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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专栏 || 傅高义:我为什么说邓小平“功过八二”?

2017-09-16 正和岛 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导读

8月23日,《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教授参加共识网“共识书会”特别活动。在他看来,邓小平的经验和精神,随着世界的变化而继续改革,是中国领导人该担起的责任,也是学者的责任。

  

来源:共识网


Part1聊改革


邓小平的改革是一步步摸索试验出来的


问:邓小平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他被称为改革的“总设计师”。您认为邓小平当时推行改革,在他内心有没有清楚的蓝图?


傅高义:说中国当时就有一个设计者,我认为基本是不可能的。情况太复杂,国内外的时局也一直在变化,谁都不知道该走什么道路。


邓小平有的只是清晰的目标,就是要使得中国的老百姓富起来,国家强盛起来,实现现代化,但我认为他并不明确该怎么做,没有一个清楚的蓝图,是一步步在摸索试验。


有人问我习近平的改革跟邓小平的改革怎么比较?我认为邓小平是在乱局中进行了非常实用的改革,而习近平如今的改革,条件更稳定,市场也已经是开放的,并且有一些基本的规则。


邓小平在推进政治改革方面同样做了不少工作


问: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大家说它是邓小平理论的一部分。但是改革在后期遇到了困难,邓小平在1986年说过“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您认为他在后期是阻碍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推进了政治体制改革?


傅高义: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的说法,我认为这是很有智慧的,这样的说法能够适应当时的情况,不刚硬又留有余地,容易为各方面所接受,不引起争论。


有人说邓小平不支持政治改革,我觉得这个看法不完全正确。我看1978年12月份,他在一次讲话中就明确强调,为什么人不能表示自己的看法,针对共产党内部历史上的不少做法,他也提出了批评。到了1980年8月份,他也做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里边表达了不少他在这方面的思考。


1986年,十三大前,他也曾让赵紫阳领导筹划政治改革。但在邓小平内心深处,他一直怕乱。有了这种心理,他在很多问题上就不那么好做判断了。


在我看来,政治改革的确很关键,但邓小平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比方说,关于大学生,毛泽东时代看重的是政治条件和阶级条件,邓小平恢复高考以后,就打破了这方面的限制,所有中国人都能平等参加考试。从文化教育方面来改变人才遴选机制,这个应该也算广义的政治改革。


西方人通常的说法是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就没有真正的政治改革。但长期研究中国,我的看法还不太一样,我认为邓小平通过比如教育等领域的一些改变,间接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因为毛泽东本来是攻山的,搞的是革命,邓的主要工作则是致力于将中共从一个革命党打造成一个执政党,这当然是政治改革的部分。


Part2聊政治派系


邓小平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 是为了让更多人接受改革


问:邓小平在1987年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有人说我是改革派,有人说我是保守派,我认为我是实事求是派。”您赞同吗?


傅高义:“实事求是”也是毛泽东强调的一种作风,邓小平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这样的说法对崇拜毛的人来说,很容易接受。文革之后,中国的问题和困难很复杂,邓小平要统一、发展中国,他常常说不要争论。我个人来看,他的确是改革派。1978年进行改革时,遇到了很多阻力,到了1992年,他南巡谈话,说过“谁不支持改革开放谁就下台”。我认为他的思路和行动都是属改革派的,但是为了统一不同意见的人,为了领导全国,他用了“实事求是”这个说法。


如果没有陈云 邓小平在经济问题上犯的错误可能会更多


问:很多人将文革之后特别是1980年代的中国政治,视作是邓小平和陈云两位治国主张不同的老人的博弈和斗争,称为“双峰政治”。您怎么看?


傅高义:对1953年的高岗事件,邓小平和陈云是一致的,他们那时就有很紧密的关系。陈云比邓小平年轻一岁,但是陈云参加和领导革命比邓小平早,在党内的地位、资格的确比邓小平老。我认为1978年他们彼此是平等的关系,虽然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不是“斗争”的关系,我不愿意用“斗争”的说法。有的人说陈云主张计划经济,邓小平主张市场经济,我觉得更本质的差别在于邓小平想大胆地向前走,陈云则是比较小心的向前。


如果用经营一个公司来比喻,陈云是有经验的财务官,清楚财政状况。他看到很多破坏经济的乱象,所以他非常谨慎。1978、1979年调整政策时,我认为邓小平的确是听取陈云意见的,当时的调整是两个人合作的结果,当然这中间有摩擦。到1988年以后,因为价格闯关的问题,保守派的一些人要坚持计划经济,去找当时已经退休的陈云,寻求支持,这种情况也确实存在。但是我的基本判断是:如果没有陈云,邓小平一心要大步快走,可能犯的错误会更多一些。


Part3聊一国两制


邓小平作为一个领导人能考虑50年的历史 相当了不起


问: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来解决与台湾的关系问题,而这一构想首先在香港、澳门实践了。如今香港回归已17年,澳门回归15年,您怎么评价这个构想本身?您认为“一国两制”目前在香港、澳门走得怎么样?


