出：“对于目前的争论，有一点很重要，中国人自己把他们的书面语言视作规约性语义内容（图画或者图表）的表现”[44]。令人好奇的是，几乎没有表意反对者曾提及过这一传统观点，他们甚至都不屑批驳，完全无视这种观点的存在。麦克唐纳是个例外，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或许刘及陈汉生等学者仅仅是要对中国传统汉字本质观的认可进行辩护…我想我们应该怀疑中国传统观是否至少整体上如刘所说的那样；然而，不管是在资料来源还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刘及陈汉生等学者均未能区分论述与编造神话”[45]。为了证实中国传统观的虚假性，他援引肯尼迪对一些复合词的研究，暗示这种公认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神话”[46]。
麦克唐纳指出陈汉生在论述中所提及的中国人不包括许慎，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其六书（“六种造字方法”）会被缩减为三种，以此他发起了正面进攻。然而，麦克唐纳却忽视了一个事实：中国许多语言学家指出，六种造字方法中的 “转注”和“假借”是另外四种基本造字法的延伸用法。例如，刘若愚说道：“尽管传统汉语词源学创造了六书，然而其中两种是有关异体字及假借字的，因而事实上只有四种汉字，即简单象形字、简单形意字、复合象形字及复合表音字”[47]。以笔者之见，刘若愚将六书的第四种方法“形声”表述为英语中的“复合表音字”并不恰当，因为这种方法是音、形的结合，其中形代表义。直译“形声结合字”可以充分反映该造字法的本质。因此，本人认为，所有的这四种基本造字法都基于意象，第四种方法也基于声音。[48]
为了找到概念上的佐证，麦克唐纳引用葛兰言的话来反驳刘若愚及陈汉生的观点。葛兰言说：“中国文字并非以往所认为的那般是表意的；不同单音节词，不管有多近义，写法都是不同的，像小品词一类的也有自己的书写素。形富音贫的结合就导致了一个词的词源及其与近音单音节词的关系体现在了书写而非发音的结构上”[49]。葛兰言否认中国文字是表意的，这一点使他被列入了表意反对者的阵营。所以，麦克唐纳认为自己找到了汉语是以语音为中心的有力证据。但是，细读上述引语，我们会发现葛兰言对“形富”与“音贫”的描述不仅表明表意先于表音是一历史事实，同时也给予表意支持者那所谓的“汉字崇拜”以有力的佐证。
尽管麦克唐纳博览有关中国文字研究的书籍材料，他仍然遗漏了一篇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论文，即笔者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笔者指出，表意支持者与反对者都仅仅抓住了声音-意义大棒的一端而忘了另一端。在从语音学、符号学、神经科学这三方面对六种造字原则进行了全面研究之后，他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由于汉语语言符号既是视觉的又是听觉的，在本质上既是意象的又是概念的，因而汉语文字体系也是既表意又表音。至于表意表音的程度大小，取决于如何看待它。如果一个人强调汉字表音，那么他会认同高本汉（还有卜弼德）的言论：十之八九的汉字都是表音的。如果强调表意，则会支持顾立雅的观点：九成的汉字都是表意的。或者，如果他接受郑樵的观点，认为这六种造字原则都源自对象形文字的模仿，那么他或许会主张所有的汉字都是象形的”[50]。
麦克唐纳声称不会参与这些争论，他试图能够提供另外一种方法以打破这一僵局。但是，他对刘若愚、陈汉生、安乐哲和罗思文持批评态度，而对卜弼德、德范克、鲍则岳和其他表意论反对者持赞同意见。由此，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是跟那些认为汉语与其他语言无异的人站在了同一立场上。他认为“刘若愚和陈汉生的汉学主义阐释太过宽泛”，而“肯尼迪和葛兰言对汉学的解释细致入微”[51]，这一对比无疑表明了他的立场。他文章的标题《跨越话语的城墙：汉语研究中的“字符拜物教”》也同样表明了他的立场。他将表意论批判为“字符拜物教”，这也说明他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保持中立的立场，而是跨越了话语的城墙，站到了抨击字符的阵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汉学中的汉学主义，也没有意识到，就像其他所有表意论反对者一样，他自己也完全陷入了汉学主义的陷阱：因为他没能研究汉语材料自身而是套用了西方理论。以后殖民研究的修辞为依托，麦克唐纳发表了这一评论，这篇评论虽对一些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文字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但并未有任何跳出原有巢臼的迹象，相反，本来是浑浊的水面更加浑浊不堪了。
关于汉语语言的这场论战将继续下去，关于汉字本质的争论也不会轻易尘埃落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首要的原因与笔者所说的汉学主义相关。在笔者阅读关于汉语语言理论的过程中，还从未见过这样的中国学者:生于中国，母语为汉语，却拒绝接受汉字有表意性和视觉性这一传统观点。这与汉学研究中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汉学研究中，很多西方汉学家拒绝接受这种公认的汉字观点。在反对汉字象形性和表意性的争论中，这些西方学者鲜有提及中国人关于中国文字系统的观点，就好像中国人的观点不存在一样。我们很难推测其中缘由，但说其与汉学主义的原则有些许瓜葛则不为过：中国人的观点并不重要；判断一个观点正确与否的最终标准在于基于西方语言材料而推演出来的概念框架。这或者可以解释有关汉语语言所有的喧嚣与争论。
