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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 || 学术笔谈:跨文化对话——数字化时代的比较文学

2017-09-14 燕山大学学报 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与我们一起开启汉学研究之旅


学术笔谈

跨文化对话:数字化时代的比较文学

 

文章来源:《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责任编辑:董明伟

 

编者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美比较文学学界的双边交流开始打通并日趋频繁,研究主题和探讨领域从最初的文学研究拓展到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当前,跨文化研究已成为学界普遍公认的新方向,跨文化视角势必将促进比较文学研究的新发展。乐黛云教授认为,深化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积极响应和诠释,思考如何在多元化的新世界中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动,在“共同体”的建设中将起到重大作用。曹顺庆教授则提出跨文化变异研究,他认为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可使东方和西方的异质文化得以对话、沟通、交融,缓解因文化过滤与误读而带来的文化冲突。


本期笔谈策划源于20167月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承办的第七届中美双边比较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这一主题展开。其中,“跨文化对话:数字化时代的比较文学”正是圆桌论坛的讨论议题,数字化已经席卷各行各业,比较文学界也不例外,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将随之应运而生,这值得比较文学学界关注和进一步思考。编辑部特别约请来自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两国三地的三位学者王宁、黄维樑和李点教授,分别以《走向数字人文的新阶段》《比较文学:数字化时代的企业》《面对数字人文的幽灵》为题从不同文化视角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

 

走向数字人文的新阶段

王宁

 

[作者简介]王  宁,男,清华大学外文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


当前,人文学科的学者开始频繁地谈论“数字人文”这个话题,彷佛我们真的能用科学的方法使人文学科摆脱危机的境地,并且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自然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至于能否实现则是另一回事了。尽管如此,一些观念保守的人文学者依然对这一新生事物的感到忧心忡忡,担心它会消弭人文精神和人际交流活动。因此,毫不奇怪,他们试图通过坚持自己的人文立场来抵制科学的潮流。在西方国家,一些人文学者宁愿通过书信保持与亲朋好友的联系,也不愿使用电子邮件。在中国,一些老派人文学者仍然坚持手写自己的著作,而不愿直接用电脑写作,在他们看来,坐在电脑旁原有的一点灵感也消失了。总之,他们并不欢迎科学技术干预人文学科的研究。人们不禁要问,这些人成功地阻止科学潮流走向我们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这一大潮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如果阻挡不了的话,我们作为人文学者将如何面对这种影响呢?我认为当下人们所热议的所谓“数字人文”也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至少可以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人们也许会进一步追问,究竟什么是数字人文?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或者说只是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一个产物吗?显然,数字人文,顾名思义,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且是大学的计算机和人文学科交叉的一个项目。它从人文学科的电脑化、电脑的人性化以及数字人文实践发展而来,同时涉及多个研究课题。总之,它融合了数字化和天然数字材料,以计算机和数字发表所提供的工具将由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衍生而来的各种方法加以结合。这样看来,我们便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数字人文的诞生,使我们得以使用当代计算机科学技术更新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并且使得人文学科各分支领域的研究成果“数字化”。因此可以说,它给人文学者的研究带来更多的便利和高效,使得人文学科的研究更接近科学研究。


毫无疑问,数字人文的诞生使得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带有科学的方法论和科学的精神,因而标志着另一场新的革命性变革。它表明,使用科学的手段和计算机技术,人文学科的研究将变得越来越便利和高效。当今时代的文学生产也是如此。按照中国作家协会的一项权威性报告所称,网络文学已经日益进入文学生产的主流。确实,随着网络文学的诞生和网上书店的创立,一大批实体书店关闭了,中国当代几乎所有的文学杂志的订数都急剧下降。毫不奇怪,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哀叹:“文学死了”,“文学研究已寿终正寝”。虽然这只是数字化文学生产和发行带来的不利结果,但已经使不少人文学者陷入了恐慌。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否认,数字人文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便利。我们无须像过去那样伏案写作,写完草稿后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直到最后誊清交稿。结果,那些旧的手稿最终将伴随着其作者的知名度而进入博物馆,而那些小人物的手稿则将销毁。我们现在只需要在电脑上修改书稿,最后不留痕迹地将终稿发给出版者,而出版者则会尽快地将其付印,有时只是在线出版而无须印制成纸质书刊。诚如凯瑟琳·菲茨帕却克(Kathleen Fitzpatrick)所总结的:“在我看来,它所做的就是介于数字媒介和传统人文研究相交叉的工作。它以两种方式运行。一方面,它运用数字媒介的工具和技术来解决传统的人文学科问题,但同时又使得人性化的研究模式通过数字媒介来承担。”②这样便使得科学与人文有机地配合甚至结合在一起了,所起到的作用无疑是过去单一的研究方法难以起到的高效作用。然而人们也许会提出另一个问题:既然人文学科的研究可以数字化,那么对人文学科研究成果的评价也可以像对自然科学研究成果那样来量化吗?我认为答案既是肯定的,同时又是否定的。我这里仅以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两种评价方法为例。