傅高义:“一国两制”的构想非常好,也非常特殊。当然,这不是邓小平一个人想出来的,但是他作为当时的领导人,敏锐地判断出这个政策的适时性。他的目标是统一中国,但是他考虑到了长期的历史跨度。在美国,如果问一个总统,某个问题50年后会怎么样,他是不会考虑的,只有学者愿意谈50年的历史。邓小平作为一个领导人,能考虑50年的历史,是相当了不起的。


当时很多香港人担心,由经过文革的中国共产党去领导香港,香港还能不能继续发展。“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是要告诉香港人,香港尽可以按现状发展50年,体制不会改变,这对香港是极其有利的。对台湾问题上,美国与台湾关系密切,美国不希望大陆武力收复台湾,并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邓小平的角度来说,他没能统一台湾,内心是非常遗憾的。


而现在香港、台湾面临的问题是我们不曾预想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大陆的影响力太大了。比如说在台湾的经济往来中,1980年代台湾商人资金雄厚,有技术,有经验,带着优越感来大陆投资。而现在大陆的公司规模比台湾的公司大,资金比台湾的多,台湾不少小企业要依靠大陆的大企业和市场。另外,现在大陆很多人去台湾、香港买房,而房价对台湾、香港的中产阶级来说都贵得难以承受。再比如香港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却难以找到工作,因为有限的工作岗位被大批从大陆来的优秀年轻人才占了。大陆在香港和台湾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中国民主没必要重复美国老路


问:邓小平1987年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讲:“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他还说“香港实行一国两制,50年不变,50年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变。”您怎么看邓小平先生的这个时间表。您对中国实现这样一个时间表,有什么建议。


傅高义:我认为邓小平说香港50年后没有必要再变,是他考虑不仅香港会靠近大陆,大陆也会靠近香港。我估计他自己感觉中国大陆的体制也会有改变,包括市场经济、依法治国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比较接近香港。


至于中国50年实现普选,作为一个学者,我不是算命先生,没有办法预料。但是可以考虑一些因素:第一,中国会走自己的路,不一定是美国式的民主。美国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但也有各种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法律太多,官司太多,高铁建设停滞等等。


我个人认为日本也做得很好,值得关注。中国为了选举的确需要改变,但不一定是完全跟美国一样的,我估计就是这个情况。


Part4聊外交


邓小平同美日交好 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国际环境


问:邓小平上台以后主要从事的外交活动,一是针对美国,一是针对日本,正是基于对这两个国家的判断是对中国友好,他才敢搞改革开放。到了今天,时过境迁,中国同美、日的关系都比较紧张,以至于很多人开始质疑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政策。您怎么评价邓小平当年制定的外交政策?


傅高义:我认为邓小平当时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为了经济发展需要同日本、美国展开合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营造了非常好的国际环境。客观地讲,对1980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日本提供的帮助也有功劳。而且,那个时候,为了同日本交好,邓小平不仅在外交事务上同日方展开合作,在国内宣传方面,也支持正面宣传日本人的形象,鼓励两国青年人的交流。当时中国引进了很多日本电影和电视剧,题材多是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故事,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大。那个时候,中国的电视荧幕上和电影院里,二战的故事远比现在少,所以我的朋友会说,这方面中国的情况还不如1980年代。


你会发现,在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邓小平不单单着眼于搞好外交,他还主张应该搁置意识形态,更多地去了解外国的真实情况。


中国经济会不会重蹈日本覆辙?


