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宝荣：社会翻译学学科结构与研究框架构建述评
汪宝荣，香港大学翻译学哲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翻译学专业硕士生导师。英国伦敦大学、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Meta、Translation Studies等国际翻译学权威期刊审稿人。研究领域有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社会翻译学、中国翻译史等。出版专著、译著各2部，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目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翻译社会学视阈下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模式研究”（15BYY034）。
社会翻译学是翻译学学科体系中一个异军突起的研究领域，经过二十余年的迅猛发展，已成为当前国际翻译学研究热点之一。近十年，涉足本领域的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相关成果也日趋丰硕。如把社会翻译学视为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当下其学科内部结构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态势，即主要包括描述性社会翻译学、文化产品社会翻译学、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会翻译学三个分支。本文基于相关文献资料，尝试梳理当前社会翻译学学科结构和研究框架构建的概貌。论文指出：社会翻译学的三个分支不同程度上都吸收应用了布迪厄（P. Bourdieu）、拉图尔（B. Latour）、卢曼（N. Luhmann）的社会学理论，在理论框架、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论上既有交叉，又各自独立；社会翻译学学科结构基础已初步奠定，为推动社会翻译学的进一步发展，应加强这三个分支及各自研究领域间的交流与互动；随着更多的社会学理论和概念体系被引入翻译研究，新的社会翻译学分支领域将被开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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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翻译学在西方兴起至今仅20余年，但发展迅速，已形成描述性社会翻译学、文化产品社会翻译学和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会翻译学3个分支领域，奠定了本学科结构的基础。三者既有交叉，又各自独立（Buzelin 2013：195）。迄今，社会翻译学吸收应用的主要有3种社会学理论：P. Bourdieu 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和符号产品理论（theory of symbolic goods）、B. Latour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 ——“ANT”）、N.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social systems?theory）。从研究现状看，Bourdieu的理论被广泛应用，对另外两种理论的运用却还不很充分；描述性社会翻译学和文化产品社会翻译学的发展相对成熟，成果突出，基于ANT的社会翻译学的发展则相对滞后。目前，国内学者译介、述评或应用的主要是西方描述性社会翻译学的研究成果或理论框架及工具（邢杰 2007；李红满 2007；武光军 2008；王悦晨 2011；邵璐 2011，2012；王洪涛 2011，2016；任东升、裴继涛 2012；耿强 2013；陆志国 2013；Yan 2013；徐敏慧 2013；Xu & Chu 2015；邢杰、陈颢琛、程曦 2016；刘晓峰、马会娟 2016；汪宝荣 2017c），而对文化产品社会翻译学和基于ANT的社会翻译学的关注相对不足。本文尝试梳理当前社会翻译学学科结构和研究框架构建的概貌，以期对推进国内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描述性社会翻译学
该分支奠基最早，发展也最为成熟，其学科框架主要构建者有A. Chesterman、M. Wolf等人。他们宣称“社会翻译学是翻译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并把I. Even-Zohar、G. Toury、T. Hermans、A. Lefevere视为社会翻译学的主要先驱者”（Buzelin 2013：195）。其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来自多种研究路径，包括上述3种社会学理论、Even-Zohar（1990）的多元系统论、Toury（1995）的翻译规范论、Lefevere（1992）的重写理论等，但该分支的倡导者们均把翻译视为一种“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Wolf 2007：13）。建立描述性社会翻译学构想的提出距今已有40多年。早在1972年，J. Holmes在他的翻译研究学派的奠基性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就已经富有前瞻性地指出：“关注功能的描述性翻译学（function-oriented DTS）感兴趣的不是描述译作本身，而是描述译作在目标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功能，也即研究的是语境（context），而不是文本（text）。……如果我们更注重翻译的功能和语境，将会发展出一个可称作翻译社会学（translation sociology）或社会翻译学（socio-translation studies）的研究领域。”（Holmes 1988：72）