我们都知道,评价一个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期刊的质量通常应看它的影响因子,也即如果那个刊物不在高被引出版物之列就不能算作是权威期刊或名刊。在评价一篇单篇论文时,如果该论文发表后无人引用,那就不能被看作是好的文章,它很快就会被淹没在文海之中。但是在评价一个人文学科期刊时,我们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因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需要历史的积淀和时间的考验。一些人文学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例如西方的尼采、福柯和拉康以及中国的王国维和陈寅恪,也许生前备受争议甚或被人忽视,但是他们死后倒被人们“重新发现”因而拥有了“持续的生命”甚或“来世生命”。一部人文学术著作也会碰到这样的境遇。在看待一篇单篇论文时,我们不能仅看它在短时间内的被引次数而立即作出判断,因为有时人们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才能认识到一篇人文学术论文的价值。这样,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考察该文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做了多大推进和发展。有时,一篇优秀的论文也如同其作者一样,并不受到同时代人的欣赏,但是倒有可能被未来的研究者“重新发现”。为了避免漏掉一个真正优秀的人才和研究成果,我们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综合评价人文学者及其研究成果,这样我们就能作出恰当的判断。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首先用数字来衡量一下这个人或他的著作的影响力,以及是否引起了讨论或争议,然后再将他的材料提交给一批专家组成的评审组进行评估,最后就可以得出较为恰当的判断。但即使如此,我们有时也还是会作出错误的判断。但是毕竟至少比那种完全由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决定显得客观公正些。


总之,数字人文也如同数字化文学生产和流通那样,可以在人文与科学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作为人文学者,我们无须去抵制它,正确的态度是努力使自己适应这种数字化的进程,最终达到使之服务于我们的研究和出版之目的。

 

注释:

①参见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报告:《2015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

“On ScholarlyCommunication and the Digital Humanities: An Interview with KathleenFitzpatrick”, in theLibrary with the Lead Pipe by Andrew Lopez, Fred Rowland and Kathleen Fitzpatrick, January 14,2015.http://www.inthelibrarywiththeleadpipe.org/2015/on-scholarly-communication-and-the-digital-humanities-an-interview-with-kathleen-fitzpatrick/

 

比较文学:数字化时代的企业 

黄维樑

 

 [作者简介]黄维樑(1947—),男,香港人,原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四川大学客座讲座教授,现为中国文心雕龙学会顾问,香港作家联会副监事长。

 

“跨文化”是曹顺庆教授“跨文化研究”理论的关键词,他认为比较文学应该进入跨文化研究的新时代。


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是跨文化的,跨的主要是欧洲各国间的语言与文化,例如,研究英国与法国、法国与德国间文学的相互影响。曹教授的跨文化研究,范围扩大了,指的是中国与西方之间文学(包括文论)文化的研究。他认为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可使东方和西方的异质文化得以对话、沟通、交融,可以起到缓解文化冲突的作用。跨文化研究涉及的文献数量极大,其实际操作已成为一个学术企业。要企业成功,我们必须有博学、投入且勤奋的研究人员,这方面的人才虽然难得,我还是衷心支持曹教授的主张。这次中美的学者济济一堂开会,正是一种跨文化对话。


