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研究 || 历史的余音 ——石黑一雄小说的民族关注
20世纪80年代，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开始在英国文坛走红，似乎很少有作家像他这么幸运。1982年二十八岁的石黑一雄发表处女作《山影淡淡》(A Pale View of Hills)，即获得翌年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温尼弗雷德·霍尔比奖。1986年他的《浮世绘大师》(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获当年英国及爱尔兰图书协会颁发的最佳小说奖惠特布雷德奖，并进入英国及英联邦地区最大文学奖布克奖提名名单。1989年，《黄昏时分》(The Remains of theDay)这部以英国高级仆人的回忆为线索而展开，描述关于英国两次大战时期英国中上层社会生活的小说为石黑一雄捧回布克奖，并被拍成电影，享有“好本子，好电影”的赞誉。在这十年间，西方文学理论界也呈现出轰轰烈烈的景象。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流派纷呈，新的“主义”层出不穷。它们借助人文学科、甚至科学的研究成果，从各个方位向传统理论和观念挑战，对其实行全面的“颠覆”，从而使得文学理论体系一片沧桑景观。新主义之一种是新历史主义。与传统的认识相反，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不是“矢量的时间延伸，而是一个无穷的中断，逆转和重新命名的断片。”① 而“一切历史意识的`切片' 都是当代阐释的结果” 。②作为文学研究的成果，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学研究“所恢复的历史维度不再是线性发展的、连续性的，……而是通过历史碎片寻找历史寓言和文化象征”。③ 石黑一雄的创作实践是否受了新历史主义的影响，将新历史主义的精神引入文学创作，我们不得而知。相当一部分作家否认其创作过程受着某种理论的指导，或与某种理论有任何关联。但是，有趣的是，石黑一雄的主要作品似乎是新历史主义上述见解的印证。
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1954 年生于日本长崎，6 岁随父母迁居英国，先后在英国肯
特大学和东英吉利大学深造。1980 年从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和作家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教授(Malcolm Bradbury)的文学创作班上获硕士学位。到目前为止共发表四部长篇小说，两部电视剧。他的小说已被译成十四种语言。
①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第158 页。
②同上，第158 页。
③同上，第161 页。
石黑一雄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历史色彩，他的小说《山影淡淡》和《浮世绘大师》是从西方化日本人的视角对现代日本的审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处在二战经历的历史重压之下。《黄昏时分》描写的虽然是英国场景中的英国人物，但是正如日本青年小说家领袖村上春树所说，这部作品“在主体精神、品味和色彩方面，颇似日本小说”。就其深层意义来看，《黄昏时分》仍不失为对日本历史悲剧的一种审视，英国场景和人物的设置不过使得这种审视更具客观性了。
石黑一雄小说的叙述模式与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是非线性发展的断片”的观点不谋而合。石黑一雄在《山影淡淡》之中借主人公之口说道：“我明白记忆是靠不住的。它常常被笼罩记忆中的事情的氛围所左右。”虽然如此，石黑一雄的长篇小说的叙事结构却是搭建在零散的、深沉而缓慢的回忆之上的。帕特里克·帕林德将《浮世绘大师》的内容描绘为“ 一位退休老画家飘忽不定的(rambling)回忆” 。①《浮世绘大师》的现时时间是1948年10月到1950年6月，事件是主人公二女儿的婚事。在二女儿婚事屡遭失败的现时概述中，作者利用“回忆”的技巧，巧妙地将故事摆渡到战前与战争期间的日本社会，通过与战前大女儿婚事一谈即成的比较，映射出战后日本大众对待二战的态度。“回忆”还将主人公大野的艺术追求从时间深处提到表面，将大野与同时期的画家们置放在艺术道德的坐标系上，通过比较他们不同的艺术态度，反照主人公的形象。《黄昏时分》运用了同样的艺术手法。顺时的叙述只是交待事情的现状，表现主人公外在世界的活动。逆时的回忆才是小说的主干，展示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变化波澜。现时辅助过去，衬托过去。即使是石黑一雄的短篇小说，也穿插着性质相同的闪回。应当说，通篇使用这种暗合新历史主义思想的创作技巧是一种冒险。读者能否将小说中看似彼此无关联的记忆碎片拼接成一幅历史原貌图，小说能否一直保持新鲜的可读性，筹码全部押在作者的艺术功底上。而80 年代石黑一雄的小说屡次获奖，虽然不能完全说明他的艺术造诣，至少说明了他在运用零散回忆的手法编织故事方面的确技艺娴熟。在赞美《山影淡淡》的艺术造诣时，弗兰西斯·金抓住了石黑一雄的历史述写特征：“过去和现在、日本和英国由一个微光闪烁、几乎察觉不到的意象网络拢到了一起，而这些意象之间又有既纤弱又强劲的细丝相连。”②历史是民族的，记忆是个人的。民族的历史就是个人记忆的集合。
其次，石黑一雄借其主要作品似乎意在诠释日本在二战中的历史悲剧。他在回忆的断片之上架起了当代阐释的凸镜。透过这一凸镜，人们看到的是日本文化的基因，亦即以武士道为典型的仆人文化基因。
① Patrick Parrinder, “Manly Scow ls”，London Review of Books，Vol.8，No.2，February，6，p .16 .