可惜的是，Holmes用寥寥数语提出的这个重要的学科构想，在当时没有引起描述性翻译学派的注意，直到20年后才得到本阵营几位扛鼎学者的响应。Chesterman（2006：12）认为，Lefevere（1992）基于系统论考察赞助人对原作选择和翻译规范确立的影响，这表明描述性翻译派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翻译的社会学问题”。Wolf（2007：10）也指出，Lefevere的重写理论依赖的重要概念“经济资本”和“地位”（即Bourdieu所称的“社会资本”或“符号资本”），及其后来借用的“文化资本”概念（Lefevere，1998），“都与Bourdieu的场域理论范畴密切相关”。换言之，Lefevere在他的学术生涯后期走上了描述性社会翻译学之路，可惜他在1996年英年早逝，未能为该新兴分支学科的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与此同时，Toury（1995）在《描述性翻译学及其他》中也试图把描述性翻译学引向社会学研究的路径。D. Simeoni（1998：4-5）指出：“Toury在阐述Holmes 勾勒的翻译学学科框架的蓝图时做了不少改动。Holmes 对这个新兴学科的各个分支等量齐观，而Toury把关注功能的翻译研究抬高到了核心地位，其结果是在这个新的学科体系中，关注功能的翻译研究不仅主导了关注翻译产品和过程的研究，而且统辖了应用翻译研究和理论翻译研究，从而对当时被Holmes视为边缘的社会翻译学做了颠覆性转化（subversive translation）。”
描述性翻译学派的另一位领军学者Hermans（1999：120-131）则明确提议把Bourdieu的场域理论和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引入翻译研究，以便克服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创新不足、决定论倾向等缺陷。Hermans指出，德国学者A. Poltermann率先把Luhmann的系统论思想应用于翻译研究。Poltermann把文学视为一个被分化（即具有某种程度的自治）的社会系统，在此语境下考察德国文学翻译规范的变化。其研究发现：与后出译本相比，外国作品的早期德译本往往更符合德国读者“对文学文类的期待”；满足读者对文学文类的期待可视为降低作品复杂性的一种办法，使外国作品包含的“外来”元素在本系统内部较易处理（Hermans 1999：139-140）。Hermans（2007）基于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把翻译视为一个功能分化的系统，探讨了作为元信息传递的翻译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的本质，考察了译者培训与翻译职业实践之间的自治关系。继Hermans之后，S. Tyulenev（2012）尝试把Luhmann的社会学理论系统应用于翻译研究，但其专著不仅被斥为“糟糕的学术写作和粗心的编辑的范例”，而且被认为“没有说服力”（Boyden 2014）。由于Luhmann的社会学理论颇为艰深，而目前活跃在社会翻译学领域的主要是一些来自法语区的学者，Luhmann理论的应用空间尚有待拓展。
描述性社会翻译学的学科基础构建主要归功于有关学者对Bourdieu社会学理论的广泛吸收和创造性应用。例如，Simeoni（1998）基于Bourdieu场域理论核心概念之一的“惯习”（habitus），提出“译者惯习”（translator’s habitus）假说，其核心观点是“译者的顺从”（translatorial subservience）。Simeoni指出，自古以来，至少在有文献记载的西方翻译传统中，译者往往甘心顺从于社会规范，因而翻译至今仍是一个高度“他治”（heteronomous）的职业和场域。H. Buzelin（2013：192）指出，Simeoni的译者惯习假说能够解释为何翻译场域他治的程度远高于文学场域或学术场域，为何翻译产品是分布不同的社会惯习或受 34 38187 34 13307 0 0 7192 0 0:00:05 0:00:01 0:00:04 7192译场域规则制约的特定职业惯习（如译者惯习、编辑惯习、出版商惯习）的产物。J.-M. Gouanvic（1997，2005）试图构建一种基于Bourdieu社会学思想的翻译理论。他指出，从Bourdieu的场域理论看，翻译实践基于外部情况（文学场域）和内部情况（文本生产及产品、行为人及其惯习）的同时存在；译者的任务是本着其双文化惯习（bicultural habitus），把外国文本输入到目标文化中，使目标文化面向一个新的社会前景。R. Sela-Sheffy（2005，2008）运用Bourdieu的场域理论，解释了译者行为受到的制约与其创造性之间的冲突，认为译者之所以采用不同的行动策略，是因为翻译场域的结构不同；译者在翻译场域内争夺符号资本，以便塑造自我形象和提高本职业的地位。
