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中国文学的世界观念体系——“中外文学交流史”写作的观念与方法
与我们一起开启汉学研究之旅
2005年7月，“中外文学交流史”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引起学界极大关注的比较文学研究标志性工程“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钱林森、周宁主编，17卷）的研究与写作也随之开始启动。11年后，这套集海内外在该领域有深厚学术积累的专家学者合作撰稿的丛书，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一次性推出，是为学界年度盛事。学术是时代的隐喻。要适切地讨论这套丛书的学术意义，需对其予以整体把握，并将之“历史化”，进而思考它的策划、写作与出版，如何回应了处于全球脉络中的当代中国的何种问题。这一思考又需以丛书的细部书写策略分析为依托。
主编在“总序”中明确了这套丛书的问题意识和学术使命：“在中国作为新崛起的世界经济大国的关键历史节点上重新思考中外文学关系问题，直接关涉到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学科自觉。这事实上是一个如何在世界文学图景中重新测绘‘中国文学’的问题，也即当代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中创造自己的身份和位置。通过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我们可以重新提炼和塑造中国文学、文化的精神感召力、使命感和认同感，在当代世界的共同关注点上，以文学为价值载体去发现不同文化之间交往的可能和协商空间，进而参与全新的世界观的形成。”［1］事实上，在这一学术使命中暗隐着一个潜在的参照框架，即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文学、文化交流中的权力级差格局。近代以来曾经流行的地理决定论，使用以欧洲为源点的丈量原则，把地理空间的距离作为尺度划分文化等级，构建世界观念秩序。以西方为中心构建起来的世界地理的时空观念秩序塑造了“世界文学”的时空观念秩序，即西方文学的先进性与东方文学的滞后性。在晚清以降的“西方主义”氛围中，从绝对时空框架中想象世界的实践也开始在不同层面实施。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国与西方（欧洲）文学的关系图式成为处于国族焦虑中的现代知识分子考量“世界之中国”（梁启超语）的重要参照之一。中国知识分子以“西方”文学为标杆单向评估“中国”文学［2］。这一中外文学交流图式因应现代“启蒙主义”论述和民族国家想象的诉求，释放出一种近乎“原型”的能量，穿透了不同的历史时空和“交流史”文本。这一“交流史”叙事“原型”始终拘囿在“影响—接受”的研究范式中。兴起于现代民族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影响研究，暗含着“我施你受”的因果链接和权力关系，它假设在一种二元对立的两极关系中，其中的一极永远处于被动、沉默的境地。
然而，清晰的“学科/文化自觉”的问题意识，赋予这套“中外文学交流史”迥异于既往的学术面貌：它在运用“影响—接受”范式进行研究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有效的超越，论述的重心不再是外来“影响”，而是着力凸显中国如何基于本土经验，对“影响”进行主动地判断、选择和创造性转换。与此同时，中国文学亦会给予强势文化造成回馈性影响或反哺滋养。比如，《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希腊、希伯来卷》（齐宏伟、杜心源、杨巧著，以下只列分卷书名）中，论者有明确的研究旨归：自晚近以来，中国学者诸如吴宓、周作人、茅盾、曹禺直至当代学者刘小枫等，对作为“西方文学之祖”的希腊文学的引介，事实上是基于中国现代性语境的重新阐释，进而建构了希腊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在这一学术旨归和书写策略的统摄下，中国文学并非被动接受希腊文学的影响，其现代性话语成为对西方“古典”文化的一种表征。又如，《中国—英国卷》（葛桂录著）中，作者的笔触涵括了六个多世纪以来中英文学、文化互动的恢弘历史，从跨文化研究的双向交流视野，以扎实的史料积累和阐释，全面超越“影响研究”的单向论述模式。该著的着力点集中于英国文学、文化现代性转型时期中国文学所发挥的文化功能。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对“以西律中”的思维方式的一种有力颠覆。再如，《中国—美国卷》（周宁、贺昌盛、朱徽、周云龙著）中，该著认为，中美文学交流的动力来自两种文化传统间的差异，因此，中美文学交流的历史，同时也是彼此互为文化他者，确认、否定并超越自我的历史。作者正是在这样的基本前提下，展开“中美文学交流史”的研究与写作。作者在该研究中致力探讨的是在时间向度上具有贯穿性质的问题，即在中美文学间的交流互动的各个历史阶段，二者是如何借助对方完成各自的“世界性”参与和“现代性”转化的。从这个思考基点和基本观念出发，该著清理了中美文学交流的事实，并分析了这个交流历史所隐喻的两种文化主体的自身认同。既然文学交流呈现为一种互为他者的关系，那么美国文学在想象中国的时候，中国文学也在想象、运用着对方。因此，该著既揭示了美国文学的中国构建，还讨论了中国文学如何同时利用了这一机制想象自身和作为他者的美国文化的事实，以及这种双向想象和运用之间的逻辑关联问题。同样的学术努力与书写策略也见于梁丽芳、马佳主编的《中国─加拿大卷》中。该著彰显了加拿大华文文学的浓墨重彩。作为全球华文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加拿大华文文学与其他西语文学一道，成为当代世界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中国─加拿大卷》在此前提下，对加拿大华裔华文文学，加拿大华裔英语、法语文学，加拿大英语、法语文学与中国文学间丰富的交流互动个案，放置在东方主义和离散书写的框架中，对“影响”线路进行了反思和解构。