② Francis King，“ Shimmering”，The Spectator，Vol.248，No .8016，February 27，1982，p .24 .
显然，在石黑一雄的小说里弥漫着这样一种观点：小人物也是历史的创造者。这里涉及到一个历史观的问题———谁创造了历史，是“英雄” ，还是辅佐英雄的小人物? 在这个层面上，石黑一雄的小说人物“解构” 了传统的历史观念。这些小说的主要人物无论是服务于主人的主管仆人，造诣很深的画家，或者普普通通的、身为商行老板的父亲，都是些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小人物。他们认为小人物虽不能像大人物那样运筹帷幄，指点江山，但实实在在帮助书写了那一段特定的历史———尽管在石黑一雄小说里都是些不光彩的历史。石黑一雄的小说人物往往认为，地位特殊的小人物只要一味遵循“效忠主人”、“恪尽职守” 的行为准则行事，实际上也是在参与创造历史。
小人物的历史责任感是石黑一雄小说架构的一个重要支点。支点的一侧承担的是小人物对自己在二战中的行为或自己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反思;支点的另一侧承担的则是作者对日本历史悲剧的道德文化成因的理解。在他的小说表层，“效忠精神”、“鞠躬尽瘁”的思想将其小说中的小人物主人公提升到几近完美、高尚的精神境界，形成其小说人物的道德脊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效忠的精神最后证明全部奉献给了一个丑恶的事业。这一结果令人联想到从风格到内容大相径庭，结果却如出一辙的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米兰·昆德拉是这样概括其小说悲剧性结局的：“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人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① 能迷惑人的声音不止是乌托邦。在石黑一雄小说的世界里，这些声音是“ 皇道乐土” 、是“为了日本人民”(《浮世绘大师》)，是幼稚的空想主义的“为了民主和自由”(《黄昏时分》)。这些声音为人们构造了一座虚幻的、闪着辉晕的巅峰，变成一种植入“理想化一代” 人心中的“ 理想”。“理想”激发狂热，最终导致了殊途同归的结果——无论是昆德拉一心复仇的路德维克，还是石黑一雄恪守艺术完美主义的画家大野，抑或职业至上的仆人总管史蒂芬斯，他们从不同的路径最后走到同一个悲剧性的终点上。
这个悲剧性的终点是二战后日本文化的写照。日本人效忠天皇、为法西斯战争捐躯的行为是一种盲从，但是这种盲从是以深厚的日本道德文化观念为基础的。这便是小人物通过以仆从的身份与大主人同样可以参与创造历史的观念。这种仆从的历史责任意识在《黄昏时分》中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展现。
石黑一雄在写《黄昏时分》的时候是先写出对白与情节，后来才确定故事的场景与人物民族身份的。因此不能因为场景是英国、人物是英国人而切断这部小说与日本历史文化的联系。实际上，石黑一雄写作《黄昏时分》的特殊方式只是增强了他对日本历史悲剧审视的客观性。
《黄昏时分》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史蒂芬斯的老管家，“敬业精神”把他变成一个工作上完美无缺、无可挑剔的人。故事开篇，老管家正在准备生平头一次离开庄园的旅行，他大半辈子都无怨无悔地贡献给了达灵顿庄园，到约一百英里以外的英国西部去旅行在他看来竟像是一次“远征”。他小心翼翼地准备着这次远征，反反复复地斟酌新主人美国商人法第先生要求缩减的仆人名单，像久经沙场的将军一样老练。论工作，他知道如何在各类大型宴会、酒会、招待会上应酬八方贵宾，知道如何有条不紊地安排一班仆人各司其职;他熟谙各种岗位上仆人的具体工作，懂得各种用品的性能，细微到能够鉴赏各种刀叉银器品味的高低好坏。
①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智慧———认识米兰·昆德拉》，艾小明编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第130 页。