上述几位学者试图确立描述性社会翻译学的概念体系和分析工具，Chesterman和Wolf则尝试构建其研究框架。Chesterman（2006：12）认为，描述性社会翻译学可分为“译作社会学”“译者社会学”和“翻译过程社会学”3个分支，并指出目前翻译过程社会学受到的学术关注最少。Chesterman（2006：12-17）指出，用于社会翻译学研究的理论模式主要有：多元系统论、Bourdieu的场域理论、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等，可见他主张的是折中（即不抛弃描述性翻译研究学派的经典理论）的描述性社会翻译学。Wolf（2007：13-18）主要基于Bourdieu的场域理论，视翻译为“社会实践”，提出描述性社会翻译学可包括行为者（含译者、出版商、编辑、评论人、读者等）社会学、翻译过程社会学和作为文化产品的译作社会学。该框架看似与Chesterman的构想颇为相似，其实有较大的区别：其一，Wolf承认译者是重要行为者，但也强调对出版商、编辑、评论人、读者等参与翻译和传播进程的其他行为者的研究，可见其覆盖面比Chesterman勾画的“译者社会学”宽广得多；其二，Wolf还基于Bourdieu的符号产品生产及流通理论，把译作定性为“文化产品”，不仅比Chesterman的“译作是产品”的提法更新颖，而且包含了把译作置于跨国传播和国际文化交流语境下进行宏观研究的构想（这与下文讨论的文化产品社会翻译学的研究主题交叉）。4年后，Wolf（2011）重申其视翻译为“社会实践”的基本主张，并指出这种新的翻译观带来了具体研究问题，即需要考察“参与翻译过程的行为者的伦理和社会政治责任”。由此可见，Wolf主张的是重点运用Bourdieu社会学理论的描述性社会翻译学。M. Inghilleri（2009：281）指出，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不仅是目前翻译学界讨论最多的，而且被广泛应用于研究文学翻译、非文学翻译、手语翻译、公共服务口译等领域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证问题。笔者认为，Inghilleri所指的这些“实证”研究侧重中观或微观分析，因而大体上属于描述性社会翻译学的范畴。
二、文化产品社会翻译学
与描述性社会翻译学不同，文化产品社会翻译学注重的是把译作置于跨国图书传播及国际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的宏观研究。该领域的领军学者是J. Heilbron和G. Sapiro。从1999年Heilbron发表其分析国际翻译图书系统运作机制的重要论文至今，两人一直紧密合作，“在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框架内研究国际图书流通传播和出版策略问题”。他们认为，“翻译和出版是有着密切和直接关系的实践活动和场域”，“以往的文学史和文学史学术著作抹杀了翻译在塑造本国文学场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Billiani 2014：230）。Sapiro指出：翻译既然是一种社会实践（即相对自治的场域），就可以像研究文学和艺术一样对翻译本身进行研究；翻译不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通过网络运作的社会活动”，参与到译作生产链中的有译者、出版商、书商等一系列行动者，“所有这些社会活动当然是根据特定的选择机制和翻译规范运作的”（Billiani 2014：230）。
Heilbron受到Even-Zohar（1990）的多元系统论、I. Wallerstein（1991）的世界系统经济理论和A. de Swaan（1993）提出的“文化世界系统”概念的启发， 同时吸收了Bourdieu的场域理论及其论文《论思想的国际传播的社会条件》（Bourdieu，1999）的核心观点，提出一种针对国际翻译图书（不限于文学作品）在不同语言群之间不均匀流动的分析模式。Heilbron（1999：431-432）认为，翻译图书是一种面向受众的文化产品，因而可以考察其跨国流通的方式；翻译图书可视为构成一个“文化世界系统”，而跨国文化交流是一个“相对自治的领域”“有着政治、经济和符号维度的国际舞台”“跨国文化场域”。在该概念框架内，Heilbron（1999：432-434）指出，国际翻译图书系统的运作基于一个“核心与边缘对立的结构”（core-periphery structure），语言群是该系统的基本单位，占全球翻译图书市场份额最大者占据系统的中心。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翻译索引》数据库和相关国家的图书出版数据（截止到1980年），Heilbron划分了4个语言群：译自英语的图书占全球翻译图书市场超过40%的份额，因而英语无疑是“超级中心语言”，法语、德语和俄语（占10-12%的份额）为“中心语言”，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丹麦语、瑞典语、波兰语、捷克语（占1-3%的份额）为“半边缘语言”，其他占市场份额不到1％的都是“边缘语言”，包括汉语、日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等。这说明“语言使用者的数量不是决定这个由‘中心语言’和‘边缘语言’组成的等级结构的一个强大的解释性因素”（Heilbron & Sapiro 2007：96）。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Heilbron和Sapiro（2007：96）进一步指出，国际翻译图书系统的运作有3个基本规律：一是总体上译作都从中心语言流向边缘语言；二是边缘语言间的文学交流通常以某种中心语言为中介语，“越是中心语言，其充当中介语的能力就越强”；三是“越是中心语言，从其译成其他语言的图书文类就越多”。