问:日本在战后有35年的黄金期,但此后就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停滞和衰退,衰退原因有人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二是房地产泡沫化,三是产业的空心化,四是本国货币的大幅升值。


反观当下中国,上述四个问题同样并且同时存在,从历史角度来讲,未来中国该怎样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怎样避免重蹈日本经济衰退的覆辙。


傅高义:虽然很多人都说日本经济衰退,但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虽然日本的财政、股票市场价值没有增加,但我是学社会学的,在我看来,日本社会文明程度持续进步,技术不断发展,现在也保持着进出口的基本平衡,综合这些指标来看,我认为日本社会并没有这么坏,但他们的确碰到了一些问题。你们说的四个方面我不否定,但是我个人有一些解释:


第一、从高速度发展到低速度发展,不仅仅是日本,台湾地区、韩国都是如此,因为他们开始的时候,私企的工资很低,劳动力很便宜,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好的条件,但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应的工资水平也随之提高,这样企业同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力也就相应减弱了。


第二、日本政治从1989年以后不够统一,他们的自民党一直到1980年代还比较有权力,但此后内部派系分散严重,差不多每年政治领导都有改变。所以,每一任领导想要制定和落实比较合理的政策都不容易。


当然,中国今天确实面临着不少问题,像劳动工资增长问题,到了今天,相比印尼、巴西等经济发展水平更差的国家,中国的企业用人成本确实要高不少。而且这是一个很自然地演变,同领导好不好没有直接关系,尽管中国的劳动工资涨得没有日本、韩国、台湾那么快,但早晚都会变成一个影响经济发展的现实。


Part5聊邓小平的功与过


蒋经国的才能和经验都不能同邓小平相提并论


问: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标准来评价邓小平的话,他有没有过于实用主义,追求了短期利益和稳定,缺乏原则?有人批评说如果今天还不能超越邓小平的改革,中国的发展思维会一直陷在物质主义的泥沼里。您怎么看?


傅高义:我认为他的思路非常清晰,并且考虑到了全国的、全面的、长期的情况。他的最大目标就是发展中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问:请您比较一下邓小平和蒋经国,他们作为同时代的人,一个是大陆地区的领导人,一个是台湾地区的掌舵者,经常会被很多人拿出来比较。


傅高义:历史是很有意思的,邓小平和蒋经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至于怎么比较这两个人,我认为邓小平的确很伟大,经验很丰富,蒋经国的才能和经验,不能与邓小平相提并论。有一次我跟我的哈佛大学校长一起去台湾,见过蒋经国,我个人认为他的水平大大不如邓小平。


邓小平晚年过失同当时的政治体制缺陷不无关系


问:邓小平曾对自己的历史评价自评“对半开”,但您给他的评价是“功过八二”,能不能讲讲您理解的“二”的那部分呢?


傅高义:我为什么提出“二八开”呢,我的理解是邓小平大多数事情都做对了,而且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效益,但有些事情他做得就不那么正确了。比如,我认为他对胡耀邦、赵紫阳的要求还是多了些,他本人从毛时代走来,应该深知老人政治的问题,所以,他应该早点退下来。


Part6聊写作


写作《邓小平时代》我尽了十分努力 没什么遗憾


问:您的这本著作已经出版,您对这本书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


傅高义:我基本没有什么大的遗憾,我尽了十分的努力,用了十分的方法,客观地完成这本书。这本书的英文版已经出版三年了,我还在继续跟有关的人交谈,继续学习。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我的运气很好,这本书在中国有这么多的读者,他们读我的书,读懂我本来的意思。


延续邓小平的改革精神可以解决当前中国很多问题


问:您正在写胡耀邦的传记,进展顺利吗?


傅高义:我为什么决定写胡耀邦传记呢?第一是因为朋友的建议,他们说胡耀邦是一个很可爱的领导人,很多人钦佩他;第二我也考虑中国的前途应该走什么道路,胡耀邦当年的考虑,对中国的将来是否也很重要?胡耀邦的思考的确是很长远的,他当时就考虑西藏问题,人权问题。也许他提得太早,但是中国的将来会不会走上他设想的方向?我已经太老了,能力有限,精力有限,甚至不知道还能不能写完这本书。但是很多中国朋友给我很大的帮助,也给我很多的鼓励,所以我想花几年的工夫,尽可能去完成。


问:关于这本书,您还有没有什么想对读者说的。


傅高义:完成这本书以后,有人说这是我作为外国人对邓小平的看法。但这都是我了解了很多事情之后,跟很多中国的有关人交换意见之后,才形成的看法。


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非常多,经济高速发展之后,速度慢下来了,而且出现了腐败问题、环境问题,法制问题等等,还有很多事情需要继续改变。习近平最近讲过话,非常重视邓小平,认为他很伟大。显然,习近平想继续改革。我认为承认邓小平的经验和精神,随着世界的变化而继续改革,是中国领导人该担起的责任,也是我们学者的责任。


转载自公号“正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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