对于史蒂芬斯而言，工作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主要是敬业精神鞭策使然，而支撑敬业精神的是他孜孜以求的“尊严”。史蒂芬斯对于职业与抱负之间的关系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的能力有大小，对于一种特定的职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胜任的。拥有远大志向很容易，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能量，仆人就只能是仆人。国家、民族的命运、外交事务等远远超出仆人阶层、或更进一步说普通百姓所能理解与解决的能力范围。能量的大小决定了仆人的“依附”角色。那些能够理解和解决国家大事的主人们就像车毂，穷人和富人就像辐条环绕在他们的周围，撑托着车毂滚滚向前，创造前所未有的历史。因此仆人的抱负、仆人的尊严和仆人的伟大必然只能隐含在主人的显赫之中。即使主人最后以惨败的结局收场，那也不是忠心耿耿的仆人的错误。仆人是无可指责的。他的“尊严”定格在他的职业观，体现在他对主人的效忠和奉献之中。
然而，这种“尊严” 却是私欲在外在文化价值观念挤压下奔突的结果，在追求这种仆从“尊严”的过程中，私心和私欲越来越膨胀，不可避免地扭曲、挤压健康的人格，在史蒂芬斯这个无可挑剔的工作楷模身上，我们同时看到了冷漠无情、曲意奉迎和造作虚伪的非人性化倾向。
史蒂芬斯在对待个人感情上是冷漠的。他父亲病危之时恰逢达灵顿庄园召开非官方国际会议，他选择了继续面带微笑工作，而让老父亲在楼上孤独地死去;史蒂芬斯明知坎顿小姐爱着他，却冷冷地关着自己的感情大门，并且用敬业精神的话蒙骗自己——“为了爱情而不专心工作，那不值得。”直到最后见到即将抱孙子的坎顿时，他才痛悔失去的情缘，承认“我的心都快碎了”。对待主人，史蒂芬斯则是拍马奉承，曲意迎合。他能察言观色，忍受主人的客人们拿他当玩物的耻辱;他能不假思索地顺应主人的意图，先解雇犹太女仆，又做出怜悯惋惜的姿态。而对待失败的问题，史蒂芬斯则表现出相当圆滑的虚伪。
“尊严”是史蒂芬斯仆从精神的道德基石，但是由于这种“尊严”是以私欲为实质内核的，仆从精神便失去了以公正为标准的选择性，变成帮凶精神。史蒂芬斯忠心耿耿为之服务的达灵顿勋爵在二战之前为希特勒的使者的假象所蒙骗，战后被国人嗤之以鼻。这最终将史蒂芬斯置于尴尬境地。达灵顿死后，庄园易主，史蒂芬斯在几个场合否认他曾为达灵顿服务过。
安东尼·瑟瓦特称史蒂芬斯是“经典日本人物的英国版本”，①这不无道理。在史蒂芬斯身上，体现了日本人的历史经验：类似武士道精神的“ 效忠”、“尊严”使他成为罪人的仆从，接下来便是缓慢的意识过程：随着他离开达灵顿庄园渐渐西去的时候，他渐渐意识到自己的一生是自欺欺人的一生。这一主题是对日本历史片断进行当代阐释的结果。场景和人物的异国化是当代与往昔空间时间变异的体现。在石黑一雄的《山影淡淡》和《浮世绘大师》里，对二战历史进行当代阐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主题。
事实上，虽然石黑一雄1960 年就来到英国定居，虽然他立志创作适合世界各国读者的“国际化小说”，日本文化却是他意识深处的一座巍峨的冰山。出生地长崎的蘑菇云给他的心灵投下难以摆脱的阴影，日本曾面临的问题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艺术地表现在这些问题中的人生百态一直是他创作的中心。
其三，新历史主义“通过历史碎片寻找历史寓言和文化象征”的特征也存在于石黑一雄的小说中。就这一点，不妨先看看他的短篇小说《团圆饭》。
《团圆饭》的核心象征是父亲那幢宽大但却空空荡荡的房子，父亲则代表了老一代日本人。作者选取了日本战后初期的时段作为故事的背景，从根本上加强了故事核心象征的意义，为突出故事的主题打下稳固的基础。父亲的公司红红火火了十七年，在同外国人的竞争中倒闭了。父亲和与他同甘共苦的合伙人渡边很难接受残酷的失败现实，渡边毒死家人，然后毒死自己，以此实现他一生信仰的武士道精神。人们自然联想到日本的那段历史。在二战前与二战期间，日本人民被空前膨胀的军国主义思想所激动，以为征服亚洲就能够摆脱民族的贫困，到达幸福的彼岸。突然间日本人在中国战区遭到由苏联红军参与的歼灭战，在日本本土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这个“公司”终于在外国人的干预下倒闭了。
① Anthony Thwalte，“ In Service”，London Review of Books，Vol.11，No .10，May 18，1989 ，p .17 .