Heilbron和Sapiro 提出的分析模式能有效解释翻译图书在国际翻译图书系统中占据不同地位的语言群之间的不均匀或不对称流动，如我国学界广泛关注的“译入”图书与“译出”图书的巨大逆差现象，也可以解释翻译在不同语言群中相差悬殊的地位和价值。Sapiro即指出，比利时、以色列、荷兰等国（依据Heilbron的分析模式，以色列和荷兰是“边缘语言”国家）高度重视翻译研究，而“翻译在美国文化中的认知价值很低，甚至比在法国还低得多”（Billiani 2014：231）。就我国的情况而言，2011年“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既反映了中国想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强烈愿望，也揭示了当前汉语在全球翻译图书系统中所处的边缘地位。
Heilbron和Sapiro（2007：95）还界定了文化产品社会翻译学的研究框架。他们指出，社会翻译学研究路径必须考虑与文化产品跨国传播相关的几个社会条件，即“国际文化交流场域的结构”“影响这种交流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制约因素”“参与中介或调解的行为人”（如译者、出版商、文学经纪人等），以及“接受国输入和接受文化产品的过程”。此外，Sapiro（2008，2014）基于Bourdieu的符号产品经济理论（economy of symbolic goods）和出版社会学理论（sociology of publishing），认为出版商在图书跨国传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应把出版商纳入社会翻译学研究中。Sapiro提议，今后在理论和方法论上有3个新的探索方向，即把目光从本国图书市场转移到国际翻译市场，关注出版商采用的策略及其图书出版清单，注重对翻译图书接受情况的研究。笔者预测，鉴于翻译的过程、产品和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版机制的有效运作，“出版社会学”很可能成为社会翻译学领域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三、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会翻译学
在当前社会翻译学的3个分支领域中，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社会翻译学的发展相对滞后。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Latour等人的社会学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远不及Bourdieu；二是行动者网络理论本身内容庞杂，且存在概念含混不清（例如，Latour承认“ANT”这个名称“可能会带来混淆”，但仍坚持使用）甚至自相矛盾之处，因而降低了其应用性和适用性；三是迄今积极推动基于ANT的社会翻译学理论建构的学者屈指可数，其中用力最勤的是加拿大学者Buzelin。
ANT在法语中一般称作“sociologie de la traduction”，直译成英语是“sociology of translation”，但此处的“translation”与“翻译”几乎没有关系。因此，吴莹等人（2008：221）将其译作“转译社会学”（“转译”指“转换”“转化”，兼有“翻译”之意）。在ANT的理论体系中，“translation”指“一个社会实体从某个行动者范畴转移到另一个范畴过程中发生的转换或转化（transformation）”，换言之，该理论旨在揭示“通常被认为是同质整体的范畴如何经过复杂的‘转化’过程，也即人类行动者或非人类行动者说其他行动者的‘语言’，以便把对方招募到自己的项目中”。“translation”这个概念传达的理论假设是“作为科技产物的人工制品（artefact）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转化，而不仅仅是被传播”。概而言之，“ANT旨在揭示某些行动者为招募其他行动者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采取的策略”。Buzelin 2013：189）。
Buzelin（2013：195）指出，如果“translation”不被狭义地理解为翻译这种语言转换活动，就可以考虑建立一门基于ANT的社会翻译学；在该分支领域，翻译（或转译）更多的是“用于分析社会世界和揭示社会世界的杂合性的一个解释性隐喻（explanatory metaphor），而不是需要进行实证研究的一种社会实践”。显然，这种研究不是聚焦于翻译活动或实践本身，而是把目光投射于整个社会世界及其运作机制。Buzelin（2013：189）还指出，如把视野缩小到翻译研究本身，“ANT也能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理论概念和方法论工具”。这种过程研究以行动者及其联结而成的行动者网络为关注的焦点，“试图凸显翻译生产过程涉及的复杂的交互活动，以及由此生成的翻译产品具有的超出现成范畴的杂合性，也即旨在揭示人工制品（包括译作）生产和传播涉及的翻译（或转化）过程”（Buzelin 2013：189-190）。
Buzelin试图构建的不仅仅是基于ANT的社会翻译学。她指出，目前应用于翻译研究的3种社会学理论“有着各自的世界观和研究重点，因而它们各有盲点，既相互抵触又相互充实”（Buzelin 2013：187）。因此，她主张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学理论有机地整合起来，形成一套更为全面、有效、强大的理论工具。早在2005年，Buzelin就把Bourdieu和Latour称作翻译研究中“始料不及的盟友”。她分析指出，在Bourdieu看来，要解释社会世界，只能通过分析行为人的社会实践及其在社会世界中的位置和在场域中的行动轨迹，Latour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则主张，必须分析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如机器、动物、文本、杂合物等）的互动，分析社会中流通的人工制品（包括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才能理解社会。