另一个原因则是深深植根于汉学主义内在逻辑的一个方面，这与中国知识生产中的人力资源因素有关。诺姆•乔姆斯基曾经提出了著名的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的概念，这一概念形成了本土语言理论的核心。根据这一理论，人类生来就具有习得语言的“先天设备”。虽然乔姆斯基逐渐放弃了这一想法，转而支持参数设置的语言习得模型，但是坚信临界期假说的语言学家们认为在到达一定年龄后语言习得机制将不可用，而且一个人要完全掌握一门外语或者形成一种母语般的语感是永远不可能的[52]。这一理论可为这种争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解视角。像中国学者那样生来就学习汉语的西方汉学家极少，能够像中国人一样对汉语形成语感,达到母语水平的西方汉学家就少之又少了。正如一个对英语没有语感的中国学者不能完全理解英语语音上细微的差别一样，非本土的汉学家也无法充分体会到汉字中像形的价值。因为西方汉学家是生并长于语音文字的环境中的，他们有意无意地从语音中心或语言中心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汉字也是很正常的。我们可以将高本汉对理解古汉语语音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归功于很多因素，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与他的语音文字的背景以及语音中心主义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尽管德里达对语音中心主义持批判态度，但在本研究中，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笔者也反对将中国文字在中国文化中处于中心地位视为一种拜物教。中国语言和欧洲语言都有其各自的历史源起和演变，也都有其各自的性质和特点。所谓东方主义抑或西方主义与字母语言或字符语言本不相干,只有当有人将源于字母语言的理论套用到字符语言上时，汉学主义才会应运而生,反之亦然。
汉 学
注释
主 义
[1] John DeFrancis,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4), pp. 130-48.
[2] John DeFrancis, Visible Speech: The Diverse Oneness of Writing System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p. xi.
[3] DeFrancis,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 p. 111.
[4] William Boltz, “Review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 by John DeFranc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6.2 (1986): 405-7.
[5] Hansen, Language and Logic in Ancient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3), p. 179.
[6] Chad Hansen, “Chinese Ideographs and Western Ide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2.2 (1993): 375.
[7] J. Marshall Unger, “Communications to the Edito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3), vol. 52, no. 4, p. 949.
[8] Chad Hansen, “Communications to the Editor: Chad Hansen Repl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3), vol. 52, no. 4, pp. 954-57.
[9] 欲知30年代的那场辩论的详情，请参见Creel’s “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Ideography,” T’oung Pao 32 (1936): 85-161; Boodberg’s “Some Proleptical Remarks on the Evolution of Archaic Chine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 (1937): 329-372; Creel’s “On the Ideographic Element in Ancient Chinese,” T’oung Pao 34: 265-294; Boodberg’s “‘Ideography’ or Iconolatory?” T’oung Pao 35: 266-288. 尽管争论十分激烈且持续数年，但那次辩论并没有得出令双方都接受的结论。1984年，John DeFrances 在其关于汉语的一本书中重新复苏了那场争论。参见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4), 85-88; 133-148. 几年后，Chad Hansen对其观点发表了批评。见 “Chinese Ideographs and Western Ide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2.2 (1993): 375.