战后日本的状况正如父亲的大房子——虽然房间一个连着一个，“但房间里都空得让人吃惊。”战败的惨痛事实对日本人不啻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被打得晕头转向，失去了曾经有过的信念，迷失了未来的方向，对自身的现状也如坠入五里雾中。正好像处于灯坏了的房间之中，借着外面提供的光源，日本人才看到自己的房子里竟只剩下“光秃秃的墙壁和榻榻米” 。房子就是家业，就是一个家的灵魂之所在。它需要有人来延续，需要有人来为它充实财富，使之光大。公司倒闭，父亲感觉宛如身处被敌人击中的战舰。茫茫汪洋之中，他“只能在水里挣扎，等待救援”。他期待儿子留在日本，留在家中，继承家业在日本文化中原本就是儿子义不容辞的义务。但儿子却几番犹豫，直到故事结束，还在强调不知自己是该回到美国加州还是留在日本。于是父亲又寄希望于明年毕业的女儿。然而故事在全家人吃河豚的晚餐中结束，读者不禁要问：故事里的人物还会有明年吗?
战败给日本的经济和精神带来全面的创伤，突出表现在吃河豚事件上。人们清晰地知道，吃河豚致死的概率极高，但吃河豚为什么在日本战后初期时髦起来? 是因为经济严重衰退，买不起其他鱼? 是因为处于被狂热的军国主义鼓噪起来的盲目自大心态，一下子难以接受失败的现实? 抑或是人们因为面对战后日本的千疮百孔，悲观失望，感到毫无前途可言?也许其中混杂了所有这些因素。
曾经是公司支柱的父辈难以理解失败：十七年来蒸蒸日上的公司怎么会一下子就倒闭了? 同外国人做生意为什么得照他们的方法来? 面对困惑，老一辈日本人采用貌似光荣实为虚荣的方式对抗失败的屈辱：老渡边选择了用日本的传统方式保持往日的自尊——自杀;父亲则选择了无可奈何的休战——退休。尽管如此，父亲还是耿耿于怀，丝毫不考虑发动战争是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反而认定是因为他们当初选择的方式不对头，这反映在父亲对兵种的评论上。他认为当空军就不会像当水兵，在战舰被击中时只能束手待援。
然而战败彻底动摇了老一代人在年轻一代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先是怀疑进而蔑视父辈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我”不顾父母的反对一个人跑到美国，重返日本时，虽然在美国他只有几间空房子——没有精神的物质空壳，但是当父亲希望他留在日本时，他却含糊其辞。显然，在他的视野中，异国他乡的美国虽然不是理想国，但故乡日本于他却缺乏吸引力，缺乏凝聚力。妹妹菊子的情况也是如此。她对日本朋友依依不舍，然而也在美好的憧憬中盘算着到美国去，美国成了悖论的化身：它是年轻一代人心中陌生但却充满希望的地方。文化上的代沟更是助长了年轻人远离故土的决心。只要父亲在场，父辈与子辈的沟通就显得紧张———“我”和父亲的谈话夹杂着大段大段的沉默;妹妹回答父亲的问话，又短又拘谨，处处小心翼翼。紧张的气氛强烈透射出故事的反讽效果：在父亲的大房子里难以找到宽松和谐的天伦之乐，然而父亲却在这种氛围中指望(甚至近乎乞求)后代愿意继续留在这个家里。
如果说作者对父子代沟的描写是对日本文化一个侧面的批判，那么他对鬼故事的叙述就是对这个文化另一个侧面的批判。代表着日本文化的母亲，在“我”幼年时，也许是不经心，随口编出鬼故事，却在孩子心理上种下了恐惧的意识。这种恐惧的意识与日俱增，以至重返日本同家人吃团圆饭时，在暗淡的灯光下，“我”竟被这恐惧的意识所驱使，将母亲认作鬼。作者的批判口吻不言而喻：对本民族文化都模糊不清甚至产生恐惧感的人，怎么会愿意留下来发扬光大这个文化? 而此时的父亲一如既往，不追究其中原因，只顾斥责儿子，“连自己的母亲都认不得了吗?”