近年比较文学学术界有几个热门议题,其一是危机论。一些美国学者认为比较文学陷入危机,甚至已死亡。我不以为然。比较文学学者可从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跨文化研究、翻译研究、世界文学研究(这是近年一大热点),什么都可以,正如刘象愚教授说的,只要是以文学为本位、以比较为方法的就行。目前中国的比较文学繁荣兴盛,没有危机,但我们有沉重的负荷:即相关文献读不胜读。


文明日进必然导致资讯日增。比较文学开始时,相关资讯如池,后来如湖,后来如海,海越来越大。昔日比较文学的业务要成功,借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我们要武装起来面对一海的资讯;现在是数字化时代,各种相关的资讯四方八面以飞翔船的速度汹涌而来,比较文学学者如要其企业成功,首先能否武装起来,面对汪洋一般的资讯?目前中国经济的GDP仅次于美国;我猜想,中国在文学研究方面的GDP”(“P”指publication,出版物)已超过美国了。


巴赫金发现小说有“复调”;我们发现身处的社会“多调”“多声道”——这是个多元文化的世界。文学学术界有好声音(有些来自“美国之音”),也有噪音。教授们从院长经费预算中拿到研究资金,院长们不时发现交来的研究成果充塞了学术噪音。我认为“艰难论著”也是一种学术噪音。20年前有“骚哥恶作剧”(Sokal Hoax),是对艰难论著的一大讽刺;今天我们还有许多难懂的论著。Douglas Bush、钱锺书、Wayne Booth等先后呼吁,请同行写出令人读懂的文章,我应和他们的呼声。


在数字化时代,知识资讯爆炸以至过剩,评论界常有“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这里引的是约1500年前锺嵘的说法)的现象;不过,意见领袖或权威迟早总会崛起。比较文学界也如此。新的理论、范式会先后登上学术的舞台,然后,让我再借用莎翁的话,学者们像聪明愚人一样,在舞台上讲啊讲啊,时刻/日日/月月/年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


尽管如此,比较文学在沟通不同文化民族等方面,还是大有价值的。从事的人,兴味浓郁,有时同行间交流,像是个斯文安静的“狂欢节”,就和我们这个研讨会一般。中美的比较文学种种活动,数十年来取得巨大成效。比较文学这个大企业,值得大家同心协力的付出。我们要喜悦地武装起来,面对人文资讯的大海洋--也许就像中国古代的愚公一样,努力不懈,对待眼前的大山。

 

面对数字人文的幽灵 

李点

 

 [作者简介] 李点,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终身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客座教授。

 

数字化时代的比较文学是二十一世纪的话题,可是数字化的幽灵在人文学科的游荡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谁还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放弃钢笔改用电脑打字写作的?或者从纸版字典过渡到百度搜索的细节?弹指之间,数字化对我们的学术生活从微风细雨式的侵袭,升级到电闪雷鸣般的推移,日益成为我们存在的“常态”。然而,数字化对于人文学科而言仍然是个幽灵,因为它是趋向于未来的现在,一个未知超过已知的现象,一个幻想多于现实的概念。


十几年前“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这个词汇的出现是人文学者对数字化时代的理性认可,虽然它的内涵和外延至今未有共识性的定义。在西方学界,它指涉范围广泛的行为,从在线保存到数字制图,从数据采掘到地理信息图库。与现有人文与社会学科融合与渗透之后,数字人文可包括媒体研究、网络文学、电子艺术、教育技术、学术编辑、信息科学等等不一而足。关于数字人文的理解如此宽广而又含糊,有学者总结出关于它的二十一种不同的定义,同时又声明没有一个是完全令人满意的。虽然学界对数字人文的内容难有共识,可是没有人会反对交叉性是数字人文的灵魂,即它是数字媒介和传统人文的联姻。具体来说,就是使用数字媒介的工具和方法来重新考察传统文人学科的课题,同时又用人文研究的范式和方法来探索数字媒介的功能与意义。