从观念与方法的角度重申这套“交流史”，我们可以看到其书写策略中的一个明显假设，即世界文学版图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在知识资源上，这套丛书的假设主要源自两部著作，它们均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即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3］和萨义德的《东方学》［4］。这两部著作对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术转型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分别从经济和文化两个角度展示了西方霸权的构成。因此可以说，这两部著作关注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说，还存在另一个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学世界体系。正是因此，主编在总序中明确指出，丛书的“宏愿不仅在描述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文学关系，还在以汉语文学为立场，建构一个文学想象的世界体系”［5］。这一“宏愿”并非心血来潮或异想天开，而是有着当代中国经济在全球重新崛起的切实历史背景，试图从人文研究的角度回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性命题是其根本的学术诉求。它以专业的方式思考了在中国经济全球崛起的脉络中，什么是中国文化的世界贡献？参与这套丛书写作的学者们，在具体研究中尝试着反思并超越既往的文学关系研究所一贯采纳的影响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同时兼顾“影响的积极意义”和“影响的负面意义”。既注意发掘双方如何通过互动、交流完成各自的“世界性”参与和“现代性”转化，又解构影响中的文化“霸权”因素，凸显作为弱势一极的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但是，我们又注意到，如果说影响研究范式中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二元对立的两极模式，那么，丛书在试图颠覆“（西方）影响—（中国）接受”的二元模式的同时，恰恰又反向地运用了“影响”的结构与思维定式。就在作者致力于解构影响中国的西方文学、文化中的霸权因素时，却颠倒地复制了既有的二元对立模式。特别是作者对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借用，固然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世界体系有所反思，但“中国文学”的主体意识仍然无法得到落实，因为它仍然依赖了“西方文学”这个巨大的他者。这种呈现“中国文学”主体性的两难困境，不能不迫使我们追问：“中国”的意义是否只能在反抗西方强势话语中得以发生？于是，开启别样的资源与视野，成为“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
正是带着这样的困惑与思考，这套从书中，《中国—法国卷》（钱林森著）和《中国—北欧卷》（叶隽著）对该问题给予充分关注并进行了尝试性探究。《中国—法国卷》是一部断代史，它在漫长的中法文学交流历程中，截取了澳大利亚学者杰弗里·C.冈恩所谓的“第一次全球化”（即16至18世纪）孕育、萌发的时段。这个历史时期的欧洲，在政治经济上开始全球扩张，文化观念上全面外向包容。该著在呈现这段文学关系的历史时，在文学、形象、汉学结构而成的跨学科视野中，对既有的单向文学传播叙述模式做出了刷新，始终操持一种互看互视（释）的双向交流书写策略。比如，作者在讨论17，18世纪法国传教士来华的同时，以精当的史料剪裁作为铺垫，进而指出：“一如地理大发现时代东西方相互寻找、相互认知的过程中，中国人‘并没有被动等待’西方‘去发现他们，甚或去创造他们’那样，18世纪中欧人员往来及‘中国文化热’所催生的中法文学首次相遇、碰撞，中国也事实上不乏主动性，并没有坐等他人来发现。伴随着17，18世纪来华的法国（欧洲）传教士纷至沓来，不少中国青年借助各种机缘，或充当传教使团返欧述职的随行助手和翻译，或被洋教士遴选为培养对象，赴欧学习，一个接一个地相继走出了国门，形成了我国首批西去留学的群体。这个西去的、分散的华人群体，虽然在人数上和知识装备上，远不如当时东来的欧洲（法国）传教士那么训练有素、颇具规模之势，但他们在法国（欧洲）的出现，却与来华的欧洲传教士一样，担当了中法（中欧）文化（文学）交流不可或缺的媒介和桥梁。不管这个群集中的中国人是久居还是短留，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出现与存在，事实上都程度不同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中华文化使者的角色，成为与异质文化相遇、交流的一道桥梁和一支积极的推动力量。”“中国文化的两大支柱——儒家的治国安邦之术和道家的生存智慧，作为乌托邦，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为西方文化所利用和借鉴。”［6］16至18世纪中法文学、文化互动中，这“两大支柱”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单纯呈现中国文化在欧洲近现代思想转型的参与过程，表面上似乎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启蒙叙事的解构，事实上恰恰证明了欧洲对异域知识的学习、吸收和转化能力，而中国始终是欧洲的一个被动而沉默的知识客体，这一叙述模式仍然在“欧洲发现中国”的层面上运作。那么，究竟是中国影响、滋养了欧洲，还是欧洲掌控、利用了中国？在深层次上，这种论调可能是一种“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其中暗隐的二元对立哲学前提始终没能得到松动，它依然没能真正回答中国文化的世界贡献问题。但《中国—法国卷》结合辛苦而扎实的史料钩沉工作，部分地避开了上述论述陷阱。