作者对日本文化的批判态度泾渭分明。父亲拒绝深究事物的根本原因，不假思索地固守诸如父子等级的文化传统;母亲不负责任地将鬼意识输进孩子心中，为了面子去吃明知危险的河豚等等，所有这些文化中的积弊才是日本“公司”终于倒闭的原因。那么大房子里的家能够重新振兴吗? 作者匠心独具地埋下几处伏笔。首先作者认为指路明灯是恢复元气的关键。大房子的灯部分地坏了，它需要光芒四射的灯帮助房子的主人重新认识大房子里的文化，光线不足的灯非但不能奏效，还会给人造成错觉，并因此产生可怕的感觉。其次，作者在严肃的态度中透着乐观，这从几个隐喻当中可以看出。父亲将“我”从机场接回家时，“秋季里晴朗的一天快要结束了。”对于一天而言，夜即将来临;对于四季而言，冬即将到来。这些意象使人想到“黎明前的黑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乐观主义预言。但是对大房子里的主人公们，这乐观主义附加了一个残酷的条件：河豚是否收拾干净了，只有等到吃后才见分晓。这个条件暗含了对传统日本文化输不起的心理的深刻怀疑;父亲不会携全家人走老渡边的路吧? 由此作者凝重的乐观在似是而非的朦胧当中浮雕般凸现在大房子前面——
熬过今夜，就是明天。
1995 年，搁笔多年后的石黑一雄发表了第四部小说《无法安慰的人们》(The Unconsoled)。小说继续着石黑一雄一贯的主题，认为人的能力不同，因而各种职业对人的需求不同。旅馆老男仆格拉维斯像史蒂芬斯一样说，不要以为穿上一身制服，就可以当侍应生;主人公赖德也像史蒂芬斯一样，是个敬业的模范，通过努力成了欧洲一流钢琴家。在创作风格上，这部小说也保持了石黑一雄一贯的特点，长于挖掘人物内心的活动，除人物的几次旅行之外，很少诉诸动作描写。只是这一次冗长的回忆被潜意识活动的变体梦境所替代;细腻的细节描写使得作品节奏缓慢。
他在一次采访中解释说，他这样写这本小说，就是要设法使它不能被改编成电影。然而这样一来，阅读这部小说的读者结果成了“无法安慰的人们”，评论界对这部小说毁誉参半。激怒一般读者的主要原因是，作者变换了创作手法，从现实主义跃向超现实主义，带有凝重的寓言色彩：钢琴大师赖德应邀来到欧洲一座城市演出。到达之后，他发现自己患上遗忘症，抑或是生活在梦境里。城里的人仿佛是他童年时见过的人，但又模棱两可。他不认识那些人，而那些人对他的身世却了如指掌。全城人不仅期待着他的演出，更主要的是期待着他能够帮助振兴这座城市。他们相信音乐能够净化灵魂，拯救已然堕落至极的当今世界。他们认定欧洲一流音乐大师赖德是带领他们走向光明的精神领袖。然而当赖德应邀参加宴会时，竟发现自己穿着裤头背心，顿感羞愧难当;当人们虔诚地向他请教科学道理时，他提供的答案不过是陈词滥调，这让失去偶像已久的全城人大失所望，漫漫长夜中他们跌跌撞撞而见不到光明，成了“无法安慰的”一群。小说怪异、离奇、混乱的特点令人想起卡夫卡的作品。小说中的梦幻气氛带有心理疗法的色彩，尤其是最后一章中赖德与其演出经纪人的对话宛如精神病患者与心理医生的谈话。也许在这部小说里，石黑一雄开始摸索根治日本历史悲剧病灶的途径。
石黑一雄曾声称立志创作“国际化小说”，即各国读者不必拥有专门的文化知识就能够欣赏的小说。这是一种很具“全球化”、很新颖的创作观点，但他之所以刻意追求这个目标也许恰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难以终了对日本历史与命运的关注。
作者简介：
唐岫敏，文学博士，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现代传记研究》翻译部主任，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西方传记；英美文学。著有《斯特拉奇与“新传记”》（获2012年江苏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英国传记发展史》（合著。入选《中华读书报》2012年“图书100佳”；获2014年江苏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英国传记文学史》（项目编号：07BWW013）；主持上海外国语大学重大科研课题《英国文学史研究》子课题《英国文学发展史》（2012年结项）；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整理与研究》（参与）。