毫无疑问,数字媒介和传统人文的联姻已成事实, 尽管我们弄不清这是自由恋爱,还是包办婚姻,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在应该算是蜜月期间的当今,学者们就争议纷纷,以后的日子怎么样确实让人担心。在众多反对的声音中,美国学者亚当·克思奇(Adam Kirsch)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两年前,他在著名的《新共和》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科技接管英文系:数字人文的虚假承诺》的长文,直接质疑大学管理的技术化和职场化,而数字人文即是其直接表现。某些数字人文倡导者的极端立场表现出对传统人文核心价值的挑战乃至颠覆,如轻文字重图像,轻思想重制作,轻创作重编码等等。数字人文把科学思维范式带入人文研究,推崇数据中心论,注重数据的广度和处理速度,然而思维的速度与思维的质量和结果并没有必然联系。人文思维在本质上不是实验性的实证去伪的思维,而是一种纯碎的脑力活动,它受艺术创作和历史语境的启发,达到增进理解和培育同情的目的。思维的体验和文字表达构成人文研究和人文教育的骨髓,而数字人文在总体上恰恰有体现架空这种思维的危险。所以,亚当·克思奇警告说:“在数字人文接管了英文系之后,也许有一天我们醒来会突然发现,我们卖掉了与生俱来的权利换来的却是一堆乱糟糟的应用软件。”

然而,对数字人文学科现状的疑问并不能建立在完全否定数字媒介的前提之下。在我们当今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时代,传统人文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以不合作的态度甘守自己一方净土。其实,这方净土在内容和传播上已经从封闭走出开放,呈现一道色彩斑斓、良莠杂陈的风景。一方面是现存文库的数字化,在文化遗产的保存功能之外,其具有的检索性和开放性促成了“文本的民主化”,让研究者从“孤独的天才”走向“合作的团队”。另一方面是新型数字文本和图像的生产,如网络文学(包括新的文学样式的诞生如“队形”创作和老的文学体裁的再生如现代古体诗)和推特、博客等社会媒介,它们的瞬时性和互动性给写作、阅读和传播的概念注入了新的含义。如果说传统人文尤其是文学一直代表着人类对经验的超越和对未来的幻想,那么与实体世界(一个界定的而且似乎在压缩的物理空间)平行的数字空间(一个日益膨胀的虚拟现实)本身就是想象和书写的象征,也是人文精神的延续和张扬。这就是数字人文对我们的诱惑之所在。


尽管目前数字人文的功能局限在数据的采集和保存,众多已经发表的制作,如剑桥和耶鲁大学合作的“世界口头文学工程”与斯丹福大学的“现代中国的墓葬改革”,着重于把现有的知识图像化和数量化,而并非修正已知的结论或改变我们对研究项目的思考模式,我们却不能不正视数字人文在材料和方法上对传统人文研究的冲击,因为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之间的转换往往是渐变与突变的结合。我们看到在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数字人文的工具理性已经开始介入目前关于学科建设的全球性对话,如中国学者曹顺庆提出的“变异学”为鉴别国别文学的异质性在当今加速的文化交流活动中贡献了新的理论视觉,美国学者杰罗米 ·麦克纲(Jerome McGann)倡导回归传统语义学,因为当世界上所有的图书被数字化之后,阅读和阐释作为人类“保存、监督、调查和增添文化生活与遗产”的主要方式在文学研究和人文教育中的作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影响更大则是美国比较文学家弗朗科·莫瑞狄(Franco Moretti)的所谓“远距离阅读”( Distant Reading)的概念,它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细读”(close reading)的借助于数字化手段的泛读,在海量的文本里通过“分析修辞、主题、借喻、风格和系统性来寻找范式和模型”。显而言之,这些开创性的理论是受数字化媒介的启发而来,本身也构成了数字人文的内容,尽管它们还只是数字人文的端倪,却也为我们逐渐走近数字人文这个幽灵提供了一些信心和保证。

 

注释:

①Matthew K. Gold, ed., Debates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p.69–71.

②Adam Kirsch, “Technology Is Taking Over English Departments: The FalsePromise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TheNewRepublic, May 2, 2014.

③JeromeMcGann, A New Republic of Letters: Memoryand Scholarship in the Age of Digital Reproduction,Harvard UniversityPress, 2014,p. 10.

④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New Left Review 1, January-February 2000.


主编 / 李伟荣

网络总编辑 / 郭紫云

网络编辑 / 李赋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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