Buzelin（2005）据此认为，ANT能弥补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之不足，尤长于分析人类行动者（作者、译者、出版商、评论家、读者等）和非人类行动者（文本、影视作品、技术、观念等）联结而成的网络的运作机制以及翻译生产和传播的过程。Buzelin（2007：142-143）进一步指出，“运用Bourdieu社会学理论的翻译研究者注重考察参与文化产品流通过程的行为人和机构，因而往往忽略了对文本处理过程（包括翻译、修改、校对等）的研究”，采用Latour的研究路径则有助于分析译本生产的过程，包括翻译选材、翻译模式等过程性行为。Buzelin的主张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R. Hekkanen（2009）认为，场域理论能有效地分析译者的翻译实践，ANT则更适合于分析翻译活动产生的结构性语境；A. Bogic（2010）指出，ANT的引入将使翻译研究者更加关注翻译生产过程，并重新界定翻译行为人，把各种行动者考虑进去。
目前基于ANT的社会翻译学相关研究尚不多见，主要有：Buzelin（2006）考察了加拿大蒙特利尔市3家独立出版社文学译作的生产过程；F. R. Jones（2009）考察了波斯尼亚当代诗歌英译项目中人类行动者与文本（即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交互；Kung（2009，2010）考察了现当代台湾小说在美国翻译和传播的过程；汪宝荣（2014a，2014b，2016，2017a）考察了葛浩文翻译的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在美国翻译、传播及接受的过程；汪宝荣（2017b）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尝试提出了一个用于考察中国文学译作在西方传播过程及路径的社会学分析模式。
四、结语
描述性社会翻译学、文化产品社会翻译学和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会翻译学构成了当前社会翻译学的3个分支领域，初步确立了本学科结构的基础。由于在理论基础上有重合之处，各分支学科框架的建构者们有着相似的翻译社会观，这3个领域有交叉之处，但在学科框架和研究重点上又有区别，各自独立。具体而言，三者均借重了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把翻译视为一种“社会实践”，因而都致力于如Holmes构想的那样去“描述译作在目标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功能”，注重研究翻译赖以发生的社会语境。除了研究趋向上的一致性，3个分支领域在具体研究领域上也有交叉，例如，均重视对译者及参与翻译和传播进程的其他行为者的研究，描述性社会翻译学和基于ANT的社会翻译学都注重翻译和传播过程研究， Wolf构想的“作为文化产品的译作社会学”与文化产品社会翻译学的研究重点——把译作置于跨国图书传播及国际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的宏观研究——有契合之处。与此同时，三者在借重应用的理论、学科框架和研究重点上又有明显的不同：文化产品社会翻译学主要倚重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以及几种系统论，着重研究国际文学文化交流场域的结构如何影响翻译图书的国际流动及其背后的权力不对等关系；基于ANT的社会翻译学主要运用Bourdieu和Latour等人的社会学理论，重点关注翻译活动涉及的场域、资本和惯习如何参与行动者网络的构建，从而完成翻译生产和传播的过程；描述性社会翻译学则同时倚重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和描述性翻译研究学派的经典理论，构建了以译作社会学、译者社会学和翻译过程社会学为主体的学科框架，尤其注重对译作的社会功能和译者主体性、能动性的研究。
经过20多年的长足发展，经过有关学者为构建本学科基础所做的努力，社会翻译学“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且每个分支都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因此，可以说社会翻译学的学科基础已经夯实，发展前景广阔。随着其他社会学理论和概念体系被陆续引入翻译研究，如M. Weber的社会行动理论（theory of social action）、A.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Buzelin 2013：196），新的社会翻译学分支领域很有可能被开辟出来，值得期待。但就目前而言，如何加强这3个分支领域及其研究主题之间的交流互动，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以进一步增强本学科的凝聚力，使之发展成一个相对独立、成熟的学科，将是需要应对的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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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原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9月15日出版），内容略有充实和更新。引用请从中国知网下载原文。
来源：公众号“翻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