借助法国汉学家艾丹妮和中国史学家许明龙的相关研究工作，《中国—法国卷》作者勾勒出从陈安德到沈福宗，再从樊守义、黄嘉略到高类思、杨德望等，这一把中国文化、文学主动介绍给欧洲的早期“留学生”群体的线索。事实上，这些中法文化交流先驱们的一度被遗忘，正是某种学术观念上的“视而不见”。在既往的文学关系史述中，被预设的“冲击/影响—反应”，及其对该范式的倒置，即“自足/反哺—反弹”，总是被深深地植入一种绝对化了的差异逻辑中。其实这种研究范式不过是晚近以来的发明，背后依托了西方列强在“东方”拓殖和全球化全面启动的历史情境。《中国—法国卷》从史实的描述出发，既有的史述前提就站不住脚，由此新的史识也就产生了。晚近史述中那个彻底“被动”的“他性”（otherness）话语模式，就呈现出建构的、人为的特质，进而展示了一种多元而复杂的中西文学关系史面貌。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范式下的中外文学交流史写作，在关注西方“影响”中的“霸权”因素时，固然可以解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但同时又遮蔽了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反思意识，常常是移植了西方的问题，却丢掉了西方的精神。相反，如果我们把诸如后学理论中蕴含的自我批判精神用于自身的反思，则可以彻底撼动文化霸权的哲学前提，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研究中凸显一种间性伦理和对话精神。《中国—法国卷》在“中法文学首次相遇”叙述结构中，对近代欧洲自信而开放的文化精神的凸显本身，就暗示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批判反思意识，这正是该著最具有启发性的部分。
与《中国—法国卷》不同，《中国—北欧卷》从另一角度探寻了中西文学跨文化对话的间性伦理和智慧。《中国—北欧卷》中贯穿着对中国现代性的批判反思立场，同时关注北欧文学如何在中国译介，以及生发出的“此时此地”性。比如“娜拉”的从易卜生到胡适、鲁迅等人的重新阐释，其文化位置在特定的中国语境中发生了微妙转化。“娜拉”已经成为理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图谱的一面镜子。作者特意比较评析了鲁迅与胡适对娜拉这一文学形象的不同解读。相对于胡适对易卜生“发明的社会定律”的“推崇备至”，鲁迅“更关注易卜生的战斗性一面”；胡适关注历时性，鲁迅关注当下性。这一差异事实上暗隐着两种不同的本土现代性设计；同时，又消解了一个本质主义的言说主体。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北欧卷》“二元三维”的方法论。胡适与鲁迅同为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猛将，但根据二元三维的原则，必然有一种相对的立场可能在场域中出现。作者着重分析中国现代文化场域中的二元三维结构，在“胡适—易卜生—鲁迅”的三维图式中，综合翻译史、留学史、传播史和文学史等跨学科知识，把易卜生视为促生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思想资源。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地理乔迁与思想变易则是他们想象现代性的内外因素。《中国—北欧卷》秉持的这种本土批判立场，有效地超越了单一的主体意识。尤其是其交流史书写中展示的方法论，对中国与西方彼此如何借助对方完成各自的“世界性”参与和“现代性”转化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有着全新的启迪。
再回归这套丛书的整体，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从追寻主体性、解构强势文化霸权到试图超越主体立场的困惑与反思的过程，并体现在不同分卷的书写策略和观念方法中。这一过程烙下了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与写作在观念方法上逐步走向自觉的印痕。由此，我们又看到了参与丛书写作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们与沃勒斯坦或萨义德之间的分歧所在：如果说沃勒斯坦或萨义德的工作是在西方文化内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经济、文化体系，而当代中国学者们则尝试着重构了该套丛书主编所期望的汉语文学立场的世界观念体系。尽管这项工作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缺憾，但这些缺憾也许是该项研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其中孕育着无限的可能。
注释：略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游记中的亚洲形象研究”（15BWW011）阶段性成果。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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