[10]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otology, translated 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76-93.
[11] Herrlee Creel, “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Ideography,” T’oung Pao 32 (1936): 85.
[12] Herrlee Creel, “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Ideography,” 160.
[13] See W. A. Mason, The History of the Art of Writing (New York, 1920), 49-50.
[14] J.-J. Rousseau, Essai sur l’origines des langues. The translation is requoted from Of Grammatology, 3.
[15] Peter Boodberg, “Some Proleptical Remarks on the Evolution of Archaic Chine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 (1937): 330.
[16] Peter Boodberg, “Some Proleptical Remarks on the Evolution of Archaic Chinese,” 332.
[17]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otology, 92.
[18] See Edward Mcdonald, “Getting over the Wall of Discourse: ‘Character Fetishization’ in Chinese Stud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8, no. 4 (2009), pp. 1189-1213.
[19] Bacon,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ed. G. W. Kitchin (London: J. M. Dent and Sons, 1605), pp. 136ff.
[20] Quoted from Peter Peter S. Du Ponceau, A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 p. 8.
[21] Humboldt, Linguistic Variability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translated by George C. Buck and Frithjof. A. Raven (Coral Cables, FL: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p. 124.
[22] Peter S. Du Ponceau, A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 In A Letter to John Vaughan, Esq.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838), Kessinger Publishing’s reprint, pp. 1-123.
[23] Peter S. Du Ponceau, A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 Appendix A, p. 110.
[24] Du Ponceau, “Letter to Captain Basil Hall,” July 7th, 1828, in A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 Appendix A, p. 115.
[25] Granet, “Quelques particcularités de la langue et de la pensée chinoise,” in his Etudes sociologiques sur la Chine, (Paris PUF,1920), p. 99. English is quoted from Christoph Harbsmeier, Language and Logic in Tradition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1.
[26] Rosemont, “On Representing Abstractions in Archaic Chines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4 (1974), 71-88.
[27] John Webb, 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u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 (London: N. Brook, 1669), p. 192.
[28] Cf. Lundbaek, T. S. Bayer (1694-1738), Pioneer Sinologist (London: Curzon Press, 1986), pp. 97, 83, 103.
[29] Vico, 引自New Science, 载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 Norton, 2010), p. 320.
[30] 荀子，《荀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482页
[31] Humboldt, Linguistic Variability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Coral Gables, FL: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211-2.
[32] Humboldt, Linguistic Variability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212.
[33] Humboldt, Linguistic Variability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212.
[34] William Boltz,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New Have, CT: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94), 7.
[35] William Boltz,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7-8.
68 51077 68 34767 0 0 9614 0 0:00:05 0:00:03 0:00:02 9614[36] Ibid, 8.
[37] Edward McDonald, “Getting over the Wall of Discourse: ‘Character Fetishization’ in Chinese Stud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8, no. 4 (2009), p. 1195.
[38] Ibid, p. 1194.
[39] Ibid, p. 1196.
[40] James Liu, Language Paradox Poetics: A Chinese Perspectiv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7-18.
[41] Edward McDonald, “Getting over the Wall of Discourse: ‘Character Fetishization’ in Chinese Studies,” p. 1198.
[42] Ibid, p. 1204.
[43] Ibid, p. 1205.
[44] Hansen, Language and Logic in Ancient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3), p. 179.
[45] McDonald, “Getting over the Wall of Discourse: ‘Character Fetishization’ in Chinese Studies,” p. 1206.
[46] Ibid, p. 1205-6.
[47] James Liu, Language Paradox Poetics: A Chinese Perspective, p. 16.
[48] Ming Dong Gu, “Reconceptualizing the Linguistic Divide: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ies of the Written Sig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000), vol. 37, no. 2, pp. 118-21.
[49] Graham, “The Relations of Chinese Thought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 (La Salle, IL: Open Court, 1989), p. 389.
[50] Ming Dong Gu, “Reconceptualizing the Linguistic Divide: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ies of the Written Sign,” p. 119.
[51] McDonald, “Getting over the Wall of Discourse: ‘Character Fetishization’ in Chinese Studies,” p. 1207. Ming Dong Gu, “Reconceptualizing the Linguistic Divide,” p. 119.
[52] Eric Heinz Lenneberg,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67), p.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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